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480457 敦煌学概论 [:1705480371]

1705480458 敦煌学概论 第一讲 我与敦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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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460 我是从一无所知慢慢走到喜爱敦煌学的，其间经历，相当艰苦，许多条件不允许我做得很痛快，是辗转地想着法子，拼拼凑凑地把这个工作做下去的。现在想起这段经历来，一面觉得有些不舒服，另一面却又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在条件如此不充足的情况下，居然让我做成了一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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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462 敦煌学之所以吸引了我，与我的兴趣及我的家庭教育和老师教育有关。近年来，我有一个关于教育的设想：就是一个做科研工作的人一定要同他自身的一切条件相配合。条件有两种：一种是生理条件，一种是社会环境。譬如一个人记忆力很好，他可能搞历史；另一个人理解力很强，他就适于搞哲学或自然科学。所以，一个人生理上的特点，与他的前途、成就，有很大的关系。在此，我想讲讲自己生理上的优劣。老师、亲友往往说我的天赋是比较强硬的，但是，我自己觉得是一个很迟钝的人。也因为迟钝，才引出几件事情来。其一是我一辈子不做欺骗人的事情，一辈子读书都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从头做起，不敢偷懒的，也就是说自己知道廉耻。孔子曰：知耻近乎勇。因此，我在学术研究道路上，就有一种毫不为人所难的脾气。30年代，在很艰难的条件下，靠教书积攒起来的几个钱，到欧洲去。假如没有这个戆脾气，我自然也不会钻进敦煌学，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地位和经济支持。等我到了巴黎，看过几十个博物馆以后，才下决心把我国文物搞回来。为此，我连从巴黎大学得博士学位的机会也放弃了，听从王重民先生的话，加入他们的行列。这个行列，当时在欧洲只有三个人：王重民、向达和我。他俩是以公费到欧洲去的，我却是自费的。因此，我奋斗的范围是比较小的，王重民先生分我搞汉语音韵，我自己稍微扩大了一点，也搞儒家经典、道家经典等卷子。假如我不是戆头戆脑的话，哪个不想得个博士学位归国呢！生性使我这样。另一方面是家庭和老师的教育。我父亲是云南东部昭通十二州县光复时的领导人之一，年轻时，就接受梁任公、章太炎先生的影响，是非常爱国的人。他平常教我爱国思想，从小就要我读格致教科书等科学知识的书。总结父亲给我的影响，主要是这两方面。有一回，我躲在稻草堆下看《红楼梦》，被父亲发现了。他启发我：孩儿，你要看《红楼梦》，是怎么看的？讲给我听听。我怎么讲得出来，不过是看故事嘛！父亲就说：里边的人仔细看看，到底有哪些人？你给我找出分别来。我得了这个题目，《红楼梦》是仔仔细细地看过的。所以，现在还稍稍有点《红楼梦》的知识，虽然，从那以后，我不看了，从中学毕业到考上大学，再也没有看过。我想我的情况对大家会有所启发的，所以，希望大家了解自己，首先了解自己应该走什么路。譬如搞敦煌学吧，有的人对搞佛教经典有兴趣，有的人对搞儒家经典有兴趣，有的人可能有兴趣搞历史，也有的人想搞艺术，等等，因人而异。你们对于自己的思想、生活及性情脾气有个了解以后，走起路来是轻快的，是能够坚持到底的。不然的话，见异思迁就完了。我父亲有一件事情使我非常感动，他喜欢文天祥的《正气歌》，几乎每年都要写一次，并且都写成大的条屏，可以在墙上挂的。所以，我八岁时就把它背熟，父亲给我讲解。我一生之所以有一些爱国主义思想，恐怕要数父亲的影响来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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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464 我也有缺点，一生脾气很戆的，到处和人家不合。解放初，我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因为拿出去，人家不欢迎，发表以后要受批评的，所以，就不发表，这是我的缺点。我不大联系群众，但是，我一生职业是教书，所以，我对青年是热爱的。