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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木板是何人在何时、何地、为何制作的呢？同样的主题在于阗其他地方的佛寺壁画上也有发现。这些佛寺壁画应该是原地完成的，这说明这些木板也是在当地制作的，很可能也出自壁画画师之手。而在于阗以外的地区没有发现这种木板，这支持了上述观点。工匠可以随时从当地的杨树或果树处获得充足的木料，而这些木板可能是用建房子或做家具剩下的边角料制作而成的。画师在绘制壁画时也需要颜料，而这再次证明，木板制作是一件相对简单的事——可以用壁画剩下的颜料绘制木板画。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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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阗的绘画活动知之甚少，不过胡素馨（Sarah Fraser）指出，在同时期的敦煌，绘画是一种依靠富人和虔诚的教徒赞助的职业。很多佛教壁画和纺织品上的绘画都有赞助者的姓名。我们不知道这里讨论的这件木板画是有人事先预定的，还是做好后出售给任何买家的。虽然它的制作非常简单，但展示了画师自信而熟练的手法。当木头制作成型时，就会被按照尺寸处理（多少用到某种黏合剂），为绘画提供空间。之后，木板会被涂成白色，用的材料可能是用于制作壁画基底的瓷土混合物，或当时使用频率较高的铅白。动物和骑马者会用明亮的墨线画出，然后用一层薄薄的红色和绿色颜料上色。57色彩还未经分析，但墨几乎可以确定是碳墨，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印度墨。这一时期该地区的佛教洞窟壁画、便携的绘画和手稿的插图中所使用的红色和绿色颜料常常来源于朱砂和孔雀石，但也发现有紫胶、红花和呈红色的茜草等有机着色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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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板画的形制为我们了解它的制作目的提供了线索。三角形的顶部在佛教还愿的木板中很常见，既有绘画也有雕刻而成的，可能反映了佛塔的形状。佛塔模型也被用作还愿祭品（见第四章）。这样的形制不局限于佛教。在日本，顶部为三角形、表面绘有一匹马的木板叫作“绘马”，在神道教和佛教中被视为与神沟通的手段。58伊恩·里德（Ian Reader）认为这种木板源于神道教，可追溯至8世纪，最初上面绘有一匹马。“绘马”意为“马图”，马是神的信使，重要的神道教寺院很可能使用真马，但里德指出，“马的复制品或替代品既是供品，也是表达祈祷的手段，让各界人士都能向神传达他们的愿望和需求”。59在里德看来，这种习俗仅在12世纪的日本被佛教徒采用，而在此之前，中亚已经存在的、推测中国也有的还愿佛塔和顶部为三角形的木板，表明可能存在一种更早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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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木板画不是掉落在佛殿中的，从它所出土的遗址和其背后的洞来判断，它被固定在一所居址的墙上。这所居址可能被居住在此处的僧人当作圣殿使用，居住的僧人离开后这件木板就被遗弃了。但这很奇怪，因为把它从墙上摘下来、带至新居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如果木板在佛寺里被发现，则很好理解——它们被留下当作供品。但丹丹乌里克出土木板的数量表明它们并不罕有，可能僧人离开时已经将其他木板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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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木板是作为一个室内神龛被挂在墙上的话，那么其上的图案对住在房子里的人一定是意义非凡的。它的图案也很独特，如上文所述，描绘了一只鸟飞入碗中的场景，同样见于斯坦因在于阗其他地方所发现的木板上。60最近，在丹丹乌里克的另一处壁画上，以及于阗首都东边路线上的一座小佛殿（位于今达玛沟乡附近）里也发现有相同的图案。61后者出现在墙体底部的装饰带上，与丹丹乌里克类似，其上也绘有各式佛像。尽管莫高窟和敦煌其他石窟寺的现存壁画数量众多，库车和吐鲁番附近的遗址也保留了不少壁画，但塔克拉玛干和戈壁沙漠上的其他绿洲王国还没有发现这样的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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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迄今唯一关于于阗艺术的综述中，乔安娜·威廉姆斯（Joanna Williams）为阐释这个图像提出了一种假设。62简而言之，她将该图像与一则故事联系在一起。这则故事见于五世达赖喇嘛（1617—1682）的作品，是关于毗沙门天和白哈尔（Pekar）的。白哈尔是巴达霍尔（Bhaṭa Hor）地区突厥人的守护神，63他变成一只猛禽，却被毗沙门天的一位侍从用箭射中。64这段故事似乎见于一幅敦煌壁画中。65除了于阗木板画，还有一个将骑马者与碗和鸟联系起来的例子，即在吐鲁番交河故城发现的一幅纸画。66尽管在这个例子中，骑马者穿戴盔甲，浅浅的碗里还放有一个瓶子。另外，白哈尔的传记中还有一个片段，在吐蕃和回鹘边界一座佛塔的开光仪式上，一只大鸟栖息在一棵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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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齐将藏族文献中的巴达霍尔突厥人认定为最初居住在贝加尔湖的民族，认为他们很可能就是回鹘人。