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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威玛·迦德菲塞斯钱币，发现于德伯拉·达摩（Debra Damo）窖藏。采自Göbl（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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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钱币上的贵霜王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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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枚钱币我们可以看到中亚文化复杂性的缩影，包括各种民族、语言、神祇和符号的相遇和融合。这不是一种偶然或随机的文化融合，而是统治者对某个符号、某种语言和某位神祇的刻意利用和改造，从而对他治下的民族，也对邻近的和更遥远的文化传递一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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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任国王迦腻色伽时期的金币也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但不能确定窖藏中的5个金币属于多少种类型。53迦腻色伽治下，一些钱币的反面上首次出现了佛像，而在此之前描绘的都是当地神祇，以及伊朗、印度或希腊神祇。罗伯特·戈布尔（Robert Göbl）指出，窖藏中没有表现佛像的钱币，但其中一枚钱币上有蓄须的迦腻色伽形象，他的头向左转（图9）。与所有佛像钱币上描绘的一样，他是站着的。他戴着一顶高高的尖帽，左手持矛，右手拿棒，正在侍弄他右侧的火坛。铭文不再用希腊语，而是当地的巴克特里亚语，这仍然是一种改编的希腊字母。上面写着“王中之王，贵霜王迦腻色伽”。54前一任国王的钱币上的希腊词汇“βασιλεύς”经常被译为“国王”，此时则被替换为伊朗语中的国王“shah”，并在此后继续使用。钱币的另一面是太阳神密特拉，面向左站立，带有头光，左手持剑，右手伸展呈祈祷状。右侧的巴克特里亚语铭文用希腊字母标明他的名字“Miiro”，迦腻色伽的徽记在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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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迦腻色伽一世钱币，发现于德伯拉·达摩窖藏。采自Göbl（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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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韦色迦（Huviška）时期的钱币是窖藏中数量最多的一部分，105枚钱币中有88枚属于这个时期，至少可以分为7个类型（图10）。55这一时期的钱币正面都有胡韦色迦的半身像。他在这些钱币上带头光，面朝左，左手持利矛置于肩上，右手握有权杖。56用改编后的希腊字母写的巴克特里亚语铭文，内容是“王中之王，贵霜王胡韦色迦”。背面有各种各样的男性神祇和女性神祇。窖藏钱币上的神祇形象都来自伊朗众神，有法罗（Pharro）、娜娜（Nana）、阿克多索（Ardoxsho）、密特拉、蒂耶罗（Terio）和阿沙伊克肖（Ashaeixsho）。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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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胡韦色迦钱币，发现于德伯拉·达摩窖藏。采自Göbl（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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窖藏中年代最晚的钱币是6枚金币，属于韦苏特婆一世统治时期，其上有面朝左站立的国王，左手持矛，右手侍弄火坛（图11）。另一面是崴狩和一头公牛。尽管这一时期的历史还很模糊，但一般认为这是贵霜帝国的危机和财政紧缩时期。印度北部的很多领土都丢失了，西边的老邻居帕提亚（与月氏类似，最初也是来自草原的定居者）被萨珊王朝代替，开始了阿尔达希尔一世（Ardashir I， 224—242在位）的统治。他从北面和西面威胁着贵霜的领土。一些记述告诉我们，此时韦苏特婆一世需要寻求盟友以应对这些威胁，联合亚美尼亚国王霍洛斯一世（Khosroes I，217—252在位）共同对抗阿尔达希尔。汉文史书也记载了一次外交访问，即230年有使节到达中国北方的魏国宫廷，这很可能是韦苏特婆派来的。58但此后是否形成联盟、谁和谁结盟，我们并不知道。然而，考虑到窖藏中仅有6枚韦苏特婆统治时期的钱币，或可推测窖藏是在韦苏特婆统治早期、与萨珊的战役开始之前，因为一次非常普遍的外交活动而留在贵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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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韦苏特婆一世，发现于德伯拉·达摩窖藏。