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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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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拉达：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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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是啊，他出狱不久，他们就把他枪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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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拉达：哦，原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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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在梅朵兰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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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拉达：哎，他可是一个很聪明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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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是啊，非常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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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拉达：而且口才还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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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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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在监狱里唱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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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腾格尔：监狱里禁止唱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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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是禁止的。刚开始，是禁止唱歌的。在监狱的所有地方，尤其是干活儿的地方，都不允许囚犯们唱歌……他们把我们带到采石场，让我们挖石灰。我们用的是凿子，所以干起活儿来很费力。石灰藏在石头内层，你得先把这层石灰找到……然后，敲开这层石头，才能挖出来石灰……他们让我们做这样的苦力活儿，就是想告诉我们，看看，监狱里多艰苦，坐牢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这不是郊外野餐，以后一定不要再来了。他们试图从精神上压垮我们。所以，干活儿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唱自由歌，唱歌的同时还会伴着歌声跳跳舞，这样每个人都很受鼓舞，干活儿的时候也斗志昂扬。监狱当局意识到了……这些家伙，看看，太有斗志了，精神状态也太好了。因此，他们就规定“干活儿的时候禁止唱歌”，这样在干活儿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艰苦了……当然了，在他们的纪律法则里，有禁止唱歌这条规定， ［然后］他们强制实施……我们就服从了，不过回到囚室后，尤其是在圣诞节前夕和新年前夜，我们会组织演唱会，大唱特唱。他们最后也就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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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1966年9月6日南非总理H·F·维沃尔德遇刺事件[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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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的死亡——被暗杀——都不是什么值得开心的事情。我们更希望一个团体能够用别的方法，而不是暗杀这种方式来反对总理所实施的政策，因为暗杀始终会留下伤疤，甚至对于下一代来说都难以愈合。如今在南非，当南非白人和英国人讲话的时候，1899～1902年的布尔战争仍然能够激起他们的怒火，这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伤疤……如今的内阁成员全部是从南非白人中选出的，当然也有一两个英国人，但是整个内阁被南非白人所占据，因为他们不会……用和平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维沃尔德应该算是一位不太敏感的南非总理……但是他还是认为非洲人是畜生，甚至有些时候连畜生都不如。但是，在他被暗杀后，我们也没什么好开心的。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监狱当局针对他的被暗杀对我们采取了报复行动，就好像我们必须为这起暗杀负责似的。他们把看守范·伦斯堡（Van Rensburg）调到了这里……他应该算得上是最粗俗的看守了。在生活上，很不讲卫生。比如说，我们在采石场干活儿的时候……他就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他想小便的时候，就直接就地解决，他不会想着走远点儿，躲开我们，去一个稍微隐蔽些的地方。他就直接在他站着的地方解决了。我们对他的这种行为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因为有一次，他就在我们吃饭的桌子旁边站着，然后他想小便了，就直接在他站着的地方解决了。虽然他没有尿在桌子上……但是就尿在了桌腿旁边……我们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他不讲卫生，而且还很迟钝。在我们早上上工之前，他们就决定好了，今天该谁受处罚了，而他们一旦定下来是谁，那么不管白天这个人多么卖力地在工地干活儿，这一天结束的时候，他肯定会被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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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在罗本岛上被捏造的罪名[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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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腾格尔：你们没有请律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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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请了……对于所有的指控，我们都请了律师……但是，最后还是被定罪了……被隔离，不能吃饭……只能喝点儿米汤。有时候，惩罚的时间很长，我们都没有饭吃，我现在不确定时间是不是两天。然后，可以休息一下，吃点儿东西，第二天接着被禁食，等到第五天，才能有东西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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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腾格尔：你怎么应付饥饿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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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相对来说，这个容易一些。第一天的时候，还能感觉到饥饿，第二天……就习惯了。第三天的时候，除了感觉精力不如以前外，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就是……去习惯一些事情。人的身体有很强大的适应能力，尤其是在你……能够调整自己的思维，调整你整体的精神状况去适应身体状况的情况下。如果确定自己是对的，就要向当局证明你有能力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去反击，这个时候就不会感觉到饥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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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选自曼德拉1969年4月22日写给司法部长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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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事要求我给您写信，请求您释放我们，而且在您考虑这件事情的过程中，请给予我们政治犯的待遇。首先我们需要说明，我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举动，并不是在获取您的同情，而是在为实现政治信仰而坐牢的所有的囚犯争取应得的权利……在被定罪入狱之前，我们都是著名的政治组织的成员，这些组织反抗政治压迫和种族迫害，为南非所有非洲人民、有色人种和印度人争取他们应得的全部权利。我们一直在反抗所有形式的白人专政，更具体地说是种族隔离发展的政策，并致力于建立一个没有种族压迫的民主南非，在这样的民主国家里，所有的非洲人，不分种族或信仰，都会在平等的基础上，和平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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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参加了政治活动，我们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地被定了罪，被判了刑。我们是为了赢得民族自决权才进行斗争的，这些政治活动正是斗争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整个文明世界都已经承认，这样的政治活动是人类不能被剥夺的权利之一。也正是因为人们都希望抵制种族主义政策和不公正的法律，这些政治活动才得以组织起来。那些种族主义政策和不公正的法律完全违背了人权原则和人的根本自由，而它们正是建立民主政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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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南非政府曾将犯过同样性质罪行的人定为政治犯，但是他们其中有一些人在刑期结束前就获释了。在这方面，我想请您回顾一下1914年叛国罪审判中的克里斯蒂安·德·韦特（Christiaan De Wet）将军、JCG·肯普（JCG Kemp）和其他人，他们都被指控犯有严重的叛国罪。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所犯下的罪行比我们严重得多。12 000名反叛者拿起武器参加了战斗，伤亡人数至少有322人。他们占领了城镇，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政府的设施，私人财产受损总额达到了50万兰特。这些暴行却是那些完全拥有政治权利的合法政党的成员犯下的，他们可以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自己的言论，可以为实现自己信奉的事业自由地在这个国家游历，为自己的思想争取支持。所以，他们犯下的这些暴行，并没有正当的理由。奥兰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反叛军的领导者德·韦特，最后竟然只被判了6年监禁，外加4 000兰特的罚款。肯普则被判7年监禁，罚款2 000兰特。其余的犯人量刑也都很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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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们的罪行深重，但是在给他们定罪并处以刑罚之后还不到6个月，政府居然就释放了德·韦特，之后不到一年时间内释放了所有罪犯。这件事情就发生在50多年前，与如今的政府相比，当时的政府在处理政治犯的过程中，没有那么的强硬和不妥协。54年过去后，如今的政府似乎已经准备好了对付黑人政治家，而这些政治家与酿成1914年暴乱的那些人相比，似乎有更充足的理由实现自己的事业。如今的政府固执地藐视我们的理想，压制我们的政治组织，并且苛刻地限制著名活动家和行业从业人员的人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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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无辜民众被捕入狱，他们的家庭生活也就变得极为困难，而且国家的市场也受到了干扰。最后，还出现了南非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恐怖统治，而且所有通过宪法的努力都失败了。在这样的形势下，诉诸暴力是自由战士们不得不选择的方法，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被定罪的结果。任何有原则且诚实的民众都会这么做。收起我们斗争的羽翼就意味着向一个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政府妥协，也就意味着我们对自己事业的背叛。世界历史尤其是南非的历史告诉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诉诸武力或许还是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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