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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明明选的是总统，为何会关系到最高法院的未来？这是因为，按照美国宪法，总统享有联邦法官提名权。只要被总统提名，并得到参议院多数票确认，就可以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请注意，总统只有任命权，没有罢免权。大法官除非在任内去世、辞职、病退，或者因品行不端、触犯重罪而被弹劾，否则可以终身任职。也就是说，万一总统选中的人后来不听招呼，最多也只能画个圈圈诅咒他早日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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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总统选大法官看走眼的情况比比皆是。很多可靠的“自己人”，上岗后却反戈一击。因此，历任总统挑选大法官都格外慎重。毕竟，选择大法官，就是确立自己留给未来的政治遗产。为什么说是“政治遗产”呢？因为总统四年选一次，大法官却可以一直干下去。如果选对了人，就能把总统的政治意志一以贯之，令总统所属党派的政治议程垂范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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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小布什总统选择首席大法官期间，就格外注重干部“年轻化”问题。现任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那年上任时，才刚满50周岁，这就意味着，至少在未来30年内，无论进入白宫的是谁，只要罗伯茨身体不出大状况，都是最高法院的“掌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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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既然大法官是终身任职，谁又能保证他们甘当一成不变的“政治遗产”？以2010年6月退休的大法官约翰·保罗·斯蒂文斯为例。老人家1975年上任，35年来，世情社情、潮流文化、科学技术不知发生多大变化，一个人的司法理念又怎么可能一成不变？1975年，老先生还是死刑的坚定拥护者，到2008年，88岁的斯蒂文斯已明确提出死刑违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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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鏖战延伸到司法领域，自然就变成大法官人选之争。历届总统大选，候选人都会把自己将提名什么样的大法官，作为竞选政治承诺之一，至于上任后有没有机会提名，则全看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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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民主党、共和党都加大了对候选人意识形态的审查力度。总统上任伊始，均会安排幕僚班底寻觅政治可靠、组织放心的大法官人选。候选人的家庭背景、职业经历、社交范围、雇工信息、房产交易、财税状况、文字作品（在校作业、学术论文、社论时评、法律文书、工作报告），以及担任法官期间起草的判决书或异议意见书，都要经历严格审查，目标只有一个：“确保永不叛党”。经过上述严苛排查，总统看走眼的现象，如今已不大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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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边政党越是放心的人选，对立政党肯定会在参议院竭力“阻击”。所以，如果所属党派在参议院不占优势，总统一般会打着凝聚“两党共识”的旗号，尽可能选择立场相对温和、中立的候选人。倘若参议院多数派都是自己人，总统就会放开手脚，果断提名令本党放心的“强硬派”。这，或许就是美国特色的“司法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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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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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此，有必要解释一下自由派与保守派之分。所谓美国政治，基本就是民主党、共和党的“两党政治”。通常情况下，人们习惯把民主党称为左翼，贴上自由派标签；把共和党称为右翼，打上保守派标记。但是，实际情况远比按党派划线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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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自由也好，保守也罢，都是中性词，均代表相当一部分民众的价值取向。这里的“自由”并不意味着包容开放，“保守”也不一定特指抱残守缺，不能纯按中文字面意思理解。细究起来，二者还有融汇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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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美国革命赶走了英国殖民者，但归根结底还是一场“保守”的革命。建国者选择决裂的，是贵族、国教、长子继承制等封建“糟粕”，但保留了正当程序、言论自由、税收法定等英国本土价值观，对专制皇权和“大政府”保持天然警惕，却又与奴隶制关系暧昧。所以，早期的美国保守主义，其实是“自由基础上的保守”，或者说是“维护传统自由观的保守”。换言之，传统的保守理念，可能是对“大政府”的防备之心，也可能是对上帝的虔诚信仰，还可能是对种族、文化、生命、婚姻、性的审慎态度，很难用进步或落后加以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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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分野逐渐明显。总体上看，自由派赞成堕胎、同性恋（包括同性婚姻）、种族平权措施、安乐死、宽松移民政策，支持扩大联邦政府权力和限制个人持枪，反对死刑，抵制宗教进入公共领域。保守派则坚决反对堕胎、同性恋、安乐死，支持死刑，捍卫公民持枪权，认为州权神圣，要求对富人减税，呼吁限制移民进入美国，积极推动宗教进入政府、学校等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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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许多国人想象不同的是，美国有41%的民众以保守派自居，而认为自己是纯正自由派的，则不到20%。某种程度上讲，保守理念反而是多数美国人的内心信仰。2008年岁末，奥巴马能成功当选总统，或许意味着美国民众厌烦了小布什执政后期那套极端保守主义作风，却未必证明保守理念已失去民意基础。到2016年底，特朗普果然借助保守派“票仓”成功上位，并开始全面实行自己的保守派“政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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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自由派与保守派观点也并非绝对对立、泾渭分明，保守派存在中间偏左立场，自由派也有中间偏右观点。