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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大型机构怎样管理藏品姑且谈到这里。如今成千上万来自中国新疆的写本最起码散落在八个国家的机构里，它们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字写成，很多仍有待翻译。破解一件写本或是翻译一件藏品，或许会耗费一个人一辈子的工作时间。一位印度学专家对我解释道：“一个世纪里面可能仅有两人可以承担这样的工作。在此之前这些写本只有等待。”其中一个这样的人是英国学者哈罗德·贝利爵士（Sir Harold Bailey）。他耗费一辈子功夫解读神秘的古和阗文。如果有谁试图理解这些写本对研究中亚和佛教历史的贡献，可以看一看贝利、翟林奈、韦利、马伯乐（Maspero）、列维、寇瑙（Konow）、穆勒（Müller）、亨宁（Henning）、赫恩勒、伯希和与沙畹等人发表的很多译作、编目、专著及其他专业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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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关于写本的话题以前，再谈谈研究者们（特别是赫恩勒）难忘的另外一种特殊藏品。大英博物馆仓促回收了“古书”，而半文盲的和阗猎宝人阿克洪承认这是自己伪造的。1979年有人又在大英博物馆地下室的两个标着“中亚伪造品”的木箱子里重新发现了它们，现在所有这90本伪书都被编目，转交给大英图书馆。查看这些久被遗忘的东西，不免要对它们复杂的来源、整洁且很有说服力的“未知文字”大为震惊。对于外行人（可能也对大多数学者）而言，翻书的痕迹、看起来很古老的纸、褪色但看上去深奥的文字，这些看起来都太让人信以为真了。连专家都被这位狡诈的造假者玩弄了，所以我们称他为天才或许也并不为过。他也多少得到了纪念——大英图书馆东方部的一个小角落里，阿克洪那些曾经受到追捧的“古书”就放在敦煌写本旁边，留给后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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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谈论完从中国新疆搬走的主要藏品的下落，用埃里克·台克满爵士的说法，是“中国永久丢失的那些被驼队运走的无价珍宝……”然而故事的主人公们还是要有个退场。奥里尔·斯坦因爵士（可能是最首要的人物）现在埋葬在兴都库什山脚下喀布尔的一座有土墙围绕的基督徒墓地里，周围是同样将阿富汗作为旅程重点的嬉皮士们的墓。1943年，这位82岁的中亚考古元老在喀布尔去世。这个地方对他而言是十分合适的安息之地。他在40年间曾反复向阿富汗人申请允许他考察这个国家——他丝绸之路之旅中断掉的一环。终于，他在钟爱的克什米尔边界的帐篷里坐着工作的时候，申请获批。然而到了喀布尔一周他就死了，先是感冒，之后突然变成肺炎。东方学家丹尼森·罗斯爵士（Sir Denison Ross）写道：“具有他这样各种探险能力的人实在罕见。这个杰出的匈牙利人是两个国家的骄傲，是所有人的奇迹。”尽管斯坦因是英国公民，他却从未完全忘记降生的国度。他生活方式简朴，攒下大概5.7万英镑，其中大多用于成立一个继续进行中亚研究的基金。他的一个要求是，只要有可能，应让英国或匈牙利学者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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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最为强劲的对手（起码就古物数量而言）要属冯·勒柯克。他比斯坦因早13年去世。这位德国人死于1930年4月，恰逢斯坦因去南京商议注定要失败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探险之时。冯·勒柯克唯一的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战场牺牲，为此他大受刺激。他一辈子亲英，然而却发觉自己成为战前那些朋友的敌人，比如马继业还有斯坦因，这同样令他万分悲伤。最重要的是，德国财政崩溃，导致他经济方面破产。他唯一的安慰是为自己最爱的珍宝在民族学博物馆布展，哪怕是因痛苦且无法治愈的疾病而倒下的时候，他仍然经常兴奋地从病床上艰难起身，带特别的客人或友人观赏这些藏品。当发现自己命数将尽时，他瞒着妻子弄来了一些有黑边的信纸，在信封上写下很多朋友的地址。写给这位德国同行的悼文里面，伯希和谈起当他打开一封这样的来信时，发现里面是冯·勒柯克自己的死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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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威德尔约莫五年以后去世，那时他是个悲伤心碎的人。他卷入了和同事们的争吵，这使得他杰出的职业生涯开始动摇。其中和他的下属穆勒的争吵在于，是谁最先识别出一些吐鲁番写本与摩尼教有关。他还是穆勒？其他德国学者支持穆勒，结果导致格林威德尔丢了名声。他在同事之间愈发孤立，很快他的职业判断力也开始遭到质疑。一位悼文作者说，他在晦涩的理论里面找寻避难所，“专家们跟不上他”。这差不多是在说他近乎精神错乱。一位不怎么讲情面的评论家指出，格林威德尔后期有关中亚佛教图像学的著作是“一本充斥疯癫妄想的宗教历史小说”。格林威德尔在一间精神病院中死去。离世之前他成为一个充满深切愤恨、孤独且失望的人。但是就像一位悼文作者指出的：“不能因为他最后几部著作中的混乱贬损他更早期杰出且可靠的作品……”但起码他跟冯·勒柯克（甚至是活到1941年的巴特斯）没有遭受目睹自己的博物馆被摧毁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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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离世两年以后，也就是1945年，伯希和死于癌症。他不仅被公认为是法国一流的汉学家，同样还被西方全部汉学家视之为师。一位法国同事记述：“没了他，汉学研究就像孤儿。”同年，马继业因战争被困在泽西的家中，当时德国人占领了那边。5月，德国人投降没几天，他也去世了，终年7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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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之前的1931年，敦煌狡诈的老道士王圆箓死去了，埋在自己热爱的石窟旁边。他带着怨恨走完了最后的日子。他感到气愤的是为将剩下的写本转移到北京（拖了很长时间终于运走了），政府承诺补偿他一些费用（而且的确给了），但这笔费用却没了。