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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476 第二种是诸子的校录，集中力量搞《老子道德经》。所有敦煌《老子道德经》的卷子都抄录完整了，并且已经写成一篇两万字的论文，题为《〈老子道德经〉的研究》。关于《道德经》，下面还要讲，这里先提两件很有趣的事情。第一件是关于书名。《道德经》是现在的名称，几年前在山东银雀山发现汉初写本，不叫《道德经》，而叫《德道经》，倒转过来说的。这是一个大宝，我的一个朋友得知以后，高兴得很，写信告诉我。我说在敦煌卷子里已经发现了同样的情况。第二件是关于字数。据《史记》说，《道德经》是五千言。不少敦煌的《道德经》卷子，每章标有字数，合起来为四千九百九十九字，仅差一字。有人说应当是五千零几十个字，那么，太史公讲五千言的可靠成分到底在哪里呢？我认为靠得住的成分是百分之九十五，靠不住的是五千多俩字还是少俩字。可见，敦煌卷子可以证明史书的记载，这些都是很有趣味的东西，研究古籍的人遇到这样问题高兴得很，所以，我做校录是比较用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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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478 第三种是《道德经》以外的道家经书。佛教有个《大藏经》，是把佛教经典汇集起来的大书，故叫“大藏”。杭州大学有过一部《嘉兴藏》，是在嘉兴刻的，这是最了不起的《大藏经》，两三年前被中国科学院宗教研究所调走了。这部书，据我所知，在全国只有三个完整的本子，其他都残了。这部书是明末人刻的，先在南京刻，后来在苏州刻，最后在浙江完成，所以，取名叫《嘉兴藏》，本名叫《径山藏》，俗称《嘉兴藏》，其雕版大概早就毁掉了。道教也有类似的书，宋代开宝年间刻过一部道家的藏经，称《道藏》。《道藏》收的藏经，当然分量也很多，但是，我在敦煌卷子里边，细细地找，发现有《道藏》还没有刻过的道经，就此做了一篇文章，叫《敦煌本道教佚经考》，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校录工作只是初步的，我对道教并没有研究，只是校录，校出了这篇文章，成为大家重视的东西，也是我做校录工作中自己比较满意的东西。此外，还有韵书的校录，我用了四个本子：一本是拍摄的照片，一本是抄录的内容，一本是写的提要，一本是做了框格。韵书校录是我最早完成的敦煌学研究工作，汇集成了《瀛涯敦煌韵辑》二十四卷这部大书。校录中有很多很有意思的问题，如韵书卷子中有一卷，就是王仁昫那一卷，一个地方有一点胭脂，我很奇怪：为什么卷子上会有胭脂呢？问了很多人，都弄不清楚。我看过的卷子大概有六千多卷，没有发现第二个有胭脂的卷子。那时我在四川三台，和我爱人是两张桌子两块砚，她讲：这个东西是否有道理。从此我就注意了。翻了唐宋以来许多人的书，发现唐代宋代明代都有一个传说，说唐代长安有位女仙人，叫做吴彩鸾，每天晚上都要抄一部韵书，拿去卖给赴考的读书人，所以，吴彩鸾抄过若干部韵书。这番话假若是一个人写的，也不足为奇，但是，唐宋两代人都写，就连一生说话忠厚老实的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里也说了这件事，就是说，他也相信这一传说。我认为有些道理，然后回想到这个卷子可能就是吴彩鸾抄的。于是，我着手研究为什么会有这个故事。我研究了唐代读书人的风气、唐代妇女的风俗习惯、唐代的考试制度，等等，写成一篇论文，就叫《吴彩鸾书切韵事辩》。大意是这样：唐代妇女的性格不像宋以后妇女那样软弱，倒是很精明强干的，肯定有这样一部分人，帮助丈夫出去考试，写一部韵书给他带去。唐代人考试一定要做诗，做诗一定要做长律，做长律背不了那么多的韵，要家里人帮他写一部韵书，带着进考场。所以，并不是说她每天晚上写一部韵书，每天晚上写一部韵书是文人好奇，故意扩充的，而是说有一个女人。这个卷子的字像女人笔迹，非常秀丽，不是男人手笔。唐代写经人很多，三万卷都是男人写的，都是和尚道士写的，只有这个卷子是女人笔调。所以，我就肯定这件事情是有的，不过，唐代人喜欢吹牛，所以，唐代传奇把稀奇古怪的故事传给大家，那时风气如此。确实有一个妇女写了这样一部韵书，给了丈夫去考试，流传下来就成为“女仙”。这件事情可以说明：我们每研究一样东西，一定会牵涉到若干问题。在我们文化史上要有一点发现是不容易的。抓住一个敦煌卷子，可以做一辈子工作。我有一位年轻朋友，让我给他选一个卷子，他研究了三十年，还不敢肯定。这个卷子是说一个庙子里的经济，今天某佃户借了几升米，若干年以后，这个人还了好多米；某人又借了多少银子，后来又怎样……就是这样一批账目。我叫他去研究唐代寺院经济同整个社会经济的关系，他写成了一篇论文，比较草率。我说你很多东西还不了解：你了解唐代的僧祇律吗？你了解唐代寺院里的田地是不纳税的吗？他又从头到尾翻“两唐书”，花了两年半的工夫，文章作了修改，结果还有较大的欠缺。我说除此而外，你还没有比较，应该拿这篇文章同其他材料作比较。现在仍在修改中。所以，我们在文化史上做一件对我们文化有所帮助的事情，真是不容易。