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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伯希和把这一千五百卷的宝物,运着从北京回巴黎,北京已传遍他带去许多重要的中文写本,当时罗振玉等人,都得看见一部分。清政府才正式为此消息所撼动,然后才动公事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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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伯希和走后,王道士把许多他认为可贵的经,装成了两木桶,名为“转经桶”,其余仍堆集洞中。至此清学部才正式拨款库平六千两,命令敦煌县知县陈泽,尽其所有,一律搜买,护解省垣,其经桶原封未动,陈泽去点查一次,共计经六千卷,解省送京,移藏部立京师图书馆,入录之本,计八千六百九十七号。民国十八年,移交北平图书馆,整理编目,又增残叶一千一百九十二号,共九千八百八十九号,佛经凡四百四十余种,古佚经疏约数十卷,皆罕观之籍。又有晋、魏写本百数十卷,书法古拙,纸质坚韧,尤为可宝。其他经典与现在刊本颇多出入,可资校勘考证。即卷头纸背所书之日常账目,交易契约,鄙俚歌词之属,在昔视为无足轻重,今皆矜为有关掌故者亦不少(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到民国十八年春,陈垣氏应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请,将八千六百九十七卷编为《敦煌劫余录》,义宁陈寅恪先生为之序,中国藏经既汇于一所,而也有了完具的目录,是研究敦煌学的一大工具。但这一批劫余的卷子内容,百分之九十九是佛经,原因是图像器物之属,及中亚古代语言,及其他古文写经,已大半为斯坦因、伯希和两个帝国主义分子劫去,以及捷足者所先得。其遗留者,又因当时甘肃运京途中,为黠者所巧取。故最后所余,是被中外一切巧取豪夺分子劫窃之余的残品。然而就是这一点点残品,它所保留给学术界的遗产,已有如上所陈的可贵。民国十三年夏,北京人士,曾有敦煌经籍辑存会之设,登报征求目录,欲汇编成一个总目,迄未见成,这是很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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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的运省送京,并未搬完,大概是王道士的花样。所以到斯坦因1914年第二次重到敦煌,又由王道士手中买去五六百卷,可以推知。大概此时王道士所弄的玄虚,即所谓“转经桶”,已被人识破。所以从宣统三年,民国元年、三年、八年,都查询过这一事的下落,然而始终不明不白,敷衍了事。不过洞中仍有余经的事,也渐为人所知,而且新疆一带,也不时还有人向外国人兜售这种物品。其中还有一大批藏文佛经。所以到了民国八年,甘肃省政府教育厅令敦煌知县,“将该项番字经卷,悉数运送来省,交由省图书馆保存”。并派人到敦煌察看,将洞门挖开,余存番字佛经卷子,点验封存于该寺三层楼南面二层石洞中,计成捆者竟九十四捆,共四百零五斤;夹板成打者,共十一打,连板共一千七百四十四斤。仍存石窟九十捆,共计四百四十一斤半。其余四捆,及夹板十一打,移置劝学所内。除由察看人带省一捆四斤夹板一打六十六斤,保存甘肃图书馆外,其余三捆十五斤四两,十打一千五百八十四斤,永久保存于该处劝学所。这算是一次比较详细的察看。从此算是扫数移存国家机关,王道士不能再卖,也再无人盗买了。这是敦煌经卷在国内入藏的情形(但民国三十几年,有人到敦煌去,又在原藏一洞的大木柜中,见有藏文写经数十卷,不知是从前所遗,抑封存被掘,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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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英、法帝国主义者掠夺了敦煌宝藏之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文化间谍也插手进来肆行盗劫。1902年至1904年,日本大谷光瑞及其弟子橘瑞超,第三次在塔里木盆地、吐鲁番及敦煌沿阿拉善山脉东行入戈壁,得有佛教经典、史料、西域语文书、绘画、雕刻、染织物、古钱等。佛典中之晋元康六年之《诸佛要集经》,西凉初之《法华经》,及善导大师《阿弥陀经》,共掠去四百多卷,写有目录,详记其卷第,尾题印记。其印记有报恩寺、净土寺、三界寺。其经文已印入《二乐丛书》。这批书以佛经为最多。罗振玉氏曾借录其目而印行之。大谷著有《西域考古图谱》,亦可助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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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继橘瑞超而往者,有吉川小一郎,亦携归百余卷,其目尚未见。但他们编的《大正大藏经》,已把这些佛经材料,连英、法所能得者,都已摘要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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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帝国主义分子勒考克(A von Le Coq)也跟踪进行罪恶的盗窃活动,四次到新疆“考古”,劫去者以美术品为最多。他的自供,写成了《中亚美术及文化史图集》(Bilderatlas zur Kunst und Kultuigeschichte Mittel—Asiens,Berlin,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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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恶的劫夺者,要算美帝国主义者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Fogg Art Museum)东方部主任华尔纳(L. Warner)在1923年来华,盗走了唐代观音塑像及壁画。据常书鸿氏云:“据不完全的统计,1924年(按,1924应作1923)华尔纳在千佛洞用胶布粘去与毁损的初盛唐石窟壁画,据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号第320,321,328,329,331,335,372各窟壁画二十六方,共计三万二千零六平方公分。其中初唐画有汉武帝遣博望侯张骞使西域迎金佛等,有关民族历史与中国佛教史重要故事内容的壁画多幅,及328窟通高一百二十公分盛唐最优美的半跪式观音彩塑等数尊。这批赃物,现藏美国剑桥费城伐格博物馆。”(按:应作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文物参考资料》二卷一期,共有王逊、傅振伦等三文,记述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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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华尔纳还自己写了一本等于自供状的书,名《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The Long Old Road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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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敦煌汉简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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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经藏的发现,与莫高、榆林、西千佛等窟的塑像壁画等,同等有文化上的极高价值。这些东西,都在敦煌的南或东的地带,以三危山为中心。但敦煌自汉以来,已是西北重镇,从考古学上的材料来说,还应有其他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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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再来报告一件也非常重要的文书,也要算在敦煌县境内发现的,而发现的也正是那第一个劫取敦煌古文物的斯坦因。