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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伯希和把这一千五百卷的宝物，运着从北京回巴黎，北京已传遍他带去许多重要的中文写本，当时罗振玉等人，都得看见一部分。清政府才正式为此消息所撼动，然后才动公事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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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伯希和走后，王道士把许多他认为可贵的经，装成了两木桶，名为“转经桶”，其余仍堆集洞中。至此清学部才正式拨款库平六千两，命令敦煌县知县陈泽，尽其所有，一律搜买，护解省垣，其经桶原封未动，陈泽去点查一次，共计经六千卷，解省送京，移藏部立京师图书馆，入录之本，计八千六百九十七号。民国十八年，移交北平图书馆，整理编目，又增残叶一千一百九十二号，共九千八百八十九号，佛经凡四百四十余种，古佚经疏约数十卷，皆罕观之籍。又有晋、魏写本百数十卷，书法古拙，纸质坚韧，尤为可宝。其他经典与现在刊本颇多出入，可资校勘考证。即卷头纸背所书之日常账目，交易契约，鄙俚歌词之属，在昔视为无足轻重，今皆矜为有关掌故者亦不少（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到民国十八年春，陈垣氏应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请，将八千六百九十七卷编为《敦煌劫余录》，义宁陈寅恪先生为之序，中国藏经既汇于一所，而也有了完具的目录，是研究敦煌学的一大工具。但这一批劫余的卷子内容，百分之九十九是佛经，原因是图像器物之属，及中亚古代语言，及其他古文写经，已大半为斯坦因、伯希和两个帝国主义分子劫去，以及捷足者所先得。其遗留者，又因当时甘肃运京途中，为黠者所巧取。故最后所余，是被中外一切巧取豪夺分子劫窃之余的残品。然而就是这一点点残品，它所保留给学术界的遗产，已有如上所陈的可贵。民国十三年夏，北京人士，曾有敦煌经籍辑存会之设，登报征求目录，欲汇编成一个总目，迄未见成，这是很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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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的运省送京，并未搬完，大概是王道士的花样。所以到斯坦因1914年第二次重到敦煌，又由王道士手中买去五六百卷，可以推知。大概此时王道士所弄的玄虚，即所谓“转经桶”，已被人识破。所以从宣统三年，民国元年、三年、八年，都查询过这一事的下落，然而始终不明不白，敷衍了事。不过洞中仍有余经的事，也渐为人所知，而且新疆一带，也不时还有人向外国人兜售这种物品。其中还有一大批藏文佛经。所以到了民国八年，甘肃省政府教育厅令敦煌知县，“将该项番字经卷，悉数运送来省，交由省图书馆保存”。并派人到敦煌察看，将洞门挖开，余存番字佛经卷子，点验封存于该寺三层楼南面二层石洞中，计成捆者竟九十四捆，共四百零五斤；夹板成打者，共十一打，连板共一千七百四十四斤。仍存石窟九十捆，共计四百四十一斤半。其余四捆，及夹板十一打，移置劝学所内。除由察看人带省一捆四斤夹板一打六十六斤，保存甘肃图书馆外，其余三捆十五斤四两，十打一千五百八十四斤，永久保存于该处劝学所。这算是一次比较详细的察看。从此算是扫数移存国家机关，王道士不能再卖，也再无人盗买了。这是敦煌经卷在国内入藏的情形（但民国三十几年，有人到敦煌去，又在原藏一洞的大木柜中，见有藏文写经数十卷，不知是从前所遗，抑封存被掘，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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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英、法帝国主义者掠夺了敦煌宝藏之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文化间谍也插手进来肆行盗劫。1902年至1904年，日本大谷光瑞及其弟子橘瑞超，第三次在塔里木盆地、吐鲁番及敦煌沿阿拉善山脉东行入戈壁，得有佛教经典、史料、西域语文书、绘画、雕刻、染织物、古钱等。佛典中之晋元康六年之《诸佛要集经》，西凉初之《法华经》，及善导大师《阿弥陀经》，共掠去四百多卷，写有目录，详记其卷第，尾题印记。其印记有报恩寺、净土寺、三界寺。其经文已印入《二乐丛书》。这批书以佛经为最多。罗振玉氏曾借录其目而印行之。大谷著有《西域考古图谱》，亦可助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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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继橘瑞超而往者，有吉川小一郎，亦携归百余卷，其目尚未见。但他们编的《大正大藏经》，已把这些佛经材料，连英、法所能得者，都已摘要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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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帝国主义分子勒考克（A von Le Coq）也跟踪进行罪恶的盗窃活动，四次到新疆“考古”，劫去者以美术品为最多。他的自供，写成了《中亚美术及文化史图集》（Bilderatlas zur Kunst und Kultuigeschichte Mittel—Asiens，Berlin，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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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恶的劫夺者，要算美帝国主义者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Fogg Art Museum）东方部主任华尔纳（L. Warner）在1923年来华，盗走了唐代观音塑像及壁画。据常书鸿氏云：“据不完全的统计，1924年（按，1924应作1923）华尔纳在千佛洞用胶布粘去与毁损的初盛唐石窟壁画，据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号第320，321，328，329，331，335，372各窟壁画二十六方，共计三万二千零六平方公分。其中初唐画有汉武帝遣博望侯张骞使西域迎金佛等，有关民族历史与中国佛教史重要故事内容的壁画多幅，及328窟通高一百二十公分盛唐最优美的半跪式观音彩塑等数尊。这批赃物，现藏美国剑桥费城伐格博物馆。”（按：应作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文物参考资料》二卷一期，共有王逊、傅振伦等三文，记述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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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华尔纳还自己写了一本等于自供状的书，名《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The Long Old Road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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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敦煌汉简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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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经藏的发现，与莫高、榆林、西千佛等窟的塑像壁画等，同等有文化上的极高价值。这些东西，都在敦煌的南或东的地带，以三危山为中心。但敦煌自汉以来，已是西北重镇，从考古学上的材料来说，还应有其他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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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再来报告一件也非常重要的文书，也要算在敦煌县境内发现的，而发现的也正是那第一个劫取敦煌古文物的斯坦因。