真正要做好这样一篇文章，要花一辈子的精力。假如把这篇文章做好了，唐代整个经济制度里边最重要的经济组织部门也研究清楚了，这就是对我们文化史的大贡献。向达先生写成《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这部书，我很赞赏。后来，给他提了个意见，他也回了信。我说：你的书好得不得了，但是，我希望你在这里边选两个突破前人的问题，深入研究，使第二个人不能在你这上面添加一分材料，这样的文章写上两三篇就够了。他对我的意见非常赞同，他说：那么，你看我这本书还是本通俗书。我说我不敢说是通俗书，但是，我们更需要你做更详尽更精深的一两篇文章，我们没有第二个人能反驳你了，文章就算做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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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480 我研究敦煌学是如何开始的呢？七七事变的前两天，我从莫斯科经西伯利亚，过伪满洲国回到北京。我是逃出来的，那时候许多朋友劝我不要走这条路，和我同路的人有一个遇害了，我还好，总算冒险回来了。不过我带回来的东西在满洲里被日本人全部拿走了。幸而关于敦煌学的这部分材料以及许多考古学的材料没有带在身边，而是由一个公司给我寄回来的。到北京后，本来准备在北方教书，但是，情况不对，老朋友都劝我到南方来。就在我离京到天津的那天，卢沟桥事变发生了。天津站的站长也是我的老朋友，他要我赶快走，说这两天天津也要发生事情。因此，我赶快到南方来，不几天，果然卢沟桥事变又发展了，上海也开始抵抗了。于是，我带着从法国运回来的书和照片，在苏州一个小旅馆里，做起校书工作来。这与我搞敦煌学以及后来的发展很有关系，在当时条件下，这是我搞敦煌学的一个试验。我用国外所得的敦煌材料，同国内已发表的校对。第一件工作是校对刘半农先生的《敦煌掇琐》，对校的结果，使我无法继续下去。刘先生这部书原是中央研究院刻的，错误很多，仅S. 2011卷，即王仁昫《刊谬补阙切韵》一种，全卷共一千一百行字左右，可是，我校出来的错误竟有二千四百条之多。校完此书以后，我打定主意，将敦煌卷子里的韵书部分进行全面整理，这是我研究敦煌学的第一件工作。东北大学从北京搬到西安，我跟到西安；后来又从西安搬到四川，我又跟到四川。《瀛涯敦煌韵辑》的稿子就是在那里搞出来的，花了整整三年的工夫。全书分二十四卷，是郑振铎先生给我印的，他当时是上海出版公司的老板。我花了三年工夫，得到的收获是什么呢？我发现近来所有研究中国古代韵书的人基本上都用《广韵》这部书，原来《广韵》以前的韵书都亡佚了。我这部书刚好填补这个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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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482 与此同时，我又写成一本《敦煌志》，由于分量太大，没法印出来。后来将总论部分改写成白话，单独出版，书名就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这是我最早的成书，而《韵辑》是第二本。《敦煌志》除了总论以外，多已散失。为什么呢？我在西安时，把文稿寄往成都，不久就得到邮局通知，说有一条船在汉口至重庆之间，被日本飞机炸了。我寄出的文稿也蒙受大难，喂了鱼。后来我把留下来的零零碎碎的稿子汇集起来，收在《敦煌学论文集》中。《敦煌志》虽然早损了，可是，我至今念念不忘，因为它收集了敦煌卷子中关于文学方面的卷子（包括词、变文）以及历史材料、社会材料，是很费了一点工夫的。抗战胜利后，我到了上海，才看到日本大谷光瑞编的《敦煌文集》，觉得可补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更惋惜《敦煌志》的亡佚了。将来有机会，我可能再补，但是，看看现在的身体，恐怕不大可能了，因此，希望别的同志能把这个东西补起来。体例、规格，都存在于我的心里，假使哪位同志愿意做这个工作，我把我的规格告诉他，我的材料也可以提供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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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484 《敦煌学论文集》又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此书共收论文三十八篇，已交上海古籍出版社，不久就可以出版。集中收集了我所有关于敦煌学的文章，其中不少是专门研究，也有作为工具书性质的文章。譬如《敦煌学私议》，就是关于研究敦煌学的详细规划。“三录”即敦煌高僧的《名字录》、敦煌抄卷子人的《名字录》和敦煌的《寺观录》，根据“三录”，可以核对全部的敦煌材料。