67他们于744年建立回鹘政权（原称回纥，788年改称回鹘），占领了贝加尔湖以南的土地，包括现在蒙古国的大部分，远至天山以北和黑海以东。68回鹘的统治持续了大约一个世纪，直到840年，他们被来自北方的黠戛斯族（即柯尔克孜族）赶出故土。一些回鹘人南迁至塔里木，但这次迁徙无疑发生在丹丹乌里克废弃之后。如果本章所讨论的木板画的年代为7世纪或8世纪早期，那么此时回鹘人还居住在北方遥远的贝加尔湖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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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文提到的7世纪的玄奘记录中，可知于阗存在突厥人。汉文史书中也有相关的记载：“明年（725年），于阗王尉迟眺阴结突厥及诸蕃国图为叛乱，暹密知其谋，发兵辅而斩之，并诛其党与五十余人，更立君长。”很难得知，木板画所描绘的场景是否起源于突厥。相关的藏文文献年代较晚，并且很明确地将白哈尔比作一只大型猛禽，与这里的图像并不一致。但它也可能是一则突厥传说的于阗表达，只是其中一些元素被曲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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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米尔·埃辛（Emil Esin）也在绘画中找到了几处突厥和回鹘的主题，例如骑马者的服饰，是“游牧者的短裤、靴子和晚期突厥石人穿的斯基泰短袍”，飘逸的长发上系着帔帛，额前有尖头车轮状的饰件。69他还认为，手中拿着一只杯子的人物形象在其他突厥绘画中很常见，代表的是“具有超自然能力的皇室成员”。花斑马也是皇室的骑乘工具，头饰中日和月的标志（圆形和新月形）彰显了其重要地位。然而，这样的服装、飘逸的帔帛和日月标志不仅局限于突厥艺术中。例如，骑马者的服饰在该地区有很多发现，甚至唐代的贵族也穿这样的服饰。不难想象，于阗人也可能穿戴这样的服饰。日月徽章的分布则更加广泛，它经常出现于佛教和摩尼教艺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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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板画图像或许还与粟特人有关。虞弘（卒于592年）很可能是出使萨珊波斯的粟特移民，6世纪中叶时定居晋阳（位于今山西太原）。他的石棺床发现于太原，上面的图案反映了他的生活和信仰。70其中一个画面显示，一位骑马者右手持一只碗（图20），头顶飞着一只鸟。据我所知，此前从未有人将二者联系起来，但这很明显与木板上的场景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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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虞弘石棺床上一个场景的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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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块木板表示的还可能是一则起源于于阗的传说，在回鹘人迁入塔里木后又与回鹘人产生了联系，并在几个世纪后被藏族的历史学家记录了下来。而于阗的考古工作还将继续发掘新的遗址，取得新的发现，关于这块木板及其故事，我们将会有更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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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它的起源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它描绘了于阗佛教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而这对当时的于阗人来说不需要多加任何解释。71即使不考虑图像的整体含义，图案中的个别元素也反映了多种文化对于阗的影响和于阗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其中有带有头光的人物、飘逸的帔帛、新月形和圆形的装饰、绒球和巴克特里亚骆驼（双峰驼），72对每一项的讨论都会占用一章的篇幅。此处，我只简要地讨论一个元素——花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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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 花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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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通常被看作丝绸之路上动物的代表，马就算没有骆驼重要，也至少有着同样的地位。马对于草原聚落来说必不可少，其驯化可以追溯到至少公元前3500年。它使得青铜时代的大迁徙成为可能，这样人们才能从欧洲的边界迁徙到蒙古国、中国的塔里木地区和印度。DNA采样显示，所有的马都源于同一种系的公马，母马的基因则是多样的。这表明在马的整个早期历史中，人们采用了引进野生母马至马群交配繁殖的做法。马被用于轻便的二轮战车，这改变了战争，并使一些民族控制了从美索不达米亚到阿尔泰的矿藏。这些矿石又被用来制作和装饰马具，马最终成为神话和艺术的一部分。我们在公元前1千纪的塔克拉玛干墓葬中发现了马镳、马鞍等马具残件。73学者们还发现，在这一时期于阗南部的昆仑山上有骑马的游牧民族。