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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6年，蒙军攻破临安城，太皇太后捧着玉玺投降；1279年，崖山海战之后，陆秀夫背着赵昺投海自尽；同年，钓鱼城十万军士降元，忽必烈不得不违背蒙哥遗诏，下诏保全城中百姓安全，十万余军民以体面的方式告别了他们曾经为之鏖战了数十载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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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人意料的是，就算得知朱禩孙已叛，得知南宋已亡，得知钓鱼城已降，凌霄城中的南宋将士，仍以一介孤城抵抗元军，直至1288年与长宁军同亡。在很多学者看来，钓鱼城的湮没意味着山城防御体系的崩塌与四川战场的沦陷，现在看来，这并不客观，凌霄城或许才是山城体系的终点，将宋朝血脉悲壮地延续了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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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236年蒙军入蜀，到1288年凌霄城被攻破，历史的车轮驶过了半个多世纪。被誉为“上帝之鞭”的蒙古铁骑是13世纪最恐怖的军事力量，史料显示，蒙军仅用了五年，便征服了中亚的喀喇汗国和花剌子模国；用了八年，征服波斯和幼发拉底河以北地区，建立伊尔汗国，西夏、金朝也在蒙古铁骑面前纷纷亡国，而历来给人留下孱弱印象的南宋却抗击蒙军超过了半个世纪，不得不说这是世界战争史的奇迹。南宋与蒙古之战，以四川战场持续最久，也最为惨烈，面对着虎狼之师，这些山城并不落于下风，却无法挽救南宋走向灭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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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而言，四川盆地的方山城堡，赢得了战争，只是输给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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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 [:1705475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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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 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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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平武县报恩寺，始建于明正统五年（1440），是中国现存结构最完整的明代寺院，也是唯一一座纯楠木营造的寺院。隐于西南一隅的报恩寺，堪称中国建筑史的匠心独运，而层出不穷的谋逆传说，又使得它笼罩着层层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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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玺家族墓出土金耳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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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 [:1705475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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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 报恩古寺 皇宫、寺院与家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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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时间 \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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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土官不为例，准他这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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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正统三年（1438）秋日，一支衣着艳丽的番人队伍，缓缓走出龙州城（今平武县）城门，踏上了前往京师的漫漫征途。人群中有位眉清目秀、气宇轩昂的男子，他叫王玺，龙州宣抚司佥事，此次赴京，王玺领着下辖的番人首领例行朝拜、进贡，倘若运气够好，他们还能留在京师过春节，赏花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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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州地处藏彝走廊东缘，龙门山脉的余脉箭楼山与发源于雪宝顶的涪江之间形成一个坝子，城池就坐落在坝子里，四周高山环绕，自古便是多部族融合之地，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在明朝，龙州设有东迎晖、南清平、西通远、北拱宸四座城门，东、西两座城门上，分别建有迎恩楼与镇羌楼，从这两个名字就不难看出，招安与战争，一直在这片土地上交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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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州城里的百姓，对这位宣抚司佥事并不陌生，龙州城里有三大土司，宣抚司宣抚使薛忠义、宣抚副使李爵与佥事王玺，又以这位王土司最能征善战。自宣德三年（1428）接任土司之位以来，王玺就展现了出色的军事才能，宣德八年（1433），松潘、茂县、叠溪等地部族叛乱，薛怀忠率领一千多名士兵，前往木瓜坪配合明军作战，“悬岩履险，攀木附藤，渴饮马溺，革山开炮”，王玺随军出征，身率士卒直捣黄龙，最终剿灭叛乱。这场战役之后，三大土司均因战功得到嘉奖，王玺则从从七品的州通判，升为正六品宣抚司佥事、昭信校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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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朝贡的队伍来到了京师。正统三年是明英宗朱祁镇在位的第三个年头，这位九岁登基的小皇帝，依例接见了各地前来觐见的土司。此次进京，王玺尚有一事未了，龙州城中的观音院规模狭小，年久失修，州中有部明太祖御赐的《大藏经》无处安放，王玺准备上奏朝廷，在龙州新修一座寺院。早在宣德年间，薛土司就上奏朝廷，在龙州城里修了座佑圣宫，作为家庙，王玺此举，看来也有与薛家一争上下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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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对于民间新修寺院，一向颇为谨慎，除非皇帝亲自颁发圣旨，借此强调儒学独尊地位。按照惯例，王玺的奏折先上呈到僧正司，再由僧正司转呈朝堂，此时明英宗尚幼，朝廷大事皆依赖司礼太监王振决断，而王振又一向佞佛。可以想象，在王玺奏请修建寺院的过程中，王振或许起到了关键作用。有意思的是，几年后，王振也在京师创立了一座家庙——报恩智化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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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正统四年（1439），明英宗的圣旨从京师送到了龙州城，圣旨只有寥寥数语：既是土官不为例，准他这遭。《明实录》中，“既是土官”这四个字时有出现，对于镇守边疆的土司，明朝一向给予优待，更何况王玺将寺院命名为“报恩寺”，既为皇帝祝延圣寿，也将朝廷的恩泽如同雨水一样洒在王国的边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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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完整的明代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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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多年后，龙州已更名为平武，巍峨的迎恩楼与镇羌楼也早已消失，唯有报恩寺尚矗立在城中。还未走近，远远就能看到天王殿古朴的歇山顶，如同古老的青铜钺一般，上翘的戗脊上，马、羊、兔等脊兽落寞地站着，中国人也称它们“五脊六兽”，比喻百无聊赖之人。微风吹过檐下的风铃，空灵的铃声回荡在古城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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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恩寺地处平武县城东北，背依箭楼山，坐西向东，东西长278米，南北宽100米，总面积约27800平方米，建筑面积3518平方米，由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万佛阁在中轴线上层层递进，两侧辅以大悲殿、华严殿以及对称的碑亭。在明代，报恩寺的规模更为恢宏，寺中镌刻于明正统十一年（1446）的《敕修大报恩寺碑铭》，即记载了寺院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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