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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历任大法官候选人必经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确认听证会上，“你怎么看待罗伊案判决？”始终是个绕不开的问题。候选人若回答支持，共和党人将全力抵制他进入最高法院；候选人若表示反对，民主党人也不会善罢甘休。当然，含糊其辞、顾左右而言其他，也是一种选择。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当年就是这么应付过去的。2005年之后，几乎没有大法官候选人再直接回答这一终极提问。两党参议员也仿佛形成一种政治默契，不再打破砂锅问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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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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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当选后，形势发展暂时让自由派人士松了一口气。2009年到2010年，随着戴维·苏特和约翰·保罗·斯蒂文斯两位大法官陆续宣布退休，奥巴马先后任命两位女性自由派大法官接任，她们是：西班牙裔的索尼娅·索托马约尔，以及哈佛法学院前院长艾琳娜·卡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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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俩与露丝·巴德·金斯伯格、斯蒂芬·布雷耶形成最高法院内的“自由派组合”，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则与安东宁·斯卡利亚、克拉伦斯·托马斯、萨缪尔·阿利托构成“保守派组合”。肯尼迪大法官早期属于中间派，但近些年总体上偏向保守派一方，在许多案件中，成为“最关键的第5票”。例如，在2015年的奥伯格费尔诉霍奇斯案中，就是靠肯尼迪的关键一票，最高法院才以5票对4票判决承认同性婚姻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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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的重要作用也逐渐凸显。他对大局的看重和把握，逐渐超越个人政治倾向，甚至在2012年的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诉西贝利厄斯案中，投票挽救了奥巴马医疗保险法案，被许多共和党人斥为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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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保守派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在度假期间突然去世。奥巴马决定提名特区巡回上诉法院首席法官梅里克·加兰德接任。此时，距离总统大选还有9个月，完全可以正常启动确认程序。可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米奇·麦康奈尔硬是以临近大选，大法官应由新当选总统任命为由，强行“封堵”了选任程序，连参加听证会的机会都没有给加兰德法官。当然，共和党若不这么做，奥巴马可能成为1990年以来任命大法官人数最多的总统，最高法院内部“自由派-保守派”的平衡也有望就此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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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2017年上任后，迅速提名尼尔·戈萨奇出任大法官，确保斯卡利亚留下的席位由保守派人士接替。他在大选时的承诺之一，就是一旦当选，“会把捍卫生命派的大法官送入最高法院，罗伊案判决的末日自然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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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27日，81岁的肯尼迪大法官宣布退休。12天后，总统特朗普决定提名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布雷特·卡瓦诺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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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事，比美剧《纸牌屋》更富戏剧性，也让全世界大跌眼镜。7月30日，帕罗奥图大学心理学教授克里斯汀·布莱希·福特致信某位民主党参议员，声称高中时曾险遭卡瓦诺性侵。消息很快被《纽约客》杂志曝光，引起轩然大波。之后，又有两名女性公开指控卡瓦诺有过性骚扰行为。到底是大法官候选人品行不端，还是马克·吐温笔下《竞选州长》的场景再现？一时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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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各方质疑，参议院不得不组织公开听证。9月27日的听证会上，上午是福特教授自称“百分之百”确定的指控，下午是卡瓦诺近乎失态的愤怒反驳，却都缺乏实质证据支持，两党议员群情激奋，普罗大众一头雾水，只留下“罗生门”式的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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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件事导致的民意分裂和两党之争，从最终投票结果可见一斑。9月28日上午，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以11票赞成、10票反对，同意将卡瓦诺的提名提交参议院确认。10月6日下午，参议院最终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对卡瓦诺的提名。49名民主党参议员中，有48人投了反对票，几乎称得上“一边倒”。当晚，卡瓦诺宣誓就职，成为联邦最高法院第114位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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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民主党几乎动用全部政治资源，“阻击”参议院对卡瓦诺的确认？第一，肯尼迪大法官留下的“席位”非常重要，这可是决定最高法院力量对比的关键一票。第二，卡瓦诺的政治经历，足以证明他是一个铁杆保守派。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卡瓦诺的身影在《九人》中已多次出现。20世纪90年代，大名鼎鼎的《斯塔尔调查报告》就是由他主笔，差点儿让克林顿总统被弹劾下台。小布什就职前，他也曾作为核心幕僚，参与拟订“大法官候选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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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卡瓦诺的凄惨遭遇，托马斯大法官在27年前就已经历过。