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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希腊式玻璃碗的第二章讨论了玻璃和玻璃工艺,这与丝绸之路上的养蚕技艺形成了鲜明而有趣的对比(见第八章)。在欧亚的很多地区,玻璃的原材料是很容易得到的。玻璃工艺也出现了,人们至少掌握了烧制原材料使之转化的技术,也懂得使用熔剂来降低烧成温度。该工艺至少在公元前1千纪时就在欧亚大陆发明或传播。但是丝绸起源于东亚,而玻璃工艺则是在与欧洲相邻的西亚逐步完善后,东传至萨珊波斯,再至中国和朝鲜。南亚的传统可能是独立发展的,但也一定受到了自西亚传入的玻璃器的影响。此外,不同于丝织工艺和丝织品已经被丝绸之路上各主要文明掌握和推崇,玻璃工艺在中国的发展并不顺利。可能是因为其他材料,比如玉和越来越精美的陶瓷,满足了中国社会对半透明且坚硬材质的美学需求,就像玻璃满足了陶瓷技术落后的其他社会的需求一样。然而,贵族墓葬中出现的玻璃器、佛教中玻璃器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国不同时期对玻璃工艺的采用和实验,都说明玻璃也受到一些人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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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是本书中的核心部分,它的故事正在不断发展。我在第八章中选择了一块晚期的丝绸(8—10世纪)来讨论,这样我可以从它们在中国的起源来探讨丝织工艺(栽桑、养蚕和纺织)的传播。从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丝绸并非总是贸易的主要物品,甚至在一些贸易网络中,丝绸也不是主要的商品。尽管如此,丝绸仍非常重要。在整个时期,其原料和成品自始至终都在交易,而且价格很高。我们还可以看到,随着原料和技术在中国以外的地区传播,新的纺织工艺得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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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和玻璃,都是佛教故事的一部分,在宗教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第四章对阿姆鲁克·达拉佛塔(Amluk Dara Stupa)主塔的讨论中,我们进一步探讨了佛教。作为一个建筑体,该佛塔并未在丝绸之路上移动,但它反映了佛教的传播和斯瓦特河谷不断变化的环境、文化、宗教和政治景观。它还使我们讨论了建筑形式传播的复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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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讨论的木板画,也描绘了一个佛教故事。但我选择它,是因为它还讲述了另外的叙事,特别是马的重要性,以及丝绸之路上经常被遗忘的小国所扮演的角色——此处讲的是于阗。这幅画还描绘了一种在整个于阗地区常见的,但我们仍没有弄明白的图像程序,这表明学者在理解丝绸之路上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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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选择了三件有文字的器物,因为它们的文字内容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第三章讨论了一处贵霜钱币窖藏。钱币集文本和器物于一体,因此钱币学是一门跨历史学和考古学的交叉学科,这一点不足为奇。在许多社会中,钱币确定了其他史料中的年表、统治者的姓名,有时还填补了历史空白。对贵霜帝国而言,钱币是重建其年表的主要史料。钱币铭文使历史学家可以重建统治者的年表,不过在把年表起点置于何处的问题上还存在很大争议。16目前发现的贵霜人自己留下的文字记录非常少,仅凭邻国(如东汉[25—220])史书中记载的统治者的名字难以重建贵霜的年表。因此,与许多其他有文字的社会相比,对贵霜历史的理解更多地依赖考古学。此处讨论的这批钱币窖藏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它们不是发现于贵霜或作为贵霜贸易伙伴的邻国境内,而是在千里之外、今天埃塞俄比亚境内的一座基督教修道院里。它们去到埃塞俄比亚的原因仍不明确,不过这一事实足以说明此时已经存在跨越海陆的长距离交通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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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讨论的第二件文本(第九章)来自中国,该地的文本和考古证据都很多,而且有时候两者可以互证,例如商王世系的问题。中国有大量的文本,包括记载详细的政治史书。中国的历史学也将这些文本置于首位,在考古学证据和其他证据之上,不过何肯(Charles Holcombe)指出:“贸易、佛教和外国人是中国传统的主流历史学家很少提到的三个问题。”17传世文献代表的是知识分子和官方贵族的观点。而考古出土的文本残片,没有受到同样的选择,因此它代表了社会中另一些人的观点。这里讨论的是一本印刷历书的残片,是当时很受欢迎的禁书。这一章研究文本在文盲或半文盲居多的社会的作用,并认为它们也能和这些群体“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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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件文本是一件圣物,即贵族制造的蓝色《古兰经》中的一页(第七章)。这件伊斯兰文本是用金和银将阿拉伯文写在靛蓝色兽皮纸上的。它的出处和创作灵感都不确定,而且引来了很多争论。类似的文本在千里之外的东亚佛教中也有发现,有人提出两者可能存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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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已经努力涵盖更多的话题,但仍有一些难免被忽视。我本想讨论音乐、医药和食品,却没有实现,也没有专门讨论军事问题。不过,我决定讨论奴隶问题,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丝绸之路上,不论哪个时代和文化都存在奴隶,他们无疑是丝绸之路贸易的一个主要部分。尽管如此,他们往往只在丝绸之路的历史上被顺带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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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研究丝绸之路上的物质已经30多年,但当提出更多关于这些器物的问题时,我仍然惊讶于自己缺乏对它们的物质性的理解或兴趣。有时候是因为不确定它们的质地和工艺——我们已经失去了过去工匠所掌握的技术,而且难以重现这些方法,有时甚至无法找到原材料。但通常这看起来是一件缺乏趣味的事情,要么找出答案,要么质疑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做出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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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导致在很多情况下,对器物质地的描述,往好处说是粗略,往坏处说是不准确。