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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宋将贺靖收复成都，在城中收敛140余万具尸骨，城外更是无法计数。同年，彭州城破，董姓也是命运多舛，在蒙古铁骑下成为冤魂（也有说法认为董姓埋下金银器后，匆匆踏上流亡之路，只是因故未能返回故土取走这批庞大的宝藏）。那些精美的金银器在地下沉睡了约八百年，直到1993年才再次为世人所知，只是打开窖藏的，早已不是当年的董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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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1月5日，彭州天彭镇西大街建筑工地上，天色已晚，有工人在挖好的地基里看到一块石板，遂唤来同伴，想将石板撬回家砌猪圈。没想到，石板刚刚撬起，工人发现底下有个大坑，坑中堆满了黑乎乎的物件，掏出来一看，原来全是金银器！西大街挖到金银的消息不胫而走，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将大石板挪开，满满一坑金银器出现在眼前——董宅的珍宝，终于重见天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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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上，像西大街这样因为战乱、灾难，古人特意藏匿财宝、器物的遗址，也称“窖藏”。经过清理，西大街窖藏共出土了350余件金银器，可辨认形状的343件，其中金器27件，银器316件，这也是中国迄今发现最大的宋代金银器窖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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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余件金银器，刻有铭文的有250余件，其中“董”“董宅”“陇西郡董宅”反复出现，这也成为判断金银器主人的关键证据。董姓最早居住在陇西郡（今甘肃兰州），后迁徙入蜀，来到彭州定居。部分金银器上也能零星地看到“齐”“东海郡逝娘置”“史氏妆奁”铭文，它们可能原非董宅所有，而是通过送礼、随嫁的方式来到了董宅。其中一件深腹素面杯上同时刻有“董”与“东海郡逝娘”铭文，东海郡即今江苏省东海县，不知这位逝娘，是否嫁到了董家，那套银杯便是娘家为她置办的嫁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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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如意云头纹梅瓶，底部刻有“董宅”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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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金菊花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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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酒不成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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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菊花金碗是宋代最常见的金银器之一，器底做花蕊状，器壁做花瓣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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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大街窖藏发掘完成后，其中115件金银器被评为一级文物，这也使得彭州博物馆成为中国区县博物馆的翘楚，有的博物馆总共才一两件一级文物，哪有彭州博物馆这么阔绰？彭州博物馆是个仿古的院子，亭台轩榭，清雅幽静，信步其中，仿佛走进了当年董家的宅子，他们奢华精致的生活，犹在日复一日地上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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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器以酒具数目最多，金菊花盏、金瓜盏、银酒托、龟游莲叶杯、银注子、银梅瓶……金菊花盏高4厘米，口径10.4厘米，重124克，小巧玲珑，工艺精湛，碗壁似层层菊瓣，碗底似花心。（图14-2）金菊花盏的灵感，可能来自故宫藏南宋册页《丛菊飞蝶图》，此画为南宋朱绍宗所作，丛菊盛开，蝴蝶飞舞。宋人金银器常常以诗词与画作为本，形成独特的简约、雅致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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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菊花盏圈足有“绍熙改元舜字号”字样，绍熙为宋光宗年号，改元当在1190年，这也成为判定西大街窖藏年代的重要依据——既然出现绍熙年号，说明窖藏的年代当在此之后，结合蒙古入侵的历史事件，因此将西大街窖藏确定在端平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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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金瓜盏，宋代的金瓜盏可能多用作劝杯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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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瓜盏高3.6厘米，口径6.8—10厘米，顶部鼓起的瓜脐，尾部的瓜蒂，由萼、藤、蔓扭成器柄，如同半块切开的瓜。（图14-4、5）宋人饮酒，宾客各有一酒盏，为了助兴，酒桌上还得有劝酒与玩赏的劝杯，金瓜盏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水浒传》第二十四回“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武松要出远门，对武大郎的境遇很是担心，于是安排了个家宴，“酒至五巡，武松讨副劝杯，叫士兵筛了一杯酒”，可见像武大郎这样的普通家庭，也是要常备劝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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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游莲叶杯在西大街窖藏发现了十件，此杯特别之处在于杯底錾刻二十六曲荷叶一张，荷叶上趴了只小乌龟，可以想象，倘若倒上美酒，银杯便有水波荡漾的美感，而乌龟也似在水中潜游。《史记·龟策列传》有载：“龟千岁乃游于莲叶之上，蓍百茎共一根，又其所生，兽无虎狼，草无毒螯，江旁家人常蓄龟饮食之，以为能导引致气，有益于助衰养老。”宋人诗词中常常写到龟游莲叶杯，比如南宋诗人、金石学家洪适的这首《生查子》：“碧涧有神龟，千岁游莲叶。七十古来稀，寿母杯频接。”洪适参加姚母寿宴，席间即以龟游莲叶杯酌酒，此杯似多用于宋人祝寿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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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金瓜盏纹饰线描图（引自《彭州文物撷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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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菊花盏、金瓜盏、龟游莲叶杯均为饮酒之器，宋人的酒席，还需有注子、梅瓶等温酒之器。注子由执壶与温碗组成，西大街窖藏共发现9套，又以这件凤鸟纹银注子最为奢华，执壶壶身满饰凤鸟、折枝牡丹、缠枝花纹，壶盖上的凤鸟头有着鹰一样的勾喙，连眼珠、睫毛皆清晰可见，头冠上扬，长长的羽毛似在迎风飘扬，与之配套的温碗同样装饰凤鸟、牡丹、缠枝花纹。（图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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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象钮莲盖银注子则更为古朴，执壶壶盖之上立有银象，壶身錾刻卷草纹、三角形蝉纹、兽头纹，这些纹饰多见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图14-8、9）宋代仿古之风盛行，1996年3月，那户官宦人家的青铜器也在一次基建工程中露面，古色古香的铜琮、铜尊、铜甑重见天日，可见宋人的好古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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