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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桑奇佛塔立面图。采自Rowland（1977: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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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佛塔的功能范围扩大了：有的是为了收藏高僧的圣骨；有的用于存放佛及其弟子使用过的圣物；有的是为了纪念佛及其弟子一生中的行为和事迹；也有佛塔象征佛教信仰的各个方面，或作为圣殿而建。佛塔被看作佛的化身，同时也是人们的信仰中心。有学者认为，塔克西拉的达摩拉吉卡佛塔是孔雀王朝时期的建筑，但大部分学者认为其年代不早于公元前2世纪，也就是说这座佛塔是在孔雀王朝灭亡之后修建的。它的年代判断主要依据在那里发现的钱币，这些钱币属于随后的印度-希腊王国。14在阿姆鲁克·达拉以北大约16千米处，即现在的明戈拉，有布特卡拉1号佛塔遗迹。该佛塔被认为与达摩拉吉卡佛塔属于同一时期，或可能早至公元前3世纪。15库尔特·贝伦特（Kurt Behrendt）认为，布特卡拉1号佛塔是一个“地方性的佛教中心，相比之下，在其南边210千米处的达摩拉吉卡佛塔更加重要，它服务于大都市”。16在明戈拉地区古城址发现的考古证据，让我们注意到布特卡拉作为一座城市圣殿起到的作用。17我们也已经看到，佛教向北传到了中亚的城镇和村庄。那么，这一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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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整个早期佛教世界，我们会看到在佛教徒与商人之间产生了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佛教得到传播的同时，贸易也获得了增长。佛陀被称为“伟大的商主”（mahasarthavha），保护和引导他的追随者从轮回世界走向涅槃，到达彼岸。刘欣如认为：“人们丰富的长距离贸易经验为他们提供了灵感，让他们将佛陀看作旅行者和商人的向导。”18据信由于阿育王的派遣，僧人首次来到这片区域，但这一地区以其在重要贸易线路上的位置，在接下来的数百年中，无疑为佛教在这片山谷中扎根并发展提供了巨大帮助。尽管在整段发展历史中有很多入侵者和政治变革，统治者也不总是积极支持佛教（尽管几乎没有灭佛的证据），但实际上，正如一名学者所说：“佛教的繁荣，可能是因为佛教机构在战争期间没有受到劫掠，并因此还能为过路的商人群体提供一个安稳的临时住所。”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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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个世纪见证了巴里果德（Barikot）地区的多次政权更迭，考古学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公元前1世纪末，印度-希腊人被试图控制这条重要通道的印度-斯基泰人和印度-帕提亚人取代（尽管不能确定他们的统治是否一直延伸到斯瓦特河谷）。考古发现反映了该地区的历史，可见到希腊风格、伊朗风格和南亚风格的纹饰，钱币上的铭文也经常使用两种语言，即希腊语和普拉克利特语。20在印度-斯基泰人和印度-帕提亚人统治者的支持下，公元1世纪时佛教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件带有佉卢文铭文、由页岩制成的圣龛可证实这一点。从铭文可知这件器物的年代为公元5年或6年，其中存放着佛骨舍利，并由一名印度-斯基泰王子因陀罗跋摩（Indravarman）供养，意在为他的大家庭求得福报，祈求他的帝国安乐富饶。21已知最早的佛教文献，是使用佉卢文字母书写的犍陀罗语桦皮写经，年代也在1世纪。其中提到了印度-斯基泰人的统治者阿斯帕跋摩（Aspavarman）和吉霍尼迦（Jihonika，又名泽奥尼塞斯［Zeionises］）。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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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纪中叶，贵霜帝国控制了该地区（见第三章），在此处和向西至今阿富汗地区的佛塔中都发现有贵霜钱币。在建筑内发现的钱币有助于判断佛塔扩建的年代。例如，根据布特卡拉1号佛塔内发现的印度-希腊王米南德一世钱币（即弥兰陀王，公元前2世纪末或之后），可确定布特卡拉1号佛塔第2期的年代。巴利文文献《弥兰陀王问经》记载弥兰陀王成为一个佛教徒，并讲述了他与印度高僧那先比丘的辩论。在这份文献中，那先比丘解释，佛陀“像是商队首领，因为他带领人们离开沙漠，走向重生”。23印度-斯基泰统治者阿泽斯二世（Azes II）钱币反映了较晚阶段佛塔的建造，贵霜王胡韦色迦钱币则表明在他统治期间，佛塔加建了带柱子的方形台基。24所有这些重建的建筑，有力地说明了贵霜帝国时期佛教在该区域的繁荣发展，也说明有富人赞助了已有佛塔的扩建和新佛塔的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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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塔通常位于僧侣机构的中心，所以佛塔的扩建也表明了僧侣团体的壮大。贵霜王胡韦色迦及其继任者韦苏特婆在其统治期间举行了很多佛教活动。第三章讨论的东非钱币窖藏就发现有胡韦色迦钱币和韦苏特婆钱币。阿姆鲁克·达拉佛塔也是在这时修建的，即2或3世纪。