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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年代还有一种情况,唐代皇帝的年号是一定的,尤其五代,大都短命,只有三年五年。可是,卷子经常有写十年八年的,这不一定作假。因为五代以后,敦煌与长安的关系经常断绝,消息不灵,所以,唐家天子换了代还不知道,老百姓依然守着这个皇帝年号,把纪年拉长了。甚至到了宋代开宝,还在用五代年号。研究年代是很细致的工作。有些研究者认为考证卷子年代没有什么了不得,恍恍惚惚地就过去了。但是,认真的研究者是不恍惚的,英国捷尔恩写的《敦煌卷子中有年代卷子的考证》,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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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是造假,本事最大的是罗振玉,加上一个太宗年号,卖大价钱。他得了很多卷子,他是懂的,因此,日本的一个老内阁总理就上了大当。大概花五百多两黄金买一个卷子。卷子并不假,就是年代假了。除了年代作假之外,还发现整个假的,不过是复制品,做得像真的一样。这是一个法国人发现的,叫勃朗士,他有一个卷子,后来又有人送卷子卖给他,两个卷子一对,是一个人写的同一个东西。然后他用科学的办法去对,送来的卷子是拿他自己保存的那个卷子复制的。纸是真的,抄的东西是假的。所以,辨真伪成了我们学术上一个最大的问题。伪的东西很多,要经过若干日子摸索才能弄清楚。譬如造假的人,墨就造不了假,现存最早的是明墨,没有唐墨,唐墨用油烟做,现在墨用松烟,化学分析一下就分析出来了。我向有关领导部门建议:不仅卷子要收齐,而且要有一套辨伪的方法。没有这一套方法,也研究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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⑽双面写与单面写。二者差别很难说,大体讲,佛经以双面写占大多数,《道德经》以单面写占多数,儒家经典有双面写,也有单面写,其余史料二者都有。不过,也有原来单面写变做双面写的,譬如《道德经》原来单面写,后人因为背面没有字,利用来写草稿等,结果一面是唐人的,一面是宋人的,表面上是双面,然而,绝对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粗略的辨别办法是看正面的末行与背面的是不是接头,不接头就是后加的。也有原来双面写的变成单面写的东西,自从五代以后,民穷财尽,许多人把双面写的东西很巧妙地糊上一层薄纸,看不出单面还是双面写的。不过,也可以研究出来,唐、五代、宋的纸质是不相同的,唐纸很结实,宋纸比较松。总之,单面还是双面是敦煌卷子里经常使我们迷惑的事情,不过比上面那几件,容易认识。单面变双面,必有一面是假的,但是,后加的这一面往往在学术上有很重要价值。譬如佛经,后加的却是社会史料,有一卷佛经,后加的是《张淮深传》,此传已经亡佚,这东西比原卷重要。事实上,后人写的往往比原先单面重要。但是,有一种东西是乱的,如社会史料、契约、书信,有简单的,有复杂的,两面都有价值。但是,小牍只真正一小片,大体单面多,往往是一种契约。小牍没有单面双面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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⑾敦煌经卷的一些附录。一个卷子,正文写完之后,有一些附录。它们与正文有绝大的关系,有许多是后人附上的,与正文毫无关系,就不能算作“附录”了。所以,“附录”指的是同经文有绝大关系的那些材料而言。这是要事先声明的。有两种卷子百分之九十以上有附录,就是道经同佛经。其他儒家经典同社会史材料、历史材料的卷子,不一定有附录,或者是只有一小部分附录,因此我这里讲的是《道德经》同佛教经典的主要附录。但是附录的内容是相当多的,其他的也有,也附带着讲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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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的后面,往往附有一个《十戒经》(《十戒经》是道家讲戒律的一个重要而又简单的经典),因为敦煌的《道德经》大致都是河上公本,河上公是道教的一个大师,他注的《道德经》录上《十戒经》是很自然的。但是也有一卷两卷王弼的注本,王弼注本就没有《十戒经》了。所以附录一定同正文有绝大的关系。这是一例。佛教经典几乎百分之九十后面都附有这卷经的文字音义(注音和释义),佛经音义这个东西是佛教到中国来之后一个必然有的而且最常见的。佛教有一个信念:读错了字,不仅仅没有好处,而且要受罪过的。