为了青年，再大的苦我都吃得，这也是我的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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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466 我从事敦煌学，也同这脾气有关。早年在四川读书，一位老师教我读诗词，告诉我朱彊村的《彊村丛书》收的第一种词集是敦煌发现的，即《云谣集》曲子词。从此，我开始知道敦煌有材料，但是，还不懂。后来到北京读书，王国维先生经常告诉我们：某个东西敦煌卷子里边有，你们去看看吧！某个东西敦煌卷子里边也有，你们去看看吧！因此，我经常去清华图书馆找敦煌的东西看，从此，产生兴趣。及到后来，见了王重民，要我去搞敦煌的音韵卷子，我同意了。抄了许多卷子，拍了许多照片，又看了许多壁画。伯希和的《敦煌图录》给我很大的启发，在这本书里，我发现我们整个文化史里许许多多的东西，突然爱好敦煌艺术了。抗战期间，我正在四川，他们组织了一个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请了三个人：向达、常书鸿和我，要我们到敦煌去设计一下。向达和常书鸿去了，我没有去。向达回来告诉我敦煌艺术的体系是怎么样子的，又给我看了许多照片，更激发我对敦煌艺术的爱好。当时，我在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教书，由于找不着材料，身边只有从巴黎拍摄回来的几百张敦煌卷子的照片。既然不能研究敦煌艺术，就研究敦煌卷子吧！但是，时刻想念着敦煌艺术。这个时候我在读五代人的词，看到许多同敦煌艺术有关系的材料。记得有个学生来问我：《木兰词》的“对镜贴花黄”怎么个讲法？他说：我们看了若干书，都讲不出来。我说我从《敦煌图录》里看出来了。原来唐末五代的妇女喜欢剪些花鸟贴在脸上，譬如剪个蝴蝶、牡丹花，什么虫鸟之类，贴在脸上。后来我又在温庭筠的十八首《菩萨蛮》词（专讲妇女装饰的）中下工夫，拿敦煌文物来证明温庭筠的词，得到了说明。不过，我这个说法多少还是一种感性认识，还没有落到理性，等到我在三台做了三年多的研究工作，完成了《瀛涯敦煌韵辑》之后，才从感性转到理性。这里不单单是读读诗词而已，而是整个敦煌文物都在说明与中国全部文化有关系。因此，我转而搞历史，搞音韵学。这个时候，我完成了几个东西，一个是《瀛涯敦煌韵辑》，一个是敦煌传记，譬如关于敦煌王的传记，那时称陀西王，有两家：张家和曹家。我给他们作了很详细的注解，补了《唐书》和《五代史》。还写了一篇关于敦煌科学家的传。以上是我从事敦煌学研究的两个阶段，从艺术品慢慢地转入遗书。到现在为止，我仍然以敦煌卷子为基础，到底有些什么结果，很难说。我也不敢说我取得的一些结果就完全成熟了，现在也还想加深、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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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468 把五十年来的成果，一样一样地说一说，可能对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同志有些帮助。我的成果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校录，即将敦煌卷子拿出来校对并抄录，有次序有系统地搞；一类是研究。校录工作往往为研究工作做基础，根据校录好的材料进行研究。但是，我的研究工作追不上校录工作，因此，现在还有不少校录的东西只能成为校录，没有法子进行研究。当然这也是直接与敦煌学有关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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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470 另外，是为敦煌学而做的工具性的东西，譬如我把敦煌所出的佛教经典做了个统计，得了一个结果，对我们将来研究敦煌学可能有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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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472 我还做了一些敦煌卷子的摘录。这些东西没有法子考证，而是为以后研究提供一种方便的。譬如说敦煌卷子有一个尺度：卷子多大、多长，每行多少字等，有一定规矩。