譬如根据人名可以断定卷子的时代；根据庙子的名字，可以看出这个庙子在什么年代存在；看见写僧的名字，也就知道这个写僧是哪个时代的。所以，“三录”可以帮助我们给卷子断时代。我们研究学问的第一件主要事情就是要弄清楚研究对象的时代，不然的话，这个东西研究出来，还可能有问题。《正俗字谱》说明在唐以前的韵书就有正、俗字了。将来我们搞文字学，可以根据这个字谱来分辨正字和俗字。《敦煌学论文集》里，至少有五分之一是这些工具书性质的文章。我可能还没有做完，因为我当时得到的卷子只有伦敦、巴黎和柏林这三个地方的收藏品，至于日本和苏联的卷子，我都没有见到。那么，将来研究日本、苏联乃至其他别的地方的卷子，也可以参考我的这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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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486 这个集子里专题性的研究文章约分两种：一种是关于韵书的考证；另一种是关于历史材料的研究。后者重要的文章有四篇，简述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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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488 第一篇是讲敦煌王张议潮父子的事迹的。我根据唐代的资料及近代人的研究成果，替他们作了一个详细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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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490 第二篇是关于敦煌王曹家几代人事迹的。我也替他们作了一个详细的传，而且还列了一个世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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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492 这两个家族确实在我国历史上起过一定的作用。他们在我国的西北地区，同周围的兄弟民族接触甚多，在唐五代，中原没有受到什么干扰，可能与张、曹两家在敦煌那个地方看守大门有关。同我们的历史文化有这样大的关系的两大家族，应该详细给他们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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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494 第三篇文章是《补〈五代史·方技传〉》。关于科学的史料，敦煌卷子里极少，不过，也发现了几个“历”。敦煌这个地方原来是自己颁历的，它有一个特殊的历法，作者叫翟奉达。我认为他是个了不得的人，于是就写了这篇文章。写成后，听说向达先生也在写这个人，于是，与他通信，问他是怎么写的。原来他是根据翟奉达的历史，来考证敦煌这个地方同翟有关系的人士以及当时的社会情况的。关于历书，虽然也说了一点，但是，没有我这样完整，所以，我们两人是可以互相补充的。我的文章，他想要，我就给他看了，结果佚失了。我很想恢复这篇文章，可是，老底子只有一些卡片，“文革”中又几乎损失殆尽。为了写成这篇文章，我曾翻阅了中国历代的若干历书、史书，从而发现翟氏编著的历书是很有特点的，以至宋代以后的历书都吸收了它的成果，故而，在中国文化史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努力补写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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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496 第四篇是关于文学的。在敦煌洞窟中发现了南朝宋代和尚智骞的一个残卷，他是用楚国的语音来读《楚辞》的，因而，他的这个卷子在国内成了大家注意的东西。最早研究它的是王重民先生，不过他只写了叙录，没有怎么深入。深入的是闻一多与周祖谟两位先生，他们两位的文章，当时我没有见到，到了解放以后，来到杭州，才看到。不过以前我虽没有读过闻先生的文章，但是，他给我讲过。那时，他在西南联大，我也在昆明。我的文章，他看过以后不大愉快，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话同他的话许多是矛盾的，不过，他还是说：好吧！你说你的，我说我的。现在看来，闻一多先生的文章自有他的长处，他写的东西有我没有说到的，但是，我也有我的是非，因此，这篇文章我保留下来了。