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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郡六城：户七百四十八，口二万九千一百七十。敦煌，古瓜州，出美瓜。冥安。效谷。拼泉。广至。龙勒，有玉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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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午之世，敦煌一郡，领县十二为最大，视汉且倍之。隋领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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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郡统县三：敦煌、常乐、玉门。……户七千七百七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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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唐则属沙州。《新唐书·地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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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州敦煌郡……县二：敦煌、寿昌。……户四千二百六十五，口万六千二百五十。［按：敦煌县南有鸣沙，故曰沙州。《敦煌录》云：“州（沙州）南有莫高窟，去州二十五里。”又《莫高窟记》：“沙州在东南二十五里三危山西。”是唐之沙州，去千佛洞二十五里，在千佛洞西北。疑今佛爷庙一带，即沙州县地也。又前凉州张骏于敦煌置沙州因此。又寿昌即汉之龙勒县，即今敦煌西南之南湖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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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治为最小。至宋中叶以后，为西夏所据。明代闭关不与西域交通。一直要到清，西路才通，又成为清人往新疆的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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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天宝时，敦煌一县，实有十三乡，即敦煌、洪池、悬泉、莫高、神沙、龙勒、玉关、洪闰、效谷、从化、寿昌、平康、慈惠（见P. 2738卷及P. 2803卷。按P. 2728卷，十乡有赤心而无洪池、悬泉、从化、寿昌），则古县已沦为乡镇者多矣。其时寺庙盖极兴盛，据P. 2738卷有龙兴寺、大云寺、报恩寺、灵修寺、圣光寺、乾元寺、净土寺、开元寺、永安寺、安国寺、大囗寺、普光寺、金光明寺、灵图寺、连寺、周家兰若、官兰若、安淳于兰若、北（？）……保兰若、乐家兰若等。参与经卷题记中所有寺名，大约可信，可见当时佛教之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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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敦煌写本中，又可得知唐时敦煌有十二或二十个风景区，为诗人所歌颂。P. 2748卷的后面，有一卷《沙州敦煌二十咏》。其二十处为：三危山、白龙堆、莫高窟、贰师泉、渥洼池天马、阳关戍、水精堂、玉女泉、瑟瑟监、李庙、贞女台、安城袄、墨池、半壁树、三攒草、贺拔堂、望京门、相似树、凿壁井、分流泉。其时为大中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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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以后与本书关系少，不再去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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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概论 二 敦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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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莫高窟经卷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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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的地势，南高而北低，现在的南首岩根处，别有寺院，名为上寺。上寺之北为中寺（上中两寺原为一寺，后分为二）。在北头将尽的佛洞处，又一寺院，名为下寺。上寺、中寺均为喇嘛住处，下寺为道士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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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莫高窟所发现的材料推知，宋时西夏之乱，千佛洞下寺僧人，欲避乱他乡，便把经卷佛像杂书等，藏在下寺旁石窟主群北头相近处的一个大洞，就是张大千氏的编号一五一洞。这个大洞原是唐大中五年沙门洪所建的。现在后面有三层楼阁，洞本身作“T”状，为莫高窟常见形式。甬道口宽一丈二尺七寸，长二丈二尺八寸，高约二丈。入内大洞长五丈二尺，宽四丈九尺，高约三丈。由洞口至内二丈二尺，为平地，系烧香礼佛跪拜周旋之地。其后三丈为神龛，龛高一尺三寸，长二丈六尺，宽二丈。