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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虽未直捣黄龙,倒也攻城略地无数,入蜀以来更是一路攻破大宁、大昌、开县、昭化、剑州、梓潼、江油、盐亭、新都、郫县、金堂……明末农民起义军攻克城池后,往往将官府里的财物哄抢一空,张献忠在官府获得的金银珍宝自然不在少数——他的行军路线,就是一幅敛财轨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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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还网到了几条“大鱼”,崇祯十四年(1641)二月,大西军攻克襄阳,获得襄王的珍玩、金银无数。两年后破武昌,活捉楚王朱华奎,在王府中搜出金银各百万两,装了几百辆大车。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年文武百官齐聚王府,恳请楚王出银犒赏守城将士,一毛不拔的楚王连连摇头,结果城破之日金银尚在,自己却被装进竹笼,丢入水中活活淹死。张献忠感叹道:“有如此赀财而不设守,朱胡子真庸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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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被攻破前夕,蜀王朱至淑与嫔妃跳进八角井自杀。蜀王府延续二百余载,传说蜀献王曾得一本秘籍,书中有冶炼金银之配方,蜀王子孙无不擅冶金银,成都沦陷时蜀王府还储藏着大量金银。这些明朝藩王不愿拿出钱财用作军饷,到头来却为张献忠当了一辈子守财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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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李自成不同,张献忠不仅抢官府,连百姓也不放过。大西军每下一城,即将城中富翁、商贾抓来,勒索银子,数目从数千到上万两不等,等到家属凑足了赎身钱,却毫无诚信地撕票。张献忠还禁止百姓私藏金银,私藏一两,即诛全家;藏十两,则生剥人皮。有人心存侥幸,将金银沉入井中或藏在密室,被抓到后同样处以极刑。张献忠还鼓励检举揭发,倘若奴仆告发主人藏银,则可侵占主人的妻妾、马匹,“于是豪奴悍婢,争讼其主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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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般巧取豪夺,张献忠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据说离开成都时,银子太多无法带走,就令工匠做了许多木头夹槽,里面塞满银锭,任其顺长江漂流而下,打算在巫山附近江流狭窄的地段打捞上岸。《蜀难纪实》估算张献忠遗留在江口的财物:“累亿万,载盈百艘。”《明史》则记载有“金宝亿万计”。看来,至少在敛财这一点上,张献忠是丝毫不逊于李自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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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白银已从贵金属演变为社会的主要货币,在流通流域占据了主币地位,频繁的海外贸易也使得大量白银流入中国,据明人王鏊的《震泽长语》记载,太监刘瑾被抄家时有黄金千万两、白银两亿多两,这个数目虽不无夸张之嫌,却可管窥明朝巨大的白银储备。李自成、张献忠能搜刮如此多的金银,也是明代经济史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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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江“锢金”,八大王的障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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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张献忠的宝藏吸引着历代寻宝人。民国二十七年(1938),成都锦江淘金公司门口贴出一纸公告,招募泥工、木工、石工、杂工,到锦江寻宝,消息一传出,应征者有如过江之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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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江淘金公司手中握有一张清代藏宝图,画图的是一个当年侥幸逃脱的石匠,藏宝图几经辗转,落在贡生杨白鹿手中,后由军阀范绍增(即著名的“傻儿师长”)出面协调,成立锦江淘金公司,开展打捞事宜。藏宝图显示,宝藏在望江楼一带,以石牛、石鼓为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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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秋天,工人挖土时突然听到金属与石块的撞击声,挖出来一看,原来是头硕大的石牛,公司从国外进口的金属探测仪,也“唧唧”地提示石牛底下埋着金属。自古以来,成都就流传着一个令人为之疯狂的民谣:“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石牛现身后,公司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定购大批箩筐、扁担,并购置起重机,宝藏一出土,就组织人力搬运,直接存入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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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全成都皆以为宝藏就要水落石出之时,几天后,工人挖出的却是三大箩筐铜钱,由于长年埋在水下,早已锈蚀粘连,再往下挖,金属探测仪再无反应,寻宝行动最终草草收场。那头石牛,至今还在望江楼公园日复一日地守护着那批从未露过面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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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锦江“锢金”,《蜀碧》所载颇为详细,锦江淘金公司也挖出了石牛,可见“锢金”确有其事,为何挖出的却是三大筐铜钱呢?张献忠爱财如命,且行军打仗粮草、军饷处处要钱,加之已在江口折损了大半,是断然不会将银子埋入锦江的,之所以来这一出,恐怕是想在日后逃亡途中少些阻力而已——兵不厌诈,觊觎财宝的人都把目光投向锦江,他才能溜之大吉。对此,清人刘景伯在《蜀龟鉴》中的论述倒是一语中的:“急于捞金,而缓于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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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山一角,江口频现八大王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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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江口镇自古也流传着一首相似的民谣:“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如果说锦江“锢金”还只是传说的话,江口却屡现奇珍。当年剿灭张献忠后,杨展见渔人在水中打捞金银,当即令士兵打捞江中珍宝充作军饷,从此雄霸一方。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冬天,有渔人网到刀鞘,四川总督孙士毅派人打捞数日,“获银万两并珠宝玉器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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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口镇,老百姓对此早就见惯不惊了,渔民在岷江中张网捕鱼,常常能网到银锭、戒指,夏天孩童下水洗澡,一个猛子扎下去常能摸出耳环、手镯。史书中张献忠与杨展在江口鏖战,遗留下无数金银的传说,可能由来非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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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口沉银的消息越传越广,无数盗掘者利用专业水下工具夜间潜入江底,希冀着能获得八大王的珍宝。2016年10月,一个70余人的文物贩卖团伙落网,追缴回来的不乏虎钮金印、金册、银册、金锭、银锭、“西王赏功”钱币等珍贵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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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虎钮永昌大元帅印曾在江口盗宝大案中以800万的价格被倒卖,是江口沉银遗址的核心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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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长沙府天启元年分岁供王府足金伍拾两正吏杨旭 匠赵”,是中国已知体量最大的一枚金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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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印面为九叠篆阳文的“永昌大元帅印”,印台阴刻“永昌大元帅印 癸未年仲冬吉日造”字迹。(图18-3)永昌是李自成年号,李自成并未来过四川,这枚金印是如何沉入江口的呢?答案或许是张献忠的嫉妒之心。张献忠与李自成曾一同投在闯王高迎祥旗下,高迎祥被明军杀死后,李自成继任闯王,张献忠对此心存芥蒂,他称帝后出人意料地选用了李自成的“大顺”为年号,似乎想与李自成一较高低。不知这枚金印,是否也是这种扭曲心态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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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金锭的表面,“长沙府天启元年分岁供王府足金五十两正,吏杨旭,匠赵”题记清晰可见,这是长沙府进贡给王府的黄金,也是中国已知金锭中体积最大的一枚。(图18-4)此外,“册封荣定王世子朱常溒为荣王”金册也在盗掘中露面,朱常溒于万历四十年(1612)袭封荣王,张献忠入湖南后曾洗劫荣王府,金册可能也是此时被带到了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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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江口沉银遗址已被盗掘,且暴露了许多高规格的精美文物。2016年11月,四川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家文物局水下遗产保护中心、彭山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对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江口沉银遗址保护范围南至岷江大桥南1000米,北至两江汇合处向北500米,南北外延500米,面积约100万平方米,本次发掘面积约2万平方米。围堰既成,几十台抽水机日夜不停地工作,围堰里的水位越来越低——1646年的那场鏖战以及张献忠的宝藏,似乎就快水落石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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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万余件文物,每一件背后都是一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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