譬如我们到灵隐寺去,看见的几个大字:“南无阿弥陀佛”,假使我们读“nán wúāmí tuó fó”就读错了,要读“ná móēmí tuó fó”,它的音义,要把“南无”两个字读成“ná mó”,不能读“nán wú”了。诸如此类,每个佛教经典后面都有许多。音义在别的典籍里用不用呢?在我们后人的民俗里边,或者是别的经典当中,也有读同佛教经典一样的音的,是受佛教经典的影响呢,还是中国原有的?就很难说了。因此佛经后面的音义,在学术上,尤其是讲汉语音韵学,是重要的材料。到了唐代,有人把所有这些佛教经典后面的音义集成一个《一切经音义》,慧琳的《一切经音义》大体就是这些东西汇集起来的。对做佛教经典研究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佛教经典本身的教义是重要的,佛经的读音方法,也是一个重要的东西。因为要是我们读音不同的话,人家不晓得的,和尚不晓得的,所以,大概以后研究佛教经典的人,除了正文的研究而外,音义是要研究的。我曾经检查过一两卷佛经后面的音义,同我们现在所传的慧琳《一切经音义》是不是相同呢?大体相同,但是还有差别。这是第二种。第三种范围宽一点儿,不仅是道教、佛教经典,而且其他一切经典都有的,就是卷子的题记。所谓题记,就是说这个卷子为什么要写,或者这个卷子是哪些人写的,写些什么东西。题记有几种,一种是发愿文,内容是许一个愿心和为什么许愿。如为了病人快点好,为了求福,等等。它是有一定体式的:前面一定说我为了什么什么,现在发愿,写若干若干部经。这是一种。这种发愿文,说明这个卷子是民间的人送进来的,不是出自和尚,不是来自寺庙的。当然偶尔也有管家发愿的,也有阔人发愿的。发愿文只在道家经典、佛家经典里面有,别的经典里面没有,儒家经典我们就没有看见发愿文。第二种是记事的文字。儒家经典有近于发愿文的记事文,讲我为什么要写这个经,为了我把书读好,为了要认识儒家的某个经典,我要写个什么。儒家经典里有这种记事文的是《孝经》这部书,我为了我的父母怎么样,写若干卷《孝经》,记事文中有点发愿的意思。另外还有一种,记这个经一共写多少字,花了好多钱(写明花了好多钱的,一定是发愿文;不是发愿的,和尚道士写的,是不写这件事情的)。第三种是前面谈到过的题衔,写明写经、藏经、读经、诵经的经生、写生的名字。还有“大德”,即说是哪个大和尚的卷子,哪个庙子里面的卷子。这也算附录。还有一种东西我不敢断定,因为牵涉到许多外国文字和兄弟民族的文字,我不懂呀。如吐火罗文、巴利文、摩尼文、突厥文、西藏文、西夏文,等等,都是附在卷子后面的。因为我不懂这些文字,所以我没办法说。现在中央对这些文字非常重视,敦煌学会已经把这些东西分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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⑿许多特殊的情况。这些特殊情况是我们认识敦煌卷子的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很重要的一些方法,因此我也在这地方附带讲讲。问题相当多,大致列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残卷拼合的问题。有什么方法让我们简单地拼合呢?首先需要识别,希望卷子不要拼错,第一件事情要搞清这个卷子是单面写的还是双面写的。单面写的当然只能拼在单面上,双面写的当然只能拼在双面上。第二件事情,不管是单面写的或者是双面写的,有没有后人修改的痕迹,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在单面上面的后人修改,我们很容易看出来,就算了。双面的东西就很糟糕。到底是两面都修改了还是只修改了一面呢?又是怎么样子修改的?一定要闹清楚。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技术问题。譬如我手里只有十个卷子,要把它们拼合完整,到哪里去找它们的对象呢?所以一定要把所有的卷子都集中在一道,然后才能说得上拼合。这件事,不是我们单个在书房里面所能做的。要靠国家的力量,把所有敦煌卷子收集起来放在一道,然后找十个八个人,坐下来定出许多条例,哪些哪些咋个拼合法。大家对这规律都熟悉了,卷子是摆在中间的,然后每个人抓住卷子就去找,就去查,要这样做。所以这个问题是技术上很复杂的问题,马马虎虎就拼不起来,拼不起来我们的研究工作就要落空。为什么呢?你拼不起来,有许多残的东西是丢掉还是留着?留着是残的,不单单残的东西没用,而且连那些大体完整的残了一点的也没用了。这种缀合工作是我们正式做研究工作之前的第一件事。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大类是残断,有些卷子不仅是拉烂了,扯成两段、三段,而且是一个角落坏了,或者下半截坏了等等,这就叫做残断。残断的问题也很严重。一个卷子,即使扯烂了,扯成几个卷子了,只要没有残断,拼合还容易,有了残断,拼合就不容易了,因此要讲一下。重要的有四点:一点是卷子纸面的残断,比如说一个卷子,本来是二十一厘米宽,现在残断了,有一行残掉十厘米,有一行只残掉五厘米,有一行只残掉二三厘米,于是乎这个二十一厘米宽的卷子,有的只有半行,有的只有三分之二,有的只有三分之一,有的甚至四分之一,有的完全没有了。