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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家族确实在我国历史上起过一定的作用。他们在我国的西北地区，同周围的兄弟民族接触甚多，在唐五代，中原没有受到什么干扰，可能与张、曹两家在敦煌那个地方看守大门有关。同我们的历史文化有这样大的关系的两大家族，应该详细给他们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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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文章是《补〈五代史·方技传〉》。关于科学的史料，敦煌卷子里极少，不过，也发现了几个“历”。敦煌这个地方原来是自己颁历的，它有一个特殊的历法，作者叫翟奉达。我认为他是个了不得的人，于是就写了这篇文章。写成后，听说向达先生也在写这个人，于是，与他通信，问他是怎么写的。原来他是根据翟奉达的历史，来考证敦煌这个地方同翟有关系的人士以及当时的社会情况的。关于历书，虽然也说了一点，但是，没有我这样完整，所以，我们两人是可以互相补充的。我的文章，他想要，我就给他看了，结果佚失了。我很想恢复这篇文章，可是，老底子只有一些卡片，“文革”中又几乎损失殆尽。为了写成这篇文章，我曾翻阅了中国历代的若干历书、史书，从而发现翟氏编著的历书是很有特点的，以至宋代以后的历书都吸收了它的成果，故而，在中国文化史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努力补写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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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是关于文学的。在敦煌洞窟中发现了南朝宋代和尚智骞的一个残卷，他是用楚国的语音来读《楚辞》的，因而，他的这个卷子在国内成了大家注意的东西。最早研究它的是王重民先生，不过他只写了叙录，没有怎么深入。深入的是闻一多与周祖谟两位先生，他们两位的文章，当时我没有见到，到了解放以后，来到杭州，才看到。不过以前我虽没有读过闻先生的文章，但是，他给我讲过。那时，他在西南联大，我也在昆明。我的文章，他看过以后不大愉快，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话同他的话许多是矛盾的，不过，他还是说：好吧！你说你的，我说我的。现在看来，闻一多先生的文章自有他的长处，他写的东西有我没有说到的，但是，我也有我的是非，因此，这篇文章我保留下来了。四年前，《社会科学》杂志创刊号登了我这篇文章，编辑加了按语，说我这篇文章提出了三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以为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他们没有讲到，那就是智骞的这个东西，在唐以前被认为是个了不得的东西，吹得太高了。闻、周二先生似乎也是这样认为的，而我不但没有这样认为，反而几乎否定它。这不是什么创见，只是这个东西在做书的体例上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同时又是我们后来研究《楚辞》的重要参考书。在这本书以前，人们都是以儒家的立场和观点来读《楚辞》的，到了智骞，他采用不同的学说，把《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奇奇怪怪的书拉来证《楚辞》，从而，在《楚辞》研究上形成了一个流派。关于这一点，《社会科学》的编辑同志没有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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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韵书，我的《瀛涯敦煌韵辑》有一篇文章，叫《切韵系统》，现在把它抽出来，收进《敦煌学论文集》。这篇文章说明了一点：我国已经亡佚了的《切韵》，在敦煌卷子中发现了，而且有几个卷子就是陆法言原书的抄本。这在研究声韵上是很重要的历史材料。不过，这部《韵辑》发表快三十年了，国内却很少响应，国外虽然有人响应，可是，也没有人像我这样重视它。我写好这部书以后，拿它同《广韵》核对，得出一个结论：《广韵》这部书是宋人杂采唐代诸家的学说凑成的，因此，其系统性和科学性都是不够的。说这个话是有点大胆的，因为有人迷信《广韵》这部书，可能会引出大的争论来。那很好嘛，要是我失败了，那就肯定《广韵》是了不得的书；要是我胜利了，那就说明我这部书是有用的。我有个脾气，就是我的学说希望有人反对，不希望人们完全赞同。反对不了我，我就成立了；反对了，你成立，这样学术上就有了一个定论。以上就是我的《敦煌学论文集》的简介，它是我研究敦煌学的第三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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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本书是《老子道德经卷子的研究》。关于《老子》的卷子，我看到的几乎可以说完整了，日本和德国都没有这个卷子，只有法国和英国有。顶好的卷子是伯希和拿走的，伯希和这个人对汉学的研究很深，所以，他拿去的卷子都是非常精致的。