1991年，也是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面对前任女助理安妮塔·希尔的性骚扰指控，他狼狈不堪，在全国电视观众面前出尽洋相。2006年，现任大法官萨缪尔·阿利托也在听证会上被民主党参议员不断刁难，惨遭“修理”，连在一边旁听的妻子也委屈不已，泪洒会场。然而，形势走向最终会让人们意识到，对所谓的反堕胎事业而言，保守派大法官们所受的“委屈”是值得的，因为，经过近30年的酝酿和忍耐，反击时刻已经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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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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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4日，美国亚拉巴马州议会通过“史上最严”的反堕胎法。之所以说“史上最严”，是因为它规定在孕期任何阶段都禁止堕胎，只有危及孕妇生命这一种例外情形。实施堕胎手术的医生，最高可面临99年监禁。其极端程度，连总统特朗普都看不下去，在社交媒体上表态：因强奸、乱伦而怀孕，还是可以堕胎的。在此之前，肯塔基州、密西西比州、俄亥俄州和佐治亚州都通过了所谓“心跳法案”，规定凡是能检测到胎儿心跳，就禁止实施堕胎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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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拉巴马州的反堕胎法，显然违反了罗伊案判决确定的规则。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等民权组织均发布声明，表示要起诉亚拉巴马州。然而，官司一旦启动，就正中保守派下怀。因为与48年前相比，最高法院的保守派数量已渐居优势。罗伊案判决，必将再次接受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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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斯伯格大法官曾说过一段名言，“最高法院不应只关注某一天的天气，而要看重特定时代的气候”。这里的“气候”，特指政治形势与民意走向。至少就政治气候和最高法院的内部变化而言，进入2020年，整个“气候”对罗伊案判决已极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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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18日，身患三种癌症的金斯伯格未能撑到总统大选，因病逝世。本来已占少数（四位）的自由派大法官再次减员。而保守派大法官阵营中，戈萨奇今年才52岁，卡瓦诺55岁，正处于司法岗位的“黄金时期”。9月26日，特朗普又决定提名年富力强的“七零后”女性、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法官艾米·巴雷特接任大法官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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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距离大选日仅45天。如果按照2016年“封堵”奥巴马时的“规矩”，特朗普根本就不该启动选任程序。这时，之前那个“讲原则”的麦康奈尔却把党派利益放在第一位，不仅支持特朗普的提名，还运筹帷幄，力图加速参议院的确认程序。消息传出后，图宾在《纽约客》的专栏中感慨：“关于堕胎的战争再次打响，罗伊案判决又危险了。”要知道，育有7个孩子（2个为领养）的巴雷特法官，可是铁杆的反堕胎派，早就对罗伊案判决虎视眈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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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许会问，最高法院不是有“遵循先例”原则吗？罗伊案判决这样垂范久远的先例，怎么可能被推翻？问题是，“先例”除了遵循，就是用来打破的。历史上，自由派打破先例的例子屡见不鲜，又怎么可能指望保守派大法官望之却步。更何况，最近几年来，每年都有不少先例被推翻。“遵循先例”从来只是惯例，而非法律。政治理想主义者希望，当法官就像做学问，有门户出身，无门户之见。这一点在学术界尚是一厢情愿，更别说在位于政治“风暴眼”的最高法院了，那里的门户之见早已上升为门户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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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可以算《九人》之后的故事延伸。而到本书中文版修订重版之际，形势发展的紧迫程度，与原版问世时已高度相似。值得一叙，特作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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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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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人》是我翻译的第一本司法题材作品，中文首版距今正好十年。本书虽非学术著作，但在那时却起到了解当代美国最高法院的“敲门砖”作用，被许多高校法学、政治学、新闻学专业列为入门基础书目。此次译林出版社推出新版，邀我修订译文，不胜荣幸。现就修订重点，简述如下：第一，纠正错译或误译，并结合近年学习体会，调整了一些术语或词汇的表述。第二，重新润色文字，理顺句式，语言尽可能简洁、平实，贴近原文，祛除初涉译事时的华丽文风。第三，删除大量不必要的译者注，结合时事进展，增补适量新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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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原书前半部的“九人”中（也即本书封面上的九位大法官），伦奎斯特、斯卡利亚、斯蒂文斯、金斯伯格均已谢世，奥康纳、苏特、肯尼迪先后退休，仅托马斯、布雷耶二人在位。十年以来，除了世事更替、人员变迁，国人对美国最高法院已不再陌生，甚至对部分大法官的姓名、轶事如数家珍。更重要的是，随着形势发展和现实变化，人们已不再以单一视角或价值判断看待自由派和保守派之争，也不会被过度“包装”或“美化”的美式“司法神话”所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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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九人》，让我获得一些声名，也由此打开一扇新门，成为十多本法政著作的译者。翻译能让人躬下身、沉下心，深入探知另一个语言体系、另一套制度安排、另一种人生经历，进而发现光鲜表面背后的暗流涌动、简单逻辑蕴含的复杂纠结。更重要的是，翻译能让人更深入地切入一国司法的政治脉络，打破某些刻意打造或一厢情愿的“制度想象”。唯有如此，方可对司法与政治、司法之本质，有更丰富的理解与感悟。在从事具体司法工作中，才不会被“看上去很美”的“异国司法图景”误导，进而更加从容、自信地建设属于我们自己的法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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