四年前，《社会科学》杂志创刊号登了我这篇文章，编辑加了按语，说我这篇文章提出了三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以为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他们没有讲到，那就是智骞的这个东西，在唐以前被认为是个了不得的东西，吹得太高了。闻、周二先生似乎也是这样认为的，而我不但没有这样认为，反而几乎否定它。这不是什么创见，只是这个东西在做书的体例上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同时又是我们后来研究《楚辞》的重要参考书。在这本书以前，人们都是以儒家的立场和观点来读《楚辞》的，到了智骞，他采用不同的学说，把《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奇奇怪怪的书拉来证《楚辞》，从而，在《楚辞》研究上形成了一个流派。关于这一点，《社会科学》的编辑同志没有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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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498 关于韵书，我的《瀛涯敦煌韵辑》有一篇文章，叫《切韵系统》，现在把它抽出来，收进《敦煌学论文集》。这篇文章说明了一点：我国已经亡佚了的《切韵》，在敦煌卷子中发现了，而且有几个卷子就是陆法言原书的抄本。这在研究声韵上是很重要的历史材料。不过，这部《韵辑》发表快三十年了，国内却很少响应，国外虽然有人响应，可是，也没有人像我这样重视它。我写好这部书以后，拿它同《广韵》核对，得出一个结论：《广韵》这部书是宋人杂采唐代诸家的学说凑成的，因此，其系统性和科学性都是不够的。说这个话是有点大胆的，因为有人迷信《广韵》这部书，可能会引出大的争论来。那很好嘛，要是我失败了，那就肯定《广韵》是了不得的书；要是我胜利了，那就说明我这部书是有用的。我有个脾气，就是我的学说希望有人反对，不希望人们完全赞同。反对不了我，我就成立了；反对了，你成立，这样学术上就有了一个定论。以上就是我的《敦煌学论文集》的简介，它是我研究敦煌学的第三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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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500 第四本书是《老子道德经卷子的研究》。关于《老子》的卷子，我看到的几乎可以说完整了，日本和德国都没有这个卷子，只有法国和英国有。顶好的卷子是伯希和拿走的，伯希和这个人对汉学的研究很深，所以，他拿去的卷子都是非常精致的。我对他很讨厌，但是，又佩服他。为什么呢？他治学很严谨，书也读得很多。有一张他盗窃藏经洞的卷子时的自拍照：他蹲在洞窟里，面对许多经卷，正在蜡烛光下一件件地翻检……他告诉我，他拿去的卷子在所有敦煌卷子里几乎都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今天研究敦煌卷子应该以在巴黎的卷子为基础。过去说这话是要招大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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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502 敦煌卷子的纸质、墨色、写的情况都有很大的差别。《道德经》卷子的纸几乎都是非常讲究的，特别加工过的，纸质硬实，至今一千多年了，拿出来还会发出吭喳吭喳的金石声。并且，每一个字都写得好，我们后来的一些字帖，就采用敦煌的《老子道德经》卷子的。佛教经典的卷子后面不一定有什么了不得的写僧的名字，而《道德经》卷后的写僧都是有名的，甚至有几个是高僧。这是件很特别的事情，和尚来写《道德经》，而且是在唐代儒、释、道三教斗争很严重的时候。其实，也不足为奇，因为唐代帝王自称是老子之后，关于这一问题，今天暂且不去论是非。但是，唐代帝王尊崇老子，会不会影响当时的寺庙呢？会不会引出一些捧场的和尚来抄《道德经》呢？我想是有可能的。因此，《道德经》的卷子抄得极好，校勘得非常认真，如果一个字有点小毛病，就用黄颜料把它涂掉并改正过来。除了儒经中有时有这个现象外，其余的经卷都是没有的。《道德经》的卷子数量不多。在敦煌也发现了其他道家经典，就写得马虎了。譬如《庄子》在六朝以后，常与《道德经》一起，而被称为《南华经》，就没有《道德经》写得好，纸差，字也差，校勘也差。《道德经》写得最好，除了上面所讲的外，大概还有以下的原因。唐太宗以后，道家的势力慢慢地大起来了，佛教内部腐朽的东西也越来越多，许多庙子里养起兵和娼妓来了。和尚骄横跋扈的情况，在唐代的文献中屡见不鲜，而道家却少见。道家兴起之后，绝对禁止这些东西，因此，民间对它的信仰还在，而对佛教的信仰则大大地减少了。