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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 [:170548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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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 中国南方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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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玻璃碗的墓葬位于现在的广州，年代为西汉（前206—25）。该地区的历史十分有趣。中国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前246—前210在位），最初是战国诸国之一的诸侯王，在征服了其他国家、统一中国之后，于公元前221年称帝。他继续向南扩张秦朝的版图。南方有着与中原的农耕文明或西北的草原文明截然不同的文化，那里的人被统称为越人。南岭以南的地区则被称作“南越”。72秦朝在此地的军事将领名为赵佗，秦朝末年，他宣布南越独立。南越国的领土包括沿海的狭长土地，延伸到现在的越南，还有现在中国的广西和广东地区。其首都位于番禺，在今广州市内，南越王墓就在此发现。73赵佗、其孙赵眜以及后来的三位君主都保持了南越国的自治权，直至公元前112年汉朝派兵推翻他们的统治。此后，尽管该地区发生了多次起义（最著名的当数公元40年的征氏姐妹起义），但这些起义都没有成功，这片区域仍处于汉朝的统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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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4年横枝岗墓的考古发掘简报上，墓葬的年代被定为西汉后期，这表明其年代很可能是在南越国灭亡之后，但考虑到该地区人口的多元性，墓葬还存在一些遗留问题。当赵眜墓在附近被发掘后，随葬品随即反映出草原、西亚、越南和中原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其中有数量惊人的玉器，最夺目的则是墓主身上穿的玉衣。这是古代中国的一种传统，专门为皇帝及皇室成员打造，据说可以保持尸身不朽。赵眜的玉衣由2291块玉片组成，其中有许多是从其他玉器上拆下来或改造而成的。墓中还有玻璃珠和22块带鎏金铜边的蓝玻璃牌饰。牌饰长10厘米，宽5厘米，其中5对被包裹着相向放置在一个竹容器内，2块发现于姬妾的墓室中，6块则在主墓室。这些玻璃是中亚制造的铅钡玻璃，而牌饰，从形制、规格和位于遗体中部的位置来看，应该是带饰，这在草原上很常见。古代中国的男性都是着长袍的，草原的骑马者则穿短袍，这样更适合骑乘，而且便于在腰带上悬挂佩刀和其他装备。赵眜的家庭来自北部草原民族和定居民族相遇的地方，倪克鲁（Lukas Nickel）认为他可能有混血血统，这“使他喜欢饮酒用的角器、游牧风格的袍子和带有外国装饰风格的盒子”，所有这些物品都和他葬在一起。74这可以为这些牌饰的出现做解释，不过玻璃的使用仍然不太常见。此外，墓中还发现有玻璃珠、项链和玻璃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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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期还发现有2000多座墓葬，其中一些在广西合浦和贵港附近，同样位于南越国境内，而且更靠近今越南边境。许多墓葬都随葬有玻璃珠子，只有11座有玻璃容器，包括1件或者2件弦纹玻璃碗（图5）。75另外，这些与中原地区的墓葬中发现的另一件蓝绿色的碗，最初都被认为是罗马的。76后者现在仍然被认定为早期罗马玻璃，说明玻璃容器此时的确传到了中原。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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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广西合浦和贵港墓葬中出土的玻璃碗形制。采自Borell (2011: fig.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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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雷尔认为，这些墓主的身份仅次于最高统治者。这些模制的玻璃碗，形制特别，与罗马和希腊的不同。另外，分析结果显示它们是钾玻璃，镁含量低，这说明钾的矿物来源可能是硝石。博雷尔还确信这些是当地的产品，并通过海路从该区域出口。类似的物品也见于印度南部的阿里卡梅度（Arikamedu）遗址。她认为，此地的玻璃制造开始于西汉中晚期，在南越国灭亡之后。南越王墓中使用由中原地区进口的玻璃，表明了这种材料的珍贵，并且很可能是在这种刺激下，当地开始生产玻璃。但当地的玻璃生产也有可能是受到南亚、东南亚，或更远地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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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横枝岗墓出土的一个碗的初步科学分析显示，其中含有碳酸钾。基于此，博雷尔认为它可能是当地作坊的产品。然而，碳酸钾的存在与希腊式玻璃碗并不矛盾，在没有进一步的证据下，形制、色彩、磨损程度和纹饰等仍然指向它是希腊式玻璃碗。如果我们暂时忽略一些不确定因素并接受上述观点，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则是：这些碗是怎么来到广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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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他墓葬出土的玻璃珠的分析则显示，它们可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包括当地的钾玻璃和中原地区的铅钡玻璃。博雷尔得出结论，这证明了“一个复杂的跨区域交流网络”的存在。78大部分这种交流，几乎可以肯定是通过海路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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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 海上贸易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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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贸易路线最早连接了非洲和欧亚大陆。例如，在公元前3千纪，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就已经存在贸易关系。79在公元前1千纪后半期，印度的香料就可以通过阿拉伯半岛南部的港口到达希腊。80几个世纪之内，船员们都是利用季风航行。希腊历史学家斯特拉博讲述了一个叫作欧多克索斯（Eudoxus）的人在托勒密八世·欧厄葛特斯二世（Ptolemy VIII Euergetes II，前145—前116在位）治时，从埃及红海两次返程。