采自Göbl（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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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一贮藏有韦苏特婆及其前任国王钱币的窖藏是跨越印度洋运送的外交礼物，那么它可能来自贵霜的都城之一，可能是白沙瓦或夏都巴格拉姆。同一运输任务中无疑还有许多要送给外国统治者的其他珍宝。它们可能从这些城市出发，沿着繁荣的交通路线到达印度河流域或印度河的一条主要支流，59再从那里顺流而下。亚历山大大帝时期就有一条与此相关的记载。公元前326年晚期，亚历山大大帝沿着这条路线回家，首先到达杰赫勒姆河（Jhelum River），在那里他建立了尼西亚城（Nicaea）。在同年更早的时候，他还在河对岸建立了布西发拉斯城（Bucephalas）。亚历山大大帝聚集了800艘船，其中很多船是新造的。季风结束后的11月，河流通航的时候，他们出发了，由腓尼基人、塞浦路斯人、卡里亚人（来自土耳其西南部）和埃及人划船，这些人都是航海民族。士兵则在两岸陪行。10天的航行之后，他们到达杰赫勒姆河与阿什基尼（Ashkini）的汇合处，几艘船在那里失去了控制，很多人溺毙了。继续顺流而下的时候，他的军队遭到袭击，亚历山大也在接下来的战役中受了重伤。但他幸存下来，并最终获得战争的胜利。在缓慢行进的过程中，他还不得不应对其他的战役。直到公元前325年，军队才到达海洋。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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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霜最强大的时候，其统治范围沿印度河延伸至海洋，所以水路上的延误风险较小。61但韦苏特婆可能没有自己的舰队，而是与当时很多的外交使团一样，在河道航行时先搭乘商船，然后在巴巴利孔换乘一艘海船渡过印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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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 印度洋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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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简要讨论了直到公元前1世纪时在印度、红海和波斯湾之间的海洋贸易。1世纪，此贸易继续存在，并且由于新的参与者的加入，贸易出现了增长。在北印度和中亚，贵霜帝国为陆上贸易和海上贸易营造了良好的环境。这是丝绸之路发展和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贵霜提供的稳定局势，让从草原到印度的南北路线、从伊朗高原到塔里木的东西路线变得安全。从北方出发经过吉尔吉特（Gilgit）的路线上，在印度河谷上游一个名为“夏提欧”（Shatial）的驿站发现的岩刻是此贸易存在的显著证据。62这些题记大多以粟特文写成，是撒马尔罕、片治肯特和贵霜北部其他城市的商人留下的。另外也有巴克特里亚语、中古波斯语和帕提亚语的题记。这条路线，从巴格拉姆和塔克西拉等贵霜都城向南通往印度河谷，再到达巴巴利孔港。大量相关的考古、历史文献证据可以证明此时贵霜和罗马之间存在贸易，最显著的是在巴格拉姆考古发掘中发现的罗马青铜器、玻璃和象牙。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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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主要的文本证据是《厄立特里亚航海记》（The 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这是一本佚名的印度洋贸易手册，用希腊语写成，可能由一位1世纪中期的埃及商人创作。尽管此时贵霜帝国并没有扩展到巴巴利孔港，但在巴格拉姆等地发现的器物很可能是通过这条路线进入的，并在离海不远的一个内陆点进行贸易。《厄立特里亚航海记》列举了在那里贸易的货物，有玻璃，还有宝石、乳香、织物、银器、酒和钱币。64其他文献补充了这一观点。尽管来自亚洲的货物早已消失，但学者们坚持认为，这些日常贸易“以商业利润为目的，以钱币的使用为便利，并以积累的资本为保障”。65此时人们已学会利用季风航行。夏季时，亚洲大陆的热气上升，所造成的真空被来自海洋的空气填充，这样就形成了从西南方向吹来的强风。冬季的情况正好相反，气流改变了方向，形成东北风。赤道风、东南信风等则补充了这一气候系统。夏季，船只可能在西南季风的帮助下从红海口、东非海岸和阿拉伯南部出发；冬季起航的船从南亚东海岸港口出发，从巴巴利孔到达塔普罗巴奈（Taprobane，今斯里兰卡），渡过波斯湾和红海。最早的时候，停靠的海岸是可供选择的，船只可以在不同港口之间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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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洋的西边，船只来自红海、阿拉伯南部和波斯湾。自红海来的船，不仅包括从北部港口出发的罗马船只，还有阿克苏姆制造的船只。阿克苏姆是一个东非王国，位于现在的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境内。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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