这时，佛、道互相敌视，互相攻击。其实道教有许多是抄佛经的，其目的是让民间知道，佛教的那一套，我道教也有，从而劝大家不要相信佛教。到了五代末期，道教大兴，因而，当时《道德经》写得好，与佛、道自身的情况也是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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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504 还有两项研究成果，也简要地说一说。一项是关于儒家经典的辑录与研究，我把重点放在《尚书》和《诗经》这两部书上。《诗经》的研究在我的《敦煌学论文集》里已有了一个提要。大体说来，现在所传的《诗经》，同敦煌本的《诗经》有很大出入。现在传世的本子收集了其他所有注家的注，使《诗经》好读一点；而敦煌本在语法上似乎不大相同，文字也很有差别。传世的《诗经》顶早可能是宋代的刻本，可能是经过宋人修改过的，而敦煌本的《诗经》和《尚书》的许多字比我们现在传世的本子好。但是，好尽管好，却不通俗。宋代人读《诗经》和《尚书》，可能看到原先的刻本，以为字太艰涩，便改为通俗字。这样一改就糟了。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敦煌卷子的《尚书》和《诗经》来校对我们现在所传的本子，这当中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尚书》、《诗经》的敦煌卷子，国内学术界要的人很多，我有工夫就抄一点给他们，《诗经》卷子，抄给黄焯，《尚书》卷子抄给顾颉刚。但是，现在看到的顾先生关于《尚书》的论著，却没有引用，大概是篇幅所限的原因吧。将来我有精力，要填补这个空白的，假使精力不济，也要指导一个学生替我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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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506 另一项是《莫高窟年表》，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原是七十万字的稿子，前面还有两百多幅图片，都是莫高窟最重要的图片。底稿是用毛笔写的，写得规规矩矩，如果哪个规模大一点的图书馆要的话，我就送给他们作藏书，因为我自己也没法子保存。这本书我原来打算把敦煌卷子里有年代可考的，按年代编排。这样一来就能很好地看出各个时代的风气，看出各个时代对不同经典的重视情况。譬如在唐明皇时，《金刚经》、《金光明最胜王经》是特别重要的，而它们在别的时代就不大重要了。这是我写这部书的目的之一。另一个目的是，把中国历史上同宗教有关系的材料补进去。譬如唐明皇时，儒、释、道三家是如何斗争的？我把历史上有关的材料找出来，附在唐明皇时代的敦煌卷子后面。如唐明皇自己给《金刚经》加注，给《孝经》加注，给《道德经》加注，显然是想调和儒、释、道三家，让全国在他的调和思想下安定下来。这些历史材料，我都附在有关的敦煌卷子后面。又如有一个卷子是王羲之那个时代的，于是，我就把王羲之的生卒年月，生平事迹以及他写的《兰亭序》都抄录出来，附在这个卷子的后面。又如某个卷子说某一时代颁布了僧祇律，就在它的后面把僧祇律的详细内容附上。又如某一个卷子为一个日本人详细考证过，我就把这些考证文章翻译过来，附在这些卷子的底下。这样一来，所附的材料很多，我想对了解中国的文化史是很有帮助的。但后来出版社的同志认为太复杂了，为了简便起见，于是就把这些附录全删掉了，只剩下一些敦煌卷子。《莫高窟年表》也就只有骨架，没血没肉了，书名也只得改成《莫高窟资料编年》。那些被删掉的附录，全部毁掉了。“文革”中，几次被抄家，连稿子也抄走了，看来恢复原样已经不可能了。现在我把这个被删的残本送到上海古籍出版社，今年即可出版。这本书现在只有一个用处，即作为工具书来用。不过用它时，要先查索引，看看有没有你要查的东西，然后再看看我的文字，这样一来，这一缺陷就可以弥补了。上海古籍出版社能帮我印出来，我得感谢出版社对学术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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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508 总之，我的研究成果就是这么几点，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比起我的同辈向达、王重民先生来，我不及；比起我的老师王国维、陈寅恪先生来，相差更远了。我这一生最大的缺点就是东一头西一棒子，撒得太开，到现在，我已经不大可能收拾了。不过好在我们的国家现在事事都向前走，将来的敦煌学肯定是有希望的。我现在只不过是一匹识途老马，这匹老马已经不能载重了，但是，这条路我曾经走过一段，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条路怎样走，怎样爬山、涉水啦……我力所能及的大概就这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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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513 敦煌学概论 [:1705480372]

