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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遭受损毁的遗迹,斯坦因打算放弃。但他在小阿萨古城(Kichik-hassar)找到一小群庙宇,德国人没碰这里。他从里面弄走了壁画以及装饰雕像的残片,此外还有汉文、维吾尔文和藏文写本。之后他朝西边转移至喀喇沙尔(Karashahr)。距离这个镇子西南方向大概15英里是锡克沁(Shikchin),他对这处德国人以前简单搜索过的明屋进行了最卓有成效的探访。他再次对眼前景象感到大为震惊。他写信给友人讲道:“他们扔下的遗迹多么让人心痛啊,精美的灰泥雕像的残片丢在外面,有的扔到垃圾堆里;难以运走的大型造像暴露在外,遭受风吹日晒和路人的肆意损毁。我难以想象他们为何要用如此不足的人手来此地开展挖掘,为什么又这么冷漠,对剩下的古物不管不问。”接下来他谈到自己,自认是品德高尚之人,在被他称作“真正的沙漠”进行挖掘工作期间,尽管物理上的困难比这里大得多,但是之后还是会花时间和人力收拾现场。有人怀疑这处看起来像是“肇事逃逸现场”(借用斯坦因传记作家珍妮特·米尔斯基的说法)的遗迹事实上或许是打杂的巴特斯独自劫掠时留下的。虽然如此,斯坦因依旧收获颇丰,他带着十箱沉甸甸的古物满意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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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处石窟群被称为“明屋”(Ming-oi,“千间屋”),这样的称呼容易导致混乱,因为这里只是考古学家在沙漠附近挖掘的几处“明屋”之一。冯·勒柯克解释说压根不存在叫“明屋”的地方,突厥语中的“明屋”一词要和离得最近的有人居住的地点连在一起使用,比如克孜尔明屋、库木吐喇明屋、舒尔楚克(Shorchuk)明屋,等等。没有人能在中国新疆的地图上找到一个叫“明屋”的地方,尽管大英博物馆似乎仍然确信存在这样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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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两年半的远行,尽管到目前尚未结束,但没有功夫逐一来谈。我们在这里仅说最为重要的几件事。一件是他大胆地往南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这比反向穿越要艰难很多。赫定当年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时,最初是顺着朝北流的克里雅河走,这样可以解决进入沙漠以后的用水难题。他知道之后只要一直往北走,早晚会遇到往东流的塔里木河。然而,若想成功由北向南越过大漠,必须刚好抵达克里雅河口,这种沙漠旅行中的导航技巧需要极其精确才行。在穿越的最后几天,他简直度日如年,必须严格控制用水。这趟探险之后又发生了两件个人的灾难。第一件是他忠实的印度助理之一拉姆·辛格突然得了青光眼,一只眼睛剧痛而且失明。斯坦因在和阗打包搜集到的物品时,派拉姆·辛格去米兰拍照并弄走更多的壁画,尽管一只眼睛已经看不到,拉姆·辛格仍坚强地忍着剧痛进行工作。之后他彻底失明时,才表示不行了,被人带到惊恐的斯坦因那边。虽然他完全看不见了,但是为了不破坏种姓制度,仍然坚持自己做饭,直到到了和阗,斯坦因雇了一位印度厨子给他为止。拉姆·辛格再没能恢复视力。在斯坦因施压之下,最终印度政府奖励了他一笔特别养老金,但是不到四个月拉姆·辛格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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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不幸的事情该轮到斯坦因了。有一回他在华氏零下16度时在昆仑山高处测绘冰川,忽然觉得双脚完全失去了知觉,很快又剧痛,他明白这是冻伤。他的医学手册建议他用雪摩擦患处进行应急处理。他知道假如这个办法不能恢复血液循环的话,会产生坏疽,到时候不得不接受外科手术。用雪治疗的方法在左脚起了效果,但是右脚没有起色。斯坦因意识到自己有生命危险,马上暂停测量,骑上牦牛,然后是骆驼,最后坐上两匹矮马之间扛着的临时赶制的担架匆匆赶去拉达克。历经几日在山间的痛苦跋涉,他最终到达列城,在那儿摩拉维亚教会医生把他右脚的脚趾切掉了。此刻他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无比焦虑。对他而言,身体上的疼痛并非大事,他顽强的意志力众所周知。但手术挽救了他的脚吗?还是意味着探险事业告终?最初他的伤口没法愈合,过了惴惴不安的好几周之后,斯坦因得知手术十分及时,这让他松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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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疼痛还是忧虑,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然而,对于他的凯旋而言付出的这些代价不算太大。英国国王授予他三等印度帝国勋章(两年之后提为爵级司令勋章);皇家地理学会为他颁发金奖章;牛津大学还有剑桥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德国(当然不清楚他批评冯·勒柯克的言辞)提供一笔巨款以示祝贺。斯坦因在布达佩斯被捧为立功的好儿女。另外让他更为高兴的是智斗王道士的蒋师爷也收获了奖赏,正是他协助斯坦因从敦煌密室里面取得大量古物。蒋师爷如愿以偿当上英国领事馆在喀什的中文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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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到现在,斯坦因的工作仍然没有完结。