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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泸县博物馆馆藏武士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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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时看《水浒》，不少章节犹历历在目。第十三回《急先锋东郭争功青面兽北京斗武》，索超与杨志在京师比武，索超“头戴一顶熟钢狮子盔，脑后斗大来一颗红缨，身披一副铁叶攒成铠甲，腰系一条镀金兽面束带，前后两面青铜护心镜；上笼着一领绯红团花袍，上面垂两条绿绒缕颔带；手里横着一柄金蘸斧”。陈鼎墓右侧武士，戴的是虎头形头盔，身披铠甲，腰上束带，胸口罩圆形护心镜，外罩长袍，手上握的恰好也是大斧，与索超装扮颇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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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回《宋江兵打北京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小说这样描写霹雳火秦明的装扮：“连环锁甲兽吞肩”“凤翅明盔耀日”。所谓“兽吞肩”，指的是肩甲为兽形，“凤翅明盔”则是两侧带有凤翅形护耳的头盔，陈鼎墓左侧武士的头盔、铠甲，也是这个造型。第五十五回《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病尉迟孙立大战双鞭呼延灼，孙立“交角铁幞头，大红罗抹额”，牛滩镇宋墓出土的两件男武士，戴的就是这种交角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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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泸县出土、征集石刻武士已有百余块，矮的不到1米，高的逾2米，武士大多为男性，位于墓门左右两侧门柱上，镇守墓室。根据造型，可分为戴兜鍪、戴冠、戴幞头三种类型，又以戴兜鍪最为常见，这也是宋朝典型的武士形象。值得一提的是，《水浒》虽是北宋故事，北宋、南宋的武将装备其实并无太大区别，也就是说，这些栩栩如生的武士，从某种程度而言就是梁山好汉的再现，如同一部雕刻在石头上的《水浒》。（图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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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的兵器以斧、剑、弓箭、骨朵为主。宋代兵书《武经总要》记载，骨朵本名胍肫，分蒺藜骨朵和蒜头骨朵两种，因与带刺的蒺藜和多瓣蒜头相似，因而得名。《宋史》载，“崇政殿衹应亲从四指挥共二百五十二人，皆擎骨朵，充禁卫”。辽金时期的骨朵是宫中禁军常用兵器，金朝皇室出行，近侍持骨朵仪仗护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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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戴兜鍪的武士像，泸州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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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石刻上，武士肩上背着龙头形器物，内有弓箭数支，箭镞朝上，而通常弓箭手的箭镞都是朝下的，这样随时抽出来就能射击。科技史显示，南宋已经出现一种叫“赣筒”的火器，即“突火枪”前身，靠火药燃烧产生动力，将筒内多支箭射出来，比弓箭更具杀伤力，准确性也更高。但由于缺乏图片与实物资料，火器的模样一直成谜，武士背的龙头形器物，或许就是史书中的“赣筒”。如果这个推测不假，这位武士，堪称中国最早的“火箭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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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入宋人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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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龙镇宋墓群，则展示着宋人的建筑之美。青龙镇金宝村一个叫“菩桥”的小山包，葱郁的竹林中隐藏几座石室墓，一、二号墓为合葬墓，三号墓墓主是位女子，几十年前，一个农民挨着封土堆修了两间平房，三号墓墓主夫君的墓室，至今还隐藏在农家小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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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狭窄的墓门，走进青龙镇一号宋墓，恍若误入宋人宅第。墓室为石砌仿木结构，雕出廊柱、斗拱、阑额、雀替等仿木构件，并在墓顶营造藻井。左右侧龛各雕有两扇微微开启的门，左边的女子头梳双髻，笑意盈盈，身着窄袖背子，手持托盘；右边的妇人似乎上了年纪，身体略有点发福，手捧圆盒。后龛也是类似雕刻，如此一来，阴森的墓室便如同墓主生前居住的宅第一般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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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半掩门雕刻，被形象地称为“妇人启门”，早在汉代画像棺上就已出现，辽、金、宋时期更是墓葬中经久不衰的题材。不同的是，在中原与北方，“妇人启门”往往出现在正对墓道的龛壁上，暗示假门之后，尚有庭院或房屋，借此说明主人家业兴旺，殷实富有。青龙镇一号墓三壁皆为“妇人启门”，既起到装饰效果，又暗示墓室左、右、后壁背后都有无尽的空间，大有“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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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发掘的深入，墓室修建方法也渐渐水落石出。