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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ﾠ阿育王线描图（引自《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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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太清五年九月造阿育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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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阿育王像虽在史书中频频出现，造像在中国却极为罕见，仅龙门石窟唐子洞、简惠洞，敦煌莫高窟323窟、永靖炳灵寺169窟中偶有发现，考古发掘的阿育王像迄今只在成都出土。自晋代以来，在中国大地上时常出现、每每以奇异光芒提醒世人的阿育王像，常被视为祥瑞之兆；而一千多年后，他们却在西蜀大地频频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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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之外的阿育王造像多见于西北、中原地区，而阿育王身着的通肩袈裟，以及脸上的两撮小胡子，确实也是西北早期佛像流行的做法。这并不意外，就地理位置而言，成都比长江中下游地区更接近佛教东传的必经之地——西域与西北，交通也更便利，更直接。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的一条分支，河南道更是将成都与西北紧密相连。它的起点是益州（成都），经川北通过茂县、松潘至甘南的临潭，青海的同仁、贵德，抵达青海的伏俟城后再与丝绸之路主道汇合。万佛寺造像中呈现出西北风格，可能与河南道渊源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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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建康的秀骨清像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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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成都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又决定了它与江南地区的联系，尤其是公元413年东晋大将刘裕在称帝前派部将夺取成都后，直到553年西魏袭取成都，一百多年间，成都一直归属南朝。南朝老庄玄学盛行，名士往往以自然秀美为高，欣赏潇洒自由、清奇飘逸之风，这种风气也影响了造像艺术，促成了佛教审美的新风尚。万佛寺的另一些造像，正是这种风气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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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凿于梁中大通元年的释迦牟尼佛，也称“鄱阳王世子造像”，就是成都归属南朝的见证。此像高约2米，赤脚站立于方形座上，佛头、双手皆已不存，背后有一通铭文：“中大通元年太岁己酉……景光（太）景焕世子侍从鄱阳世子西止于安浦寺敬造释迦像……”中大通是梁武帝萧衍的第四个年号，中大通元年为5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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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迦牟尼佛像多为大型圆雕，似真人大小，也称为“等身像”，工程浩大，造价自然不菲，普通善男信女恐怕难以承受，一些精巧的小龛无疑是更为实惠的选择。别看佛龛不大，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就拿梁中大同三年（537）比丘法爱为亡兄造的佛龛来说，残高44厘米、宽37厘米、厚15.5厘米，在这样一个狭窄的空间中，工匠却雕凿出了观音、四比丘、四菩萨、二明王、二狮及狮奴、二象及象奴，最下面排列着八个伎乐，背屏上还浮雕着飞天与佛传故事，象征着寺庙的殿堂背景，如此一来，小小的佛龛便构成了完整的佛国胜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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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造像一般面容清秀，秀眉轩昂，杏眼修长，嘴唇微翘，一副病弱清瘦的模样，即所谓“秀骨清像”。魏晋南北朝老庄玄学盛行，名士往往以自然秀美为高，欣赏一种潇洒自由、清奇飘逸之风，“秀骨清像”正是对尚玄学、重清谈的六朝士大夫的形象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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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南朝太清二年背屏式小龛，佛龛虽小，佛、弟子、菩萨、天王、伎乐济济一堂（线描图引自《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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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背屏小龛，在这样一个狭窄的空间中，工匠却雕凿出了佛祖、比丘、菩萨、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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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万佛寺南朝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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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南朝佛头面容清秀，秀眉轩昂，杏眼修长，嘴唇微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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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褒衣博带”式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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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能体现南朝造像特色的，是万佛寺石刻馆馆藏的另一件珍品——1921年在茂县出土的南齐永明造像碑。1921年，茂县外较场坝中寨村，羌民在地里挖出一块古碑，当地人把这里叫“衙门口”，传说明清年间曾是当地土司衙门。造像碑出土后，羌民抬入较场坝江渎庙中供奉，1929年，四川松理茂懋汶屯殖督办又将碑移入汶山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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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四川军阀李家铨的参谋黄希成在茂县县城看到古碑，打起了歪主意，他指使几个兵丁夜间将古碑盗走，砸成数块，将其中造像较多的四块运至成都，准备运往上海转卖到国外。成都新新新闻报馆披露这一丑闻，立即在成都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最后由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出面交涉，四川省政府才将古碑截留，归送民众教育馆，后由四川博物院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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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通四面皆有造像与题记的造像碑，正面龛高120厘米、宽60厘米，龛中有一弥勒坐佛，座下有一壶门，里面“比丘法周”“比丘法爱”等题记犹存；背面长方形龛高123厘米、宽53厘米，龛中有一站立的无量寿佛（即阿弥陀佛）；右侧雕有比丘、菩萨造像，以及一侧题记：“齐永明元年岁次癸亥七月十五日，西凉曹比丘释玄嵩，为帝主臣王累世师长父母兄弟六亲眷属及一切众生，敬造无量寿、当来弥勒成佛二世尊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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