这个卷子写完以后，最后写什么人写的，谁翻译的，也有一定规矩。我就把敦煌大德、敦煌写僧、敦煌寺观全部摘录下来，让研究敦煌的人，根据我的摘录，推测其他没有著录的卷子的时代。从哪个经生写的，可以知道这是哪个时代的卷子；从某个经典有这个人名字，可以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写的；这个经典是哪个庙宇的，只要看看这个庙宇的相同经典，就知道了，等等。所以，现在研究卷子的人，都可以利用我这个摘录做工作。这种校录工作很大一部分是工具性的东西，要稍稍多讲几句。编工具书这件事，我们研究学问的人，非做不可，可惜有些学人不大看得起工具书和编工具书的工作。回忆我的老师王国维先生，他每研究一种学问，一定先编有关的工具书。譬如他研究金文，就先编成了《宋代金文著录表》和《国朝金文著录表》，把所能收集到的宋代、清代讲金文的书全部著录了。他研究宋元戏曲，先做了个《曲录》，把宋元所有的戏曲抄录下来，编成一书。所以，他研究起来，就晓得宋元戏曲有些什么东西，哪个戏最早，哪个戏最晚，哪个戏同哪个戏的关系怎样，历史关系怎样，地理关系怎样，人物关系怎样，等等，都清清楚楚。他的《宋元戏曲史》虽然是薄薄的一本书，但是，至今已成为不可磨灭的著作。因为他的东西点点滴滴都是有详细根据的。所以，我也喜欢做工具书，我不怕人家笑话我：你这个专家为什么编工具书，做一个编工具书的人呢？我并不以此为耻，反而认为做工具书是我们每个学人应当负起的责任。如果我们每个学人都负起责任来做一些工具书的话，那么，好些工具书都可以及早做出来了。举一两个例子，顾颉刚先生在燕京大学教书，领着许多年轻同志做引得。这些引得，把某书的某个问题完完整整地显示了出来，我们现在都深得这八十一种引得的方便。我研究《楚辞》，也做了一个引得，因此，《楚辞》的每一个字共出现过几次，也是清清楚楚的。研究起来，把有关的全部很方便地找齐，《楚辞》里边的这个字，总共有几个意思，哪个是本义，哪些是后来变义，都可以辨得清清楚楚。所以，工具书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做的，直到现在，我做工具书的兴趣也不减弱，甚至有许多东西，我干脆就抄录人家现成的。譬如我有一份刘师培先生著作的书目，就是把他做的书、文章，一条一条地抄录下来的。我要是做起文章来，就把刘师培先生这个东西翻开一看，材料都在一起，就拿下来了。所以，工具书是一定要做的，现在的情况，是太少了。在我们研究所里，要提倡这种风气，每人都要争取做一两本工具书。你是研究《周礼》的，就做《周礼》的工具书；你是研究《尚书》的，就做《尚书》的工具书。这些东西也是我研究敦煌学的基础，是我研究整个学问的一个极好的基础。我的书桌上，书目一大堆，大概有一尺多高，都是我自己抄的，虽然它不是真正的敦煌学研究，但是，我研究敦煌学是确确实实这样做的。譬如《瀛涯敦煌韵辑》这本书，写好以后，我把它分类摘抄，反切抄一个，小韵抄一个，大韵抄一个……抄了五六种。不久前来了一个进修生，要读《广韵》，我就把这一套东西给他利用，结果把《广韵》读通了，也是靠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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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474 我的关于敦煌卷子的校录，大概有如下几种：一种是对经典的校录，以《诗经》、《尚书》为最多。关于《诗经》和《尚书》的校录，我差不多完整了，所有敦煌卷子都收在里头了。我的《诗经》校录，武汉大学有位教授要，我就抄给他了。他根据这个写了一本书，叫《郑康成毛诗笺》，所以说，这个东西是有用处的。《尚书》校录，我仍在做，要努力做成的。除了《诗经》、《尚书》而外，我还有《春秋左氏传》、《周礼》、《礼记》等校录，看来不能再继续了，没有这份精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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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476 第二种是诸子的校录，集中力量搞《老子道德经》。所有敦煌《老子道德经》的卷子都抄录完整了，并且已经写成一篇两万字的论文，题为《〈老子道德经〉的研究》。关于《道德经》，下面还要讲，这里先提两件很有趣的事情。第一件是关于书名。《道德经》是现在的名称，几年前在山东银雀山发现汉初写本，不叫《道德经》，而叫《德道经》，倒转过来说的。这是一个大宝，我的一个朋友得知以后，高兴得很，写信告诉我。我说在敦煌卷子里已经发现了同样的情况。第二件是关于字数。据《史记》说，《道德经》是五千言。不少敦煌的《道德经》卷子，每章标有字数，合起来为四千九百九十九字，仅差一字。