尽管只是猜测，但第三章讨论的装钱币的盒子很有可能就是通过斯瓦特，再转运到印度河流域和海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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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 直指天空的佛塔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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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建筑设施的需求伴随着宗教群体的发展壮大而增加。倘若王国的贵族（统治者和富人）支持宗教团体，那么建筑会修建得高大宏伟。这不仅是对诸神的崇拜和赞美，还反映了当地贵族的权力和财富。宗教建筑在规模和范围上的扩大，取决于宗教群体的财富和赞助水平。无论是英国的乡村教堂、伊朗的清真寺，还是印度的佛塔，都会被频繁地重建。尽管建筑的平面空间会扩大，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建筑的垂直高度。所以，最初的低矮的诺曼教堂塔被拆除，代之以更高的、占地面积更小的塔式建筑。这一建筑后来又被尖顶建筑替代，由于建筑和工程技术的发展，这些新式建筑能够达到新的高度。25高耸的尖顶不仅让建筑在世俗环境中变得更加突出（在几千米范围内它都能被看见），而且据一些学者说，“它还是超自然力量的象征，让信徒内心充满对天国的极度向往”。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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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纵向发展过程在佛塔建筑上也可以见到。阿育王时期，在桑奇或北印度其他地方发现的原始半球形佛塔或古典佛塔，圆形的台基上是穹顶。同样的形制在犍陀罗地区也可以见到，例如布特卡拉的早期佛塔，但这在南印度比较特殊。后来形制开始多样化，从半球形的、相对低矮的穹顶变成更细长或纵向发展的抛物线形状，再加上哈米嘎（harmika，穹顶上的一块方地）和伞盖（常被当作雨伞或阳伞）后，佛塔的高度就增加了（图12）。自1956年以来一直在斯瓦特发掘的意大利考古学家认为，斯瓦特河谷佛塔的建造者更注重选址，以让佛塔有“尽可能完整的侧景”，并确保佛塔能“不受阻挡地直指天空……这能使它看起来更加宏伟”。27台基也可以帮助佛塔提升高度，而且在崎岖的山地上提供了一个平台。进一步而言，“色彩、鎏金、图像和雕刻等元素，都会为建筑的侧景增光添彩……如此神圣的建筑群景观，让信徒从远处看时就能立即被主要的建筑吸引。它就这样矗立在信徒面前，张开怀抱欢迎他们的到来”。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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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序列还未能确定，但有证据显示，在贵霜时期（见第二章）前不久的1世纪初，犍陀罗地区的佛塔出现了早期发展，它们有单个或多个方形台基或阶地（而非圆形台基），例如塞杜沙里夫1号（Saidu Sharif I）佛塔。29与其他的犍陀罗佛塔类似，它是用石头建造的，表面涂有石膏和灰泥。这种“阶地佛塔”逐渐在整个中亚地区占主导地位，在接下来几个世纪里发展得越来越复杂，而且东传至塔里木盆地和更东边的地区。30以上就是阿姆鲁克·达拉佛塔设计和建造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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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 阿姆鲁克·达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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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鲁克·达拉佛塔位于斯瓦特河谷的东部，斯瓦特河沿着一条当地叫作阿姆鲁克·达拉瓦（“瓦”［Khwar］是普什图语“湍流”的意思）的河由西北流至西南方向。佛塔东南距一处同名村庄近1千米。阿姆鲁克·达拉瓦东南部有用巨石筑起的堤坝，形成了一个用来蓄水的大型水库，这可能自古有之。佛教遗址则遍布整个区域。当时最大的佛塔坐落在一个略呈方形的台基或阶地上，台基高6.97米，边长在32米至35米之间，背面有阶梯通向上方。这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阶地佛塔的典型。台阶的核心部分，由一层水平的片麻岩和夹杂着大量灰浆的深色片岩石板组成，灰浆则由黄色黏土和石灰岩碎片混合而成。它用尺寸约略一致、带有精美装饰的花岗石砌面，花岗石之间的空隙用薄薄的片岩填充，表面涂上灰泥之后再粉刷。台基的地面用大石板铺成。圆形的佛塔台基也用同样的方法装饰，北侧另有一条楼梯通向第二层。第二层之上还有两层，也是圆形的。它们表面抹有灰泥，顶部均有用片岩托架支撑的突出的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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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约18米的半球形穹顶坐落在台基上，高10余米（图13）。在穹顶底部地面上发现的6块圆形石板，应该是穹顶中轴上方伞盖的一部分。考古学家从2012年开始在此工作。奥利维里（Luca Olivieri）估计这儿最开始至少有7块石板，最大的石板（被置于最下面）直径超过7.5米且完工后的重量应该在3吨左右。哈米嘎和伞盖会使佛塔增高8.8米，这样佛塔的通高就达到了35米左右。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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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阿姆鲁克·达拉佛塔立面图。采自Olivieri (2014: fig. 3)，由意大利驻巴基斯坦考古代表团的马特罗（F. Martore）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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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梯的左侧（东侧）是一座小佛塔。