这个残断的问题,是我们做研究工作的人所据以了解这些卷子全貌的基础。这个基础往往同我们做研究工作有极大的关系,要断定某一行残掉了几个字,大概是几个什么字,然后用校勘学的方法把它补上。但是残断的情况是很复杂的,有许多地方是中间残了一个字,或者是蠹鱼蠹了,或者中间三、四行之间都让蠹鱼咬掉了,残了一块。在我们讲起来,中间残掉一块似乎是不容易做,是很难的。事实上,据我的经验,中间残掉一块是很容易做的。为什么呢?因为每一行的上下文还在,我们就拿它的原书来对一对,就对出来了,所以这是很容易的。最怕的是角落上残掉一块,或者几行,要补就吃力了。所以残断的情况很值得我们注意。根据残断的情况,往往可以考见全书的字数,或者是前面的行数。比如我的《瀛涯敦煌韵辑》,就经常用这个办法来断定某个卷子,前面残了几行,大概残了若干字;或者后面残了几行,大概残了好多字,我往往利用这个东西来拼。比如有一个卷子,照它本身来讲,这一页应该保存某几韵的字,但它已经残了。到底残了某几韵?有多少字?我们现在的本子同它肯定对不起来的。于是乎我们首先要晓得这个卷子在历史上是属于哪个的卷子。比如说《瀛涯敦煌韵辑》里头,有的是属于陆法言的原本,有的属于长孙讷言本,有的属于孙偭本,有的属于王仁昫本,残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哪个的本子?我们要作出断定,往往是根据后人所传的本子,知道某人的书应该有几百个字或者几千个字,对照一下,这个卷子残一百个字,不对,残一百个字不是陆法言的本子,因为陆法言的卷子只有多少,这个残得太多了。那么是哪个的东西呢?是王仁昫的对不对呢?也可能是对的,也可能不对。考来考去,我上面举的四个人都不行,那么可见得这个卷子还不是陆法言、长孙讷言、孙偭、王仁昫这些人的卷子,或者还要后面的。于是再找,会不会是李舟的?好了,找出来,果然和李舟的相合。因此,从残了几个字,残了几行,拼合起来就能了解这个卷子到底是哪个本子。这是有关残断的第二个重要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有些是年代久了,受潮了,或者虫伤鼠蚀,我们姑且归为一类,叫做自然残断。还有是人为残断,人把它拉掉了一截。人为残断其实很简单,比如说这个卷子是单面的,把它扯掉了一截写别样东西去了。这个我们容易知道,为什么呢?如果是单面的,背后一定写着有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一看就知道。顶顶怕的是自然残断,虫伤鼠蚀是没有意识的,不容易懂。认清它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只有敦煌卷子看得多了,翻得多了的人,可以看出来,一看就知道,这个是虫伤鼠蚀,这个是人为的。等到你看出了虫伤鼠蚀,是自然残断的话,我们就来找。因为敦煌卷子藏的时候不是一页一页地藏的,都是堆起来藏的。因此第一页残的是二行、三行、四行、五行,那么底下一个卷子也一定残的是二行、三行、四行、五行,有三四个卷子的残痕是一样的,我们把这三四个卷子的残痕拼起来,于是就晓得,虫伤鼠蚀一共伤了几页,然后拿总共伤了几页来推断。这一定要敦煌卷子看得多一点的人才能了解。但是现在我们的卷子都扯乱了,扯散了,譬如现在我们已经买了一套敦煌的缩微胶卷,是一张张照的,不会给你一叠一叠照呀,那我们拿这一张一张照片怎么办呢?这只有要求将来做研究工作的人把所有残断的东西先总的录一次,这是我的一个建议。譬如说这个卷子是一、二、三、四、五行残的,那个卷子是六、七、八、九、十行残的,我们就把所有一、二、三、四、五行残的放在一起,六、七、八、九、十行残的放在一起,对起来看,看有没有办法。我想现在科学进步了,是会有办法的,尤其是电脑出来了,放进去,残了哪几个,它立刻就可以告诉我们,哪些卷子残了,哪些卷子是怎么残的。所以我们现在做研究工作,比我那时候在巴黎做研究工作是要方便得多了。这是科学进步,我们不能不感谢科学家。但是我们没得这个东西怎么办呢?我们还是得办的。还有譬如我们在杭州,只有一套缩微胶卷,怎么办呢?我们不能为了一个残断跑到北京去,把这些东西收集在一道,不可能的。所以,今天我还是讲方法。凡残断的部分,是人为的残断,一看就看出来了,这些大概是单面的。可是有残断而为后人补者,失真者。有的残断了,可是得到这个卷子的人,把它拿一层纸糊上,补上一段,那糟了。他补上的这一段与原来完全不搭界的。我们要不要承认它呢?当然我们不承认。但是拿什么来不承认呢?你晓得它是什么时候补上的呢?假使它是现在巴黎国家图书馆补的或是大英博物馆补的,那我们可以看出来,不信它算了。万一有唐末五代人补的,这个东西我们要斟酌的,可能唐末五代人补的时候是有作用的,它的作用在哪里呢?补的时候一定是要找原件抄上去的,所以,在这残断当中,有一种本来是残断了,可是有一个补的痕迹,补上的东西已经抄好了的,这种残断我们很要留心。怎么很要留心呢?就是补的东西仍然还是抄书的人——写生补的,写生尽管补上了,可是到底不是他自己的东西。非常负责的写生有,但是也有拆烂污的写生,他马马虎虎地随便地补上一个,我们就曾经发现牛头不对马嘴的东西。这牛头不对马嘴的东西真害死人,我们花十天八天的时间找不出一行的关系来。