我对他很讨厌，但是，又佩服他。为什么呢？他治学很严谨，书也读得很多。有一张他盗窃藏经洞的卷子时的自拍照：他蹲在洞窟里，面对许多经卷，正在蜡烛光下一件件地翻检……他告诉我，他拿去的卷子在所有敦煌卷子里几乎都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今天研究敦煌卷子应该以在巴黎的卷子为基础。过去说这话是要招大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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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卷子的纸质、墨色、写的情况都有很大的差别。《道德经》卷子的纸几乎都是非常讲究的，特别加工过的，纸质硬实，至今一千多年了，拿出来还会发出吭喳吭喳的金石声。并且，每一个字都写得好，我们后来的一些字帖，就采用敦煌的《老子道德经》卷子的。佛教经典的卷子后面不一定有什么了不得的写僧的名字，而《道德经》卷后的写僧都是有名的，甚至有几个是高僧。这是件很特别的事情，和尚来写《道德经》，而且是在唐代儒、释、道三教斗争很严重的时候。其实，也不足为奇，因为唐代帝王自称是老子之后，关于这一问题，今天暂且不去论是非。但是，唐代帝王尊崇老子，会不会影响当时的寺庙呢？会不会引出一些捧场的和尚来抄《道德经》呢？我想是有可能的。因此，《道德经》的卷子抄得极好，校勘得非常认真，如果一个字有点小毛病，就用黄颜料把它涂掉并改正过来。除了儒经中有时有这个现象外，其余的经卷都是没有的。《道德经》的卷子数量不多。在敦煌也发现了其他道家经典，就写得马虎了。譬如《庄子》在六朝以后，常与《道德经》一起，而被称为《南华经》，就没有《道德经》写得好，纸差，字也差，校勘也差。《道德经》写得最好，除了上面所讲的外，大概还有以下的原因。唐太宗以后，道家的势力慢慢地大起来了，佛教内部腐朽的东西也越来越多，许多庙子里养起兵和娼妓来了。和尚骄横跋扈的情况，在唐代的文献中屡见不鲜，而道家却少见。道家兴起之后，绝对禁止这些东西，因此，民间对它的信仰还在，而对佛教的信仰则大大地减少了。这时，佛、道互相敌视，互相攻击。其实道教有许多是抄佛经的，其目的是让民间知道，佛教的那一套，我道教也有，从而劝大家不要相信佛教。到了五代末期，道教大兴，因而，当时《道德经》写得好，与佛、道自身的情况也是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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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两项研究成果，也简要地说一说。一项是关于儒家经典的辑录与研究，我把重点放在《尚书》和《诗经》这两部书上。《诗经》的研究在我的《敦煌学论文集》里已有了一个提要。大体说来，现在所传的《诗经》，同敦煌本的《诗经》有很大出入。现在传世的本子收集了其他所有注家的注，使《诗经》好读一点；而敦煌本在语法上似乎不大相同，文字也很有差别。传世的《诗经》顶早可能是宋代的刻本，可能是经过宋人修改过的，而敦煌本的《诗经》和《尚书》的许多字比我们现在传世的本子好。但是，好尽管好，却不通俗。宋代人读《诗经》和《尚书》，可能看到原先的刻本，以为字太艰涩，便改为通俗字。这样一改就糟了。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敦煌卷子的《尚书》和《诗经》来校对我们现在所传的本子，这当中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尚书》、《诗经》的敦煌卷子，国内学术界要的人很多，我有工夫就抄一点给他们，《诗经》卷子，抄给黄焯，《尚书》卷子抄给顾颉刚。但是，现在看到的顾先生关于《尚书》的论著，却没有引用，大概是篇幅所限的原因吧。将来我有精力，要填补这个空白的，假使精力不济，也要指导一个学生替我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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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是《莫高窟年表》，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原是七十万字的稿子，前面还有两百多幅图片，都是莫高窟最重要的图片。底稿是用毛笔写的，写得规规矩矩，如果哪个规模大一点的图书馆要的话，我就送给他们作藏书，因为我自己也没法子保存。这本书我原来打算把敦煌卷子里有年代可考的，按年代编排。这样一来就能很好地看出各个时代的风气，看出各个时代对不同经典的重视情况。譬如在唐明皇时，《金刚经》、《金光明最胜王经》是特别重要的，而它们在别的时代就不大重要了。这是我写这部书的目的之一。另一个目的是，把中国历史上同宗教有关系的材料补进去。譬如唐明皇时，儒、释、道三家是如何斗争的？我把历史上有关的材料找出来，附在唐明皇时代的敦煌卷子后面。如唐明皇自己给《金刚经》加注，给《孝经》加注，给《道德经》加注，显然是想调和儒、释、道三家，让全国在他的调和思想下安定下来。这些历史材料，我都附在有关的敦煌卷子后面。又如有一个卷子是王羲之那个时代的，于是，我就把王羲之的生卒年月，生平事迹以及他写的《兰亭序》都抄录出来，附在这个卷子的后面。又如某个卷子说某一时代颁布了僧祇律，就在它的后面把僧祇律的详细内容附上。又如某一个卷子为一个日本人详细考证过，我就把这些考证文章翻译过来，附在这些卷子的底下。这样一来，所附的材料很多，我想对了解中国的文化史是很有帮助的。