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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上三个台阶，站着安东宁·斯卡利亚。此君素来争强好胜，并以此著称于世，此时此刻，他却显得黯然神伤。1986年，伦奎斯特被里根提名为首席大法官时，斯卡利亚填补了前者在最高法院留下的空缺，两人从此成为这一时期司法界的灵魂人物。作为歌剧爱好者，斯卡利亚情感丰富，从不掩饰内心好恶，痛失好友之恸，令他禁不住当众抽泣。斯卡利亚一向被认为是最高法院“反革命势力”的中流砥柱，而伦奎斯特则是其领导者。[14]老友的离去，令69岁的斯卡利亚看起来失落而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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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拉·戴·奥康纳也在哭泣。在最高法院历史上，奥康纳与伦奎斯特的友谊可谓独一无二。从她在斯坦福大学餐厅见到这位端盘子的英俊法学院青年开始，他俩的友情已跨越半个多世纪时光。（她随后成为伦奎斯特的同班同学，并在两年后同期毕业，毕业致辞时，她正好在伦奎斯特之后发言。）他们都曾在凤凰城居住，其间，两个家庭经常互邀对方到自家后院烧烤，或是一起外出度假，直到伦奎斯特1969年搬至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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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奎斯特于1972年进入最高法院，9年后，罗纳德·里根任命奥康纳为最高法院第一位女性大法官。以两人多年的交情，似乎意味着奥康纳从此将成为伦奎斯特的最佳拍档，但现实并非如此。事实上，奥康纳在法律意识形态之争上给伦奎斯特带来的失望与挫伤，远多于其他任何一位大法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奥康纳，而不是首席大法官掌控着最高法院。但是，她的悲恸是真诚的，或许她也在为自己掬一把伤心之泪。她75岁了，一头金色短发已全部变白。尽管比布雷耶更热爱最高法院的工作，但她即将从这里离开。两个月前，为专心照顾阿尔茨海默病日益严重的丈夫，她已宣布辞去大法官职务。巨大的失落感包裹着奥康纳，许多美好事物正离她远去——一位亲爱的老友、弥足珍贵的大法官席位，还有她最不愿失去的：挚爱伴侣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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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忧伤，奥康纳也很恼怒。乔治·W.布什在任期内的种种表现，在她看来，简直是傲慢无礼、无法无天、不择手段。奥康纳曾是位共和党政治家，也是最高法院内唯一一位出任过民选官员的人。眼睁睁看着小布什把自己的政党，乃至自己的国家拖向令人深恶痛绝的境地，奥康纳痛心疾首，却无能为力。5年前，正是她投下的决定性一票，将布什送进白宫，如今，正好又是她腾出一个席位，给布什一个任命大法官的机会，这令她更加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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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台阶顶端的是约翰·保罗·斯蒂文斯，与往常一样，他与同事们远远地保持着距离。这位由杰拉德·R.福特总统任命的唯一一位大法官，仍是1975年被提名时的模样，厚厚的眼镜片，花白的头发，以及恒久不变的领结。他已85岁高龄。初入最高法院时，他扮演着中间温和派的角色，当最高法院整体右倾时，他又偏向左翼。当然，绝大多数时间里，他都依照自己对宪法的独特理解行事。尽管斯蒂文斯向来特立独行，也很难被人真正了解，但同事们都对他心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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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级台阶一路走来，扶灵者们都已略显疲态，唯一的例外是约翰·罗伯茨。仪式之前一天，经布什总统任命，约翰·罗伯茨刚刚成为继伦奎斯特之后的新一任首席大法官。他刚满50岁，没有遭受过太多焦虑与磨难的煎熬。此刻，尽管负重而行，但他步履坚实，每一步都小心翼翼，尤其是在那些未来的同僚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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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阶上的仪式，预示着最高法院自旧而新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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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的组成在相当长时期内都是固定的，这就意味着，任何的人员调整，都可能产生巨大影响，而伦奎斯特与奥康纳的同时离去，预示着更为剧烈的变化，代际更替、意识纷争、个人兴衰，皆是如此。近年来，尽管最高法院日趋顽固，共和党人逐步占据绝对多数，但保守派仍不断遭受挫折。1991年以来，大法官组成始终维持在7～8人由共和党总统任命，1～2人由民主党总统任命的状态。尽管共和党的核心日渐右倾，最高法院却没有亦步亦趋，甚至呈现出偏离之势。保守派可以选出总统，可他们却无法改造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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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位大法官算得上反革命势力的死敌。苏特是其中一位，他受偶像约翰·马歇尔·哈伦二世[15]与勒尼德·汉德[16]等司法适度主义者影响颇深，总是让保守派的努力付诸东流。第二位则是肯尼迪。与历史上许多旅行家一样，肯尼迪不断在旅行中进行自我完善与调整，他的国际主义思想也使他在面对许多法律争议时，保持着更为自由、开放的思维。三人中最重要的人物，当然是奥康纳，正是她改变了最高法院的判决走向，并通过这些判决影响了整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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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很少有奥康纳这样的大法官[17]，能通过不断投下关键性一票，控制并主导整个最高法院——在许多重大法律争议前，她的态度都游移不定，从堕胎到种族平权措施[18]，从行政分支的战时权力到总统大选，所有问题皆是如此。尽管卡斯·吉尔伯特试图用大理石台阶显示大法官们已远离国会政治侵扰，但是，伦奎斯特法院——这个审理过布什诉戈尔案[19]的法院——恰恰位于美国政治生活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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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最高法院维护了堕胎权，但在具体实施上增加了诸多限制；大法官们容许在高等教育领域采取种族平权措施，但仅限于特定情形；他们批准了大量死刑案件，同时又在死刑适用上附加了不少限定条件。通过一系列案件的审理，大法官们容忍了公众场合中越来越多的宗教表达，对同性恋权利也表现出审慎支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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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伦奎斯特法院的遗产，上述判决之所以得以产生，很大程度源于奥康纳大法官，这正好表现了司法实践与政治理念的细微差异。她仿佛拥有一只神奇的耳朵，能够倾听美国公众的心声，并将判决结果控制在绝大多数人盼望，或至少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从来没有人像奥康纳那样，对中间主义与司法适度主义这些冷冰冰的原则有着那么大的热情。也从没有一位大法官能像她那样，在影响一代人的法律发展上烙下如此深的个人印记。但是，正如卡斯·吉尔伯特为最高法院设计的这座宏伟建筑仅仅只是形式象征一样，奥康纳留下的遗产虽丰富多样，却脆弱不堪，那些经她努力以5