台左右前后有五尺宽走道，可以左右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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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大洞甬道之北，距地三尺处，有一宽二尺五寸、高约四尺之甬道，后即一复洞，洞长宽均为九尺五寸，边高六尺五寸，中高九尺三寸。洞内四壁皆画，一幅画男女像各一，其衣饰极为别致，为千佛洞中极罕见之作品。由色彩形状，知为唐画。从前装满的经卷佛像等，现在是空无所有了。大概在宋时下寺僧众将经卷藏入后，用土基将复洞门塞闭，外以泥涂，再加粉画，就现存残形观之，是宋画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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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时封闭后，逃避的僧人，大概一去不复回，后人也不复知有此复洞，更不知复洞中有这样多而且精的不世之宝。一直留到光绪二十五年的四月，让一个庸俗不堪的王道士来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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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士名元，是湖北麻城人，初在肃州巡防军为卒，退伍后无事可做，遂做了道士。来到敦煌，穷无所藏，投宿于一百四十三窟。此时的莫高窟寺院，多为红教喇嘛，诵的是番经，独王元能诵道经，作中原语，以是人多求他礼忏，生涯渐渐好起来，因雇一杨某写经。杨某就一百五十一窟甬道间置一案，背壁坐。抄经之暇，吸旱烟，以芨芨草燃火，常以燃余之草插壁间裂缝中。一日吸烟余草稍长，仍插其处，乃深入不可止。以手击壁，其声中空，疑有他因，告王道士。王道士夜半与杨某击破其壁，则内有一门，高不足容人，用泥块封塞，把泥块去掉，则为一小甬道，入内为一复洞，较外大洞为小，约一丈左右（实为九尺），有白布包等无数，充塞其中，装置极整齐，每一白布包，裹经十卷，复有佛幡绣像等，则平铺于白布包下。光绪三十三年《重修三层楼功德碑》（其实是木牌）云：“二十六年掘得复洞，内藏释典充宇，铜像盈座。侧有碑云：唐大中五年沙门洪立。”所记藏物，尚有铜像盈座，现在我们已不能知道这些铜像的去处了（据《王道士墓志》，是光绪二十五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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窟藏发现后，王道士延城中官绅来观，绅士们不知其可贵，都说这些佛经流传在外，是造孽有罪的，嘱咐他仍还置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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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敦煌县长名汪宗瀚，字栗庵，是湖北人。他对古物有相当认识，因从王道士处，取去若干写经及画像。后三年，光绪二十八年，苏州叶昌炽作甘肃学台，叶对古物有特好，托汪宗瀚搜求，汪遂以宋乾德六年水月观音像，写经卷子本，梵叶本各二，送给昌炽（见《语石》卷一第二十九页）。昌炽遂建议甘肃的藩台衙门，将此古物运省垣保存，但估计运费要五六千两银子，无由筹得，乃于光绪三十年三月，令敦煌县长汪宗瀚“检点经卷画像，仍为封存”。王道士用砖来砌断了这座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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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卷的盗劫与清政府的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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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士人颇有机智，自敦煌士绅对此宝物不加重视后，他曾载着一箱经卷，到酒泉去献给安肃道道台满洲人廷栋，廷栋以为这种经卷的书法，还不如他自己的字，颇为轻视，王道士又碰壁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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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嘉峪关的税务司是个比利时籍的帝国主义分子，他将回国，来向廷栋辞行，廷栋把经卷一部分赠送了他。这个比利时人，到新疆后，又将所得卷子，分赠给在新疆的长庚将军（亦满洲人）及道台潘某，并且说出得自敦煌的情形。这时新疆的帝国主义分子，已在传说敦煌的艺术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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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受英帝国主义印度政府之命，潜入新疆勘察，名义上是“考古”的匈牙利人斯坦因（Sir Aurel Stein），正是第二次到新疆之时，听见了敦煌发见写得有古外国文字的写本书籍，于是他决定来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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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对敦煌一地，本来不陌生。原本他有个同乡朋友，匈牙利地质调查所所长洛克齐（Professor de Loczy）曾潜入甘肃作地质学探险的间谍活动，他在1879年（光绪五年）曾到过敦煌，参观过千佛洞，曾把石室中的美丽的壁画与塑像，同斯坦因讲过，斯坦因受了这些鼓动，在1907年的2月，即石室藏经发现后的第八年，向敦煌出发，先到长城一带，搜求了一些木简（详后）。到5月21日，在那荒凉寂寞的郊野，扎下了他的帐篷，准备作长时期的耽搁。他开始打听这古代写本的消息，先由一小和尚借一长卷给他看，他访求到藏经的石洞，已被砖封断。也见到发现古写本的王道士，但他发现他的对手“极其机警，不可捉摸”。这个帝国主义的文化间谍于是用金钱来利诱王道士，但胜不过王道士对宗教的情感，与激于众怒的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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