但后来出版社的同志认为太复杂了，为了简便起见，于是就把这些附录全删掉了，只剩下一些敦煌卷子。《莫高窟年表》也就只有骨架，没血没肉了，书名也只得改成《莫高窟资料编年》。那些被删掉的附录，全部毁掉了。“文革”中，几次被抄家，连稿子也抄走了，看来恢复原样已经不可能了。现在我把这个被删的残本送到上海古籍出版社，今年即可出版。这本书现在只有一个用处，即作为工具书来用。不过用它时，要先查索引，看看有没有你要查的东西，然后再看看我的文字，这样一来，这一缺陷就可以弥补了。上海古籍出版社能帮我印出来，我得感谢出版社对学术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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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的研究成果就是这么几点，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比起我的同辈向达、王重民先生来，我不及；比起我的老师王国维、陈寅恪先生来，相差更远了。我这一生最大的缺点就是东一头西一棒子，撒得太开，到现在，我已经不大可能收拾了。不过好在我们的国家现在事事都向前走，将来的敦煌学肯定是有希望的。我现在只不过是一匹识途老马，这匹老马已经不能载重了，但是，这条路我曾经走过一段，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条路怎样走，怎样爬山、涉水啦……我力所能及的大概就这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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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概论 [:1705480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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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概论 第二讲 敦煌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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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拟从历史发展角度来谈一谈敦煌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这个问题大体上可以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是唐代以前，第二大段到唐代为止。唐以后不讲了。重点讲印度文化同中国文化的关系，如印度哲学到中国来以后，给中国文化一些什么影响，中国文化受了印度思想影响之后，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局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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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中国文化史上有过三次大变化、三个时期。第一是春秋时代。从考古学上看，关于夏商周的历史记载差不多是比较正确的，夏商周三代一脉相承的文化到春秋结了一个穴。主要原因是夏商两代文化刚刚进入半文明社会，而它的发展是以黄河流域为基础的。这个黄河流域西起现在的新疆、青海、西藏，东到现在的山东、河北。周家本来是西方民族去的，它同夏家是有关系的，可能夏家是一个靠北方偏西一点，就是现在陕西、甘肃之间的民族。周这个民族就是陕西、甘肃之间的民族向东走的，到东方来之后，同殷民族交锋了，殷民族是东方民族。周家本身以夏文化为基础，吸收了殷文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尚书》中箕子为武王称《洪范》，这是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影子。我只能说影子，因为《洪范》有好多成分是真的，好多成分是假的，还不能断定，但确实是一个影子。《洪范》这篇文章把殷家的乃至于夏家的整个文化的重点几乎都说出来了。周家以后的文化大体根据《洪范》来，不过周人也有自己的特点。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原来周文化总结了夏文化之后，承认我们人同自然的关系，并在人的关系上固定下来，它就是宗法。周家以前无所谓宗法社会，而是氏族社会，或氏族社会的早期。周家把宗法社会定下来了。宗法社会有两个很重要的连锁反应，它们又是统一的。一个是传子，即传嫡长为贤的继承问题，一个是财产遗传问题。夏商两代没有这两个问题。父亲死后，王位一定传给儿子，而且一定是长子，只有母亲是王后，才能继王位，假如母亲是妾，就是第一个生下来也不行。以天命关系定王位继承，继承以后，不管你是什么样人，好的，天下也算你的；坏的，天下也算你的。这样一来，家庭内部没有纠纷，国家也初步可以安定。譬如武王得了天下以后，传给成王，成王是个小孩子。国家初年纷乱得不得了，幸好周公把着他的关，所以后人说周家这些宗法制度的完成、政治制度的完成都靠周公。很可能他参加过重要意见。即使殷家的降虏同周家的不肖子孙勾结起来谋王位，也搞不下去。