他不但需要招募有合适资格的研究者围绕他挖掘的以及从王道士那里购买的上千卷写本和书籍(这些东西中包括六七种不同的语言)展开工作,还需要寻找修复古物的人清理从千佛洞获得的上百件幡旗和唐代绘画。很快18位国际著名专家——包括赫恩勒、沙畹和翟林奈(Lionel Giles),开始对敦煌的文学瑰宝展开了翻译以及鉴定工作。斯坦因最优先的事情包括在搜集到的物品中精选最棒的古物筹备一场在大英博物馆的展览;协助在他那些布鲁姆伯利(Bloomsbury)以及加尔各答的赞助人之间分赃;最后是动笔写作两卷本的《中国沙漠中的遗址》,讲述跟这回探险相关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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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三次探险期间(第三回仍有待进行)斯坦因从中国搬走大批其他艺术瑰宝,但是他的名字永远不可能与敦煌藏经室分开。究其原因大概有两点。第一点显而易见,是由于古物的性质惹人关注——人们向来将这次发现与死海古卷相比,后者也是在石窟里面找到的。第二点是斯坦因得到这些古书的方法很有争议,他就像埃尔金爵士一样永远面临指摘。可能由于这个原因,也迫使大英博物馆忍痛抹除关于他的记忆。斯坦因与其他考古英雄不同,比如莱亚德(Layard)和拉萨姆(Rassam),他们的付出得到认可。为此在中亚艺术品展览厅里面,访客无法看到斯坦因的肖像,哪怕是简略的介绍也没有,现在那里展示的也仅仅是他发现的文物中很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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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不谈斯坦因取得敦煌写本的对错,伟大藏经室里面最出彩的物品依旧值得我们去看一看。里面最著名的非《金刚经》莫属。它的名声跟经文本身丝毫没有关系。毕竟这个佛教经典的版本数不胜数(仅斯坦因在敦煌得到的就有500多种,或完好或残缺)。然而,斯坦因收获的这本是已知最早的印刷书籍,是1000多年之前雕版印制的。对此1961年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的一部关于中国印刷史的著作描述道:“敦煌发现的公元868年即唐咸通九年王玠出资雕刻的卷子本金刚经,是现存最早的木刻印书,用纸七张缀合成卷,第一张扉画释迦牟尼佛说法图,刀法遒美,神态肃穆,是一幅接近成熟期的作品。”作者补充道:“这卷举世闻名的唐刻本,已于50多年前为英人斯坦因盗去,这是令人切齿痛恨的。”④如今它在大英博物馆展出,距西方最出名的书籍《古腾堡圣经》仅有几步之遥。这一敦煌卷本大概16英尺长,上面不仅注明了日期——868年5月11日,还有委印人以及发行者的姓名。这个人并非人们所说的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商,而是已知最早的出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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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道士密室里面找到的大量中文卷本里面,完好无损的大概7000本,还有6000份残卷。编目(仅仅计算完好的那些)花了半个多世纪。翟林奈博士进行这项艰难的工作,在专题论文《敦煌600年》(Six Centuries at Tunhuang)里面他算出自己要涉猎大概10~20英里长密密麻麻的卷本。因为斯坦因不会汉语,蒋师爷又不懂佛教文学,所以他们搬走的典籍里面不少是重复的。比如《莲花经》的副本或残页有1000多本,里面大多数被公认为古时书法的精品。虽然如此,写本里面不仅包括消失已久的经文和现存经文的各种变体,还包含不少用西方学者已知或未知文字书写的全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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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卷帙浩繁的书库当中众多有趣的东西里有一份是1000年之前的汉语道歉信“模板”,是醉酒的客人写给主人的。翟林奈翻译的大意是:“昨天喝了太多的酒,我忘乎所以了,但是我口出狂言完全是无意的。第二天听人说到此事,我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我整个人很混乱,无地自容……”信里补充道作者很快会因自己的过错前来道歉。文书中还给被激怒的主人拟出了一份恰当的回复。翟林奈翻译的大意是:“昨日,先生贪杯,大大逾越了礼制,有违君子的称呼。以至于我不愿同你再打交道。但是由于你现在表现出羞耻及歉意,我提议我们再见面友好地谈谈……”(翟林奈还找到一份足球赛的邀请函,那时的足球还被称作蹴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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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位著名的英国东方学者阿瑟·韦利(Arthur Waley)将千佛洞搜集到的26首中国民歌和民间故事编辑成册,题为《敦煌民歌故事选》(Ballads and Stories from Tun-huang)。尽管他很乐意利用斯坦因盗走的写本,同时他又表达了对偷书行为的否定,觉得这跟“抢掠敦煌藏经室”没有差别。他深入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对于“代表大英博物馆以及印度政府”的斯坦因把写本转移到欧洲如此气愤。他指出:“要想真切了解他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感情,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设身处地。