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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得知蓝色《古兰经》被拆分的原因，但这件事确实在20世纪早期已经发生了。在1912年的出版物中，马丁说明了这些散页的出处，即上文所提到的。尽管没有任何支持性证据，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和阿道夫·格罗曼（Adolf Grohman）在1929年的出版物上还是接受了马丁的观点，并为此添枝加叶。在之后的很多年内，马丁的书页被卖给了波士顿美术博物馆（1933年）、阿尔弗雷德·切斯特·比蒂（Alfred Chester Beatty，1967年之前；现在都柏林的切斯特·比蒂图书馆）、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Fogg Art Museum，1967年）、西雅图艺术博物馆（1969年）和萨德鲁丁·阿迦汗王子（Sadruddin Aga Khan，1982年）。1161933年售出的书页，其成交价格为85美元。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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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伦敦举办了一个伊斯兰节，其中展出了蓝色《古兰经》的两张书页，都来自突尼斯藏品。一件在大英图书馆陈列，被标为出自9世纪的伊朗。另一件在海沃美术馆（Hayward Gallery）展出，其出处说是10世纪的突尼斯。这不仅引起了延续至今的学术争论，还展示了这件蓝色《古兰经》，无疑为其创造了更大的市场利益。达格玛·里德尔（Dagmar Riedel）认为，它使得富有的美国个人和机构不再大批或整体购买伊斯兰图书或藏品，因为它“展示了阿拉伯文手稿不仅仅是图书，还是伊斯兰文明的一项文化成就”。换言之，一张单页也被认为是艺术品或文物，而不是一份毫无意义的、脱离原境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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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蓝色《古兰经》的其他散页（通常来源不明）开始出现，而且在西方拍卖行中以越来越高的价格售卖，这一点也不奇怪。其中一页马上就在苏富比拍卖。但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这些书页就已经定期出现在市场上了。从1984年开始，有30多页被拿出来售卖，大多数是由拍卖行拍卖并最终成为私人藏品。118这一时期，尤其是随着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Islamic Art in Doha，成立于2008年）等没有藏品基础的新博物馆的建立，中东也加入了伊斯兰图书和艺术品的市场。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就藏有一页蓝色《古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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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博物馆的购买力把很多其他博物馆和图书馆挤出市场，尤其是公共机构。同时，一些公共机构公布了准则，宣称不再购入零散的书页。119这一声明的目的在于阻止这些文物被进一步拆分。然而，这些机构只是市场的一小部分，很多私人博物馆或收藏家不可能被劝阻购买单页。另外，市场上来源不明的作品同样引起了一个难题：为了给文物提供一个良好的保存和面向公众的环境，公共博物馆是应该购买这些来源不清的作品，还是拒绝购入，以反对劫掠者的行径？目前并没有解决的办法，这些机构更多地站在道德立场上，而没有做出改变现状的实质性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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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达格玛·里德尔的话，拒绝购买单页的机构通常也继续以单页的形式来陈列自己的藏品，而几乎只字不提藏品作为一本“纯粹的书”的背景。实际上，为了方便，有些机构甚至去掉了书籍的封面。2012年，有三页蓝色《古兰经》在纽约展出。其中两页是从波士顿借来的，陈列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拜占庭和伊斯兰”展览上。另一页为迪拜的玫瑰信托（Rose Trust）所有，在鲁宾艺术博物馆（Rubin Museum of Art）中展出。里德尔在她的博客文章中指出，两个展览都没有向观众告知“因为无法解释这件独特的物品而引起的学术争端”。她还注意到两者在阐释这些文物的物质性上存在方法上的差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没有把《古兰经》和染成紫色的拜占庭手稿放在一起展出，未能创造一种“并列式叙事，在此过程中，因果关系的可能性通过序列和语境得到暗示”。鲁宾博物馆却将《古兰经》与染成蓝色的佛教经典和其他写本放在一起，创造了这样的叙事。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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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 重组这本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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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是这本册子被拆散的时期，21世纪则是它以数字化的形式重新组合在一起的时代，很多项目也都利用了数字化和互联网的潜能，试图改变那些在过去被拆散的写本的面貌。121其中有考古藏品的重组项目，如国际敦煌项目，也有致力于单本册子本的项目，如《博韦弥撒经书》项目。122尽管很多机构最初持怀疑态度，但他们参与这些项目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蓝色《古兰经》是否能成立这样的一个项目还要拭目以待，但目前所知的现存书页仍然是分散的，不管在现实世界还是数字化世界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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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乔纳森·布鲁姆和阿兰·乔治的著作，以及仍在进行的对蓝色《古兰经》的讨论是对本章极有价值的资料。要了解蓝色《古兰经》现在的状态，我推荐阅读Geroge (2009) 和Bloom (2015)。Emily Neumeier (2006) 做了清晰的总结。我必须感谢艾莉森·奥塔和谢丽尔·波特，他们给我提了很有用的意见，慷慨地将他们的知识分享给我。吉瑞·弗瑙切克（Jirí Vnouček）和彼得·塞拉斯（Peter Sellars）也分别在兽皮纸和《古兰经》传统方面给予我很有见地的意见和富有感染力的热情。和他们的谈话是我在研究这件器物的过程中的一个惊喜。所有的错误、误解和遗漏都是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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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兰经》指的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启示。