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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虽未直捣黄龙，倒也攻城略地无数，入蜀以来更是一路攻破大宁、大昌、开县、昭化、剑州、梓潼、江油、盐亭、新都、郫县、金堂……明末农民起义军攻克城池后，往往将官府里的财物哄抢一空，张献忠在官府获得的金银珍宝自然不在少数——他的行军路线，就是一幅敛财轨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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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还网到了几条“大鱼”，崇祯十四年（1641）二月，大西军攻克襄阳，获得襄王的珍玩、金银无数。两年后破武昌，活捉楚王朱华奎，在王府中搜出金银各百万两，装了几百辆大车。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年文武百官齐聚王府，恳请楚王出银犒赏守城将士，一毛不拔的楚王连连摇头，结果城破之日金银尚在，自己却被装进竹笼，丢入水中活活淹死。张献忠感叹道：“有如此赀财而不设守，朱胡子真庸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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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被攻破前夕，蜀王朱至淑与嫔妃跳进八角井自杀。蜀王府延续二百余载，传说蜀献王曾得一本秘籍，书中有冶炼金银之配方，蜀王子孙无不擅冶金银，成都沦陷时蜀王府还储藏着大量金银。这些明朝藩王不愿拿出钱财用作军饷，到头来却为张献忠当了一辈子守财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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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李自成不同，张献忠不仅抢官府，连百姓也不放过。大西军每下一城，即将城中富翁、商贾抓来，勒索银子，数目从数千到上万两不等，等到家属凑足了赎身钱，却毫无诚信地撕票。张献忠还禁止百姓私藏金银，私藏一两，即诛全家；藏十两，则生剥人皮。有人心存侥幸，将金银沉入井中或藏在密室，被抓到后同样处以极刑。张献忠还鼓励检举揭发，倘若奴仆告发主人藏银，则可侵占主人的妻妾、马匹，“于是豪奴悍婢，争讼其主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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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般巧取豪夺，张献忠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据说离开成都时，银子太多无法带走，就令工匠做了许多木头夹槽，里面塞满银锭，任其顺长江漂流而下，打算在巫山附近江流狭窄的地段打捞上岸。《蜀难纪实》估算张献忠遗留在江口的财物：“累亿万，载盈百艘。”《明史》则记载有“金宝亿万计”。看来，至少在敛财这一点上，张献忠是丝毫不逊于李自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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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白银已从贵金属演变为社会的主要货币，在流通流域占据了主币地位，频繁的海外贸易也使得大量白银流入中国，据明人王鏊的《震泽长语》记载，太监刘瑾被抄家时有黄金千万两、白银两亿多两，这个数目虽不无夸张之嫌，却可管窥明朝巨大的白银储备。李自成、张献忠能搜刮如此多的金银，也是明代经济史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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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江“锢金”，八大王的障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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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张献忠的宝藏吸引着历代寻宝人。民国二十七年（1938），成都锦江淘金公司门口贴出一纸公告，招募泥工、木工、石工、杂工，到锦江寻宝，消息一传出，应征者有如过江之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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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江淘金公司手中握有一张清代藏宝图，画图的是一个当年侥幸逃脱的石匠，藏宝图几经辗转，落在贡生杨白鹿手中，后由军阀范绍增（即著名的“傻儿师长”）出面协调，成立锦江淘金公司，开展打捞事宜。藏宝图显示，宝藏在望江楼一带，以石牛、石鼓为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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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秋天，工人挖土时突然听到金属与石块的撞击声，挖出来一看，原来是头硕大的石牛，公司从国外进口的金属探测仪，也“唧唧”地提示石牛底下埋着金属。自古以来，成都就流传着一个令人为之疯狂的民谣：“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石牛现身后，公司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定购大批箩筐、扁担，并购置起重机，宝藏一出土，就组织人力搬运，直接存入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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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全成都皆以为宝藏就要水落石出之时，几天后，工人挖出的却是三大箩筐铜钱，由于长年埋在水下，早已锈蚀粘连，再往下挖，金属探测仪再无反应，寻宝行动最终草草收场。那头石牛，至今还在望江楼公园日复一日地守护着那批从未露过面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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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锦江“锢金”，《蜀碧》所载颇为详细，锦江淘金公司也挖出了石牛，可见“锢金”确有其事，为何挖出的却是三大筐铜钱呢？张献忠爱财如命，且行军打仗粮草、军饷处处要钱，加之已在江口折损了大半，是断然不会将银子埋入锦江的，之所以来这一出，恐怕是想在日后逃亡途中少些阻力而已——兵不厌诈，觊觎财宝的人都把目光投向锦江，他才能溜之大吉。对此，清人刘景伯在《蜀龟鉴》中的论述倒是一语中的：“急于捞金，而缓于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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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山一角，江口频现八大王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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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江口镇自古也流传着一首相似的民谣：“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如果说锦江“锢金”还只是传说的话，江口却屡现奇珍。当年剿灭张献忠后，杨展见渔人在水中打捞金银，当即令士兵打捞江中珍宝充作军饷，从此雄霸一方。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冬天，有渔人网到刀鞘，四川总督孙士毅派人打捞数日，“获银万两并珠宝玉器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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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口镇，老百姓对此早就见惯不惊了，渔民在岷江中张网捕鱼，常常能网到银锭、戒指，夏天孩童下水洗澡，一个猛子扎下去常能摸出耳环、手镯。史书中张献忠与杨展在江口鏖战，遗留下无数金银的传说，可能由来非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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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口沉银的消息越传越广，无数盗掘者利用专业水下工具夜间潜入江底，希冀着能获得八大王的珍宝。2016年10月，一个70余人的文物贩卖团伙落网，追缴回来的不乏虎钮金印、金册、银册、金锭、银锭、“西王赏功”钱币等珍贵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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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虎钮永昌大元帅印曾在江口盗宝大案中以800万的价格被倒卖，是江口沉银遗址的核心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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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长沙府天启元年分岁供王府足金伍拾两正吏杨旭 匠赵”，是中国已知体量最大的一枚金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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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印面为九叠篆阳文的“永昌大元帅印”，印台阴刻“永昌大元帅印 癸未年仲冬吉日造”字迹。（图18-3）永昌是李自成年号，李自成并未来过四川，这枚金印是如何沉入江口的呢？答案或许是张献忠的嫉妒之心。张献忠与李自成曾一同投在闯王高迎祥旗下，高迎祥被明军杀死后，李自成继任闯王，张献忠对此心存芥蒂，他称帝后出人意料地选用了李自成的“大顺”为年号，似乎想与李自成一较高低。不知这枚金印，是否也是这种扭曲心态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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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金锭的表面，“长沙府天启元年分岁供王府足金五十两正，吏杨旭，匠赵”题记清晰可见，这是长沙府进贡给王府的黄金，也是中国已知金锭中体积最大的一枚。（图18-4）此外，“册封荣定王世子朱常溒为荣王”金册也在盗掘中露面，朱常溒于万历四十年（1612）袭封荣王，张献忠入湖南后曾洗劫荣王府，金册可能也是此时被带到了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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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江口沉银遗址已被盗掘，且暴露了许多高规格的精美文物。2016年11月，四川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家文物局水下遗产保护中心、彭山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对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江口沉银遗址保护范围南至岷江大桥南1000米，北至两江汇合处向北500米，南北外延500米，面积约100万平方米，本次发掘面积约2万平方米。围堰既成，几十台抽水机日夜不停地工作，围堰里的水位越来越低——1646年的那场鏖战以及张献忠的宝藏，似乎就快水落石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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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万余件文物，每一件背后都是一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