这是什么?就是名震世界的汉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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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中国纸张的发明,虽则早在汉代,然而边地的始用,是较迟一点的。纸发明以前的文书,都写在竹简、木牍之上,所以近世纪来在西北一带的考古事业中,往往发现简牍,有的是属于汉的,有的是属于晋以后的。但斯坦因这次在敦煌发现而劫去的,则是汉代遗留在边墙上的简牍,所以称为汉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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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斯坦因第二次到西北考古,听见敦煌有古物,从新疆由东向敦煌进行之时,进入了玉门关后,在疏勒河——敦煌境北的河流终点河床旁边三哩之遥,他发现了一座碉楼遗址,又发现了横过低地的一道城墙,从疏勒河向东,至少有十六哩之长,没有间断。从这墙的遗址的外形、本质,及附近的遗物,他断定这是古长城。他在这个城阙墙顶苇秆捆中,发现了一块小绢,又得到五彩画绢残片、残木片,以及上书中国字“鲁丁氏布一匹”的小木片。他断定这许是汉代的东西。后来他调查这个断续的墙,直抵额济纳河,全长达四百哩以上,正是与中国载记相合的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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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在近碉楼的小屋遗址的垃圾堆里,找出许多中国字的木简,这些有字的小木片上,有许多是有年代的。这些年代,都是在公元后第一世纪。这里的边墙遗址,在前汉时候便已为人据有。这些写本文书,是中国最古的写本,是无疑的了!后来由他的蒋师爷,把这些木简弄得更明白,其内容差别很大,有关军事统治简单的报告和命令,收到器械给养一类物件的呈报,私人的通信,还有学校字书,以及书法练习一类的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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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杂片,就文书的观点来看,其年代很杂乱。薄片最普通的形式是大约有九吋半长,四分之一到半吋宽。每一行所写中国字,常有三十个以上,可见当时流行书法之异常干净。所用的材料,除光滑细致的木片或竹片外,并还有本地出产甚多而比较粗糙的红柳树,不大正式的通信,便用此种材料,截成无定的形式,用来抄写,当然是很好的。屯戍绝域的兵士,显然以此消遣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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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简上面有许多刮削的痕迹,可见其来源不易,价值昂贵,于是一片之木,用了又用。从围绕着远戍绝漠的那些卫士的狭道的垃圾堆里,所找出的杂乱遗物中,及研读木简的结果,所示屯戍的将士,大半是犯了罪的,因而远役绝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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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防守长城西头的一座碉楼附近,得到一大块有字木简,上面有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的年号。据简上说,当地名为大煎部。还有一片是太始元年。在一切碉楼里,他都得到遗物。但最多的要算长城线后面二哩多,大概是个支部小驿站。在这室内得到的木简,大概是官员们用的,其中一片的年月,是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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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遗址的斜坡上的垃圾堆里,仅仅一方哩的地上,得到有字的木简三百片以上,应当是这位小官员的全部档案,是属于宣帝元康元年至五凤二年(公元前65年至前56年)间的东西。这些文书,有的只是重录或称引关于在敦煌地带建立屯田区域,以及建造亭障或城墙以保边的一些诏谕。此外是沿长城线军队的组织,各个不同的队名。也有关于长城及其他各部分、各烽燧的报告同命令。有些文书说到“士官”名称,证明此地兵籍中,亦有非中国人的夷兵。还有一段作为符节用的,上书古撒马尔干同布哈拉通行的古利语的木简。还有许多片上书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诸年的精美历书,及一段中国有名的小学书——《急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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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玉门关东五哩左右的一个遗址内,墙角处得了一堆木简,简上说到从敦煌沙漠田输送粮食以及储备衣服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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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几百件木简的解释,在斯坦因的《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一书中,有详细的记载。而每一片木简上文句的解释,及其有关史地的考证,据我所知,有法国汉学家沙畹博士的《考释》一书,在1913年印行于伦敦(沙畹释竹简之作,先见于斯坦因第一次报告附录中“Ancient Khotan”, pp.521—547,Appendix A.-Chinese Document from The Sites of Dandan Uiliq,Niya and Endera,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Ed.Chavannes)。而王国维、罗振玉两人,又为之重行考订,成《流沙坠简》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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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木简外,同时同地斯坦因还得了些其他古物,此处也有附带介绍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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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早的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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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在长城的一段烽燧尘封堆集的室中,发现了八封干干净净用古窣利文字体写在纸上的书函,有些用绢包裹,有些用绳缠着,是一些中亚一带商人到中国以后发回的私人通信。他们显然喜欢用新发明的纸作书写材料,而不喜用中国人所墨守的木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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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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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一座烽燧遗址上,他得到一段古代的绢,上书汉字同婆罗谜文。这是古代绢缯贸易的孑遗,绢头子上备具产地及每一匹的大小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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