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残断的已经补好,就相信它,靠不住的。残断的东西已经补好了的,我们一定要核对一下,看他补的东西是不是和上下文合得上的,合不上的东西那糟糕得很。这是残断而已经后人补的,后人补着是真的。还有一种情况,残断是残断了,后人想保存,不让它再坏下去,在后半段,或者纸的最前面,纸角上残掉的地方,随便扯一块补上,这种补上比我们刚才说过的中间随便补一块更糟糕。前后随便扯一块补上,我们一看,前面是这样的,后面不对呀。这个问题也是很严重的,严重在什么地方呢?扯来补的那个卷子,差这一段了,这段东西不能没有用的,可能很有用的。我们还要把这一段东西拿下来,归到它的老家去,多一道手续。这是非常麻烦的。所以研究敦煌卷子一到细腻工作的时候,我们简直拿它没有办法。不久前在杭州开道藏整理的会,要我参加,我去了,谈了几点。他们要搞道藏提要,我说很好,这事我非常赞成,不过希望你们注意一点,道藏里边也有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些现象,你们怎么办?他们说道藏刻本里边这种情况很少。我说你们可晓得敦煌卷子中有现在的道藏里面没有的,这些材料你们要不要?他们说要,而这些材料就要按我所讲的整理卷子的方法去补。他们问我具体怎么讲,我就稍稍说了一下,尽管艰难,但是搞科研工作的人都有点戆头戆脑的戆脾气,你越难,我就非把你解决不可,花三年五年的时间解决一个小问题也可能的。我已经摸出一点线索来了,我把这点线索告诉大家,将来大家再继续摸索时可以省点力。再补充一点:刚才讲补足的人,有同时代的,有异代的,有的甚至隔得很远,比如有唐代的人补六朝的卷子,这里有了很好玩的事情,就是卷子上的字,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作风的,一看就看出来了,这是经过唐代人补过的六朝卷子。怎么能看出来?就是六朝人字体书写的方法同唐代人、五代人、宋人书写方法不相同。我们在这里边发现,若干字是唐人写经的常规,也就说明这个卷子是唐代人写的,但是我们突然发现,这里面还有些宋人写经的常规,那我们就晓得,这是宋代人补过的。不仅字体各时代有差别,就是符号、标点、纸质也有差别。因此这个残断的事牵涉到一系列敦煌卷子的内容。是一个极其困难、没有办法了解的问题。这个事情我们下面大概还要讲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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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事实上是补充前面讲的拼合。上面讲的是遇着两个卷子是一个卷子扯乱了的就把它拼起来,现在讲过去已经有人拼合过了,这是无意识的拼合,这种情况在敦煌卷子中也是十分严重的。所以我们看敦煌卷子一定要从头至尾细细地看,假使稍微马虎一点,被五代、宋以后人拼合的东西弄错了,这就根本上错了。因为敦煌卷子是一张纸一张纸拼起来的,到某个时期糨糊脱了,就可能脱成两卷,有些卷子脱了之后,后人随便拿了东西拼上,成一个卷子。有的是无意识的拼合,有的也并不完全是无意识的,而是要拼成一个卷子去卖钱的。譬如有一个卷子,前面有一大段了,突然有一个小东西拼上,说明什么年代,什么人写的,或者是个什么重要经典,它是别的卷子上拉下来拼上去的,等于我们后人的字画拼假,譬如浙江的赵孟頫的字,尤其是赵夫人的画,就有人拼假的。一幅画上面,有一个图章,就算是肯定了,这是赵孟頫的,于是乎就把赵孟頫题款的地方割下来拼上,那个东西也成了赵孟頫的了。这种作假的拼合很讨厌,模糊了我们对于卷子的认识。做研究工作的人真要细细地去摸索。我的经验大概有几点,从卷子的纸质、墨色、题款、行款各方面综合起来,可以断定的,不是说这件事情就无法办了。譬如说这个卷子本来是唐代写本,从唐以前写本挖下一条,说隋代哪一个写的拼在上面。假设我们能够从纸质、墨色、书写的方法,以及卷子的一切条件集合起来看,就可以判断它是真是假。这个真假问题,对我们研究卷子来说关系太大了。譬如我曾经碰见过一个卷子,卷子上说的是唐代的官令,但是还有一段是唐代帝王的生卒年月,讲某个帝王是哪天生,给他做生日,应该做哪些工作,杀几个猪,杀几个羊,如何如何。这两个卷子本来没有关系的,把它拼在一道,成问题了。到底唐代的官令正一品、正二品这个品同一等、二等这个等,跟帝王年代的关系怎么样?假设我们把这两个卷子拼在一道来看的话,那么譬如祭唐明皇,哪些人主祭,唐明皇生是哪一天,死是哪一天,哪些人在那里祭,哪些人可以做什么事情,这是有一定规格的,两个东西一拼起来可就破坏了。于是我们看唐代的《百官志》,乱了,看不出来了。所以这种被后人乱拼的情况,我们应该注意,唐代以前的人乱拼的东西,也得注意的。因为唐代以前已经有拿几个卷子来拼的风气,大家都知道这个大和尚是什么时代的人,如果这个卷子是他的,价值不就更高了吗?所以拼合的人就搞这种玩意儿。这种东西自从敦煌卷子发现以后,被古董商人造假的简直不得了,古董商人会造假,怎么造呢?比如偶然间一个卷子,背后有一半空纸,有一寸两寸空纸,他就切下来,当做宝贝保存起来。他晓得这是唐代的,这是六朝的,于是把这些纸拼上,拼得天衣无缝,从纸质上面是看不出来的。