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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印刷，首先抄写员要在一张非常薄的纸上写上文稿。然后一块硬木板会被切割成与纸张相同的大小，纸张被打湿并将有字的一面朝下放在木板上，墨就会透过纸张渗透在木板上。随后技艺高超的刻工把汉字以外的部分挖掉，使汉字以反字和浮雕的形式呈现，木板则成为雕版。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在雕版上印刷了，即在雕版上刷上墨，再把一张新纸置于雕版上，用干刷子轻轻地刷印，这样汉字上的墨就转移到纸上了。这个过程可以多次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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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该技术看起来效率较低，与活字印刷术相比缺乏灵活性，但对汉字这种非字母文字而言，它实际上更高效。刻一块板子所花费的时间比寻找和放置活字所需时间要少。54然而，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内，活字印刷术也被用于印刷采用回鹘文书写的古突厥语。55回鹘文采自粟特文，后者以阿拉米语的辅音字母为基础。传统认为，公元1000年左右中国人发明了泥活字，但并没有被保存下来。有趣的是，20世纪30年代一名大英博物馆的观众王云五（当时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看到了印刷的历日，并认为来自四川的历日残片是使用泥活字印成的。56然而，据我所知他是唯一持这种观点的人。之后，我们又发现了14世纪朝鲜使用的金属活字。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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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帝诏令下，971—983年间《大藏经》在西南地区被首次雕刻印刷，证明了西南地区作为印刷中心的重要性。此次印刷共使用了13万块雕版。58但那一时期的雕版并没有保留下来，现存最早的一套雕版是13世纪受高丽王朝（918—1392）委托在朝鲜半岛印经时使用的，现在被保存在韩国的海印寺。它由81,258块雕版组成。而现存最早的印经是《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年代很可能在8世纪早期（751年之前），它被存放在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中，59发现于1966年。60该经文印在一张桑皮纸经卷上，宽8厘米，长630厘米。另一卷《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是770年前后在日本印制的，部分尚存至今。这份经卷在孝谦天皇（749—758在位）的命令下被印成100万份，每一份都保存在一座小型木塔内。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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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术像许多其他技术一样在整个欧亚大陆广为传播。与在中国类似，历日和宗教文献在欧洲也是最主要的两种印刷品。占星术也在欧洲流行，尽管遭到基督教的严厉谴责。62德国的印刷术发明家约翰内斯·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约1398—1468）在印制他的著名的《古腾堡圣经》之前印了一本历日。16世纪，存有法国占星家米歇尔·德·诺特达姆（Michel de Nostradame，1503—1566）的历日的书商曾被刑事起诉，因为诺特达姆的预测被认为会对英格兰及爱尔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在位）的统治造成威胁。但这些历日仍然很流行。在英国，圣经和历日是最畅销的印刷品。1649年，最受欢迎的年历，即威廉·利里（William Lilly）的《英国梅林》（Merlinus Anglicus）被印制3万份。631775年，一起反对王室垄断年历印刷的案件在英国法庭上胜诉了。64如同中国的历日，欧洲历日中也有包含日历在内的各类信息，大多数与占星术、预测未来和其他流行信仰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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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本章所讨论的这件历日是通过雕版印刷印在纸上的，印刷者很可能受到利益的推动，为了售卖而印制。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购买历日，如果历日是由私人印制的话，那么制作雕版所花费的精力和金钱成本也必须被销售利润覆盖。但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成本金额。现在的问题是，该历日是在哪里印制的？它是在敦煌制作还是被一名旅行者带去的？如果是在敦煌印制的话，那么纸张和木头也是当地的吗？为什么此时的敦煌没有更多这件历日的印本或其他印制的历日呢？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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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林奈（Lionel Giles）首先将这件历日的年代定为877年，并由此推测它是在876年末为新年而制作的。66那时的敦煌被张氏统治，张氏于848年从吐蕃人手中夺取了敦煌——吐蕃人统治敦煌将近一个世纪。该地区仍然使用多种语言，以藏语为通用语。67851年敦煌使节到达唐朝都城，敦煌和中原的联系得以恢复。68但当时统治中国的唐王朝因叛乱而衰落。914年，曹氏从张氏手中夺取政权。现存的10世纪在敦煌印制的祷文和佛经，正是由当时统治敦煌的曹氏赞助的，有的还署有雕版刻工的姓名“雷延美”。69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此前当地有印刷品。此外，如华澜（Alain Arrault）指出，制作我们这件历日中的日历所使用的方法与敦煌制作日历的方法不同。因此，这件历日很有可能是在其他地方生产的。这并不奇怪，因为敦煌只是一个相对狭小和遥远的边缘地区。