就像长途跋涉运向东边的众多写本一样，这些钱在转手的时候不断被弄走，最终什么也没给他的修复工程剩下。他可能笑到了最后——即使是在坟墓里面。20世纪40年代中国考古学家在石窟中找到了另一个装有写本的密室，这是他未雨绸缪狡诈地瞒过政府藏起来的。1948年美国艺术史学家艾琳·文森特（Irene Vincent）到访敦煌时，听说那里还有一间藏着写本和画作的密室。而近至1977年，一个瑞典的东方领域的书商开售的书目里还有几本敦煌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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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国政府已经接管了王道士自命为保护人的千佛洞，他们加固了崖壁墙面上开裂的地方，修复了正在慢慢剥落的壁画，在很多壁画后面还找到年代更早的壁画。终于，举世闻名的千佛洞再次找回以往的光彩。政府承诺给王道士修缮庙宇的钱最终到位了，敦煌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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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已经没有什么要多说的。开启这一切的先锋斯文·赫定比除了兰登·华尔纳之外的所有追随者活得都久（兰登·华尔纳比他小16岁）。1952年，这位孤独且被人遗忘的杰出瑞典探险家在斯德哥尔摩离世，终年87岁。他的人生悠长灿烂。三年后，最后一个参与古物争夺战的华尔纳去世，他也是当中唯一失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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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位美国人很难认出他那“漫漫古道”。寺庙以及驼队驿站让位于人民公社与拖拉机厂。现代化的高速公路将绿洲城镇联系在一起。穿过喀喇昆仑山口的一条新公路上行驶着机动车。在马可·波罗那闹鬼的罗布沙漠的中心，偶尔能够听见远方核试验的轰鸣。即使是吞没整支旅队的最恐怖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也不再恐怖。飞机与人造卫星揭开了剩下的谜题。它正在被土地开垦计划蚕食。马继业一家长期居住的奇尼巴格早已丧失了地位。如今这里是长途卡车司机的招待所，但浴室依然有英国制造的水龙头，还有个卫生间叫“维多利亚”。然而充满回忆的时代在1979年夏天落幕。那时，首个英国旅行团冒着艳阳在千佛洞下了大客车。丝绸之路最后的神秘和浪漫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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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些藏品大部分而今仍在旅顺博物馆，保存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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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掠丝绸之路：从斯文·赫定到斯坦因的中国寻宝历程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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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是全世界海外流失文物最多的国家之一。而在众多流失文物中，丝路文物又具有异乎寻常的地位。它们为理解中国古代史，特别是亚欧大陆文化传播史提供了重要甚至是独一无二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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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讲述的主题正是丝路上的文物流失。作者并没有将斯坦因、伯希和等人视为浪漫主义的英雄，而是站在情感的立场上，同时基于文物保护和历史研究的角度，批评了这些半是学者、半是劫匪的“考古英雄”。这些“丝绸之路上的洋鬼子”之所以能够屡屡得手，一方面由于当时的中国还缺乏历史和文物保护意识；另一方面也因为国力衰微，内乱频仍，无暇他顾。正如本书作者所说，大量的文物没有得到系统全面的研究和展示。许多文物一旦脱离了它原有的环境，其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也将大打折扣。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文物流失都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而今，我国已经具有了保护与研究文物的技术条件，我们需要的更多的是热情、责任感与公众意识，而这些，正是我们希望通过出版这本书来传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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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历史不应被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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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掠丝绸之路：从斯文·赫定到斯坦因的中国寻宝历程 1 斯文·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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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奥里尔·斯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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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阿尔伯特·冯·勒柯克因（坐在左边）和特奥多尔·巴特斯（坐在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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