所以假卷子顶要防备的是拼合。假卷子的拼合从五代就有了。唐代似乎也已经有了,不过很少。等到敦煌这个宝库被发现,被古董商人搞着了之后,更不得了的多。因此我今天再一次提出这个拼合的问题来,说的是假拼合,不是我们前面讲的拼合。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常常碰见。譬如我们现在的缩微胶卷,我要是细细全部看过的话,可能会发现这么几卷是后人拼合的。但是这非有经验不可。卷子看得多了,看了几百卷几千卷,摸出规律以后,可以看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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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问题似乎极小,但是也是同认清卷子时代很有关系的一件事情;不仅如此,还是我们文化史上,尤其是书法史上面,与抄书的方法、书式等等有关系的一件事情。这就是敦煌卷子中隋、唐、宋人写法的出入。这个出入当然是讲书法,不讲书的内容,书的内容上面讲得已经很多了。六朝、唐代、五代、宋代有许多民间习惯,在卷子的书法里边表现了出来。譬如说,木字旁、才字旁、提手旁,这三个偏旁的字,在六朝的本子中,往往是相混的,大体都写成“才”。木旁掉了一点,提手旁的一提不是底下挑上去的,而是上面撇下来的。于是乎到底是木字旁还是才字旁还是提手旁,我们闹不清楚。这大概是六朝时候的通俗习惯。这种情况多了,就是随便写。比如“金”字,写成完完全全的“全”字,把底下两点丢了。金字旁同全字旁一样,不过到后来也有点差别,就是最后一笔“全”字还是好好地写成一横,“金”字就写成一挑。模糊一点的话,这一挑挑得很轻,也成了一横,于是乎金旁的字、全旁的字相混了。这种情况多得不得了。省写还有一种例子:“乌”字、“马”字、“鸟”字,常常是不分的,也是唐代开始有的。这是书法的一种特殊现象:简省。比如“蠶”字。上面是“”字头,当中是“曰”字,底下是两个“虫”字。六朝人很简单,写个“天”字,底下写两个“虫”字,甚至底下写一个“虫”字,也算是“蠶”(蚕)。省体字在那个时候已经很多很多了。门窗的“门”字,三点一个钩,等于我们写“水”字四点,到了三点以后第四点一钩,写“门”字则两点以后第三点一钩。这也是唐代就已经开始了。唐代民间已经把草体字、省体字用进正式的写经当中去了。我们可以看出哪一体字,是在哪一朝代才有的,可以根据这个判断这个东西是哪个时候的。还有一种东西很讨厌,叫做移植,左边的东西放到右边去写了,上面的放到下面去写了。移植的字,在真正的文字学里边,可能分成两个字了,但是在敦煌卷子里边仍然是一个字。比如“物”字,先写牛旁再写“勿”,但是在敦煌卷子里边有先写“勿”字,底下加了“牛”字的,也是“物”字。再如“概”字,现在是木旁加了“既”字,在敦煌唐人写本里边,就有把“既”字写在上面,“木”字写在下面的。这也算移植。不仅如此,还有很多字有移植的痕迹。比如“猶”字,是反犬旁加“酋”,可是在唐人写本里边,先写酋字旁,后写“犬”字。在“书经”里边这两个字意思是不同的,反犬旁加“酋”的“猶”是虚助字,而酋旁加了“犬”字呢,是“猷,言也”(《尔雅·释诂》)。但是在敦煌卷子中是不分的。譬如反犬旁加个“言”字,这是说狗叫的声音,但是在敦煌卷子里也有言旁加“犬”的。也读为狺,犬声狺狺的“狺”。这都是移植。这些移植的字,同我们刚才说的省体字,在敦煌卷子里都经常见到。再比如走字旁同写个走之的“之”字相混,像远近的“远”,写了走之的“之”,赵钱孙李的“赵”,也写个“之”,于是“赵”变成“逍”了。双人旁大体都写成单人旁。“左”、“右”两个字古写“左”字一横向左边撇,“右”是一横走右边来,这两个字也不分了。这一类的情况多得不得了,都同我们写法习惯有关系的。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比如说我们的草书,是魏晋以后才开始有的,王羲之的草书、王献之的草书、卫夫人的草书,这些草书很多很多是我们现在这些简体字的来源。比如刚才说的“门”字,三点一钩,就是王羲之的字体。因此我们从省体字、移植字这些情况来看,可以判断这个卷子是起于什么时候的。不过这个判断很难确定,为什么很难确定呢?因为后人也仿照前人写省体字嘛!省体字容易呀!所以我们现在写“门”字也就是三点一钩就完了,“蘭”花的“蘭”是两点一横底下三点一钩,再写一个“柬”字。又把“柬”字写成“東”字,那更不得了了。所以拿这作确定卷子时代的绝对标准是不行的,不过至少可以推测上限。卷子里边没有这些省体字,那么这是很早的,有了这些省体字,最早早到什么时候,都大致有一个上下限的断定,这是可以用的。这件事情我们搞敦煌卷子的人往往不大注意。疏忽的结果是留了很大的痕迹在里边,让细心工作的人看出很多笑话来。所以敦煌卷子的书法,也算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事情。假使我们对于书法没有一点儿认识的话,这是很讨厌的。不过有一点,在敦煌卷子的字书、韵书(尤其是韵书)里边一个字底下往往会注上“正”或“俗”,说明某字是正字,某字是俗体。我的《瀛涯敦煌韵辑》里每卷都有正俗字。