为什么会勾结起来搞呢？就是夏商两代并不一定传嫡立长，哪个有本事就哪个上来做。但是，周家只要你是嫡子，即使不肖之子也传给你。王位定了，内部无所争。王位定了，国家的财产归了你，所谓“家天下”。这个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几千年来不变的局面。连周家分封的诸侯也是这个制度，国家成了天下的共主，叫大宗，诸侯成了小宗。但是诸侯在他的国家内，又可以自立为大宗，他的大夫便成了小宗；大夫要是有本事，得了封邑，也可以成为封邑里的大宗。层层下达，把天下统一在血统关系上，别人不能惊扰它。在中国历史上，周家天下最久远，同它有很大关系。在这个情况下，慢慢形成了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墨家思想等等。各人搞各人的，每个人都在周家制度下找一条路子走。宗法制度对民间风俗的影响大得不得了，一个父亲把家当挣了起来，假如有三个五个儿子在那里争吵，是不得了的。所以国家宗法制度行到民间来之后，成了民间风俗的样本。总结这个历史过程是在春秋，春秋最重要的人物当然是孔子和老子。一个儒家，一个道家，把中国文化吸收在他们的学说里。孔子提倡人伦，即五伦，老子宣扬“毋争”。“毋争”对人们有很大的影响。老子时代正是春秋战国争执得最厉害的时候，所以，老子提出不要争，以柔弱为做人的基本，以不争为做人的方法，来求得安定。孔子把宗法制度总结成儒家的人伦制度，形成儒家的道德范畴，它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分做基础来安定社会。封建统治阶级很自然地吸取儒家思想，使它成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道家思想则被一些成年人奉为一生行事的规范。这两个思想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两个最大的思想体系。这是第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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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儒家发展到汉代更盛了，主要原因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和汉武帝罢黜百家。所以，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后，纷杂的思想不讲了，汉家从高祖起强调以孝治天下，这两个东西成了汉代立国的根本。这两个东西调和下来之后，成为汉家的主要政治措施，也是民风的趋向。到了汉武帝以后，突然发生了一种反面思想，就是昭、宣、元、成之后突然间有所谓今文之学出现。原来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百家之学在朝廷站不住脚了，全部逃到民间去躲藏起来，根据他们今文家的传说写了许多书，即所谓谶纬之学。谶纬之学大大兴盛，几乎把高祖所定的规模全部搞掉。但是，儒家在武帝支持下，已经大大发展，而儒家经典也已普及全国。因此，儒生起来同今文家斗争。今文家自己也说得自孔子，不过，他们自己也承认，孔子说的关于国家政令的东西，他们没有看见。从此，今古文斗争开始。倒也奇怪，武帝以后，尤其在宣帝时，渐渐地黄老之说出来了。道家清虚自守，于是，做皇帝的也清虚自守，让天下安安静静地过太平日子。今文家同道家有许多地方相类似，是否偷了道家学说，我不敢断定。今文家从天文、宗教、迷信等许多方面来笼络人心，并且在昭、宣时期几乎达到了目的，但是，势力还不大。所以，等到光武起来以后，反对谶纬之学，今文学垮了，然后古文学兴起来了。汉家政治思想、民间思想仍然恢复到儒家的人伦制度去。到这个时候要变了，东汉时期，佛教已进入中国，渐渐地中国士大夫和民间受到很大影响。但是初来的并不是释迦牟尼的真宗教，而是印度老的宗教，他们用各种方法宣传佛教。汉代读书人尊重老子，所以，汉末、魏晋之间，道家学说大盛。嵇康、阮籍不用说，甚至谢灵运、陶渊明也有道家思想。但是佛教学理还没有广泛地传进中国来，最重要的经典也没有完全进来。这时候，有位平阳人，是山西平阳，不是浙江平阳，叫法显，是个和尚，俗姓龚。他同另外两个人到印度取经，成为中国第一个到印度取经的人物，前后大概八九年，回国后，写了一部《佛国记》。这是一部世界上关于旅游的最早最大的书，可惜亡佚了。他把印度的戒律《摩诃僧祇律》翻译了出来。印度哲学分三大部分：经、论和戒律，戒律就是讲怎样修养自己，到唐代就成了十戒，中国从此有了戒律。于是北方和尚，每个人都学戒律，成为高僧大德，品德极高。这里有段插曲：法显坐船回国，被漂到美洲，到了墨西哥，所以是中国法显第一次发现美洲，并不是哥伦布。他发现美洲之后，一看不是中国，就坐船回来了。这件事，《佛国记》里有，然而记得不详细。现在，墨西哥发现了很多法显所留下的遗迹，法国人研究得最精细，我们中国还没有人研究。日本也在研究。有本《西游记》，过去商务印书馆把它译了出来，现在买不着了。要是在旧书店里看到了，赶快买，这本书同中国文化的关系太重要了。他发现美洲以后，美洲才开发出来。现在墨西哥的许多民情风俗，与我国近似，这是法显起了作用的。他把中国文化带到美洲去。这是插话。也是从法显开始，中国到印度取经的人慢慢地多了，印度的大德、大僧也不断地到中国来了，大的经典也带来了。中间关系最大，唐代不说，唐以前应该是鸠摩罗什，又叫什公、罗公。他来中国以后，中国才有三论宗的东西，所谓三论宗即是讲《十二门论》、《百论》和《中论》三部经的，实际上它是一般逻辑学和我们认识论的结合。到这时候，我国的哲学思想更系统化了。这件事非常重要。我国有讲逻辑学的，旧叫名学，没有印度名学那样细密。名学同认识论结合以后叫因明学。