1705480514 敦煌学概论 第二讲 敦煌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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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516 本讲拟从历史发展角度来谈一谈敦煌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这个问题大体上可以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是唐代以前，第二大段到唐代为止。唐以后不讲了。重点讲印度文化同中国文化的关系，如印度哲学到中国来以后，给中国文化一些什么影响，中国文化受了印度思想影响之后，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局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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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518 我认为中国文化史上有过三次大变化、三个时期。第一是春秋时代。从考古学上看，关于夏商周的历史记载差不多是比较正确的，夏商周三代一脉相承的文化到春秋结了一个穴。主要原因是夏商两代文化刚刚进入半文明社会，而它的发展是以黄河流域为基础的。这个黄河流域西起现在的新疆、青海、西藏，东到现在的山东、河北。周家本来是西方民族去的，它同夏家是有关系的，可能夏家是一个靠北方偏西一点，就是现在陕西、甘肃之间的民族。周这个民族就是陕西、甘肃之间的民族向东走的，到东方来之后，同殷民族交锋了，殷民族是东方民族。周家本身以夏文化为基础，吸收了殷文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尚书》中箕子为武王称《洪范》，这是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影子。我只能说影子，因为《洪范》有好多成分是真的，好多成分是假的，还不能断定，但确实是一个影子。《洪范》这篇文章把殷家的乃至于夏家的整个文化的重点几乎都说出来了。周家以后的文化大体根据《洪范》来，不过周人也有自己的特点。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原来周文化总结了夏文化之后，承认我们人同自然的关系，并在人的关系上固定下来，它就是宗法。周家以前无所谓宗法社会，而是氏族社会，或氏族社会的早期。周家把宗法社会定下来了。宗法社会有两个很重要的连锁反应，它们又是统一的。一个是传子，即传嫡长为贤的继承问题，一个是财产遗传问题。夏商两代没有这两个问题。父亲死后，王位一定传给儿子，而且一定是长子，只有母亲是王后，才能继王位，假如母亲是妾，就是第一个生下来也不行。以天命关系定王位继承，继承以后，不管你是什么样人，好的，天下也算你的；坏的，天下也算你的。这样一来，家庭内部没有纠纷，国家也初步可以安定。譬如武王得了天下以后，传给成王，成王是个小孩子。国家初年纷乱得不得了，幸好周公把着他的关，所以后人说周家这些宗法制度的完成、政治制度的完成都靠周公。很可能他参加过重要意见。即使殷家的降虏同周家的不肖子孙勾结起来谋王位，也搞不下去。为什么会勾结起来搞呢？就是夏商两代并不一定传嫡立长，哪个有本事就哪个上来做。但是，周家只要你是嫡子，即使不肖之子也传给你。王位定了，内部无所争。王位定了，国家的财产归了你，所谓“家天下”。这个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几千年来不变的局面。连周家分封的诸侯也是这个制度，国家成了天下的共主，叫大宗，诸侯成了小宗。但是诸侯在他的国家内，又可以自立为大宗，他的大夫便成了小宗；大夫要是有本事，得了封邑，也可以成为封邑里的大宗。层层下达，把天下统一在血统关系上，别人不能惊扰它。在中国历史上，周家天下最久远，同它有很大关系。在这个情况下，慢慢形成了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墨家思想等等。各人搞各人的，每个人都在周家制度下找一条路子走。宗法制度对民间风俗的影响大得不得了，一个父亲把家当挣了起来，假如有三个五个儿子在那里争吵，是不得了的。所以国家宗法制度行到民间来之后，成了民间风俗的样本。总结这个历史过程是在春秋，春秋最重要的人物当然是孔子和老子。一个儒家，一个道家，把中国文化吸收在他们的学说里。