举例来说,在很多西方中世纪手稿的目录中,都称其材质为 “vellum”(制作精良的兽皮纸)。这仅仅告诉我们纸的工艺上乘,但并没有指出是由哪种动物的皮制成(见第七章)。同样的情况也见于用“麻纸”和“桑皮纸”来描述东亚中古时期写本的纸张。这些都是粗略的名称,通常表明纸张的质量,而非它的主要纤维,因此经常被误解。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在识别文本内容上做了更多的工作,而很少关注兽皮纸或纸张本身的鉴定。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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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出土的大多数玻璃器中,明显有很多对其描述不准确的例子。这些玻璃器的年代大约在汉代,且被认为是外来的。尽管这样的玻璃器有一些已被确定是希腊的,还有一些很可能是在当地生产的,但经常被标注为“罗马”。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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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9年我策划的一项展览中,我认为第二章讨论的玻璃碗的惯常记录“罗马”是正确的。但当我开始仔细地研究玻璃的时候,便发现自己的判断是错误的,就像在我学术生涯的很多其他时期,我必须质疑我认为自己知道的事。本书就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尝试去接受丝绸之路历史中的很多不确定性和物质文化,同时通过“聆听”丝绸之路上的许多物质,去发现一些微小而牢固的基础,并在此之上进一步研究和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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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认为器物(object)和物质(thing)在此处是可以互换的,见下文我对这两个词的范畴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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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非电影《上帝也疯狂》(The Gods Must Be Crazy)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一个可口可乐瓶子被人从一架小飞机上扔下来,掉落在卡拉哈里沙漠(Kalahari Desert,今称为卡拉哈迪沙漠)的一个村庄,使得居住在那里的部落非常困惑。在新的语境下,可口可乐瓶子被认为是上帝赐予的礼物,被赋予各种各样的意义,而这些意义与它最初的功能完全无关。这里应该注意,即使进入了那个社会,也不能确保一个外来者能够准确地理解这种情况。这一点在一些人类学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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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acGregor (2001) 最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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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例如,见Mintz (1985) 和Kurlansky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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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例如,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世界史中心的“世界商品史(1450—1950)”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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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例如,见Harvey (2009),Hicks and Beaudr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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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Moreland (200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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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oreland (1991: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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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文化不是一种力量,不是引致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的原因。它是一种情境,在其中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更容易被理解,即它们可以得到‘深描’。”(Geertz 1973: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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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匹和大象从印度运至斯里兰卡和东南亚。”(Ray 199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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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关于人和物的纠结,最近的详细讨论见Hodd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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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1957年日本关于丝绸之路的一本学术报告中,连接欧亚大陆的草原(和海上)路线被归入“丝绸之路”的范畴(Japanese National Commission 1957和Whitfield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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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Whitfield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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