前些时候，报上登载我国成立因明学会，在花大力气研究，据我所知，宗教研究所去年开始大力准备。假如因明学成果拿出来，逻辑学是要大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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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以后，印度的大经一样样进来了，最重要的有几样，一是《法华经》，属天台宗。智大师，隋代初年在天台落锡，讲《法华经》、《大智度论》、《涅槃经》。他把《法华经》疏讲出来，加注，一段段、一个个字地讲，讲得很清楚，成了中国佛教最了不得的宗派。这个时候，中国佛教宗派越来越多，除法华宗而外，同我国文化有最大关系的还有唯识宗，讲《成唯识论》，所谓万法唯识，把知识这个问题提到最高点。它从唐初开始，到现在还是大的宗派。这是中国自己创的派，近代浙江许多学者都是讲唯识宗的。所有唐代政治上的人物，要么是天台宗，要么是唯识宗。所有宗派在唐代一一发展起来，得到印度最高经典之后，天台宗让我们的哲学更系统化了；三论宗让我们关于逻辑学和认识论有很大发展；唯识论让我们对知识领域的认识广博了，不但对人的认识广阔了，对物的认识也广博了，判断物的知识也准确了。还有若干宗，对文化史，尤其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极大。大体说，北方学人受戒律影响，做苦行头陀，如到印度取经，把佛教传到日本、朝鲜去。可是，南方这帮人，受了三论宗、唯识宗和天台宗的影响，大家都研究学问，不一定做和尚，在家做居士。这些居士学问高深，中国很多学术问题都在他们范围里磨炼。而且，南方大德往往拿儒家、道家经典作比较研究，比如熊十力先生，是研究唯识论的大师，可是，到晚年读儒书，否定佛教，以为佛教还不如儒家道理多，儒家才真正把人世看透了，佛家还没有，只是把人世组织看透了。于是，写了一本《新释儒》，讲儒家的道理。南方高明之士常常最后回头，要么是读道家书，要么是读儒家书。比如陶渊明，最后还是儒家，他同慧远、谢灵运关系这样深，为什么不进佛家去？他穷得要死，“饥来驱我去”，跑到人家去敲门，要一点吃的东西。慧远说：你来好了，我这里吃的东西多得很。他再也不去。为什么呢？陶渊明到最后还是儒家思想。所以，道家思想也好，儒家思想也好，等到佛教最高经典来了，三家经典互相砥砺。明代以来，清代三百年来，佛教在中国，虽然影响很大，但是最大影响还在于讲礼，真正苦行头陀不大有了。明代以后不大有了，清代很少很少了。倒是讲道理的大儒有好些进了佛家，然后又出来，回到儒家。譬如章太炎先生是个讲儒学的，他是革命家，几次坐监牢也不怕。在革命中，他写过一篇文章，叫《集舍论》，讲佛教的最高境界。但是，晚年还是回到儒家来。所以印度哲学传到中国，同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互相磨炼，越磨越显出儒家的光彩。这件事，我不是要提高儒家地位，我只说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中央领导同志提倡中国特色的“四化”，这个话是很重要的。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四化”呢？就是要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人做人有一定的方法，你要合得上我，我跟你走，合不上，不跟你走。这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命脉。从许许多多实象看来，我们的文化大流是，不管什么东西进来，都得中国化。印度哲学到中国以后，成立若干派，很多派是印度没有的，到中国才成立的，详见梁任公《中国佛教概论》。假如民族要有性，到这个时候才能说是民族性。中国民风一般来说比较淳朴，这是同世界各民族比较而言的。淳朴同儒家、道家思想有关。我们人民是外柔内刚的，外柔从道家来，内刚从儒家来；儒家要求事事向前，道家要求事事退让，二者调和起来，自己主张是不会放弃的。但是他不同你斗争，而同你竞争。儒教的思想是柔顺的，因此，道教同儒家可以结合，佛教同儒家不能结合。到了唐代，三教结合，其结果是人民道德偏于柔顺，偏于弱，这一点鲁迅先生也说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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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个地方，算是中国文化的第三次大变动而得到一个最大的结局。佛教进到中国来，最早在魏晋时候，渐渐地起来了，隋唐时代，是慢慢地兴盛了，到唐的末期是大盛了。佛教大盛以后，刚刚是儒、释两家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尽管统治者要想利用佛教，有许多士大夫也想利用佛教，但是老百姓是不大容易相信的。结果是，佛教慢慢地开始出现了衰落现象。在最兴盛时候的唐代末期，如韩昌黎，一个以儒家道统自居的人，尽管他反对德宗迎佛骨，可是有一次上高山，不敢下来了，胆子小得不得了，是一个和尚把他接下来的。这就是说我们读书人心里还是有一个把握的，这把握在哪点呢？在于做人的基本方法是儒家的，有时也愿意用佛教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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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上面这些话做个总结：我们中国的文化，一共经过三大变化。