孔子提倡人伦，即五伦，老子宣扬“毋争”。“毋争”对人们有很大的影响。老子时代正是春秋战国争执得最厉害的时候，所以，老子提出不要争，以柔弱为做人的基本，以不争为做人的方法，来求得安定。孔子把宗法制度总结成儒家的人伦制度，形成儒家的道德范畴，它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分做基础来安定社会。封建统治阶级很自然地吸取儒家思想，使它成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道家思想则被一些成年人奉为一生行事的规范。这两个思想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两个最大的思想体系。这是第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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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520 第二点，儒家发展到汉代更盛了，主要原因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和汉武帝罢黜百家。所以，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后，纷杂的思想不讲了，汉家从高祖起强调以孝治天下，这两个东西成了汉代立国的根本。这两个东西调和下来之后，成为汉家的主要政治措施，也是民风的趋向。到了汉武帝以后，突然发生了一种反面思想，就是昭、宣、元、成之后突然间有所谓今文之学出现。原来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百家之学在朝廷站不住脚了，全部逃到民间去躲藏起来，根据他们今文家的传说写了许多书，即所谓谶纬之学。谶纬之学大大兴盛，几乎把高祖所定的规模全部搞掉。但是，儒家在武帝支持下，已经大大发展，而儒家经典也已普及全国。因此，儒生起来同今文家斗争。今文家自己也说得自孔子，不过，他们自己也承认，孔子说的关于国家政令的东西，他们没有看见。从此，今古文斗争开始。倒也奇怪，武帝以后，尤其在宣帝时，渐渐地黄老之说出来了。道家清虚自守，于是，做皇帝的也清虚自守，让天下安安静静地过太平日子。今文家同道家有许多地方相类似，是否偷了道家学说，我不敢断定。今文家从天文、宗教、迷信等许多方面来笼络人心，并且在昭、宣时期几乎达到了目的，但是，势力还不大。所以，等到光武起来以后，反对谶纬之学，今文学垮了，然后古文学兴起来了。汉家政治思想、民间思想仍然恢复到儒家的人伦制度去。到这个时候要变了，东汉时期，佛教已进入中国，渐渐地中国士大夫和民间受到很大影响。但是初来的并不是释迦牟尼的真宗教，而是印度老的宗教，他们用各种方法宣传佛教。汉代读书人尊重老子，所以，汉末、魏晋之间，道家学说大盛。嵇康、阮籍不用说，甚至谢灵运、陶渊明也有道家思想。但是佛教学理还没有广泛地传进中国来，最重要的经典也没有完全进来。这时候，有位平阳人，是山西平阳，不是浙江平阳，叫法显，是个和尚，俗姓龚。他同另外两个人到印度取经，成为中国第一个到印度取经的人物，前后大概八九年，回国后，写了一部《佛国记》。这是一部世界上关于旅游的最早最大的书，可惜亡佚了。他把印度的戒律《摩诃僧祇律》翻译了出来。印度哲学分三大部分：经、论和戒律，戒律就是讲怎样修养自己，到唐代就成了十戒，中国从此有了戒律。于是北方和尚，每个人都学戒律，成为高僧大德，品德极高。这里有段插曲：法显坐船回国，被漂到美洲，到了墨西哥，所以是中国法显第一次发现美洲，并不是哥伦布。他发现美洲之后，一看不是中国，就坐船回来了。这件事，《佛国记》里有，然而记得不详细。现在，墨西哥发现了很多法显所留下的遗迹，法国人研究得最精细，我们中国还没有人研究。日本也在研究。有本《西游记》，过去商务印书馆把它译了出来，现在买不着了。要是在旧书店里看到了，赶快买，这本书同中国文化的关系太重要了。他发现美洲以后，美洲才开发出来。现在墨西哥的许多民情风俗，与我国近似，这是法显起了作用的。他把中国文化带到美洲去。这是插话。也是从法显开始，中国到印度取经的人慢慢地多了，印度的大德、大僧也不断地到中国来了，大的经典也带来了。中间关系最大，唐代不说，唐以前应该是鸠摩罗什，又叫什公、罗公。他来中国以后，中国才有三论宗的东西，所谓三论宗即是讲《十二门论》、《百论》和《中论》三部经的，实际上它是一般逻辑学和我们认识论的结合。到这时候，我国的哲学思想更系统化了。这件事非常重要。我国有讲逻辑学的，旧叫名学，没有印度名学那样细密。名学同认识论结合以后叫因明学。前些时候，报上登载我国成立因明学会，在花大力气研究，据我所知，宗教研究所去年开始大力准备。假如因明学成果拿出来，逻辑学是要大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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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522 在他以后，印度的大经一样样进来了，最重要的有几样，一是《法华经》，属天台宗。