:4票数达成的判决，随时可能被新的判例修正，乃至最终被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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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进程已被自由派阻挡了20多年，现在，终于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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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 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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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联邦党人的思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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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期以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并不清楚司法保守主义为何物。但是，几乎是突如其来，在罗纳德·里根总统执政期间，右翼法官与律师们突然开始为之奔走呼吁，设置议程。他们的目标反映并强化了共和党保守派势力的政治诉求。[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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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尔·沃伦于1953-1969年任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正是他对美国的法律施加了恒久而又重大的影响。在被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为首席大法官之前，他曾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毕生心愿就是与仍受某些州支持的种族歧视措施斗争到底。[21]从1954年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判决宣布公立教育机构的黑白隔离违宪开始，大法官们齐心协力，用一系列判决（其中不少是全院一致意见形成的判决），与官方隔离势力进行了超过12年的抗争。出任首席大法官期间，沃伦在民权案件方面的记录，为他赢得巨大的道义优势。沃伦及其同僚，尤其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兼战友小威廉·J.布伦南大法官，在多个领域将法律推向更趋自由派的方向。可以说，在言论自由、犯罪嫌疑人权利，以及隐私权的形成等方面，沃伦法院[22]改造了美国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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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沃伦也遭遇了重重阻力。但是，沃伦法院的许多判决很快以不同方式渗入美国法律的恒久架构之中。《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维护了报纸发表争议性言论的权利，[23]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Miranda v. Arizona）树立了审讯犯罪嫌疑人的新规则，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案（Griswold v. Connecticut）[24]则将已婚夫妇的自由节育权纳入隐私权范畴——所有这些判例，连同沃伦法院在种族问题上的诸多宣示，已成为不容置疑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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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M.尼克松之所以赢得总统大位，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承诺将削弱最高法院中的自由派势力。随后3年，他幸运地获得了4次提名大法官的机会，对司法系统的调整终于开始了。经尼克松提名，沃伦·E.伯格成为沃伦的继任者，然而，在伯格法院，最高法院在某些领域反而比以前表现得更为自由。最高法院允许动用校车实现“黑白同乘”；[25]在扩大言论自由领域，甚至超过了沙利文案确定的范围；强令尼克松交出水门事件录音带；甚至还在一段时期内停止了全美的死刑执行。[26]罗伊诉韦德案这一涉及堕胎权案件的判决结果，说明最高法院仍偏向自由派，该案判决意见书以7
:2票通过，尼克松任命的4位大法官中，有3位（伯格、刘易斯·F.鲍威尔和哈里·A.布莱克门）站在多数意见一方。只有伦奎斯特与约翰·F.肯尼迪任命的拜伦·R.怀特持异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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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1950年代至1970年代，即使像怀特与波特·斯图尔特这样的保守派，观点也与他们的自由派同事差别不大。[27]保守派不愿看到的只是，仅仅因为警察没有进行事前告诫，犯罪嫌疑人就被宣告无罪；他们更愿意限制对过去种族歧视政策采取的补救措施；倾向于让民选官员负责整个政府的组织和运转。可以说，自由派已在许多重大法律议题上获得了压倒性胜利，其意义甚至超越最高法院判决本身。沃伦法院改变了整个法律文化，这一点在各大学的法学院体现得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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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大选中击败吉米·卡特后，耶鲁法学院顿时陷入悲恸气氛中。[28]那一天，斯蒂芬·卡拉布雷西[29]的侵权法教授干脆取消授课，与大家讨论起国内时局。整个教室的气氛显得困惑而低迷。最后，教授请90名一年级学生以举手方式表态，看看到底有多少人会投票给卡特，又有多少人会投票给里根。结果表明，只有卡拉布雷西与另一名学生投票支持共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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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非正式的投票过程，正好揭示了当时各大法学院的普遍状态。整个法律职业群体已在这些年发生了很大变化，法学教授们绝大多数是自由派。沃伦法院与伯格法院的左倾判决，渐渐成为高校正统学说，法院在种族平权措施与堕胎权上的司法观点，也逐步被法学院师生普遍接受。[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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