从思想来讲，第一个大变化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变化结果集中在三晋和齐鲁（所谓三晋就是现在的山西、陕西；齐鲁就是现在的山东）。周秦诸子都是三晋齐鲁的人，孔子不必说，法家也是三晋的；道家，虽然说老子是楚国苦县人，即现在的南方人，但是，苦县也是靠近北方的。所以说是以齐鲁、三晋为基础的。楚国的文化到了汉代以后，我国文艺方面的东西全部是吸收楚国文化的。汉家统一以后，汉高祖是楚人，所以他非常喜欢楚国的东西。他在长安割了一块地方，搬些人住到那个地方去，这就叫“实关”。尽管他这样做使楚国的文化在汉代的文化史上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汉代的政治制度，仍然是抄袭秦国的。所以汉家也是调和派：一方面政治制度用秦国的，一方面艺术文化思想完全是道家的。所以，秦始皇同汉武帝是第一次变化中关键性的人物。秦始皇统一了中国，这是中国在政治上的第一次统一，真正的第一次，周家还不算真正第一次统一。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儒术，是思想上的统一。不过话可说回来，秦始皇焚书坑儒，“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书并没有焚。汉武帝罢黜百家，百家倒是罢黜了，儒家经典是上来了。但是，汉家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图书馆的资料，并没有把道家的东西拿掉，九流——诸子百家称为九流——也都纳了进去。这个时候佛教还没传进中国来，要是已传进中国的话，我们相信刘向、刘歆父子也会把佛教经典放进去的。所以，不管怎样，秦皇、汉武在中国历史上是关键性的人物。这是我们第一点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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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大变化，关键性的事情发生在汉的末期。汉的末期今文学衰落了，古文学起来了。古文学是什么呢？古文学是汉以前受儒家影响的一些民间学说。第二次大变化形成社会风气安定、社会仁义道德基本完成的局面。这种仁义道德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一个根本。印度文化到了中国，于是乎第三变开始。中国的儒道两家同佛教交融、争吵，吵到唐代明皇时，没办法了，三教论衡，唐明皇只好三教调和。唐明皇还是儒家。虽然表面上是把佛教的《金刚经》注了，把道家的《老子》注了，可是他的主要目的还在儒家的《孝经》。因此中国文化的第三变是儒家思想同道家思想结合起来同佛家思想斗争，抵制佛家。因为有这种抵制，所以佛教在中国衰落了。唐以后的我们不讲了，因为我们是为敦煌说的，不是为整个中国历史讲的。这个第三变成功以后，我们中国人民的文化根基是在国本、国骨上稳稳沉沉地扎了很深的根，这是个大的特色，唐以后大概也跳不出这个圈子去的。因此，我们把上面这些话结合敦煌来讲。敦煌保存着儒、释、道三家最重要的典籍。这是和尚庙，和尚庙里都要有许多佛教经典，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一个和尚庙里除了佛教经典而外，还有大量的儒家经典、道家经典，而且儒家经典、道家经典在和尚庙里是这样地被重视，用最好的纸来写，最好的笔墨来写，最好的书手来抄录，这是一个矛盾，可又是统一的，统一在文化的统一之上。因此，整个敦煌文物，经卷也好，不管什么也好，我们要研究它，要认识它的话，要从整个中国文化来看。从整个中国文化来看，敦煌替我们保存了我们文化里边的宝。最重要的宝，保存得太多了。道家经典、儒家经典几乎都保存了，中国的一些知识也在里边保存了，中国社会的一些现象也在里边保存了。我们兜了这样大的圈子，顶顶重要的，是要说明敦煌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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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是敦煌的艺术。敦煌的艺术品当然是以造型艺术为基础，譬如塑像、壁画。它的塑像、壁画都是从中国本土去的，并不是从印度来的，不过掺杂有印度的艺术成分在里边。中国早已有塑像了，而壁画，现在我们敦煌所有的壁画——我们去参观过的同志就可以知道了——全部是用线条来勾勒的，没有哪一幅壁画里边有像欧洲画那样是染的。中国艺术史上有一句现成话，叫做字画同源，即写字的方法同画画的方法是一个来源。因为中国的字就是线条字。当然欧洲的字也是线条字，也是用线条写的，可是欧洲字的线条，譬如说英文字母只有二十六个，那是些有限的线条。中国文字的线条很多，我们现在看见的字，譬如说我们看“楷”字，看看怎样写法，看狂草，所谓的狂草，那也是线条。不仅如此，古代的东西亦复如此，看先秦甲骨鼎彝上的字，也是线条。这些线条字有些写得很奇怪的，可以根据线条画成艺术的东西。譬如在战国末期南楚的铜器里边，有许多字，多加一点，多加一个鸟的头，就是鸟虫书了，多加个虫的形象，然后把这个字写在鸟虫当中，这个东西和线条作为艺术品使用了。不过这个问题，我不想再讲，将来王伯敏先生要来给我们讲的。这里我要讲另外一个问题。在敦煌里边似乎看不出什么表现来的，就是音乐这件事。我们敦煌里边所看见的音乐只有一点儿，就是图片、画，那些舞、奏乐，顶大顶多的乐器是琵琶同笙。这些东西到底怎么吹奏，我们不知道。最近陕西、甘肃两省都在努力恢复唐代音乐的情况，他们做了许多很好的工作。历史的发展并没有断，根据我们后代的发展推断唐代的东西是可以知道的。