有人说应当是五千零几十个字，那么，太史公讲五千言的可靠成分到底在哪里呢？我认为靠得住的成分是百分之九十五，靠不住的是五千多俩字还是少俩字。可见，敦煌卷子可以证明史书的记载，这些都是很有趣味的东西，研究古籍的人遇到这样问题高兴得很，所以，我做校录是比较用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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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478 第三种是《道德经》以外的道家经书。佛教有个《大藏经》，是把佛教经典汇集起来的大书，故叫“大藏”。杭州大学有过一部《嘉兴藏》，是在嘉兴刻的，这是最了不起的《大藏经》，两三年前被中国科学院宗教研究所调走了。这部书，据我所知，在全国只有三个完整的本子，其他都残了。这部书是明末人刻的，先在南京刻，后来在苏州刻，最后在浙江完成，所以，取名叫《嘉兴藏》，本名叫《径山藏》，俗称《嘉兴藏》，其雕版大概早就毁掉了。道教也有类似的书，宋代开宝年间刻过一部道家的藏经，称《道藏》。《道藏》收的藏经，当然分量也很多，但是，我在敦煌卷子里边，细细地找，发现有《道藏》还没有刻过的道经，就此做了一篇文章，叫《敦煌本道教佚经考》，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校录工作只是初步的，我对道教并没有研究，只是校录，校出了这篇文章，成为大家重视的东西，也是我做校录工作中自己比较满意的东西。此外，还有韵书的校录，我用了四个本子：一本是拍摄的照片，一本是抄录的内容，一本是写的提要，一本是做了框格。韵书校录是我最早完成的敦煌学研究工作，汇集成了《瀛涯敦煌韵辑》二十四卷这部大书。校录中有很多很有意思的问题，如韵书卷子中有一卷，就是王仁昫那一卷，一个地方有一点胭脂，我很奇怪：为什么卷子上会有胭脂呢？问了很多人，都弄不清楚。我看过的卷子大概有六千多卷，没有发现第二个有胭脂的卷子。那时我在四川三台，和我爱人是两张桌子两块砚，她讲：这个东西是否有道理。从此我就注意了。翻了唐宋以来许多人的书，发现唐代宋代明代都有一个传说，说唐代长安有位女仙人，叫做吴彩鸾，每天晚上都要抄一部韵书，拿去卖给赴考的读书人，所以，吴彩鸾抄过若干部韵书。这番话假若是一个人写的，也不足为奇，但是，唐宋两代人都写，就连一生说话忠厚老实的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里也说了这件事，就是说，他也相信这一传说。我认为有些道理，然后回想到这个卷子可能就是吴彩鸾抄的。于是，我着手研究为什么会有这个故事。我研究了唐代读书人的风气、唐代妇女的风俗习惯、唐代的考试制度，等等，写成一篇论文，就叫《吴彩鸾书切韵事辩》。大意是这样：唐代妇女的性格不像宋以后妇女那样软弱，倒是很精明强干的，肯定有这样一部分人，帮助丈夫出去考试，写一部韵书给他带去。唐代人考试一定要做诗，做诗一定要做长律，做长律背不了那么多的韵，要家里人帮他写一部韵书，带着进考场。所以，并不是说她每天晚上写一部韵书，每天晚上写一部韵书是文人好奇，故意扩充的，而是说有一个女人。这个卷子的字像女人笔迹，非常秀丽，不是男人手笔。唐代写经人很多，三万卷都是男人写的，都是和尚道士写的，只有这个卷子是女人笔调。所以，我就肯定这件事情是有的，不过，唐代人喜欢吹牛，所以，唐代传奇把稀奇古怪的故事传给大家，那时风气如此。确实有一个妇女写了这样一部韵书，给了丈夫去考试，流传下来就成为“女仙”。这件事情可以说明：我们每研究一样东西，一定会牵涉到若干问题。在我们文化史上要有一点发现是不容易的。抓住一个敦煌卷子，可以做一辈子工作。我有一位年轻朋友，让我给他选一个卷子，他研究了三十年，还不敢肯定。这个卷子是说一个庙子里的经济，今天某佃户借了几升米，若干年以后，这个人还了好多米；某人又借了多少银子，后来又怎样……就是这样一批账目。我叫他去研究唐代寺院经济同整个社会经济的关系，他写成了一篇论文，比较草率。我说你很多东西还不了解：你了解唐代的僧祇律吗？你了解唐代寺院里的田地是不纳税的吗？他又从头到尾翻“两唐书”，花了两年半的工夫，文章作了修改，结果还有较大的欠缺。我说除此而外，你还没有比较，应该拿这篇文章同其他材料作比较。现在仍在修改中。所以，我们在文化史上做一件对我们文化有所帮助的事情，真是不容易。真正要做好这样一篇文章，要花一辈子的精力。假如把这篇文章做好了，唐代整个经济制度里边最重要的经济组织部门也研究清楚了，这就是对我们文化史的大贡献。向达先生写成《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这部书，我很赞赏。后来，给他提了个意见，他也回了信。我说：你的书好得不得了，但是，我希望你在这里边选两个突破前人的问题，深入研究，使第二个人不能在你这上面添加一分材料，这样的文章写上两三篇就够了。