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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特博士是一位杰出的印度学家，前德国空军飞行员。他对战时损失进行了以下估计：冯·勒柯克与格林威德尔运回的620幅完好或残缺的壁画里面大概有300幅幸存下来，保存状况不一，大部分破损已经修复。战前珍藏的290件泥塑造像约有175件幸免于难。其他幸存的东西，例如陶像、青铜和木制造像、钱币，还有绘制在丝绸、纸张和木板上面的画作，估计近80%保留了下来。冯·勒柯克与格林威德尔运回的写本中有极少部分存放在旧民族学博物馆中，大多放在了普鲁士学院用于研究。战争期间这些物品转移到安全地带，如今在东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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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并非全部损失都是因为美国人轰炸导致的（海尔特博士不经意原谅了英国皇家空军）。1945年动物园地堡（有一些珍宝放在里面）落到俄国人手中时，它的秘密很快就暴露了。如今人们知道起码八箱或是九箱陶像（只有俄国人知道准确数字）装上货车被运走。他们还从民族学博物馆中再次劫掠了很多重要的印度雕塑，这些雕塑是为了安全原因存放在那儿的。尽管西德政府要求归还，但和特洛伊的黄金一样，再没人见过或听过这些新疆或印度的雕塑。但是俄国人劫掠的大批其他艺术瑰宝（尤其是那些欧洲绘画）早就送回去了。没有人清楚，或许俄国人盘算未来某天用这些物品跟德国（或更为准确地说——同中国）换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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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弄走文物量的第三名是大谷的三趟探险。不论日本人的本意如何，他们的确发疯似地开展挖掘，他们的劲头总是比知识多。这些东西运到京都大谷伯爵的别墅后去向如何，就算是日本学者也很难搞清楚。事实上部分文物的去向至今依旧是个谜（尽管一些文物很可能落入了俄国人手里）。没有人比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方艺术部负责人杉山次郎博士更了解大谷这些珍宝的命运了。是他第一个暗示我，大谷的人除了考古也许肩负其他任务。这种说法使我去印度事务部图书馆里面的政治和秘密档案搜索，并进而找到沙特尔沃思上尉奇怪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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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山博士指出，没人准确知道这些藏品最初的数量。大谷的人里没有受过训练的考古学家，他们没对发现的东西进行适当的记录，也从没有对总体进行编目。尽管大谷自己对此出版了两卷著作（那种摆在日式咖啡桌上的有很多古物图片的书），但书中没有相关描述，所以对现代的研究者几乎没有价值。或许因为斯坦因在敦煌找到的东西在日本引发轰动，大谷的一些藏品（大部分是壁画和造像）早在1910年在京都博物馆举办过展览，尽管此时三趟探险刚完成了两次。现在已经找不到展品目录了，研究者只好通过那些亲眼见过或是听说过展品的人的回忆来探究到底展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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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这些藏品开始四散（橘瑞超早就私藏了一点）。大抵是由于大谷伯爵财务方面突如其来的压力，他卖掉了藏着很多宝贝的别墅。尽管他自己留下几百件，送给京都博物馆249件，但其余大多成为新房主的资产。此人原是日本大藏省大臣，而且是个富人。相传为了获得采矿的权利，他将这些东西转给当时的日本驻朝鲜总督，用来充实在汉城建立的新博物馆。大谷伯爵或许由于无处存放或自己没办法展览，随后将仍在自己手里的一些（并非全部）转给中国东北的旅顺总督，给那边的博物馆用于陈列。两次交易的后果就是原始藏品中流落在日本之外的远远超过留在日本国内的。按照杉山博士的估计，约莫三分之一在朝鲜，三分之一在中国东北，剩余的才在日本。而在日本的部分依然在不断四散，当中有不少已经流入个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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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这些东西如今到底下落如何？在朝鲜战争期间汉城博物馆两次易手，现在幸存下来的珍宝装到箱子中，在储藏室里，数量大概在400～500件之间，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约60件壁画及残片。