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做研究工作时已经注意到了,因为眼睛不好,正字俗字就列了一个表,成了四卷书。这个东西是我爱人帮我做的,叫《敦煌韵书中的正俗字谱》。根据我的这卷书来看,可以知道哪些字是唐代的人已经认为是俗字了,哪些字唐代的人还认为是正字,可用来印证唐以前各种书籍里面的字体,到底是正的还是俗的,也可以看出后代简体字的来源,古体字的来源。譬如我们现在写礼乐制度的礼,示字旁一个竖横钩就完了,事实上是个中国的古字,汉代就有了,敦煌卷子中所有的“礼”字大体都这样写。“辞”字本来是“辭”字,半边加个“辛”字,敦煌卷子写成“”字,右边加了“司”字,事实上一个是省体字,一个是借体字。但是在敦煌卷子里往往混成一个字。这里边可以看出文字学上字形结构的变迁,所以这件事情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同其他学术的关系很大。读历史知道伏波将军马援奏请定天下官印错别字,他说城皋的“皋”字有人写的是“白”字底下一个“犬”字,有人写的是“白”字底下一个“本”字,有的写的是“自”字,“自”字底下还有两画一个“十”字,他说城皋地方的县官、武官同巡官,三个官的印章的“皋”字是不同的,请国家纠正天下官印的这个毛病。这说明我们的汉字,在汉代已经乱得不得了了。所以六朝以来的伪字、错字多得不得了,我们现在刻图章的人动辄说我刻的是汉印。事实上,说不准刻的是错印,不是汉印。这一类情况同古书研究、古文字研究、书法研究都有关系。敦煌卷子刚好是关键,敦煌卷子以前的俗书、伪书、假书在敦煌卷子里面都可以看见了。敦煌卷子以后所用的省体字在敦煌卷子里也都找得出来了。这也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事情,所以特别提出来讲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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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讲一点关于壁画里边的文书材料。壁画里边的文书材料过去讲过一些,那是为了款式讲的,为了历史讲的。今天讲的是总结性的。敦煌壁画里也有些文书的材料,最多的是发愿文,是当时的历史材料。比如张淮深的传,在敦煌的壁画上写着,哪个的题衔,什么官衔。有的写着,哪个是哪个的儿子,哪个是哪个的丈夫,哪个是哪个的父亲,哪个是哪个的舅子,哪个是哪个的岳父等等,也有写着的。这些题衔,往往是我们认识敦煌经卷的重要参考。譬如敦煌经卷里边说这个卷子是某个可汗的某个公主写的,某个可汗、某个公主所收藏的。这某个可汗、某个公主在我们历史上可能找得出来,但是大体找不出来,只有在敦煌题辞里边有。拿敦煌的题辞来证明历史上的材料,就合起来了。证明卷子里的材料,卷子也合得起来,敦煌的题衔有官爵、称号、家庭关系以及家族关系、氏族关系。这些题衔当中,五代人占十分之七八,宋代人占十分之三四。这些题衔里边的资料拼合起来可以成大文章的。这些我们在讲历史的时候也已经说到了。今天的主要目的在说明文书的问题,经卷的问题,这些东西不能当经卷来看,但是可以同经卷有关系。譬如说有曹元忠夫妇出行图、张议潮夫妇出行图,这两大幅画里边,考见中国文化史、中国绘画史、中国历史的材料当然很多,而敦煌卷子里边的材料,也可以在里边看出来。敦煌卷子里边有许多材料说敦煌当时的河西走廊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我们找不出旁证来,而这两幅大壁画可以做我们文书的旁证。总结一句,就是说:敦煌壁画有许多东西可以用来做敦煌文书的旁证,是最好的材料。我说一个笑话:一直到如今讲人的幞头,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不知道,可敦煌壁画里面的供养人,那些官戴的帽子就有幞头的样子,清清楚楚的。敦煌女人化妆的情形我们讲过一些,“蕊黄无限当山额”,很多人讲不来。脸是“蕊黄”,像花蕊一样的黄色,无限,了不得。当山,在眉山之间的额头上。敦煌女人化妆的方法,就是在额头上用黄色点一点,“蕊黄无限当山额”。这是壁画可以证明词集的例子。又譬如香炉,敬神的香炉有一个柄,烧起来,人拿着这个柄走,这个东西清宫里还有,民间是没有了,大庙子里边现在还可以勉强看见,但敦煌壁画里边所有供养人男人家端的都是这个炉,清清楚楚的。所以敦煌壁画里面所有这一切文物制度的材料可以用来证明敦煌文书的是多得不得了的。这一个事情大家不要疏忽,不要说它是壁画,就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研究敦煌文书的人往往要参考壁画,因此我在这里也顺带着交代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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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关于敦煌学的通论已经讲完了,我想稍稍作一个大概的总结,也不过几句话:敦煌的材料包罗万象,壁画的表现是最具体的,不过壁画的表现呢,大体是以唐、五代、宋这个时候的社会风习为基础,以那个时候的礼乐制度作基础,而要真正了解中国全部文化,尤其是宋以前全部文化的话,要靠文书,文书里边录有战国以前的文书资料,战国以后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文书资料,这是很丰富的。