例如，有人可能既支持同性恋婚姻，又赞成死刑，或者同时反对个人持枪和安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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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立场本身，也很难分出对错。就拿美国高校的种族平权措施为例。种族隔离早已废除，但自由派总觉得国家欠黑人一笔历史旧账，必须想办法弥补。而最简单直接的“补偿”措施，就是入学优惠政策。说白了，就是降分录取，而且是降很多分。但如此一来，白人或其他族裔就有意见了，考差不多的分数，为什么黑人被录取的概率更高，这算不算对白人的“逆向歧视”？根据哈佛大学公布的数据，该校2020年入学的1980名新生中，少数族裔已占54.6%，其中非洲裔占到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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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说白人，就是黑人内部也有分歧。最高法院现任黑人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就认为，黑白平等的前提是自立自强、公平竞争，靠享受优惠政策永远换不来其他族裔的尊重。围绕上述意见，又延伸出很多观点。有人认为，优惠政策是为了促进种族多元化，确保校园、军队或其他行业都有各个族裔。也有人提出，历史旧账应该还，优惠政策可以给，但必须有个限期，不能子子孙孙无穷尽还下去。这些观点，都曾体现在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中，背后皆有很多支持者，很难作出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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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定要寻找一块检验两派观点的“试金石”，当属堕胎议题。自由派认为堕胎是女性的自由选择，应当受宪法保护，又称“捍卫选择派”；保守派认为胎儿也是生命，除非生育危及孕妇生命健康，或是因强奸、乱伦受孕，堕胎行为都应被严格禁止，故称“捍卫生命派”。两派之争延伸到司法领域，体现为对罗伊诉韦德案判决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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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伊诉韦德案是最高法院1972年审理的一起案件。在这起案件中，大法官们以7票对2票，宣布得克萨斯州禁止堕胎的法律违宪，维护了妇女的自由选择权，堕胎随之在全美成为合法行为。48年来，保守派一直希望将堕胎案和反对堕胎的大法官一起送入最高法院，最终实现推翻罗伊案判决的战略目标。在1992年的计划生育联盟诉凯西州长案中，要不是靠苏特与奥康纳、肯尼迪三位大法官联手力挽狂澜，罗伊案判决早已寿终正寝。在那之后，对罗伊案判决的冲击从未停止。图宾在《九人》中，用一句话概括了堕胎案在最高法院的敏感性和重要性，即“最高法院主要审理两类案子。堕胎案是一类——其他全属另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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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历任大法官候选人必经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确认听证会上，“你怎么看待罗伊案判决？”始终是个绕不开的问题。候选人若回答支持，共和党人将全力抵制他进入最高法院；候选人若表示反对，民主党人也不会善罢甘休。当然，含糊其辞、顾左右而言其他，也是一种选择。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当年就是这么应付过去的。2005年之后，几乎没有大法官候选人再直接回答这一终极提问。两党参议员也仿佛形成一种政治默契，不再打破砂锅问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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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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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当选后，形势发展暂时让自由派人士松了一口气。2009年到2010年，随着戴维·苏特和约翰·保罗·斯蒂文斯两位大法官陆续宣布退休，奥巴马先后任命两位女性自由派大法官接任，她们是：西班牙裔的索尼娅·索托马约尔，以及哈佛法学院前院长艾琳娜·卡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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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俩与露丝·巴德·金斯伯格、斯蒂芬·布雷耶形成最高法院内的“自由派组合”，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则与安东宁·斯卡利亚、克拉伦斯·托马斯、萨缪尔·阿利托构成“保守派组合”。肯尼迪大法官早期属于中间派，但近些年总体上偏向保守派一方，在许多案件中，成为“最关键的第5票”。例如，在2015年的奥伯格费尔诉霍奇斯案中，就是靠肯尼迪的关键一票，最高法院才以5票对4票判决承认同性婚姻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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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的重要作用也逐渐凸显。他对大局的看重和把握，逐渐超越个人政治倾向，甚至在2012年的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诉西贝利厄斯案中，投票挽救了奥巴马医疗保险法案，被许多共和党人斥为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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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保守派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在度假期间突然去世。奥巴马决定提名特区巡回上诉法院首席法官梅里克·加兰德接任。此时，距离总统大选还有9个月，完全可以正常启动确认程序。可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米奇·麦康奈尔硬是以临近大选，大法官应由新当选总统任命为由，强行“封堵”了选任程序，连参加听证会的机会都没有给加兰德法官。当然，共和党若不这么做，奥巴马可能成为1990年以来任命大法官人数最多的总统，最高法院内部“自由派-保守派”的平衡也有望就此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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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2017年上任后，迅速提名尼尔·戈萨奇出任大法官，确保斯卡利亚留下的席位由保守派人士接替。他在大选时的承诺之一，就是一旦当选，“会把捍卫生命派的大法官送入最高法院，罗伊案判决的末日自然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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