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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12月，这场被一位法国学者称为“恶毒运动”的活动达到了顶峰，一份名为《土著评论》（La Revue Indigène）的反殖民主义期刊对伯希和、沙畹以及远东学院进行了特别恶毒的攻击。其中的一篇多达23页的假意奉迎又冷嘲热讽的文章扬言要剖析伯希和的“丑事”。作者费尔南德·法捷耐尔（M. Fernand Farjenel）是个中国通，自己也会说汉语，他先攻击沙畹，声称他翻译的东西“就算不是每个单词都不准确，也至少是每一行都有错”。当然他的主要目标还是伯希和。他批评这位“年轻的冒险家”浪费公款，在“闲逛”了两年以后丝毫没获得有意义的事物。他暗示伯希和抵达敦煌时急于为自己的任务正名，所以大大损害了他重要的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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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论证这一观点，法捷耐尔引用伯希和给塞纳尔的信，在信中，伯希和承认进入王道士的密室时因眼前所见而“呆住了”。法捷耐尔指出正是因为他“呆”了，才会“丝毫没有怀疑地相信了”道士蒙人的瞎话。显然他根本没意识到斯坦因不久之前刚从屋里转移走“29箱写本还有画作”。法捷耐尔议论“没准这里早就搬空了”。可是伯希和“则得意扬扬以为自己找到了无价珍宝，丝毫没有防备，完全没有核实道士说的话是真是假”。显然法捷耐尔的结论是，地方上的人了解到欧洲人乐于收购这样的物件，因此将伪造的没有价值的写本又填满洞窟。他提醒读者记住远东那边有不少机智的骗子。斯坦因拆穿的阿克洪就是一个例子。自称一日之内要翻阅数千卷写本的学者（根据法捷耐尔测算，相当于一分钟看两本）是这类造假者的天然受害人。实际上目前这些写本依旧锁在屋里不准其他东方学研究者接触，这只能徒增他人的疑虑。探险队“花掉大量资金”，为此他要求伯希和马上对抨击他的那些人做出交代。然而伯希和没有回应。他相信批评他的人们早晚要收回先前所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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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法国民众难辨谁对谁错。假使斯坦因那会儿把密室搬空，那么后来那些写本又是哪儿来的呢？不管怎样，为何将写本锁在图书馆的屋里，一整年都不准其他研究者看？直到1912年斯坦因《中国沙漠中的遗址》出版，人们对伯希和的批评才最终消失。倘若法捷耐尔信心满满大放厥词之前阅读了这本著作，想必他会三思而后行。斯坦因一开始便清楚地指出，那会儿他仅能收购敦煌藏经室里面很少的一部分，“大批写本”依旧放在那边。而且王道士不准他随便挑，这跟伯希和不一样。他见到的很有限，也就是王道士拿给他的那些。此外，斯坦因和“大大受益于对汉语文学和文献学的卓越掌握”的伯希和不同，他因不懂中文而严重受限。斯坦因得知这场运动意在破坏他那年轻的法国同行的名声，于是他挺身而出赞扬伯希和出色的才学，还表现出了对他的挖掘方法的钦佩，后者的证据是斯坦因在库车亲眼所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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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场旨在破坏伯希和名声的学界运动最终完全失败，不过攻击伯希和的那帮人是否真相信他们强加的那些罪状？还是试图要将这个他们明显厌恶，而且可能还嫉妒的人打压下去？70多年过去了，如今所有的见证者早就不在世，这个事情没法说清了。或许瓦扬当时的评论提供了答案。他在远行途中讲道：“伯希和记录的简短文字以及评论寄到法国之后，其内容的准确详细令接收者没有不吃惊的。他们不可思议的是在距离图书馆那么远的荒野，他是怎么想起特定的论据还有原文的……超凡的记忆力让他不需要任何参考材料。”其他人也印证了这点，“伯希和阅读一本书之后，所有东西都存在这里”，一位同事指了指额头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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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对手不相信他有这般聪慧，才害他蒙冤。当了解其实他的确这样聪明的时候（可是已经晚了），他们仅仅是轻易以为他是个吹牛大王。一定程度上讲，伯希和同样需要反省。跟很多其他考古学家一样，他不肯坐下来将他的材料进行枯燥的分类以及发表工作。正如我们所见，抨击他的人摆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写本运回国家图书馆之后，在打包箱里面足足待了一年，伯希和压根不去编目。这使得攻击他的人可以宣称他肯定有所隐瞒——没准他已经惊骇万分地发现从敦煌买回来的东西全是假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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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是他唯一一次卷进纠纷，但却是我们唯一关心的一次。伯希和作为法国一流的汉学家，还有辉煌的职业生涯要展开。他没有返回中亚再开展挖掘。我们重点讲述的四个人里面，他是唯一一位不曾返回去搜寻更多东西的人。然而这并非是因为他对此不感冒。