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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来自蜀地的版印历日残片。大英图书馆Or.8210/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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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些文本是违禁的，尤其是在当时唐朝边疆的敦煌人。从8世纪开始，唐朝对这片区域的控制断断续续，而且比较微弱。此时唐朝发生安史之乱，需要撤回驻边的军队，由此吐蕃于786年占领了该区域。吐蕃一直待到了848年，尽管把吐蕃驱逐出去的汉人家族声称忠于唐朝，但他们与都城和朝廷的联系依然时有时无。在11世纪中期成为西夏王国的一部分之前，敦煌受到回鹘的影响越来越大。31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多数购买和使用历日的人，以及历日的制作者把历日看作一种颠覆政权的工具，或者带有相关意图去使用它们。对于大多数时期的大多数人来说，历日只是用来辅助日常生活的，并且可以为人们提供他们无法从官方或正式宗教权力机构处得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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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历日中大部分内容是文字，但我们不能认为它是仅供一小部分完全识字的精英使用的。中国是一个习惯使用文本的社会，文本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对文盲和半文盲也是这样的。韩森（Valerie Hansen）解释了契约是如何被广泛使用的，即双方会用十字或其他符号来签名。32这些人是一个庞大的“功能性识字”群体的一部分，他们可能不会写字，但在日常生活中也使用文本，由此“与书写创造的网络产生联系”。33在契约中，书面文字不仅仅用来表示官方权威。用约翰·莫兰德的话来说，文本在“体现权威和对权威的抵抗中被使用，也可以用来在日常生活中创造意义和建构习惯”。34书面文字也有独立于其字面意思的力量和意义。准文字符号、护身符和咒语，都是具有潜在颠覆性和私人用途的表达。35契约等官方文本的使用，将使用者与其上的官方世界联系起来，而护身符等文本的使用则将他们与其下的世界联系起来，即灵魂和鬼神的世界。36“书写动作本身”成为一项礼仪活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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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科学和迷信之间存在差异也是一件误导人的事。在这件历日中即天文学和占星术之间的差别。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在中国相差无几。士大夫阶层就公开反对迷信，但如薛爱华（Edward Schafer）所言：“对大多数早期中国人而言，甚至对大多数观测天象的权威机构而言，天文学并没有从占星术中分离出来……当然也有人怀疑，但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仍然相信木星的出现预示着灾异的来临。”38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另一卷文献，揭示了中国天文观测的缜密性和占星信仰所涵盖的更加广阔的范围。39这卷文献现藏于大英图书馆，包括两份文献，末尾还有一幅奇怪的电神草图。第一份文献是根据云气形状所做的占卜，即云气占卜。它以中国人的信仰为基础，认为没有事物是超自然的，一切都是与自然秩序相联系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通过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的自然秩序预测大事（同样的理论也存在于星象现象学中）。所预测的事件可能与家庭或政治相关，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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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家及园中，有气如狼虎腾跃蹲伏者，必出将军之子及封公侯，不出三年。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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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不韦云，凡近原阜，有气如万丈竿，冲天直竖，黄者，天子之气也；青赤白黑者，皆主有灾襄。臣淳风言，凡此郡邑出公侯，色青者，疫病；白者，有兵起；黑者，邑有盗贼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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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献的作者李淳风（602—670）认为这些预测建立在观测的基础上，也通过观测被证实。41他并没有谈及没有经他亲自观察和验证的云气形状。除此，李淳风还查阅了吕不韦等其他人的观测，但他坚称，对于所有记录，“臣曾考有验，故录之也。未曾占考，不敢辄备入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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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卷的第二份文献也是基于观测的，两份文献很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42它完整地呈现了从中国观测的天空，包括1339颗星和257个星官，描绘了整个天空中一连串的星图。43其中的12张时角图（图32）采用伪圆柱投影法，1张环极星图（图33）采用方位投影。伪圆柱投影法接近于9个世纪之后由荷兰地图制图学家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1512—1594）发明的“墨卡托投影”，这种投影方法从此被用于绘制全球地图。