吐蕃统治这片地区期间，没有证据显示有藏文文本的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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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件历日是在哪里印制的呢？如上文所述，我们在敦煌发现有来自都城长安和西南地区的印制文献。后者的地位更重要。在西南地区制作的手抄经卷也被带到敦煌，例如上文提到的《陀罗尼经》。《陀罗尼经》的印刷本在藏经洞中也有发现，其年代为868年。这本经书展现了非常复杂的印刷技术，它很可能是在西南地区生产的。835年的官员奏议提到，该地区印刷的历日数量激增。这进一步支持了前述观点。但如果我们没有更多的证据，例如对纸张的分析结果，一切仍然只是猜测——这件历日也可能制作于西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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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历日又是如何到达敦煌的呢？或许一位旅行者在它印制的那一年把它带到敦煌；或者它被用作之后历日的制作范本或教学模板；又或者它只被当作废纸。和许多古物一样，它的历史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只能够依靠推测来填补一些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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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可以确定，它在最初生产时只被视为短暂流行的产品，因为它只能使用一年。此后的大多数历日应该都被丢弃了。我们看到纸张被重复利用，例如，用来修复其他流行时间较长的文献，或给一些物品做衬里，如经书封皮和鞋底。日常生活中很可能还有很多其他重复利用的方式，例如用于清洁或者用作厕纸。而这件历日得以保存下来，就在于它被发现时的存在形式：它不是一件完整的物品，而是两个不完整的部分，被分别粘到另外的纸片上。这些纸张的另一面上有字迹，包括一份契约的卷尾，上面写有一名“雇人”和两名“见人”的姓名。这两个部分都提到一个叫“翟”的男人，其中一份文本的一行字用黑墨写着“四月廿六日都头守州学博士兼御史中丞翟写为”，最后一个字用朱书修改了，原字为“书”。后面有一短行也是红字：“报麴大德永世为父子莫忘恩也。”另一份文本有四行，其中一行为“翟都头赠送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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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几乎可以确定是翟奉达（约883—966），一个10世纪早期负责制作日历的当地官员。在敦煌发现了几件由他制作的日历，但都是写本。70他可能使用一些经他书写的草稿残片来延长一本已被翻阅了很多遍的历日的生命。这份历日是在他出生前6年制作的，他得到它之后就让它脱离了被摆放在书架上的命运，并将它当作一本参考书保管了很长一段时间。但这并没有解释它是怎么样从877年保存到翟奉达发现它的那一年的。不过我们知道翟奉达奉命制作历日，或许他的老师首先注意到这件历日，把它当作参考书收藏，并在之后将该历日传给了这位得意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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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证据显示，敦煌藏经洞里有僧人自己的写本。可能翟奉达的藏书也在他死后被放在这里，也就是藏经洞被封闭前的数十年。71因此，与历日放在同一捆中的其他文献可能也属于翟奉达，其中包括一张印有佛像的纸和梵文《陀罗尼经》。72尽管翟的历日只以写本的形式保存下来，但印本应该也有制作，或许丢失已久，又或许他更喜欢将该工艺用在自己使用的日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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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的其中一份日历写本很可能是956年的，被送给当时的敦煌统治者曹元忠（944—974在位）。73如上文所述，此时敦煌印本受曹氏资助。有趣的是，《金刚经》以册子本而不是经卷的形式装订，更像近代的书籍。这是此时敦煌在书籍装帧上的发展。这种版式的使用可能反映了曹氏对技术变革的兴趣。但这也是一种相对小的版式，其尺寸为14厘米×10厘米，需要较小的雕版和比印经卷要小的纸张（经卷的纸张大小为30厘米×56厘米）。74纸张很粗糙，几乎可以确定是当地生产的，其印刷质量远不及868年的《金刚经》。所有这些都表明敦煌此时已经有了印刷术，但与中原地区相比还落后一大截。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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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一种新技术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它要有需求和技艺。技艺往往是外来的，有时需求也一样。雷延美可能曾经在某一个印刷中心（例如西南地区）当学徒学习雕版印刷，之后来到敦煌，在曹氏的资助下担任官方的雕版刻工。或者他可能是当地人，受教于一位外地的雕版刻工。祷文的印制相对容易，每张纸只需要两块雕版。历日则比较复杂，或许翟奉达希望通过被他保存的一份历日的范本，来说服曹氏委托雷延美把技艺用到历日的印制上。但是，与中原地区的统治者一样，曹氏很可能希望限制人们接触历日，因此并不想鼓励它们的印刷和传播。如果他的办公场所只需要一份历日，并且只有另外少数几份需要分发的话，那么花费金钱和精力来制作雕版几乎没有意义。76印本历日的不足可能表明敦煌缺乏私人印制，至少表明政府机构更加严格控制它们的产量。77曹氏资助的历日印本与写本的同时存在或许表明了这一点，但这也说明了技艺和技术的有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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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件版印历日的年代是翟奉达将他的日历送给统治者之前80年，但这件历日很可能是由翟奉达自己保管和修复的。