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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人》是我翻译的第一本司法题材作品，中文首版距今正好十年。本书虽非学术著作，但在那时却起到了解当代美国最高法院的“敲门砖”作用，被许多高校法学、政治学、新闻学专业列为入门基础书目。此次译林出版社推出新版，邀我修订译文，不胜荣幸。现就修订重点，简述如下：第一，纠正错译或误译，并结合近年学习体会，调整了一些术语或词汇的表述。第二，重新润色文字，理顺句式，语言尽可能简洁、平实，贴近原文，祛除初涉译事时的华丽文风。第三，删除大量不必要的译者注，结合时事进展，增补适量新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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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原书前半部的“九人”中（也即本书封面上的九位大法官），伦奎斯特、斯卡利亚、斯蒂文斯、金斯伯格均已谢世，奥康纳、苏特、肯尼迪先后退休，仅托马斯、布雷耶二人在位。十年以来，除了世事更替、人员变迁，国人对美国最高法院已不再陌生，甚至对部分大法官的姓名、轶事如数家珍。更重要的是，随着形势发展和现实变化，人们已不再以单一视角或价值判断看待自由派和保守派之争，也不会被过度“包装”或“美化”的美式“司法神话”所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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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九人》，让我获得一些声名，也由此打开一扇新门，成为十多本法政著作的译者。翻译能让人躬下身、沉下心，深入探知另一个语言体系、另一套制度安排、另一种人生经历，进而发现光鲜表面背后的暗流涌动、简单逻辑蕴含的复杂纠结。更重要的是，翻译能让人更深入地切入一国司法的政治脉络，打破某些刻意打造或一厢情愿的“制度想象”。唯有如此，方可对司法与政治、司法之本质，有更丰富的理解与感悟。在从事具体司法工作中，才不会被“看上去很美”的“异国司法图景”误导，进而更加从容、自信地建设属于我们自己的法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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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版“译者序”中，我曾将本书献给1999年冬天武汉街头的一名巡警。那年，他刚刚大学毕业，对未来有无限憧憬，却又充满迷惘。值此修订重版之际，仍将本书献给他与他的同龄人们。是的，未来已来，可我们一样不愿匆匆与生活讲和，一样有各种憧憬和迷惘，一样对不确定的岁月充满希望。愿读者诸君都能不负今日、不惧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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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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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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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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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 献给我的儿子亚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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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 序篇：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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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师卡斯·吉尔伯特心目中，最高法院是“世上最伟大的法庭，联邦政府三大分支机构之一”，所以，对法院新大楼的设计，他自有一番宏伟设想。吉尔伯特深知，通向最高法院的道路，与大楼架构同等重要，二者都将决定人们对这座建筑的体验，但是，即将迁移的新址却给他带来难题。哥伦比亚特区其他几座宏大建筑——国会大厦、华盛顿纪念碑、林肯纪念堂——皆是以规整有序的步道唤起人们内心的敬畏。但在1928年，国会为最高法院指定的新址，却是一处狭窄且不对称的地块，勉强挤在国会大厦与国会图书馆之间。[1]吉尔伯特该如何精心设计，才能向访客们宣示，发生在最高法院大楼内的诉讼活动至关重要、泽及众生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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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台阶。按照吉尔伯特的设计，大楼两翼整体推后，这样一来，高大柱廊与恢宏台阶将得以凸显。参观者无须步行太久，即可进入最高法院，他们当然不会忽略登上44级台阶后，抵达8根支撑檐顶的两排巨柱时的感受。拾级而上的体验，恰是设计者的寓意所在，象征着美国跃向正义国度的艰难历程。