他对我的意见非常赞同，他说：那么，你看我这本书还是本通俗书。我说我不敢说是通俗书，但是，我们更需要你做更详尽更精深的一两篇文章，我们没有第二个人能反驳你了，文章就算做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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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480 我研究敦煌学是如何开始的呢？七七事变的前两天，我从莫斯科经西伯利亚，过伪满洲国回到北京。我是逃出来的，那时候许多朋友劝我不要走这条路，和我同路的人有一个遇害了，我还好，总算冒险回来了。不过我带回来的东西在满洲里被日本人全部拿走了。幸而关于敦煌学的这部分材料以及许多考古学的材料没有带在身边，而是由一个公司给我寄回来的。到北京后，本来准备在北方教书，但是，情况不对，老朋友都劝我到南方来。就在我离京到天津的那天，卢沟桥事变发生了。天津站的站长也是我的老朋友，他要我赶快走，说这两天天津也要发生事情。因此，我赶快到南方来，不几天，果然卢沟桥事变又发展了，上海也开始抵抗了。于是，我带着从法国运回来的书和照片，在苏州一个小旅馆里，做起校书工作来。这与我搞敦煌学以及后来的发展很有关系，在当时条件下，这是我搞敦煌学的一个试验。我用国外所得的敦煌材料，同国内已发表的校对。第一件工作是校对刘半农先生的《敦煌掇琐》，对校的结果，使我无法继续下去。刘先生这部书原是中央研究院刻的，错误很多，仅S. 2011卷，即王仁昫《刊谬补阙切韵》一种，全卷共一千一百行字左右，可是，我校出来的错误竟有二千四百条之多。校完此书以后，我打定主意，将敦煌卷子里的韵书部分进行全面整理，这是我研究敦煌学的第一件工作。东北大学从北京搬到西安，我跟到西安；后来又从西安搬到四川，我又跟到四川。《瀛涯敦煌韵辑》的稿子就是在那里搞出来的，花了整整三年的工夫。全书分二十四卷，是郑振铎先生给我印的，他当时是上海出版公司的老板。我花了三年工夫，得到的收获是什么呢？我发现近来所有研究中国古代韵书的人基本上都用《广韵》这部书，原来《广韵》以前的韵书都亡佚了。我这部书刚好填补这个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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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482 与此同时，我又写成一本《敦煌志》，由于分量太大，没法印出来。后来将总论部分改写成白话，单独出版，书名就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这是我最早的成书，而《韵辑》是第二本。《敦煌志》除了总论以外，多已散失。为什么呢？我在西安时，把文稿寄往成都，不久就得到邮局通知，说有一条船在汉口至重庆之间，被日本飞机炸了。我寄出的文稿也蒙受大难，喂了鱼。后来我把留下来的零零碎碎的稿子汇集起来，收在《敦煌学论文集》中。《敦煌志》虽然早损了，可是，我至今念念不忘，因为它收集了敦煌卷子中关于文学方面的卷子（包括词、变文）以及历史材料、社会材料，是很费了一点工夫的。抗战胜利后，我到了上海，才看到日本大谷光瑞编的《敦煌文集》，觉得可补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更惋惜《敦煌志》的亡佚了。将来有机会，我可能再补，但是，看看现在的身体，恐怕不大可能了，因此，希望别的同志能把这个东西补起来。体例、规格，都存在于我的心里，假使哪位同志愿意做这个工作，我把我的规格告诉他，我的材料也可以提供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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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484 《敦煌学论文集》又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此书共收论文三十八篇，已交上海古籍出版社，不久就可以出版。集中收集了我所有关于敦煌学的文章，其中不少是专门研究，也有作为工具书性质的文章。譬如《敦煌学私议》，就是关于研究敦煌学的详细规划。“三录”即敦煌高僧的《名字录》、敦煌抄卷子人的《名字录》和敦煌的《寺观录》，根据“三录”，可以核对全部的敦煌材料。譬如根据人名可以断定卷子的时代；根据庙子的名字，可以看出这个庙子在什么年代存在；看见写僧的名字，也就知道这个写僧是哪个时代的。所以，“三录”可以帮助我们给卷子断时代。我们研究学问的第一件主要事情就是要弄清楚研究对象的时代，不然的话，这个东西研究出来，还可能有问题。