我们现在研究古籍,离不开敦煌的资料,要研究中国文化史,也离不开敦煌的资料,要研究民间的风俗习惯史也离不开敦煌的资料,我们要研究文字学、语言学乃至于绘画学,乃至于上粮纳草,都离不开敦煌资料。敦煌是中国历史上正中间的一个转折点,敦煌以前的东西我们可以从里边看出来,敦煌以后的东西我们在敦煌里边也找得出线索来。所以敦煌学在我们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此后是必然要大大辉煌的。我虽然身体不好,也愿意把这个工作做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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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概论 附录:《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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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敦煌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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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是现在甘肃省西北边接近新疆、宁夏、青海的一个县。从兰州西北行,过武威、张掖、酒泉,出嘉峪关,经玉门、安西两县,过瓜州旧城,而至敦煌。在它西边不远,便是玉门关。玉门关是因和阗的美玉从塔里木盆地输入而得名的。出玉门关便是通西域——应说是古代中西交通的——南北二大道。这二道都在天山南麓:一从罗布淖尔沼泽,一从塔里木盆地向西。汉朝的丝织品从此道直可贩卖到边远的罗马东部叙利亚(中国史书称之为大秦。后来推尔西屯等地向汉人学会了抽丝织绸的技术,欧洲才有丝)。纸也是从敦煌、玉门经吐鲁番,过撒马尔罕,经波斯而传入欧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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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与人类文化的关系尤大。斯坦因在古长城的一个烽燧中,得到八封用窣利文写在纸上的书信,是粟特商人的私信。他把纸样送到维也纳冯·魏斯涅教授(Professor Von Wiesner),用显微镜考查化验的结果,知道是用麻织物捣成浆,然后由浆造成纸。这正同汉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蔡伦发明的造纸法相同。斯氏又根据种种理由,断定这是公元2世纪中叶的(详见他的《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Oxford,Clarendon Press.1921)。上距蔡伦造纸才四五十年,这算是全世界最古的纸了!(在此以前瑞典斯文·赫定Sven Hedin在古楼兰——今库鲁克河——也发现过纸,但据考察后,较此迟五十年,可参阅August Courady《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中文写本及其他零物》一文,Die chinesischen und sonstigen Kleinfunde Sven Hedin in Lou—lan)中国纸便是由粟特、康居等国的商人,带到撒马尔罕,而入欧洲(参阅姚士鳌《中国造纸术输入欧洲考》,《辅仁学志》一卷一期)。又斯氏在敦煌也寻得三张汉代纸写的残卷,也断定是公元2世纪写成的(见沙畹Éd.Chavannes的《斯坦因东土耳其斯坦发现之中文文书》一文Les Documents Chinois,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也是世界最古的纸,于是打破了历来欧洲学人说的纸是阿拉伯人、德国人或意大利人发明等等不实不尽的话。纸之输入欧洲,也同丝差不多,都由商人循同一道路传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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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建元三年癸卯。