音乐在我们中国文化史上有很高的地位，我们这个民族所以能够南北交融，是两样东西，一个是语言，一个就是音乐。当然文字是一个，但文字是代表语言的，所以文字我们不再说了，只说语言。语言，使中国民族能够凝结在一道。南方人到北方去，听见北方人的话也懂；北方人到南方来，听南方人的话也懂，当然很多方言我们不懂。不过一般说起来，生活是能够交融的。至于音乐更不得了了，南方的乐器，北方样样都有。以我们云南边区来讲，云南西双版纳的少数民族音乐是很兴盛的，它的乐器没有一件在北方找不出来的，音乐也是统一的。音乐的统一，对于我们民族的关系是很大的。我在西安待过，听过陕北民歌，有声音非常雄壮的，有声音非常柔美的。柔美音乐就像苏州人唱的，壮丽的声音就像东北人唱的。所以说音乐的方法是相同的。我们把唐代声乐所有的材料搜集起来看，《新唐书》的《礼乐志》里讲到唐代国家乐队里也有叫十部伎的，共有十种，叫做十部。有燕乐，有清乐，这是中国的旧乐，中国的旧乐就只这两部。其他八部都是西北的，都是印度来的。这就是西凉乐、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另外还有个朝鲜乐。所以唐代国家乐队十部里面有八部是外国的，中国乐舞只有两部。不仅如此，拿现在我们所流传的音乐来看，有些同印度的关系非常密切。譬如现在的民间音乐里边，上、尺、工、凡、六、五、乙，上、尺、工、凡、合、四、一之中，上、尺、工、凡、合、四、一，就是Do、Re、Mi、Fa、So、La、Si，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六、五，这两个音，西洋乐器里没有，民间乐器里有，中国的民间乐器里就有六、五这两个声音的。印度的音乐里边有九个音阶，我们现在的民间乐器里边，上、尺、工、凡、六、五、乙，六、五、乙这三个是特殊的，上、尺、工、凡、合、四、一是普通的，这都是印度音乐，与中国音乐是完全相合的。中国自己的音乐，所谓雅乐，十二个调，除了几个半音，也只有七调了。雅乐的十二调，燕乐的九调，同印度的音阶，同印度音阶的尺谱，同我们的工尺谱，这里作了个表，可以看出，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是从印度来的（见附表）。它同我们民间的风俗这样地配合，倒也是奇怪的。过去我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印度的音乐进来有九个音，会和我们的音乐这样地合得上？解决不了。这两年我们解决了。怎么解决的呢？就是在湖北的曾侯乙墓里边的编钟出来以后，有十二个调子。在全世界音乐的乐理当中，没有再比中国这个曾侯乙墓中编钟的调子复杂了，那就说明这是我们中国早有的呀！不过汉、魏晋南北朝已经不大用了，到唐代恢复了，我们和印度一比是一样的。所以最初有人说，我们中国艺术本体是从印度来的，现在已经有人开始做翻案文章了，说音乐是中国去的。我们认认真真做研究工作，这个话还是要慢慢地讲，可能是中国去的。不管当时怎么样，在敦煌里边虽然没有发现太多的资料，只看见他们用的乐器，有几种乐器在我们这个十部乐里是有的。这十部乐很奇怪的，就是鼓这个东西，印度的鼓比我们多九种，实际上，这不过是就国家所承认的鼓而言，民间不然。民间就以我所在的云南来讲，云南西双版纳的鼓有六种，昭通的鼓有四种，这十种鼓都是不在经典上的，额外的。譬如我们中原没有拿手敲的鼓，都是拿根棒棒去敲的或是拿着拴些线线摇的鼓——打郎鼓。可是我们昭通就有拿手敲的鼓，很简单，拿一个厚点的竹子，外边蒙个牛皮子，猪尿泡，就用手敲了，就是乐器，这能入乐吗？所以许许多多印度的东西到了中国来以后，并不一定被国家所采用，但是同民间音乐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敦煌里边所看见的乐器，在唐代的十部伎里完全有的。这些东西在中国虽然没有了，虽然从印度来，但是拿它的乐理来看，中国早已经做过了，这是民俗音乐加入国家音乐的现象，不足为怪。因此我们说，印度舞到中国来，壁画里边不说了，壁画里边是有阿旃达的。譬如印度人画的释迦牟尼佛涅槃，睡在那个地方，围着释迦牟尼佛的人，都是高个子，大个子的，但是一个释迦牟尼的全身，在他前前后后围着几十个人，天下没有这样大的人，到中国以后，释迦牟尼佛的样子变了，变成中国人的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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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燕乐宫调理论系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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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顶有趣的，就是四川大足，敦煌而外，大足石刻可能也算头等的了。大足石刻的菩萨，穿四川人穿的草鞋，到中国来以后就自自然然加上那中国文化在上边，大足佛像有许多面孔就是四川人的面孔。这是为什么呢？每一种文化到了一个新地方以后，一定要同它旧的、本地的文化相结合，结合以后产生新样子，就如此而已。敦煌壁画里边，还有演奏琵琶这个样子，印度演奏琵琶都是横抱着的，而中国的琵琶是直着演奏的，演员遮着半边脸，这样子弹的，印度人是这样子奏的，也有在背后奏的。在背后奏的，中国没有，奏的方法还是中国化，琵琶还是那个琵琶。中国同印度的交流是很细腻的，我们要花大力气才能解决得了。但是我们到现在为止，以我这个水平，已经知道唐代的十部伎里有印度的东西，唐代的音乐里边有若干是同印度有关系的。说不定三年五年之后，国内再发现东西，都是说明中国同印度关系的。这是单就音乐这件事来讲的。