这些星图非常重要，不仅是所有文明中最早的手绘星图，而且精确度很高。44与云气形状相同，这一部分也参考了中国3位古典天文学家石申、甘德和巫咸的著作，他们是早期的天空观测者，创作了描绘星象的参考书。三位天文学家判定的星官以不同的颜色（分别是红色、黑色和白色/黄色）来标记，而且旁边写有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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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第一张时角图。大英图书馆Or.8210/S.3326（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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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环极星图。大英图书馆Or.8210/S.3326（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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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今天我们认为第二份文献是科学的，而把云气占卜的文本归于迷信的范围内，但第二份文献在当时也是用于占卜的工具，作者和其他人会认为两份文献属于同一类型。除了赤道带，天空的其余部分被分成数量众多的星官，星官的名字多与实际物体和中国的人物有关。从古典天文学家的时期开始，这些名字就被用于占星术了。三位早期天文学家各自的占星成果共同流传于整个汉代，后来被三国时期的吴国天文学家陈卓整合到一起。出于占星的需求，将每个星座（或星官）分到不同学派的传统被保存下来。每张时角图中的左侧文字描述了中国年的12个月份，而且给出了相关的星象预测。例如，“自女八度至危十五度，于辰在子，为玄枵。玄者，黑，北方之色；枵者，耗也。十一月之时，阳气下降，阴气上升，万物幽死，未有生者，天地空虚，故曰玄枵。齐之分也”。这并不妨碍这份文献具有科学价值，让-马克·博奈-比多（Jean-Marc Bonnet-Bidaud）、弗朗索瓦丝·普热得瑞（Francoise Praderie）和我认为，“这些文献主要用于占星，但科学的度数符号显示它们是以天文观测为基础的，并且尽可能地追求精确”。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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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古希腊的很多故事与星座相关一样，中国古代的星官也有许多故事可讲。很多故事广为人知，有些还成为节日的核心。46所以，尽管普通民众没有受过科学的训练，但很多人还是能够辨认出天空中的一些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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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这件版印历日一样，星图也有潜在的颠覆性。它们的制作都由中央控制，并且中央对天文知识的控制很可能比在历日上的控制更成功，不过840年颁布的法令显示这种控制出现了漏洞。此前彗星数次出现，其中还有哈雷彗星。47法令要求从事天文工作的官员和他们的属官保守秘密，不对任何人提起，包括政府的其他人员。尽管历日是不受政府许可的文献，但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其制作是为了出售给任何愿意购买的人。而星图的制作还存在很多谜题。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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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 [:170548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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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 纸和印刷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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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这件版印历日，我们很容易理解它是如何被制作出来的。它是纸质的。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汉人发明了纸这种材料，9世纪时造纸术得到完善。此时造纸的技术已经沿着贸易路线西传至塔里木，最远到达阿拉伯世界。在四川、敦煌和中国的其他地区，包括塔里木的于阗国很可能存在数量众多的造纸中心。但制作精良的纸由不同桑树的长纤维加上大麻、苎麻和其他能在当地找到的纤维制成，通常还是出自中国。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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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纸用模子抄造的方法制作（图34）。50纤维被捶捣至变软，然后和水混合形成纸浆。这一过程有时会添加浆料，如浆粉，使纤维保持悬浮以增加它们的黏合强度。浆粉还是完成后的纸张的填料。长方形抄纸帘的框架由窄木条或竹条制成，上有用纤细的竹条、芦苇、麦秆垂直编成的帘子，并用大麻或马鬃制成的线固定。造纸工人将抄纸帘斜向下放入纸浆中，捞起后摇动抄纸帘使纸浆均匀分布在帘上，待多余的液体流走、剩下的纸张变干后，纸就被揭起制成了。竹条或芦苇，以及系带的纹样会在纸上形成压痕，分别叫作条纹印痕（laid line）和纬线印痕（chain line）。这些印痕在把纸张举起来对着光时可以看到。6或7世纪时，中国的造纸工匠在帘上加了一块精细的丝布，避免了压痕的形成。另外，由于造纸过程中纤维被捶捣变软，所以不同类型的纸很难被区分，即使在显微镜下也是这样。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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