这一时期的印刷术尚未成熟，而且没有证据显示此前敦煌有印刷品，这表明这件历日不是在敦煌制作的，而是在一个8世纪时印刷术已经较为成熟的地区印制的。那么，其产地就应该是中原地区或西南地区。它是何时、通过什么方式到达敦煌的呢？我们很可能永远也无法得知，但它由于翟奉达的兴趣而被保存下来。可能是在他去世的966年前后，它与翟奉达的其他写本和文献一起被放置在城镇东南的佛教石窟——莫高窟的藏经洞中。仅仅过了几十年，藏经洞就被封存了。它一直在那里，直到1900年藏经洞被发现并重新开放。从那以后，它的经历就比较容易探查了，但它带我们走上的欧洲和皇家收藏之路有时也是曲曲折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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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 向西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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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6月，王圆箓（1849—1931）偶然发现了敦煌藏经洞，他自命为保卫者和保护者。此事经常被学界讨论。78另一件事却很少被提及，那就是王圆箓和他的工人在藏经洞被发现后的几年内把洞中的东西搬出来至少三次。第一次是为了“寻宝”，第二次他们搬走了石刻，第三次他们把材料送到政府妥善保管。791907年，出生于匈牙利的英国籍考古学家斯坦因来到敦煌，这是他四次中亚探险的第二次。此前，藏经洞中的材料已经被扰乱了，没有迹象表明这些材料是按照它们原来的次序摆放的。由于没有更早的记录，我们只能推测它们最初的排序。王圆箓最早给斯坦因看的是一堆文献中放最上面的材料。“成捆的多种语言的文书、帛画、还愿文，还有各式各样的纸张，很容易就能看出它们特别的价值。这些文献显然是由于不再使用而被存放起来的。通过观察它们不规则的形状和捆扎的方式，我很快就能将它们与形制统一的汉文或藏文佛经写卷区分开来。幸运的是，正是它们的不规则形状，才让这位道士（王圆箓）在堆放我称之为‘图书室文件包’的书堆时将它们放在顶上。”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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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说服王圆箓至少对藏经洞做第四次清理，把成捆的文件放在走廊外面，以便斯坦因和他的中国助手蒋孝琬（1858—1922）把这些文件都浏览一遍，找出非汉文和非佛教的材料。然而，他们只有几天时间，几天之后王圆箓已经把成捆的文件搬回藏经洞，他们只能满足于已挑选出来的材料。一笔钱易手了，之后被王圆箓用来修缮藏经洞外边的客房。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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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材料被打包成12箱。斯坦因最初计划把这些箱子安放在敦煌的衙署，他则继续向东探险，回程时再取回箱子。但当听说当地发生了动乱，而且可能还会有军事介入时，他放弃了最初的想法。他带着这些箱子去到邻近的安西（今酒泉市瓜州县），把这些箱子放在安西的衙门里“一个通风性好、易于看管的房间”。很多大的圆木放在“砖上，把这些珍贵的箱子垫起，让它们远离地面。易卜拉欣·拜格负责看管，他每周都会把这些箱子搬到太阳下，以免潮气侵袭箱中的文件”。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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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离开敦煌一个月后，当地民众发动了抗税起义，烧毁了衙门。83斯坦因利用动乱，派蒋孝琬带着4匹骆驼回到藏经洞遗址。蒋孝琬又在那里获得了230捆文件（3000卷），并将这些文件与其他文件一起放在安西。4个月后，斯坦因一回来就拿走了这些箱子。它们被装在4匹骆驼身上，斯坦因开始向他的探险旅程的最后一站出发。11月初，他将这些文物连同装在另外4匹骆驼上的发现直接运到喀什，东西由那里的英国领事马继业（George Macartney，1867—1945）负责安全保管，斯坦因则继续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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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6月9日，斯坦因在于阗重新见到这些箱子——马继业将他们送到于阗。在尼亚兹·哈基姆·贝格（Niaz Hakim Beg）的花园里，所有的文件被重新打包，准备运送。我们不知道这时他们是否遵循了这些箱子最初的打包顺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件历日应该是放在91号箱，可能是蒋孝琬再次访问敦煌时所获得的那一批。在斯坦因所有关于探险的出版物中，他都没有提到这件历日。由于这些箱子的旅程长达“13,000千米，途中要在骆驼、牦牛、矮马背上翻越高山、穿过冰川山口，接下来还要由马车、火车和轮船运输”，84所以这次打包非常仔细。打包期间，蒋孝琬准备了一份装船目录①，其中有大约三分之一的敦煌汉文文书。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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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拉·巴乌的看管下，93箱文件经冰川口于8月1日到达喀拉喀什河上游的苏盖提乡，并在那里等待斯坦因。869月27日，斯坦因又回到箱子的运输途中，但他当时受了严重的冻伤——这是在他抵不住热情去拍摄大雪覆盖的昆仑山时落下的。87经过4天的行程安排和结清宿营床位费后，斯坦因在9月30日重新出发，继续这趟不得不走的旅程。他并没有和箱子一同启程，而是让辛格负责看管它们，直到1909年1月20日从孟买乘船到达伦敦（其间他在意大利停留探望家人），他才和这些箱子重逢。他在孟买时得知这些箱子已经在几天前安全抵达大英博物馆。88这件历日在峭壁上的洞穴中存放了900年，却在10年之内去到丝绸之路的另一端，并在大英博物馆的库房中找到了一个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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