《正俗字谱》说明在唐以前的韵书就有正、俗字了。将来我们搞文字学，可以根据这个字谱来分辨正字和俗字。《敦煌学论文集》里，至少有五分之一是这些工具书性质的文章。我可能还没有做完，因为我当时得到的卷子只有伦敦、巴黎和柏林这三个地方的收藏品，至于日本和苏联的卷子，我都没有见到。那么，将来研究日本、苏联乃至其他别的地方的卷子，也可以参考我的这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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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486 这个集子里专题性的研究文章约分两种：一种是关于韵书的考证；另一种是关于历史材料的研究。后者重要的文章有四篇，简述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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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488 第一篇是讲敦煌王张议潮父子的事迹的。我根据唐代的资料及近代人的研究成果，替他们作了一个详细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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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490 第二篇是关于敦煌王曹家几代人事迹的。我也替他们作了一个详细的传，而且还列了一个世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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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492 这两个家族确实在我国历史上起过一定的作用。他们在我国的西北地区，同周围的兄弟民族接触甚多，在唐五代，中原没有受到什么干扰，可能与张、曹两家在敦煌那个地方看守大门有关。同我们的历史文化有这样大的关系的两大家族，应该详细给他们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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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494 第三篇文章是《补〈五代史·方技传〉》。关于科学的史料，敦煌卷子里极少，不过，也发现了几个“历”。敦煌这个地方原来是自己颁历的，它有一个特殊的历法，作者叫翟奉达。我认为他是个了不得的人，于是就写了这篇文章。写成后，听说向达先生也在写这个人，于是，与他通信，问他是怎么写的。原来他是根据翟奉达的历史，来考证敦煌这个地方同翟有关系的人士以及当时的社会情况的。关于历书，虽然也说了一点，但是，没有我这样完整，所以，我们两人是可以互相补充的。我的文章，他想要，我就给他看了，结果佚失了。我很想恢复这篇文章，可是，老底子只有一些卡片，“文革”中又几乎损失殆尽。为了写成这篇文章，我曾翻阅了中国历代的若干历书、史书，从而发现翟氏编著的历书是很有特点的，以至宋代以后的历书都吸收了它的成果，故而，在中国文化史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努力补写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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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496 第四篇是关于文学的。在敦煌洞窟中发现了南朝宋代和尚智骞的一个残卷，他是用楚国的语音来读《楚辞》的，因而，他的这个卷子在国内成了大家注意的东西。最早研究它的是王重民先生，不过他只写了叙录，没有怎么深入。深入的是闻一多与周祖谟两位先生，他们两位的文章，当时我没有见到，到了解放以后，来到杭州，才看到。不过以前我虽没有读过闻先生的文章，但是，他给我讲过。那时，他在西南联大，我也在昆明。我的文章，他看过以后不大愉快，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话同他的话许多是矛盾的，不过，他还是说：好吧！你说你的，我说我的。