如果一位中国考古学家到了英国,找到废弃修道院里面藏着中世纪文书的密室,贿赂守卫,将那些珍宝搬去北京,那个时候我们会怎么想。”然而韦利忽略了一件事,即这些东西如果还在王道士“那位老骗子”那里,最终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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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敦煌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不管怎么样,除了斯坦因的花言巧语,王道士还要面对其他考验。接下来步英国人后尘的是更难对付的法国人伯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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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文如此,无出处。似应为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雕印观世音像中所附文字,但与原文有一定出入,且时间是947年7月15日。曹元忠观音像中文字为“奉为城隍安泰,阖郡康宁。东西之道路开通,南北之凶渠顺化,励疾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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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即黑河。其下游古称弱水,其中内蒙古境内部分称额济纳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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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即英国大使埃尔金从土耳其人手中获得的希腊帕台农神庙的大理石雕塑。这些雕塑现存大英博物馆,作为镇馆之宝。希腊人一直视其为掠夺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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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原文无出处,且作者并不准确。应为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61。引文部分应为赵万里所做序言,英文与原文有出入,此处从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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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掠丝绸之路:从斯文·赫定到斯坦因的中国寻宝历程 第十三章 伯希和:温和的树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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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法国人在亚洲大陆有一小块殖民地(他们甚至有一所位于河内的考古机构),但是他们很晚才开始参与中亚的寻宝行动,尽管算不上最后一名。1906年8月伯希和来到中国新疆时,英国人、瑞典人、德国人还有日本人都来过至少一趟了;俄国人毕里索夫斯基兄弟的任务快结束了;斯坦因则回到这里,还想着劫掠更多。法国人在丝绸之路上迟到的原因恐怕是不久前在印度支那的丛林中找到曾经繁华一时的文明——其中包括壮观的柬埔寨吴哥窟。他们的东方学研究者在那边忙着搜寻和发掘,无暇顾及别的事情。不论为何来迟,总之法国人现在决定也要分一杯羹。法国知名的东方学专家西尔万·列维(Sylvain Levi)鼓励同行:“倘若法国无动于衷,那会有违历来的光荣传统。”东方学家中的另一位领军人物、法兰西学院院士埃米尔·塞纳尔(Emile Senart)牵头组建了强大的委员会,并获得教育部部长的大力支持。委员会获得至少九所专攻科学、地理还有文化的研究机构的援助。他们计划迅速派出一支三人的探险小队到中国新疆去。带领这支队伍的是27岁的伯希和,一位才学出众的年轻汉学家。他以前是列维的学生,现在是河内有名的法国远东学院(后来卷进争议当中)的一员。他的搭档是他的老友,军医官路易·瓦扬博士(Louis Vaillant),负责地图测绘、采集自然标本和其他科学工作;还有一位是摄影师夏尔·努埃特(Charles Noue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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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熟悉大概13种语言,但他不仅仅是一名颇有天赋的语言学家——他这么年轻就在1900年夏天北京外国公使馆遭遇围困时获得了荣誉军团勋章。当时21岁的他负责给法国远东学院图书馆搜集中国书籍,正好陷在义和团起义当中,其间他立功两次,然而这两次立功毁誉参半。一次是在两名水手的帮助下勇敢夺下义和团的一面大旗,这个举动大大激怒了对方。在他之后出版的有关被围困的日记中,就有他举着旗子的得意照片。还有一次是在暂时停火期,他攀爬到路障上面,扬言要与叛乱者一块喝茶。被困的欧洲人对他的人身安危和他的装模作样议论了好几个小时。结果人们见到他成功回来,同敌人作别的时候十分热忱,而且带回了一些水果作为礼物。他说自己告诉敌人欧洲人气势高涨,但唯独缺些新鲜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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