一说是在公元前126年,是武帝元朔三年乙卯。此乃归年),及公元前115年(汉武帝元鼎二年丙寅)张骞初通西域的大道,也是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丁丑)贰师将军李广利攻破大宛的大道,也是公元前2年(汉哀帝元寿元年己未)印度佛教经大月氏入中国的要道,也是公元629年(唐太宗贞观三年己丑)到印度十七年后取经回国的慈恩大师玄奘往来的要道,也是马可·波罗通过罗布沙漠西去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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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在历史上担过不少的任务;是边防重地,是交通重心,文化交流的场所,尤其在唐代是最为辉煌的时期;做了中西交通的枢纽,宗教繁兴的圣城,文化极盛的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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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为交通的要道,而一出玉门关,便是汉人的所谓“三十六国”,算中国——应说中亚细亚——民族集居最复杂的地方。所以在治世则为四方辐辏之地,文物大盛;在动乱的时代又为有关边防的重镇。所以其兴废,其变迁,也最剧烈。稍读历史的人,莫不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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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敦煌县是在北纬四十一度,东经九十四度七左右。气候寒冷,每年平均有五个月冰冻。每年十月结冰,三月末解冻。雨量极少,高到九十五点四毫升,低到八点六毫升。多风,以西南风为最多,秋季西南风及东北风各半。气温最高摄氏四十四点一度,常在每年七八月之间;最低零下二十四度,在每年的十二月、一月。风沙是非常大的,当西南风起时,对面数尺,不见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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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勒河横过敦煌的北面,经玉门关,集为哈拉湖。但与敦煌关系最大——应说与莫高窟千佛洞关系最大的是党河,在敦煌以南,千佛洞的阳面,灌溉敦煌的田。此外更重要的还有一条正在千佛洞下面经过的大泉,也是千佛洞饮水的来源。这条河沟宽约二十丈,自南而北,流入沙漠,潜入地中去了。沟的东岸,高约十丈,西岸高由一丈至二十余丈不等。名震世界的石室,即是在西岸的崖壁上凿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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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嘉峪关西出,是一个大平原,即关外三县之所在:玉门、安西、敦煌。敦煌县城近祁连山脉;在敦煌县南的三危山,也属祁连山脉。三危山更西南,去县约十里,有鸣沙山,高二十余丈,长约五十里。人马从山上流下,沙与沙相激,发出轰鸣声,故名鸣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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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的历史,应从春秋时说起。春秋以前西北的地史文献不曾说到。两周金文,只有天水以东,还能仿佛。甲骨文则尚未见岐山以西的材料,何况皋兰以西了!《禹贡》的流沙、三危罢,似乎是,其实亦非。此处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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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本古瓜州之地,又名陆浑,春秋时秦的属地,原是羌、戎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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