现在看来，闻一多先生的文章自有他的长处，他写的东西有我没有说到的，但是，我也有我的是非，因此，这篇文章我保留下来了。四年前，《社会科学》杂志创刊号登了我这篇文章，编辑加了按语，说我这篇文章提出了三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以为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他们没有讲到，那就是智骞的这个东西，在唐以前被认为是个了不得的东西，吹得太高了。闻、周二先生似乎也是这样认为的，而我不但没有这样认为，反而几乎否定它。这不是什么创见，只是这个东西在做书的体例上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同时又是我们后来研究《楚辞》的重要参考书。在这本书以前，人们都是以儒家的立场和观点来读《楚辞》的，到了智骞，他采用不同的学说，把《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奇奇怪怪的书拉来证《楚辞》，从而，在《楚辞》研究上形成了一个流派。关于这一点，《社会科学》的编辑同志没有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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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498 关于韵书，我的《瀛涯敦煌韵辑》有一篇文章，叫《切韵系统》，现在把它抽出来，收进《敦煌学论文集》。这篇文章说明了一点：我国已经亡佚了的《切韵》，在敦煌卷子中发现了，而且有几个卷子就是陆法言原书的抄本。这在研究声韵上是很重要的历史材料。不过，这部《韵辑》发表快三十年了，国内却很少响应，国外虽然有人响应，可是，也没有人像我这样重视它。我写好这部书以后，拿它同《广韵》核对，得出一个结论：《广韵》这部书是宋人杂采唐代诸家的学说凑成的，因此，其系统性和科学性都是不够的。说这个话是有点大胆的，因为有人迷信《广韵》这部书，可能会引出大的争论来。那很好嘛，要是我失败了，那就肯定《广韵》是了不得的书；要是我胜利了，那就说明我这部书是有用的。我有个脾气，就是我的学说希望有人反对，不希望人们完全赞同。反对不了我，我就成立了；反对了，你成立，这样学术上就有了一个定论。以上就是我的《敦煌学论文集》的简介，它是我研究敦煌学的第三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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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500 第四本书是《老子道德经卷子的研究》。关于《老子》的卷子，我看到的几乎可以说完整了，日本和德国都没有这个卷子，只有法国和英国有。顶好的卷子是伯希和拿走的，伯希和这个人对汉学的研究很深，所以，他拿去的卷子都是非常精致的。我对他很讨厌，但是，又佩服他。为什么呢？他治学很严谨，书也读得很多。有一张他盗窃藏经洞的卷子时的自拍照：他蹲在洞窟里，面对许多经卷，正在蜡烛光下一件件地翻检……他告诉我，他拿去的卷子在所有敦煌卷子里几乎都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今天研究敦煌卷子应该以在巴黎的卷子为基础。过去说这话是要招大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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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502 敦煌卷子的纸质、墨色、写的情况都有很大的差别。《道德经》卷子的纸几乎都是非常讲究的，特别加工过的，纸质硬实，至今一千多年了，拿出来还会发出吭喳吭喳的金石声。并且，每一个字都写得好，我们后来的一些字帖，就采用敦煌的《老子道德经》卷子的。佛教经典的卷子后面不一定有什么了不得的写僧的名字，而《道德经》卷后的写僧都是有名的，甚至有几个是高僧。这是件很特别的事情，和尚来写《道德经》，而且是在唐代儒、释、道三教斗争很严重的时候。其实，也不足为奇，因为唐代帝王自称是老子之后，关于这一问题，今天暂且不去论是非。但是，唐代帝王尊崇老子，会不会影响当时的寺庙呢？会不会引出一些捧场的和尚来抄《道德经》呢？我想是有可能的。因此，《道德经》的卷子抄得极好，校勘得非常认真，如果一个字有点小毛病，就用黄颜料把它涂掉并改正过来。除了儒经中有时有这个现象外，其余的经卷都是没有的。《道德经》的卷子数量不多。在敦煌也发现了其他道家经典，就写得马虎了。