金铨文博士（1945年到1970年之间担任博物馆馆长）相信汉城壁画仅次于柏林和德里（斯坦因），是世界上第三重要的收藏。他们已然有长远打算，在馆内新建展室。最后，期待大谷的珍宝将会在这里展出。然而韩国人对人类的和平天性不像冯·勒柯克那么有信心，他们决定这些壁画必须保持随时可动，不能像旧柏林博物馆那样不可逆地固定在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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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有人清楚旅顺珍宝的下落（至少西方研究者不了解），杉山博士跟我说，他觉得1955年5月俄国人最终把中国东北还给中国人的时候或许已经转移走了所有东西。①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俄国人则缄口不言。然而大谷那帮神秘的年轻僧人进行的艰苦挖掘并没有全白费。倘若去东京的国立博物馆，参观环境优雅、安装新式空调的东洋馆，或称东方文物馆，人们能够欣赏到大谷藏品剩下的三分之一，它们得到了很好的陈列。里面有大谷个人收藏的还有他存放于原京都博物馆内的东西。这是多年以来日本政府代表东京国立博物馆从私人收藏家以及保存相关古物的机构买下的。最终，1968年为了庆贺博物馆新成立的东方美术展室开张，特意举办一次展览，所有这些东西重聚在一起。之后他们又补充了一些伯希和从敦煌运出的部分丝绸旗子以及陶土造像，还通过交换从法国吉美博物馆获得了一些。如此一来，大谷伯爵去世20多年之后，他与那些精力充沛的年轻僧人对考古的极大热忱给人们留下了不错的纪念（然而考虑到他们如此不称职，这份纪念多少有些受之有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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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尔塔什博物馆有八间屋子用来展示丝绸之路的珍宝。柯兹洛夫、奥尔登堡以及毕里索夫斯基兄弟的工作成果在这里得到了同样的纪念。在吉美博物馆中，有永久以伯希和命名的展厅，作为他永久的纪念。在位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骄傲地展出着兰登·华尔纳的敦煌壁画，他的考古功绩以此受到认可。赫定的珍宝在斯德哥尔摩崭新又壮观的新民族志博物馆永久展览。只有在英国，马克·奥里尔·斯坦因爵士的突出贡献完全没有得到承认。甚至印度人也在德里昏暗的展厅内挂了一张斯坦因像，他所找到的中亚的美丽壁画就在这里，旁边的印度国立博物馆里有他发现的小一些的物件，可见他在这里还是得到了大度的认可。或许他归化的那个祖国——英国，在未来某天能够不止为他，更是为那些创作了他找到的作品的无数无名佛教画家和雕塑家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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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斯坦因以及其他人从新疆和甘肃的寺庙里劫掠的不只有绘画、造像和其他艺术品。中国人最后加以制止以前，他们也运走了大量的写本及古代雕版印刷的书籍，这些东西最后怎样了？斯坦因弄走的数量最多。三趟探险当中他运走的写本和书现在分别位于大英图书馆以及伦敦的印度事务部里。汉文、粟特文、维吾尔文、西夏文文献在前者；藏文、梵文、和阗文等归后者。可以理解的是，除了大英图书馆知名的《金刚经》，剩下的都不对外展出，因为对于外行人而言，东方写本之间看上去都差不多。此外，长期暴露在紫外光以及布卢姆斯伯里（或黑衣修士区）的污染之下只会加快藏品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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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十分宝贵的（而且仍然很有争议的）汉语写本和书籍都曾经在大英博物馆的纸箱里面存放了许多年，如今都转交给了大英图书馆。这13 000多件文物都在一排特制的展室里，待在空气被过滤、温度严格调控的温和环境中。里面大概7000件（都是完好无损的）已进行编目。剩下的大多只是残片，依然放在很多箱子里面，等待辨识。尽管大英博物馆目前未开展针对这些东西的工作，但是不少日本学者去伦敦特意研究这批古代典籍。当中有一位日本人一生都在研究《莲华经》。大英图书馆启动了一项保护计划，避免这些写本受到破坏。过去，大多物品的现状是中国人心头之痛，因为他们深信敦煌写本（尤其是中文写本）是属于他们的合法财产。然而，随着两国关系日益改善，关于为了保存中国写本应该用什么方式和材料，英国已经寻求并获得了北京的意见。人们进行了实验，使用特制的烤箱加速老化，在二十四小时内就能取得一百年的效果，这一实验表明人造纤维的寿命短，通常劣于古代中国人使用的天然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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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大型机构怎样管理藏品姑且谈到这里。