74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在邻近草原的地区，包括中国，马已经被用于建立骑兵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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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在丝绸之路的经济、外交、战争、艺术和文化方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托马斯·爱尔森（Thomas Allsen）所示，骑马狩猎成为皇室生活的主要部分，遍及内外欧亚大陆的帝国和王国。在不同的政权中，马都被视为取悦或礼遇高级外交访问者的理想对象。75马球也有着类似的地位。从萨珊波斯到唐代中国，皇家马厩里饲养着许多打马球用的矮种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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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和古希腊等许多早期欧亚帝国都在颂扬成功的养马和骑马技术，但这在古代中国较为少见。76波斯王子总是热衷于骑马，古代中国的皇子却不懂马术。77后者并非不习军事技艺，只是古代中国的传统衣服是宽袖、衣摆垂至脚踝的长袍，这会让骑马变得困难。他们也需要学习拉弓、驾驶战车等技能。78《汉书》记载，大约公元前300年的赵王是第一个建立骑兵军队的君主。79此后，包括秦国在内的其他诸侯国也纷纷建立骑兵。最终秦国于公元前221年打败了最后一个诸侯国，统一中原，中国进入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即秦始皇的统治时期。秦始皇陵中成群的兵马俑里包含了骑兵和战车，没有这些，秦始皇不可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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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死后不久，秦国就灭亡了。新政权在打败其主要对手后，以“汉”为其国号。第一章已经讲述汉朝最终打败其北和其西的草原联盟匈奴的故事，其中一部分是，西汉使节张骞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被派往月氏（见第三章）。张骞越过费尔干纳盆地，那是处于中亚山脉和草原中的一片富饶绿洲。80他在那里遇见了一种马，与汉朝的马差别很大。在汉帝国向西扩展并为保护路线而建立军事要塞之后，双方的外交使团和贸易团体开始互相往来，以维系联盟关系和保证货物贸易。汉文史书记载，对于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货物就是费尔干纳的天马。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马都是贸易的主要对象，而在这一时期人们主要用丝绸来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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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显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在今天的中国境内就已经存在驯养后的马。公元前1千纪，就有关于马匹育种计划的记载。尽管如此，无论是培育新的可稳定繁殖的品种，还是通过培养现有品种为军队提供充足马源，中国似乎都不成功。81公元前2世纪，一位汉朝官吏注意到汉朝的马比不上匈奴的马：“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82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中国北方的平原主要用于农作，缺少合适的牧场。831000多年以后，另一位宋朝官吏写道：“西北二敌所以能抗中国者，惟以多马而人习骑，此二敌之长也。中国马少，又人不习骑，此中国之短也。”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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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立雅（H. G. Creel）指出，这段时期“中国的对外关系、军事政策和经济繁荣，以及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存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马的影响”。85马无疑备受重视，在文学、艺术和宗教中都能发现它的形象。此外，汉末以来中国北方的一些统治者其祖先来自草原，唐朝皇帝也被认为有突厥的血统。我们可以看到，唐代太子的墓室壁画中绘有马球图和皇室狩猎图，皇帝最喜欢的骏马也被表现在艺术中。尽管也有人反对皇室的狩猎活动86，但唐朝仍然不得不从回鹘和其他邻国手里购买数以万计的马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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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顾立雅认为，马似乎从来没有完全进入中华文化，仍然是“域外的”，不过中国人极其需要它。87“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骑马仍然是有些奇怪的并且本质上几乎是外来的行为。这样的印象很难避免。马和骑马者，一般与北部和西部边疆联系在一起。很明显，中国艺术中的马夫和驯马者似乎总是被描绘为非中国人。”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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