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时任北京法国军事专员的伯希和告诉美国考古学家兰登·华尔纳，“手里有几个新遗迹”，但没有钱去搞。待资金到位，他却来不及了，那个时候中国人已经将西方的考古学家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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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掠丝绸之路：从斯文·赫定到斯坦因的中国寻宝历程 第十四章 丝绸之路上的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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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秋天，在伯希和开始把宝贝从中国新疆往法国运的时候，位于印度西姆拉的英国情报头目开始对丝绸之路上的两名日本年轻考古学家感兴趣。尽管这两名日本人自己并不知情，但他们从北京一到新疆就不断有人跟踪。他们好像小说《基姆》里一样，一年多的时间里总有穆斯林商人、当地仆人以及其他印度政府雇的人跟踪。他们由一处绿洲行进到下一处，偶尔一块旅行，大多时候两人相隔上百英里。在此期间，有关他们行踪的报告定期通过英国驻喀什领事马继业在英国休假期间暂时代理领事馆事务的沙特尔沃思上尉（A. R. B. Shuttleworth）收集汇总。之后让递送官方邮件的信使穿过喀喇昆仑山口送给时任英国驻克什米尔代表荣赫鹏，再转交西姆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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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这两位来自京都大谷光瑞伯爵的寺院的学僧是到中国新疆探寻这里的佛教历史的。大谷是净土真宗的精神领袖，这是一个庞大且很有影响力的日本佛教派系，源头可以追溯到中国新疆。的确，这并非大谷首次派人来此考察。早在1902年，大谷伯爵得知斯坦因第一次远征的发现后，就派遣两名僧人前往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的一些遗迹大肆发掘，他们把佛经、壁画还有造像的残片放在柳条筐里带回国。然而别的中亚学者压根不清楚他们去过什么地方，更别提西姆拉的情报人员。首先这是因为日本人不曾公开他们的进展或发现。其次是这发生在1905年日俄战争之前。经过这场战争，列强才一夜之间意识到日本是亚洲新势力，对任何一个在这个地区有着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国家而言，日本都是潜在的威胁。因此，对于1902年到1910年大谷伯爵三次派人到中国新疆进行的考古探险中的第一次，只有极少数人注意到了，而且仅仅是注意到了表面意义，觉得只是佛教僧人在虔诚又怪异地探寻自己宗教的起源。事实上，最早发现克孜尔艺术珍宝的正是他们，然而他们因为地震而被迫逃走，丢下了记录与照片。这让两年以后的冯·勒柯克与格林威德尔成为向世人公布此地宝藏的第一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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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大谷第二次探险队出现时则遭遇了旁人完全不同的眼光。假使英国人怀疑他们有考古之外的目的（众所周知，开展间谍工作会拿考古作掩护），那么仍为自己栽在日本人手里而耿耿于怀的俄国人则更加坚信这一点了。在喀什与沙特尔沃思上尉从事一样任务的俄国人向他保证，两名日本人之一的橘瑞超其实是海军军官，另外一位野村荣三郎是陆军军官。然而他们除了发掘古老遗迹以及转移大批古物，究竟来做什么？这一疑问令英属印度的情报人员伤透脑筋，俄国人那边的情报机构无疑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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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10月两人从北京走陆路抵达乌鲁木齐，待了两周又动身去往吐鲁番。他们在这一地带的一系列遗迹里发掘了两个多月，其中有哈拉和卓。之后他们继续向西，抵达库尔勒与喀喇沙尔。他们在这里分头行动。橘瑞超动身去罗布泊，最初在楼兰和查克里克周边的遗迹挖掘，再顺着丝绸之路南道往西走，在尼雅、克里雅还有和阗挖掘。与此同时野村在库车发掘了近两个月，随后沿着古代商旅的北道一直朝西行进，最终抵达喀什，等待橘瑞超。根据1971年东京国立博物馆出版的《大谷考察团带回的中亚文物》（Central Asian Objects brought back by the Otani Mission）中对这次探险的简述，两名日本考古学家在路上分开了五个月，于1909年7月7日再次会合。由沙特尔沃思上尉获取的资料表明两人碰头的时间比这个日期迟了足足一周（除非矮小的橘瑞超偷偷来到镇上，没让英国人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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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继业在每个重要的居民点都组织起“白胡子”情报网络，这使得针对日本人的长达几周、覆盖几百英里的监视工作变得容易了一些。“白胡子”通常是每个主要绿洲中做买卖的年长印度商人（因此也就是英国的人）。