81利用季风，人们更容易进入印度南部的港口，再从那儿到达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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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南部本地治里（Pondicherry）附近，阿里卡梅度商埠遗址的考古发掘显示，这一港口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发展，有一种产自希腊化时期地中海地区的特殊类型的轮制陶器（rouletted ware），公元前2世纪中叶，这种器物开始在阿里卡梅度被模仿制造。82此处还发现有未完成的东南亚风格玛瑙坠件，毕丽娜（Bérénice Bellina）指出，这很可能是向东南亚出口的仿制品，那里的印度进口商品十分常见。83该遗址还有大量当地生产的玻璃和石头珠子，也被广泛出口。84而在这里发现的进口玻璃容器，尽管数量不多，却同时存在希腊的钠钙玻璃和中国南方的钾玻璃。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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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西南海岸和越南北部海岸与北部湾接壤，这一海湾被海南岛及海洋环抱。沿海发现的岩画说明越人已经习惯于航海。1975年在广州中山四路的发掘揭示了一处公元前3世纪的造船遗址。据估计，这里的造船业可以建造29米长、3至6米宽、载重25至30吨的大船。86 汉代的官修史书描述了一条路线，即从顺化（位于今越南境内）附近，通过马来半岛，经缅甸和位于印度东海岸的金奈，到达现在的斯里兰卡岛。87据说，中国人携带丝绸和黄金，以换取珍珠、宝石和其他物品，包括碧琉璃，即玻璃。88一句晚期的诗歌展现了该区域在贸易（包括奴隶，见第十章）方面的持续重要性：“舶载海奴镮硾耳，象驼蛮女彩缠身。”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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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眜墓中的一件容器上描绘了四艘船，清晰地呈现了航海中必不可少的船舵（图6）。90在其他的汉墓中，也发现有用黏土和木头制作的河运和航海船只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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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南越王墓出土铜提筒上的线刻船纹。采自Erickson, Yi and Nylan（2010: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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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可能的是，本章主要讨论的这件希腊玻璃碗通过海路运输，与它的两件同伴在那时从红海或波斯湾的一个港口出发，途中经过印度，并可能数次停靠在其他陆地，最后到达中国南部。我们可以初步确定这件玻璃碗制作于公元前2世纪晚期或公元前1世纪早期，并在公元前1世纪埋葬在墓中。但无法得知的是，它是否在制作完成后就直接出口，花费一年或更多的时间才到达最终的目的地。考虑到这件碗与其他两件类似的碗被一同发现，可以推测它们应该是一大批玻璃货物的一部分。但这些碗是怎样被墓主人或他的家人获得的？它们的意义是什么？在随葬之前，它们是否被使用过，还是专门用作随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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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和其他更多的问题，很可能永远没有明确的答案。然而，由于玻璃原料在同位素方面可以呈现出不同的地理特征，加之完善后的同位素分析法和最近几十年发展出来的微量元素分析，所以我们可以由此确认材料的产地，进而得知可能的玻璃产区。同位素分析还能支持（或反对）我们的假设，即这件碗是希腊时期的并制作于黎凡特。在墓葬、造船遗址或其他遗址发现的其他物品也可能支持这一观点，或提供更多关于这件器物的信息。它的故事尚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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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一件希腊器物的话，那么它就是一个日常的饮用杯子，而不是一件奢侈品。但远在希腊之外的中国南部，这种器物十分罕见，无疑会被认为是外来的并被看作奢侈品。它原来的用途可能会因此发生改变。类似的情况可能发生在14世纪，那时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运往欧洲。在中国，这些瓷器是很平常的日常用具，或者是专门为外销而制作的器物，远不是奢侈品。而一旦到达欧洲，它们就获得了一种新的更高的地位。91这件玻璃碗，可能正是因为它具有外来奢侈品的特征，所以才得以随葬墓中，就如同李贤墓中的银壶和萨珊玻璃碗（见第五章）。彼得·弗朗西斯（Peter Francis）在其关于亚洲玻璃珠贸易的研究中，认为“一件产品离开它的原产地越远，就越容易被当作奢侈品”。92另外，很多墓葬中的玻璃仅以玻璃珠的形制出现，而不是完整的器物，这也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墓主身份的信息，比如考古队认为他是一位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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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碗的出土墓葬是在广州东北部的横枝岗同一个小冢下发掘的三座墓葬之一。通过墓葬的结构、规模和随葬品，可以确定它们的年代为西汉中晚期。93这三件玻璃碗的碎片发现于一号墓。一号墓的墓室最初在地面以下6米，朝向南和东南，保存下来的墓道完全被细沙填满。墓室底部有两条沟槽，用于放置支撑木椁的枕木。棺木已腐朽无存，仅留下一些黑色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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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的随葬品放置在墓室的北部和西部。其中有71件陶器、1件青铜鼎、3件玻璃碗和1件玻璃璧。其中一件碗放置于墓室北部，另外两件与璧和青铜带钩一同放置在棺木旁。除此之外，仅见的另一件玻璃器是二号墓的绿色带钩。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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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在墓中2000多年，玻璃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没有像有机材料一样腐烂和消失，但其表面和成分受到了长期埋藏在地下的影响，所以看起来与它最初生产出来的样子有很大差异。这种所谓的磨损在随葬品中很典型，在钾玻璃上比钠钙玻璃更加常见。同一墓葬出土的玻璃璧在发掘时没有保存下来，碎裂成粉末状，这表明它可能是磨损严重的钾玻璃。但这件碗上的磨损状态与黎凡特制造的其他钠钙玻璃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