台阶将最高法院与日常世界，尤其是国会政客的世俗考量分隔开来，宣示着大法官们将在更高层面上审慎判断、细致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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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台阶仅仅是理论意义上的象征，最高法院内部的现实，远比这些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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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两百多年里，最高法院也曾面临与政府（Government）其他分支（Branch）一样的政治难题，走过了一段荣辱交织的历程。[3]担任首席大法官的漫长岁月里，在塑造与维系合众国政府的宪政架构方面，约翰·马歇尔[4]起到了与制宪先贤一样的作用。然而，在随后几十年内，无论是在改善奴隶恶劣处境方面，还是在避免内战爆发方面，最高法院的表现都与总统、国会一样糟糕。同样，在“一战”爆发前的领土与经济扩张时期，最高法院刻意避免成为潮流引领者，更大程度偏向商业利益及其政治盟友，政府其他两个分支亦受二者支配。直到1950年代至1960年代，在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任期内，法院才真正将自身定位为独立、进取的宪法权利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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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30年里，也就是首席大法官沃伦·E.伯格与威廉·H.伦奎斯特任期内，许多重大议题使最高法院呈现出内部分裂态势。涉及种族、性别、宗教、联邦政府权力的一系列问题，都曾引发持续争议。案件的最终结果，往往取决于那些摇摆不定的中间温和派（moderate）大法官，早期是刘易斯·F.鲍威尔，后来是桑德拉·戴·奥康纳，他们秉持初心、审慎裁断，力图使判决更贴近最广大美国人民的意愿。不过，这也恰恰是矛盾所在。因为，一直以来，大法官们都属于最高法院这一非民选机构，他们并不是经选举而产生，无须对公众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任期终身制也使他们不必竭力逢迎民意。但是，从1992年至2005年，最高法院仍将能否最大限度反映公众意愿作为衡量判决的标准。判决以最高法院惯常使用的法言法语表达，看上去是为昭示宪法原意、遵循既往先例[5]，但这些判决结果，实际上更像是经普选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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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变革的时刻就要到了。经过伯格与伦奎斯特时代的紧张僵持，一股强有力的保守主义势力正卷土重来，矛头直指最高法院。这股意识形态上的攻击力量，主要来自精英法学院与福音派教会，而真正的幕后操纵者却是白宫。几十年来，这股势力想要推动的预定议程从未改变过：推翻罗伊诉韦德案[6]，允许各州禁止堕胎；扩张行政分支权力；终止对非裔美国人的诸项种族优惠；加快死刑执行速度；倡导宗教进入公共领域。由于最高法院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内部分化严重，保守派的议程推进举步维艰。现在，伴随突如其来的变故，他们正逐步攫取最高法院的控制权，有时甚至可以一票定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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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运转隐秘，向来与世隔绝，唯有在某些仪式性场合，外界才有机会窥其风采。2005年9月6日这天，大法官们集聚一堂，送别3天前离世的威廉·伦奎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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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高法院任职的33年间，伦奎斯特有过105名法官助理[7]。在他们眼中，伦奎斯特非常注重形式、效率和守时，甚至到了近乎偏执的程度。因此，仪式开始前，助理们准时来到最高法院一间雅致的会议厅内，商议相关注意事项。7名前助理和1名前行政助理已被选中为伦奎斯特抬棺，他们必须再次确认各项程序。8位扶灵者与逝者亲属讨论了一系列问题，其琐碎、细致程度，几乎超过这位已故首席大法官对律师们的苛刻要求：如谁该站在何处；扶灵者应一步一顿，还是缓步慢行；步幅是两英尺还是一英尺；等等。他们当中，只有一人有过扶灵经历，由他负责提醒其他扶灵者，以让众人保持步伐一致。“必须十分小心，”1980-1981年间任伦奎斯特助理的小约翰·G.罗伯茨说，“这远比你们想象的要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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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点，扶灵者们与灵车准时到达第一街（First Street），伫立在卡斯·吉尔伯特设计的台阶前。[8]棺木质地如同伦奎斯特本人特质：圆润光滑、不加修饰。7位男士、1位女士擎住松木灵柩的扶手，最后一次将首席大法官送入这座宏伟建筑。晚夏的晨光柔和地投射在台阶上，大理石板折射出强烈光芒，颇有些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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