他们表面上的工作是确保侨民的生活福利以及品行良好，也协助任何可能经过他们领地的英国游人。然而就像沙特尔沃思的密报里面揭示的（现存于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谓“政治和秘密”档案里），他们偶尔也会参与“大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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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909年6月12日，沙特尔沃思收到他在和阗的人，巴德鲁丁·汗（Badruddin Khan）的来信。这封信22天之前寄出，里面包括如下讯息：“一名日本旅人抵达克里雅，跟着的有一位中国人，还有一个库车穆斯林翻译。他的生活方式是欧洲人的样子，会讲中国话。斯坦因博士到访的全部地点，他都参观了一番。他还考察了不少市镇废墟。克里雅办事大臣安排斯坦因曾经的导游伊布拉欣过来提供服务。办事大臣嘱咐我将自己的房子准备好，倘若他到来就在这儿招待他。如果他去和阗，我会向你报告他的动向，告诉你他在镇上做了哪些事情。”由此看来，中国人丝毫不起疑，觉得橘瑞超与野村荣三郎就跟从前的斯坦因还有别人一样，大抵是四处周游的研究者。那么为何英国人（以及俄国人）非但不这么想，反倒要求沙特尔沃思跟踪他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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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秘密”档案给出了解答。关于两名日本人行动的报告递交给在伦敦的印度事务大臣莫利勋爵（Lord Morley），从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根据这个文件，1908年9月加尔各答日本领事馆告知印度政府，橘瑞超是一名僧人，野村荣三郎是京都大谷伯爵佛寺的秘书。他们要从北京去中国新疆，然后去往印度“进行宗教相关考察”。文件继续指出：“然而我们有很多理由怀疑他们是秘密情报人员。”因为他们跟“第三名所谓的僧人”存在联系。此人名叫“Ama”先生。英国方面很早怀疑这个“Ama”先生是日本间谍，而且已经上报给莫利大臣，此人“来历复杂，尽管声称旅行的目的是寻找佛教遗迹，然而对于有关知识可以说是才疏学浅”。1908年夏天他前往印度北部旅行，英方拒绝许可他去西藏边界的一些湖泊，他本该选一条最快的道路从列城返回斯利那加，然而“他没有这么做，而是特地绕远朝西藏那边行进”（尽管从列城去斯利那加的这段时间里面他没有可能抵达西藏边境）。撰写这个文件的人觉得奇怪的“Ama”先生与两名日本考古学家全是值得怀疑的特务，除此之外并未夸大他们想象当中的三者之间的关联。或许英国人最初怀疑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仅仅是因为发现他们与可疑的人有所往来，不过当他们经由荣赫鹏拿到沙特尔沃思报告的时候肯定已经有所确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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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3月10日英国人发现了第一个线索。那个时候两名日本人在中国新疆已经待了快5个月。库车“白胡子”情报网络将他们来的事情上报给沙特尔沃思，而且加了一句，尽管他们声称是过来“考察佛教遗迹”，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在进行速写与勘测。实际上这些行为不能说是与考古学者不符，但沙特尔沃思以及“白胡子”情报网络都没能意识到，或许是因为他们从未看到进行挖掘工作的人。斯坦因不仅对挖掘的每处遗迹进行测量，还勘测了几千平方英里的中国新疆领土。像普热瓦利斯基这样的俄国旅行家同样做过类似的事，更别提赫定了。然而，中国新疆既是英国又是俄国的势力范围，至于赫定，一个瑞典人能有什么危害？然而日本人不仅僭越到了这一带，又开始测量，这足以让人有所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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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线索这个时候也日渐显现，加重了对橘瑞超与野村的怀疑，觉得他们不仅不是考古学家，甚至压根都不是佛教僧人。首先是橘瑞超对待当地人的态度似乎跟俄国人讲述的更吻合，也就是说他并非如自己声称的那样是个圣僧，而是个海军军官。叶尔羌的知府埋怨道，橘瑞超打中国下人，人们都很讨厌他。沙特尔沃思的情报员发现两名日本人随身携带很多与海军、陆军相关的英文书，这可不像是圣僧该看的书，更诡异的是两人都声称不会英文。这还不算完。橘瑞超在叶尔羌费尽心机要拿到城镇地图还有别的相关材料，这引起地方知府的怀疑。他们还在喀什寄走很多笨重的邮包。沙特尔沃思猜测其中也许有地图与报告。他经手发走这些邮包，却没悄悄拆开当中一个进行检查，这也是有些稀奇。假使拆开检查，事情早就搞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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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两名日本人在喀什会合。沙特尔沃思不仅有机会直接盯住他们，甚至能邀他们到奇尼巴格赴宴。在给荣赫鹏的报告里面他讲道：“发现野村携带类似平板仪的工具在城墙周围画草图，橘瑞超对玛拉巴什（Maralbashi）到叶尔羌的道路进行速写……与此同时还有人看到他检查电线杆并且测量间距。”