它的装饰与大佛塔相同，所以它们很可能是同时修建的。这样的形制在别处也可见到，如巴利格拉姆（Baligram，即塞杜沙里夫）和贡巴图那（Gumbatuna），两者都在斯瓦特。32另有三个台基，一个朝西北，两个朝东南，其中一个很可能是寺院建筑，而且每一台基上可能都有一座小的佛塔。去往伊拉姆山的小路位于遗址的北部，西部则是一个池塘，稍微远一点是酿酒遗址。很多较小的、次要的建筑遍及整个区域，很可能是后期由财力稍小或地位稍低的人出资修建的，包括塔克西拉的达摩拉吉卡佛塔和布特卡拉1号佛塔。前者的证据表明，它们是和主要的佛塔在同一世纪修建的，而且位于信徒众多的地方。33更远的地方有居住址，可能是隐居者的家。34附近的石头房子里还有很多同时期的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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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鲁克·达拉佛塔是一座纪念性的建筑，尤其是当它涂上灰泥并粉刷之后，就像中世纪的大教堂俯视整个欧洲一样，它也在这片区域的景观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相比而言，它几乎与12世纪初的英国伊利大教堂（Ely Cathedral）的尖塔等高，仅比罗马万神殿低几米。考古学家斯坦因指出，这里有大约400座佛教建筑，而阿姆鲁克·达拉佛塔是他在斯瓦特河谷调查的所有佛塔中最大的。35最先由此想到的问题就是：它是怎么修建的？尤其是，建造者是如何将哈米嘎和沉重的石伞盖置于30米高的建筑顶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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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维里在他关于此地考古工作的报告中讨论了这个问题，也将朔彭（Gregory Schopen）和岛田的成果考虑在内。朔彭曾在总体上研究过佛教建筑的统筹工作，岛田则曾研究印度早期的佛教赞助。36首先我们需要考虑，谁负责构思、设计，又是谁负责监督建筑工程？另外，赞助人是个体出资者、当地的贵族团体，还是僧人自身？我们很可能永远无法得知这些问题的答案，因为没有与这一佛塔有关的已知文献为我们提供信息，佛塔本身也没有铭文。然而，在其他例子中发现有文献和铭文。例如，文献记载，阿育王和其他统治者提倡在国内修建佛塔，还可能提供了资金。另外，一位7世纪的僧人玄奘，回到中国后得到高度赞赏，他请求皇帝在都城长安修建佛塔。他还规定了佛塔的形式，即模仿迦腻色伽一世的大佛塔。在这种情况下，是一位卓越的僧人提出了设想，统治者则是赞助人。其他佛塔上也有铭文。例如，印度中央邦的潘戈拉里亚（Pangoraria）佛塔刹杆上有铭文，写明佛塔是由一名尼姑及其弟子捐赠的。37但是，岛田认为很少有证据表明统治者在此时出资修建佛塔。铭文表明，佛教建筑（至少在早期）都是在神职人员和“众多来自社会各界的集体捐赠者”的支持下建造的。38岛田认为，佛塔是“集体赞助的建筑”。39桑奇2号佛塔和其他藏有僧人舍利的佛塔的建造者和主要出资者，似乎也是僧侣和尼姑。因此，他们可能出于供奉舍利的目的在该区域建造了一个或多个小佛塔，不过他们在主佛塔的筹资方面所起的作用尚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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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们会将主佛塔建在这个位置？选址不仅要考虑地形，还要邻近人们。像这样一个复杂的建筑，不仅需要赞助人来促成其最初的建造，还需要当地社群和朝圣者对其供奉和维护。上文已经讨论过佛教和贸易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座佛塔与许多其他佛塔类似，均位于重要的贸易路线上，即丝绸之路——通过海路和陆路连接远距离地区的交通网络中的一条干道。40它不仅位于从白沙瓦平原到斯瓦特河谷的主要路线上，还位于穿过大山向东进入印度河流域、东南进入喀布尔流域的路线上。41从当地的聚落分布来看，它距离一座村庄只有不到1千米，离巴里果德（一座较大的城址）也不远，北部是乌德格拉姆（Udegram）和布特卡拉。42它还位于去往另一座神圣遗址伊拉姆山的路线上。所以，过路的商人、朝圣者很容易就能到达这里，而且它也很容易被其他路过的旅行者看见。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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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向也非常重要，佛塔很可能计划朝向南，偏向日出的方向。然而，它实际上朝向东北偏北，与天文学上的北方相差约35°。这表明佛塔是在秋分后日照方向小于东南偏东40°时设计的。44佛塔的首选朝向是东或北，但也经常受到山形的影响而发生变化。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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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及其中心佛塔的位置还依赖景观。考古学家斯坦因在1926年冬末来到斯瓦特河谷时，很好地描绘了此地的富饶多产。“我们走在幽深的小道上，沿途都是篱笆，盛开着报春花一样的花朵，树枝低垂，尽管上面还没有叶子。不知怎么，让我想起了德文的小道。蓝色风铃草一样的花和其他春天的信使，将光明传播到这小小的梯田上。”46从1956年起就在这里工作的意大利考古学家认为，“整个建筑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由此彰显了它的魅力、重要性和美，所有这些元素在最初设计和之后扩展时都被纳入了考虑的范围”。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