譬如《庄子》在六朝以后，常与《道德经》一起，而被称为《南华经》，就没有《道德经》写得好，纸差，字也差，校勘也差。《道德经》写得最好，除了上面所讲的外，大概还有以下的原因。唐太宗以后，道家的势力慢慢地大起来了，佛教内部腐朽的东西也越来越多，许多庙子里养起兵和娼妓来了。和尚骄横跋扈的情况，在唐代的文献中屡见不鲜，而道家却少见。道家兴起之后，绝对禁止这些东西，因此，民间对它的信仰还在，而对佛教的信仰则大大地减少了。这时，佛、道互相敌视，互相攻击。其实道教有许多是抄佛经的，其目的是让民间知道，佛教的那一套，我道教也有，从而劝大家不要相信佛教。到了五代末期，道教大兴，因而，当时《道德经》写得好，与佛、道自身的情况也是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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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504 还有两项研究成果，也简要地说一说。一项是关于儒家经典的辑录与研究，我把重点放在《尚书》和《诗经》这两部书上。《诗经》的研究在我的《敦煌学论文集》里已有了一个提要。大体说来，现在所传的《诗经》，同敦煌本的《诗经》有很大出入。现在传世的本子收集了其他所有注家的注，使《诗经》好读一点；而敦煌本在语法上似乎不大相同，文字也很有差别。传世的《诗经》顶早可能是宋代的刻本，可能是经过宋人修改过的，而敦煌本的《诗经》和《尚书》的许多字比我们现在传世的本子好。但是，好尽管好，却不通俗。宋代人读《诗经》和《尚书》，可能看到原先的刻本，以为字太艰涩，便改为通俗字。这样一改就糟了。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敦煌卷子的《尚书》和《诗经》来校对我们现在所传的本子，这当中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尚书》、《诗经》的敦煌卷子，国内学术界要的人很多，我有工夫就抄一点给他们，《诗经》卷子，抄给黄焯，《尚书》卷子抄给顾颉刚。但是，现在看到的顾先生关于《尚书》的论著，却没有引用，大概是篇幅所限的原因吧。将来我有精力，要填补这个空白的，假使精力不济，也要指导一个学生替我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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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506 另一项是《莫高窟年表》，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原是七十万字的稿子，前面还有两百多幅图片，都是莫高窟最重要的图片。底稿是用毛笔写的，写得规规矩矩，如果哪个规模大一点的图书馆要的话，我就送给他们作藏书，因为我自己也没法子保存。这本书我原来打算把敦煌卷子里有年代可考的，按年代编排。这样一来就能很好地看出各个时代的风气，看出各个时代对不同经典的重视情况。譬如在唐明皇时，《金刚经》、《金光明最胜王经》是特别重要的，而它们在别的时代就不大重要了。这是我写这部书的目的之一。另一个目的是，把中国历史上同宗教有关系的材料补进去。譬如唐明皇时，儒、释、道三家是如何斗争的？我把历史上有关的材料找出来，附在唐明皇时代的敦煌卷子后面。如唐明皇自己给《金刚经》加注，给《孝经》加注，给《道德经》加注，显然是想调和儒、释、道三家，让全国在他的调和思想下安定下来。这些历史材料，我都附在有关的敦煌卷子后面。又如有一个卷子是王羲之那个时代的，于是，我就把王羲之的生卒年月，生平事迹以及他写的《兰亭序》都抄录出来，附在这个卷子的后面。又如某个卷子说某一时代颁布了僧祇律，就在它的后面把僧祇律的详细内容附上。又如某一个卷子为一个日本人详细考证过，我就把这些考证文章翻译过来，附在这些卷子的底下。这样一来，所附的材料很多，我想对了解中国的文化史是很有帮助的。但后来出版社的同志认为太复杂了，为了简便起见，于是就把这些附录全删掉了，只剩下一些敦煌卷子。《莫高窟年表》也就只有骨架，没血没肉了，书名也只得改成《莫高窟资料编年》。那些被删掉的附录，全部毁掉了。“文革”中，几次被抄家，连稿子也抄走了，看来恢复原样已经不可能了。现在我把这个被删的残本送到上海古籍出版社，今年即可出版。这本书现在只有一个用处，即作为工具书来用。不过用它时，要先查索引，看看有没有你要查的东西，然后再看看我的文字，这样一来，这一缺陷就可以弥补了。上海古籍出版社能帮我印出来，我得感谢出版社对学术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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