成册的古兰经，无论是以口诵还是书写的形式呈现，都被称为《穆斯哈福》（mushaf）。然而，我按照英文中常见的用法使用“古兰经”一词，也指成册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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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章关注一些装帧形式，比如册子本、卷子本或波提，这些形式常用于重要的文献。另外还有各式各样的形式和材料。例如在中亚，见Whitfield (20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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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此前存在阿拉伯石刻铭文，还有在棕榈叶和兽皮纸上书写的文献，不过现在都不存在了（Roper 2010: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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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edersen (1984: 101) 认为册子本是阿克苏姆的基督徒传播给穆斯林的，因为《穆斯哈福》来自他们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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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开创性的著作《册子本起源考》（The Birth of Codex）将这种形式描述为“任何材料的纸张的集合，纸张经过两次对折，然后在后面或书脊处被装订好，通常还有封面的保护”（Robert and Skeat 198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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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尽管Déroche (2006: 174) 认为有证据显示早期的《古兰经》是卷子本。Ohta (2012: 40n1) 看到，卷子本的《古兰经》（arabe 6088）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年代为1400年。另外，这本《古兰经》采用横版书写，该特征下文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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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封面因时而异。下文将简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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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此后的制作移到了教堂学校、大学和商业网点（Beit-Airé 2009: 22）。“圣经（Bible）”这一名字源于希腊语“biblia”，意为“图书集”。册子本包含部分我们今天所知的圣经，即《旧约》和《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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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这些名字是由它们的最近搜集者或拥有者起的，并不代表图书的产地。西奈抄本曾收藏在西奈山上的圣凯瑟琳修道院（Monastery of Saint Catherine），直到19世纪它分散了（尽管只是在四个机构，可以在网络上以数字化的形式拼合起来，见www.codex-sinaiticus.net/en/codex/history.aspx，“西奈抄本的历史”，未注明日期，西奈抄本，于2017年9月23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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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为了解释从卷子本或者册子本的转变，学者们提出了各种理论。见Robert and Skeat (1983) 和修订的Skeat (1994)。然而，没有一种理论令人完全满意。见下文的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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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见Skeat (1994)。其他形式和材料仍在继续使用。如上文所述，此处我们重点关注意在永垂后世的图书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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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由埃及和法国联合考古队在2013年发现于瓦迪·加法尔（Wadi al-Jafr），这是一个红海岸边的埃及港口（Tallet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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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尽管莎草纸继续在某种背景（包括册子本）下使用。Ohta (2012: 40n1) 在海德堡莎草纸藏品中注意到有9世纪的莎草纸卷。直到1022年，教皇诏书仍然写在莎草纸上（Diringer 1982: 166）。希伯来文也写在皮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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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尽管其他动物的皮也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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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我对兽皮纸的知识非常欠缺，要感谢吉瑞·弗瑙切克，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的文物保护人员，他在约克大学的博士论文是关于这个主题的（Vnouček 2018）。感谢他在2016年和之后在盖蒂研究所（Getty Research Institute）的多场精彩谈话和实践示范。所有的错误和误解都是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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