这是什么？就是名震世界的汉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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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中国纸张的发明，虽则早在汉代，然而边地的始用，是较迟一点的。纸发明以前的文书，都写在竹简、木牍之上，所以近世纪来在西北一带的考古事业中，往往发现简牍，有的是属于汉的，有的是属于晋以后的。但斯坦因这次在敦煌发现而劫去的，则是汉代遗留在边墙上的简牍，所以称为汉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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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斯坦因第二次到西北考古，听见敦煌有古物，从新疆由东向敦煌进行之时，进入了玉门关后，在疏勒河——敦煌境北的河流终点河床旁边三哩之遥，他发现了一座碉楼遗址，又发现了横过低地的一道城墙，从疏勒河向东，至少有十六哩之长，没有间断。从这墙的遗址的外形、本质，及附近的遗物，他断定这是古长城。他在这个城阙墙顶苇秆捆中，发现了一块小绢，又得到五彩画绢残片、残木片，以及上书中国字“鲁丁氏布一匹”的小木片。他断定这许是汉代的东西。后来他调查这个断续的墙，直抵额济纳河，全长达四百哩以上，正是与中国载记相合的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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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在近碉楼的小屋遗址的垃圾堆里，找出许多中国字的木简，这些有字的小木片上，有许多是有年代的。这些年代，都是在公元后第一世纪。这里的边墙遗址，在前汉时候便已为人据有。这些写本文书，是中国最古的写本，是无疑的了！后来由他的蒋师爷，把这些木简弄得更明白，其内容差别很大，有关军事统治简单的报告和命令，收到器械给养一类物件的呈报，私人的通信，还有学校字书，以及书法练习一类的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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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杂片，就文书的观点来看，其年代很杂乱。薄片最普通的形式是大约有九吋半长，四分之一到半吋宽。每一行所写中国字，常有三十个以上，可见当时流行书法之异常干净。所用的材料，除光滑细致的木片或竹片外，并还有本地出产甚多而比较粗糙的红柳树，不大正式的通信，便用此种材料，截成无定的形式，用来抄写，当然是很好的。屯戍绝域的兵士，显然以此消遣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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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简上面有许多刮削的痕迹，可见其来源不易，价值昂贵，于是一片之木，用了又用。从围绕着远戍绝漠的那些卫士的狭道的垃圾堆里，所找出的杂乱遗物中，及研读木简的结果，所示屯戍的将士，大半是犯了罪的，因而远役绝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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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防守长城西头的一座碉楼附近，得到一大块有字木简，上面有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的年号。据简上说，当地名为大煎部。还有一片是太始元年。在一切碉楼里，他都得到遗物。但最多的要算长城线后面二哩多，大概是个支部小驿站。在这室内得到的木简，大概是官员们用的，其中一片的年月，是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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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遗址的斜坡上的垃圾堆里，仅仅一方哩的地上，得到有字的木简三百片以上，应当是这位小官员的全部档案，是属于宣帝元康元年至五凤二年（公元前65年至前56年）间的东西。这些文书，有的只是重录或称引关于在敦煌地带建立屯田区域，以及建造亭障或城墙以保边的一些诏谕。此外是沿长城线军队的组织，各个不同的队名。也有关于长城及其他各部分、各烽燧的报告同命令。有些文书说到“士官”名称，证明此地兵籍中，亦有非中国人的夷兵。还有一段作为符节用的，上书古撒马尔干同布哈拉通行的古利语的木简。还有许多片上书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诸年的精美历书，及一段中国有名的小学书——《急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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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玉门关东五哩左右的一个遗址内，墙角处得了一堆木简，简上说到从敦煌沙漠田输送粮食以及储备衣服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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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几百件木简的解释，在斯坦因的《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一书中，有详细的记载。而每一片木简上文句的解释，及其有关史地的考证，据我所知，有法国汉学家沙畹博士的《考释》一书，在1913年印行于伦敦（沙畹释竹简之作，先见于斯坦因第一次报告附录中“Ancient Khotan”， pp.521—547，Appendix A.-Chinese Document from The Sites of Dandan Uiliq，Niya and Endera，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Ed.Chavannes）。而王国维、罗振玉两人，又为之重行考订，成《流沙坠简》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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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木简外，同时同地斯坦因还得了些其他古物，此处也有附带介绍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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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早的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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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在长城的一段烽燧尘封堆集的室中，发现了八封干干净净用古窣利文字体写在纸上的书函，有些用绢包裹，有些用绳缠着，是一些中亚一带商人到中国以后发回的私人通信。他们显然喜欢用新发明的纸作书写材料，而不喜用中国人所墨守的木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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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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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一座烽燧遗址上，他得到一段古代的绢，上书汉字同婆罗谜文。这是古代绢缯贸易的孑遗，绢头子上备具产地及每一匹的大小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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