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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荆志淳等（1997：376—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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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中国南方的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件汉代葬衣，见J. Li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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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从中国到罗马，城墙的一个基本功能是保护道路。这是斯坦因在敦煌调查中国汉代城墙时的观点（1921：18）。Psarras (2003: 63) 注意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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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Linduff (2008: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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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Sergey Miniaev (2015) 认为草原饰物属于妇好的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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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Rubinson (2008: 53)，引自McHugh (1999: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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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她认为一些器物“代表着异域、珍稀”，比如其中一座墓葬中的玻璃器，因此反映了个人的贵族身份（Rubinson 2008: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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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A. Kessler (1993: 62). 在洛杉矶自然历史博物馆举办的“成吉思汗：来自内蒙古的艺术珍品”（1994年3月6日至8月14日）。我没有找到任何更早的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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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展览后来去了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1994年9月10日至11月27日）、纳什维尔的田纳西州博物馆（Tennessee State Museum，1994年12月17日至1995年3月5日）、维多利亚的皇家不列颠哥伦比亚博物馆（Royal British Columbia Museum，1995年3月25日至9月10日）和艾伯塔皇家博物馆（Royal Alberta Museum，1997年3月22日至7月6日）。见A. Kessler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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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关于斯基泰艺术的综述，见Jacobson (1995: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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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Bunker, Chatwin, and Farkas (1970); Piotrovsky (1973-1974); P. Harper et al.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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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Reeder and Jacobson (1999); Aruz et a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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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一些展品出土于乌克兰等地，这并非没有人注意到。例如，《乌克兰周报》上的一篇文章批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展览是受政治的驱使，而非学术，“俄罗斯人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搞的展览的唯一目的似乎是，使布鲁克林艺术博物馆的乌克兰展览黯然失色。这样一个庄严的博物馆竟然要讨好一个正在衰落的政治明星。”（Fedroko 2000）这样的冲突还在继续。2016年末，荷兰法院裁定展品继续留在阿姆斯特丹，这是在俄罗斯接管克里米亚之后，在与乌克兰一起组织的2014年的展览“克里米亚：黄金和黑海的秘密”（Crimea: Gold and Secrets from the Black Sea）期间。法院裁定，展品属于乌克兰，而不是借展的克里米亚博物馆。（阿拉德·皮尔逊博物馆[Allard Pierson Museum]，“克里米亚展览”，新闻稿，2014年8月20日，www.allardpiersonmuseum.nl/en/press/pre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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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分别是赛克勒（Arthur M. Sackler）和欧仁·V. 托尔（Eugene V. Thaw）的藏品。后者捐给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Bunker 1997; Bunker, Watt and Su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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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在2010年举办了展览“匈奴与中原：文明的碰撞与交融”。朝鲜的一项展览“匈奴，草原大帝国”（2013年朝鲜国家博物馆）以蒙古国一个遗址最近的考古发现为核心。另一个比利时的小型展览“匈奴”展，作为2005年欧洲节的一部分展示了俄罗斯的藏品（Nikolaev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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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Gledhill and Donner (2017: 120). 作者还指出，与此同时博物馆的数量激增，其中也包括私人博物馆。1949年中国只有14家私人博物馆，2005年是1215家，2015年则增加到4510家（2017: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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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草原丝绸之路被纳入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整体研究：对话之路”（Integral Study of the Silk Roads: Roads of Dialogue）项目，这很可能是受到了日本国家委员会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7年报告的影响（Japanese National Commission 1957; Whitfield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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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Whitfield (2009: 57, cat.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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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 第二章 希腊式玻璃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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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2未能充分展示此件物品。1尽管它的外壁已经被侵蚀得粗糙不平，但内壁仍然保留玻璃原本的深蓝色。年代测定、器型和口沿下的凹槽都表明它是一件晚期的希腊式器物，很可能制作于黎凡特（Levant）。我们可以想象，2000多年前它刚从作坊里出来的时候，崭新、光滑、无瑕。但它“得宠”的时间并不长。一个世纪或更短时间之后，它和两件类似的碗一起被埋葬于中国南方的横枝岗墓中，直到1954年该墓被发掘时出土。它在短暂的一生中，大多数时间可能是在一艘或多艘船的船舱深处度过的，它们与船上的其他货物一同穿越印度洋和南海。我们看到的从中国出发、运载大量瓷器的船只，方向与此相反，它是那成百上千的器物之一吗？它是专门为了贸易而制造的吗？为何它又被置于墓中？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它是怎么制造，以及在何处制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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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和另外两件碗的产地问题，还未能下定论。最初的中国考古报告对它们的描述很简单，认为它们来自中国境外。中国考古学家通常把这种早期玻璃称作罗马玻璃，这种说法与2009年在布鲁塞尔展览的玻璃器有关，2而罗马只是对西方的一个泛称。从这件碗的年代、形制、口沿下的凹槽和磨损程度来看，朱利安·亨德森（Julian Henderson）认为它是希腊晚期制作于黎凡特的器物，与黎凡特出土的许多其他玻璃器相似。这一观点似乎是可信的，因为还有其他证据表明曾有希腊晚期或罗马早期的碗输入中国。3然而，此时的中国也有玻璃制造业，碧姬·博雷尔（Brigitte Borell）认为这件碗可能是中国西南或越南等地的产品。4研究过去的器物需要面对很多不确定的情况，而新的分析技术，例如同位素分析法，或许能回答我们的一部分问题，但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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