拿全部艺术来讲，它同中国画的关系大得不得了。壁画，我刚才说过了，是以线条为基础的，这是与中国的字，写字的方法相同的。而敦煌壁画所画的一切人民的生活表现，没有一样不是中国的。譬如屠宰、狩猎、耕田，耕种方法、骑马的方式，都是中国人的。使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它的厨房，厨房里的用具没有一样是印度的，都是中国的。这说明，一种文化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要是能适合这个地方的某些需要，人们就采取了，不需要就不采取。因为印度人吃饭不是拿筷子，是两只手抓的，因此他用不到这些东西，我们是拿筷子吃的，所以我们除了用这个筷子以外，还有各式各样的调羹。印度人就一个盘子，饭也放在里边，菜也放在里边，用手抓了吃，我们没这个习惯。因此，厨房里的用具与我们完全两样。我们现在一看，很多很多的东西，民间都存在，在我们古典文学里边，在我们古典记载里边也存在，那就是说，可以证明我们的文化在敦煌表现得很多。还有一件事情——服装。服装是表现一个民族特点的。在敦煌的服装里边，尤其是妇女的面饰——我前次讲过了——女人家脸上涂的脂粉多得不得了，我们只知道是涂白粉和红胭脂，可我们古代有时是涂黑的，是有这种现象，我们在敦煌的壁画里看见，有涂黑粉的，有涂黄粉的、白粉的、蓝粉的，脸上贴了很多花黄。尤其是额角这个地方，一是点个大红珠珠在这个地方，然后下边贴上一些花花：牡丹花、菊花等等；还有贴鸟的，有名的鸟都贴上来。我们读唐宋人词，这些记载一点也不明白了，但我们在敦煌里边看得清清楚楚的。这些东西在汉代，在汉人的古诗十九首里，很多东西找不出证据来了。在敦煌壁画里找得出证据来。当然，从这些地方来看，敦煌是同中国画有关系的。但是我们还要推究一件事情，为什么敦煌文化有这样的重要性呢？这就要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了。中国历史上有个现象，就是每个朝代当它兴盛起来以后，都是求佚书于天下，派人到处去搜集书籍。汉惠帝即位后就下诏收集天下的佚书，所有的书你们都送到京师来，有的皇帝出最高的价钱收买。所以中国，一向是重视文献的。可是尽管重视文献，秦始皇统一中国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儒家经典烧掉，这是中国文献的一个大祸。王莽篡汉，于是乎京师大乱，所有刘向、刘歆父子所整理出来的那些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书籍全都毁掉，这是中国文献遭受的第二个大灾难。以下多了，董卓也把咸阳的东西烧掉了，这类事情还多。每个朝代皇帝上台后都想尽办法收集书籍，花了很大的力气收集起来，到了后来不是遭兵乱就是遭火烧。唐代也如此，唐太宗继位自己访书，到唐明皇时国家图书馆收藏着三十九万多册书籍，不少呀。安史之乱，全都毁掉了。所以中国历代皇帝费很大的力收集起来的书籍到最后往往经过一个大的兵乱灾难，全部毁掉。几千年许多许多文献就这样子毁掉了。然而敦煌保存得很好，完完整整的。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的。第一次这样大规模地保存着，中间主要原因有两点：一点，敦煌不是京师，不是灾难所一定要达到的地方，它躲在僻远之处，因此它的东西可以完全保存。这就是敦煌文物所以能保存的地域上的条件。还有一个条件就是敦煌这个地方很特别的，莫高窟山上的沙子是非常好的，凝固得很，好像我们这个地方黏土一样的，水滴不下来，风沙吹不进去，就这样个地方。顶顶奇怪的就是在它隔壁的三危山，沙淌淌的，外面风来又堆上一层沙，戈壁一阵风来又把沙吹掉。莫高窟没这个现象。所以莫高窟好像是天生来——这是迷信话呀——保护我们文物的地方。这些洞干燥，书籍绝不会被水伤，潮气是没有的。所以千多年来，一千二百年，最早是晋惠帝的东西，差不多两千年的东西，还保存得这样好。敦煌地理给我们如此优越的条件。敦煌那个地方是很奇怪的，天生一个奇怪的地方，绕着敦煌边边都是大沙漠，只有敦煌是一片绿洲，进玉门关的第一站。在大沙漠里旅行，大山底下旅行，忽然见到一片绿洲，人是开心得不得了的。所以印度来的大和尚都一定在敦煌待下来，待个一年两年，把身体养好以后再走。天给我们一个好的绿洲保存我们的文化，而所有保存的东西无论什么都是完全的，什么东西都有系统，所以我们现在将研究敦煌所有的东西的学科称之为“敦煌学”。这个“学”字是什么意思呢？“学”就是说一种东西是有系统的，有原始发生、发展到衰落的次序的，就叫做学。敦煌就是这种东西，就是学。敦煌所有的资料，卷子也好，壁画也好，塑像也好，每一样东西都可以作为我们文化的一个见证。我简单举个例子，譬如说敦煌的建筑，中国古代的木建筑样子的保存，我们把宋人写的一本讲中国古建筑的书《营造法式》所说到的古代建筑木结构的情况与之相比，敦煌里边都可以发现。比如我们的翘，《楚辞》里边的翘，就是板翘角，板翘角只在中国建筑里边有，而且只有木构筑有，石头没有办法翘的。但木结构建筑有个顶大的缺点，它没有办法展开得很大。中国建筑学里就有一个展开很大的方法，它就是斗拱。许多斗拱加呀加呀，一层一层的斗拱可以把一个建筑扩大到很大。这个东西在敦煌里也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来。因此呢，无论讲什么，无论讲哪一样学问的人，都应当到敦煌去细细地观摩两年。讲木构建筑的，你去看看敦煌的木构建筑，看看敦煌的壁画。你是讲衣冠制度的，你也到敦煌去看看，什么都有。因此我们讲，敦煌这个学科现在国家这么重视，这是有来源的。我们敦煌学这个课题，以后恐怕是会大幅度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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