墓主生前便挑选一块风水宝地，这往往是家族墓地；工匠在岩石中开凿墓穴，在墓地四周铺设规则的石板，尔后安置梁柱，在其上架设过梁、横梁，将墓室分隔成门柱、侧龛、后龛、藻井等空间，接着加盖人字形屋顶，雕刻斗拱。中国的宋代建筑如今早已是凤毛麟角，宋墓以精确的比例与构造再现了宋朝建筑的样式，留下了逼真的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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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营造这样一座石室墓，工程量究竟如何？ 1980年6月，四川荣昌县（今重庆荣昌区）发现过一座宋墓，规模与泸县宋墓相当。墓志记载，淳熙十二年（1185）三月到十月，八个工匠整整修了八个月才完工，泸县宋墓大多成双成对，工程量或许更为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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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两宋时期的墓葬以砖室墓最为常见，1951年，考古学先驱宿白在河南禹州市发掘的白沙宋墓就是其典型代表，墓室四壁、甬道有彩色砖雕壁画，展示墓主生前生活。而在四川，石室墓却大量流行，迄今在四川广元、荣昌、资中、彭山、井研、华蓥及重庆等地已屡有发现，几乎遍布四川盆地。石室墓大多成双成对，几乎全是夫妻合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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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泸县，宋墓往往散落在荒野、农田中，方洞镇新联村村民刘地贵的包产地里有几座宋墓，其中一座墓口业已暴露，我扒开泥土，一张泥泞的脸露出来，这是位面容清秀的宋代女子，她头挽高髻，柳眉杏眼，背后隐约能看到一扇门——“妇人启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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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地贵在地里劳作，锄头经常“蹦”的一声碰在大石头上，不用说，地下就是宋墓了。自打儿时起，他就和玩伴趴在墓门口，想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宝物；20岁那年，他在这里迎娶了他的新娘，他也取代年迈的父亲，成为这块包产地的主人；如今，他的两个女儿早已嫁人，小孙子又在宋墓旁迈开稚嫩的脚步。千百年来，新联村的村民就这样演绎着生命与死亡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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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后，我再次来到新联村，地里插上了秧苗，那个美丽的宋代少女，又淹没在水田里。像新联村这样的宋墓群，泸县不知道还有多少，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泸县发现宋墓群160多处，仅暴露在外的就有500余座，地下的宋墓，数目更为恢宏。迄今为止，宋代石室墓在四川其他地方只是零星出土，而在泸县却集中得惊人，有人开玩笑说，整个泸县，就建在一个规模巨大的宋墓博物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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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泸县这样一个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的小县城，为何会有如此多的宋墓分布？这或许与其地理位置有关，宋代的泸县称泸川县，扼守长江、沱江咽喉，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港口。四川的米要运到云南，云南的铜要运到中原，都得经过这里。那时的泸县，铜船、盐船停靠在码头，商船云集，百舸争流；酿酒业极为兴盛，酒税已占本地商业税收的三分之二。商贾、官绅往来云集，大量石室墓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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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已发现的墓志来看，泸县宋墓墓主以低级官吏、乡绅商贾为主。喻寺镇一号墓的主人，便是位乐善好施的乡绅。一号墓棺台与后壁间有墓志一通，墓主古骥的生平，在一行行楷书中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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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氏家族来自陕西扶风一带的古豳国，后迁徙到西蜀怀安军。父亲古亶于政和八年（1118）得中进士，出任岳池县令，却不幸早逝。古骥由祖父承事公抚养成人，承事公去世后，古骥服丧三年，因母亲白氏是泸川县人，遂与白氏一同返回故里，舅以女妻之。古骥从此在泸川定居，事母至孝，友爱乡邻，族人有所乞请，也是尽力满足。绍兴三十二年（1162），母亲白氏已驾鹤仙去，葬于井三里，乾道八年（1172）八月二日，48岁的古骥英年早逝，结束了自己孤独的一生，安葬在白氏墓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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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县牛滩镇施大坡二号墓墓主张悦，也在墓室留下一通《张氏族谱》，他的儿子张酉孙因在军中收纳溃兵，筹措粮饷，被授予将仕郎一职。南宋于迪功郎下增置通仕、登仕、将仕三郎，是宋朝最低的文官等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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