智大师，隋代初年在天台落锡，讲《法华经》、《大智度论》、《涅槃经》。他把《法华经》疏讲出来，加注，一段段、一个个字地讲，讲得很清楚，成了中国佛教最了不得的宗派。这个时候，中国佛教宗派越来越多，除法华宗而外，同我国文化有最大关系的还有唯识宗，讲《成唯识论》，所谓万法唯识，把知识这个问题提到最高点。它从唐初开始，到现在还是大的宗派。这是中国自己创的派，近代浙江许多学者都是讲唯识宗的。所有唐代政治上的人物，要么是天台宗，要么是唯识宗。所有宗派在唐代一一发展起来，得到印度最高经典之后，天台宗让我们的哲学更系统化了；三论宗让我们关于逻辑学和认识论有很大发展；唯识论让我们对知识领域的认识广博了，不但对人的认识广阔了，对物的认识也广博了，判断物的知识也准确了。还有若干宗，对文化史，尤其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极大。大体说，北方学人受戒律影响，做苦行头陀，如到印度取经，把佛教传到日本、朝鲜去。可是，南方这帮人，受了三论宗、唯识宗和天台宗的影响，大家都研究学问，不一定做和尚，在家做居士。这些居士学问高深，中国很多学术问题都在他们范围里磨炼。而且，南方大德往往拿儒家、道家经典作比较研究，比如熊十力先生，是研究唯识论的大师，可是，到晚年读儒书，否定佛教，以为佛教还不如儒家道理多，儒家才真正把人世看透了，佛家还没有，只是把人世组织看透了。于是，写了一本《新释儒》，讲儒家的道理。南方高明之士常常最后回头，要么是读道家书，要么是读儒家书。比如陶渊明，最后还是儒家，他同慧远、谢灵运关系这样深，为什么不进佛家去？他穷得要死，“饥来驱我去”，跑到人家去敲门，要一点吃的东西。慧远说：你来好了，我这里吃的东西多得很。他再也不去。为什么呢？陶渊明到最后还是儒家思想。所以，道家思想也好，儒家思想也好，等到佛教最高经典来了，三家经典互相砥砺。明代以来，清代三百年来，佛教在中国，虽然影响很大，但是最大影响还在于讲礼，真正苦行头陀不大有了。明代以后不大有了，清代很少很少了。倒是讲道理的大儒有好些进了佛家，然后又出来，回到儒家。譬如章太炎先生是个讲儒学的，他是革命家，几次坐监牢也不怕。在革命中，他写过一篇文章，叫《集舍论》，讲佛教的最高境界。但是，晚年还是回到儒家来。所以印度哲学传到中国，同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互相磨炼，越磨越显出儒家的光彩。这件事，我不是要提高儒家地位，我只说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中央领导同志提倡中国特色的“四化”，这个话是很重要的。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四化”呢？就是要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人做人有一定的方法，你要合得上我，我跟你走，合不上，不跟你走。这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命脉。从许许多多实象看来，我们的文化大流是，不管什么东西进来，都得中国化。印度哲学到中国以后，成立若干派，很多派是印度没有的，到中国才成立的，详见梁任公《中国佛教概论》。假如民族要有性，到这个时候才能说是民族性。中国民风一般来说比较淳朴，这是同世界各民族比较而言的。淳朴同儒家、道家思想有关。我们人民是外柔内刚的，外柔从道家来，内刚从儒家来；儒家要求事事向前，道家要求事事退让，二者调和起来，自己主张是不会放弃的。但是他不同你斗争，而同你竞争。儒教的思想是柔顺的，因此，道教同儒家可以结合，佛教同儒家不能结合。到了唐代，三教结合，其结果是人民道德偏于柔顺，偏于弱，这一点鲁迅先生也说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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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0524 到这个地方，算是中国文化的第三次大变动而得到一个最大的结局。佛教进到中国来，最早在魏晋时候，渐渐地起来了，隋唐时代，是慢慢地兴盛了，到唐的末期是大盛了。佛教大盛以后，刚刚是儒、释两家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尽管统治者要想利用佛教，有许多士大夫也想利用佛教，但是老百姓是不大容易相信的。结果是，佛教慢慢地开始出现了衰落现象。在最兴盛时候的唐代末期，如韩昌黎，一个以儒家道统自居的人，尽管他反对德宗迎佛骨，可是有一次上高山，不敢下来了，胆子小得不得了，是一个和尚把他接下来的。这就是说我们读书人心里还是有一个把握的，这把握在哪点呢？在于做人的基本方法是儒家的，有时也愿意用佛教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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