如今成千上万来自中国新疆的写本最起码散落在八个国家的机构里，它们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字写成，很多仍有待翻译。破解一件写本或是翻译一件藏品，或许会耗费一个人一辈子的工作时间。一位印度学专家对我解释道：“一个世纪里面可能仅有两人可以承担这样的工作。在此之前这些写本只有等待。”其中一个这样的人是英国学者哈罗德·贝利爵士（Sir Harold Bailey）。他耗费一辈子功夫解读神秘的古和阗文。如果有谁试图理解这些写本对研究中亚和佛教历史的贡献，可以看一看贝利、翟林奈、韦利、马伯乐（Maspero）、列维、寇瑙（Konow）、穆勒（Müller）、亨宁（Henning）、赫恩勒、伯希和与沙畹等人发表的很多译作、编目、专著及其他专业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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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关于写本的话题以前，再谈谈研究者们（特别是赫恩勒）难忘的另外一种特殊藏品。大英博物馆仓促回收了“古书”，而半文盲的和阗猎宝人阿克洪承认这是自己伪造的。1979年有人又在大英博物馆地下室的两个标着“中亚伪造品”的木箱子里重新发现了它们，现在所有这90本伪书都被编目，转交给大英图书馆。查看这些久被遗忘的东西，不免要对它们复杂的来源、整洁且很有说服力的“未知文字”大为震惊。对于外行人（可能也对大多数学者）而言，翻书的痕迹、看起来很古老的纸、褪色但看上去深奥的文字，这些看起来都太让人信以为真了。连专家都被这位狡诈的造假者玩弄了，所以我们称他为天才或许也并不为过。他也多少得到了纪念——大英图书馆东方部的一个小角落里，阿克洪那些曾经受到追捧的“古书”就放在敦煌写本旁边，留给后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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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谈论完从中国新疆搬走的主要藏品的下落，用埃里克·台克满爵士的说法，是“中国永久丢失的那些被驼队运走的无价珍宝……”然而故事的主人公们还是要有个退场。奥里尔·斯坦因爵士（可能是最首要的人物）现在埋葬在兴都库什山脚下喀布尔的一座有土墙围绕的基督徒墓地里，周围是同样将阿富汗作为旅程重点的嬉皮士们的墓。1943年，这位82岁的中亚考古元老在喀布尔去世。这个地方对他而言是十分合适的安息之地。他在40年间曾反复向阿富汗人申请允许他考察这个国家——他丝绸之路之旅中断掉的一环。终于，他在钟爱的克什米尔边界的帐篷里坐着工作的时候，申请获批。然而到了喀布尔一周他就死了，先是感冒，之后突然变成肺炎。东方学家丹尼森·罗斯爵士（Sir Denison Ross）写道：“具有他这样各种探险能力的人实在罕见。这个杰出的匈牙利人是两个国家的骄傲，是所有人的奇迹。”尽管斯坦因是英国公民，他却从未完全忘记降生的国度。他生活方式简朴，攒下大概5.7万英镑，其中大多用于成立一个继续进行中亚研究的基金。他的一个要求是，只要有可能，应让英国或匈牙利学者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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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最为强劲的对手（起码就古物数量而言）要属冯·勒柯克。他比斯坦因早13年去世。这位德国人死于1930年4月，恰逢斯坦因去南京商议注定要失败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探险之时。冯·勒柯克唯一的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战场牺牲，为此他大受刺激。他一辈子亲英，然而却发觉自己成为战前那些朋友的敌人，比如马继业还有斯坦因，这同样令他万分悲伤。最重要的是，德国财政崩溃，导致他经济方面破产。他唯一的安慰是为自己最爱的珍宝在民族学博物馆布展，哪怕是因痛苦且无法治愈的疾病而倒下的时候，他仍然经常兴奋地从病床上艰难起身，带特别的客人或友人观赏这些藏品。当发现自己命数将尽时，他瞒着妻子弄来了一些有黑边的信纸，在信封上写下很多朋友的地址。写给这位德国同行的悼文里面，伯希和谈起当他打开一封这样的来信时，发现里面是冯·勒柯克自己的死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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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威德尔约莫五年以后去世，那时他是个悲伤心碎的人。他卷入了和同事们的争吵，这使得他杰出的职业生涯开始动摇。其中和他的下属穆勒的争吵在于，是谁最先识别出一些吐鲁番写本与摩尼教有关。他还是穆勒？