两名考古学家（倘若是真的）待在喀什的时候，没能真正让沙特尔沃思喜欢他们。沙特尔沃思的任务之一是转告他们，假使由印度回国，两人务必同行经过喀喇昆仑山口，不可以像他们要求的那样走别的线路。他接到加尔各答的这个命令之后汇报道：“橘瑞超这个厚脸皮的家伙……非得让我怒斥了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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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他们真的和沙特尔沃思当时确信的一样是在进行间谍活动，那他们就给特务头目这个工作做了一个悲惨的广告。他们把钱用得精光，只好跟沙特尔沃思借2000两白银（大概360英镑）的领事贷款当作返程的差旅费。沙特尔沃思拒绝，表示他们身在中国领土，应该找道台商量。此外，他们连抵押的东西都没有。由于这是借公款，他觉得没道理拿这么一大笔钱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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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他们没有提借钱一事，兴许事情就此结束。然而这刚好给了英国政府一个遍寻不着的由头。以前下令让沙特尔沃思跟踪两人的英国情报头目此刻和沙特尔沃思一样坚定不移认为橘瑞超与野村不是单纯的考古学家，同“日本政府情报部门关系紧密”。他们报给莫利勋爵的关于这俩人的机密文件里面做出了这个结论。不过他们也承认，关于日本人对位于中国如此偏远内陆的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兴趣，他们还远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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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不管日本人在意何事，从“政治与秘密”档案的通信里明显能够看出英国政府绝对不允许天皇政府在如此靠近印度边界的地方随意搞间谍活动，不管这些活动有多么不专业。因此，驻东京的英国大使窦纳乐（Claude MacDonald）呈送一份公函给日本外务大臣小村伯爵，谴责橘瑞超与野村的专横行动，而且针对他们不先跟中国方面商谈而是直接管英国领事馆借钱这一点大做文章。尽管在外人看来外交活动从来都是令人困惑的，然而很难相信对这么不足挂齿的小事进行的抗议能引起外务大臣个人的注意。这看上去更像是为了警告日本情报机构离英国势力范围远一点而采取的外交策略，仅此而已。窦纳乐在照会末尾建言：“阁下能否告知我橘瑞超与野村两人有没有任何官方认可的特权或头衔，这对相关人员都有好处。”小村伯爵的回答简明扼要。他并不试图为同胞的活动而道歉，和这两人撇清了关系，宣称对这俩人“不关心也不认可”。对热衷于间谍文学的读者而言，他的话听起来很耳熟——政府是不会承认那些蠢到被逮住的间谍的。对想象力没那么丰富的人而言，回信看上去只是表达一位很忙的外务大臣对大使用这种无足轻重的抗议来打搅他表示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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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橘瑞超与野村当真是间谍，他们也不是那段时间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唯一间谍。如果说同时充当间谍与猎宝人，他们同样并非唯一。还有一个这样的人，他多年之后会扬名天下，这就是卡尔·古斯塔夫·曼纳海姆男爵（Baron Carl Gustav Mannerheim）。他那个时候效力于沙皇军队，在日俄战争当中立下功劳，刚升为陆军上校。曼纳海姆是芬兰人，但当时芬兰仍是沙皇俄国统治之下的自治大公国。他在1906年秋天受命于俄国总参谋部，策马穿越中国新疆调研那边的政治和经济情形，与此同时开展他日记中所称的“军事性质的工作”。他善于把握机会，恰逢芬兰人打算新建一座博物馆，为此他也做了一个考古学、民族学以及人类学的工作计划。芬兰人跟匈牙利人有点像，其祖先是曾经居住在亚洲大草原上的好战部族，因此他们的学者们同样迫切希望对这个地区的民族和历史有更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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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纳海姆骑行的沿途对路线进行测绘，记录军事情报，除此以外还使用测径器测量人类头颅，搜集从粗制滥造的外科手术器械到擀面杖的所有东西，也收购古物还有写本。由于和阗古物市场现在已经很繁荣了，所以写本大多是从那边买来的。他也在吐鲁番购买了一些，他觉得这边的价钱高出和阗很多。他起初想要从一处遗迹搞走三幅佛教壁画，但后来不打算冒险去搞破坏，决定还是把它们留给那些他称之为“更有资格的收藏者”。他在吐鲁番完成考古工作，此后向东骑行，后来的事情和我们这本书无关了，然而并非没有历史意义。1940年斯大林部队侵略芬兰的时候，这名经历过五次战争的72岁老将卡尔·古斯塔夫·曼纳海姆陆军元帅带领芬兰军队进行了英勇但徒劳的抵抗。33年之前他独自骑马穿越亚洲收获的文物如今依旧能够在赫尔辛基博物馆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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