其他德国学者支持穆勒，结果导致格林威德尔丢了名声。他在同事之间愈发孤立，很快他的职业判断力也开始遭到质疑。一位悼文作者说，他在晦涩的理论里面找寻避难所，“专家们跟不上他”。这差不多是在说他近乎精神错乱。一位不怎么讲情面的评论家指出，格林威德尔后期有关中亚佛教图像学的著作是“一本充斥疯癫妄想的宗教历史小说”。格林威德尔在一间精神病院中死去。离世之前他成为一个充满深切愤恨、孤独且失望的人。但是就像一位悼文作者指出的：“不能因为他最后几部著作中的混乱贬损他更早期杰出且可靠的作品……”但起码他跟冯·勒柯克（甚至是活到1941年的巴特斯）没有遭受目睹自己的博物馆被摧毁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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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离世两年以后，也就是1945年，伯希和死于癌症。他不仅被公认为是法国一流的汉学家，同样还被西方全部汉学家视之为师。一位法国同事记述：“没了他，汉学研究就像孤儿。”同年，马继业因战争被困在泽西的家中，当时德国人占领了那边。5月，德国人投降没几天，他也去世了，终年7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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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之前的1931年，敦煌狡诈的老道士王圆箓死去了，埋在自己热爱的石窟旁边。他带着怨恨走完了最后的日子。他感到气愤的是为将剩下的写本转移到北京（拖了很长时间终于运走了），政府承诺补偿他一些费用（而且的确给了），但这笔费用却没了。就像长途跋涉运向东边的众多写本一样，这些钱在转手的时候不断被弄走，最终什么也没给他的修复工程剩下。他可能笑到了最后——即使是在坟墓里面。20世纪40年代中国考古学家在石窟中找到了另一个装有写本的密室，这是他未雨绸缪狡诈地瞒过政府藏起来的。1948年美国艺术史学家艾琳·文森特（Irene Vincent）到访敦煌时，听说那里还有一间藏着写本和画作的密室。而近至1977年，一个瑞典的东方领域的书商开售的书目里还有几本敦煌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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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国政府已经接管了王道士自命为保护人的千佛洞，他们加固了崖壁墙面上开裂的地方，修复了正在慢慢剥落的壁画，在很多壁画后面还找到年代更早的壁画。终于，举世闻名的千佛洞再次找回以往的光彩。政府承诺给王道士修缮庙宇的钱最终到位了，敦煌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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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已经没有什么要多说的。开启这一切的先锋斯文·赫定比除了兰登·华尔纳之外的所有追随者活得都久（兰登·华尔纳比他小16岁）。1952年，这位孤独且被人遗忘的杰出瑞典探险家在斯德哥尔摩离世，终年87岁。他的人生悠长灿烂。三年后，最后一个参与古物争夺战的华尔纳去世，他也是当中唯一失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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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位美国人很难认出他那“漫漫古道”。寺庙以及驼队驿站让位于人民公社与拖拉机厂。现代化的高速公路将绿洲城镇联系在一起。穿过喀喇昆仑山口的一条新公路上行驶着机动车。在马可·波罗那闹鬼的罗布沙漠的中心，偶尔能够听见远方核试验的轰鸣。即使是吞没整支旅队的最恐怖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也不再恐怖。飞机与人造卫星揭开了剩下的谜题。它正在被土地开垦计划蚕食。马继业一家长期居住的奇尼巴格早已丧失了地位。如今这里是长途卡车司机的招待所，但浴室依然有英国制造的水龙头，还有个卫生间叫“维多利亚”。然而充满回忆的时代在1979年夏天落幕。那时，首个英国旅行团冒着艳阳在千佛洞下了大客车。丝绸之路最后的神秘和浪漫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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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些藏品大部分而今仍在旅顺博物馆，保存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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