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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1点，纳德勒联系了正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克林顿。两人交谈的气氛很微妙，纳德勒听出克林顿正在吃午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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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吃什么，总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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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无霸汉堡和薯条。”克林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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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肿瘤专家，我认为您吃这些东西可并不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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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德勒说，他无法证明阿诺德的病情“不会影响”其履行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职责。癌细胞已遍布阿诺德全身，他最需要的是持续、精心的治疗。[13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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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意见还有回转余地吗？”克林顿问。纳德勒回答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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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非但没有怨恨纳德勒，还成了纳德勒的病人。一边进行癌症治疗，一边继续献身于司法事业，直到连化疗也失去作用。2004年9月23日，阿诺德去世，享年68岁。包括斯蒂芬·布雷耶在内的8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发表声明，痛悼阿诺德的离去，从未有一名下级法院法官获此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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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下午6
:15，克林顿在电视上宣布了对布雷耶的提名。这样的宣布程序非常罕见，因为白宫急着在晚间新闻中宣布这一消息，等不及布雷耶从波士顿赶来，所以只有总统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玫瑰园里。这次挑选只花了37天，而不像金斯伯格那次，用掉了马拉松式的87天，不过，这次挑选同样是以克林顿的失望而告终的。他谈到布雷耶时，只是例行公事，他的面容难掩因了解阿诺德病情的严重性而袭来的哀伤之情。当然，不管是布雷耶还是金斯伯格，对他们的提名都是重大的成功。克林顿又挑选了一位获得一致好评的大法官，并精确地体现了自己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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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布雷耶终于出现在白宫，对上次糟糕的会面情形，他用一句俏皮话小小地调侃了一下。“我庆幸这次没有从单车上掉下来。”他说。虽然他已经55岁了，面对不少法律人梦寐以求的大法官提名机会，布雷耶还是流露出一种孩子般的快乐。克林顿至今还记得，尽管布雷耶在上次提名过程中几乎被公然羞辱，但他仍然出席了金斯伯格的宣誓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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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是个性使然。这么多年以来，布雷耶一直是最高法院大法官中心态最阳光的人。积极乐观是他个性中最核心的要素。他拥有与阿诺德一样耀眼的简历：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马歇尔奖学金，哈佛法学院，大法官阿瑟·J.古德伯格的法官助理，年纪轻轻即成为哈佛法学院终身教授——不过，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却是一个并不显赫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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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耶的出生地与出生时间都很特别：1950年代的旧金山。成名之后，布雷耶唯一经常在演讲中提到的母校是洛威尔高中。“也许对你来说不算什么，但对我来说，它意味着很多很多。”他经常这么对大惑不解的听众说。洛威尔是这座城市最好的公立中学，入学门槛很高，移民子女中最为出类拔萃者皆会聚该校。每年夏天，布雷耶都去谢拉县的一家市属露营地做服务生（初级服务生），消防员、警察、医生和律师经常在那里举办家庭聚会。旧金山很少有地方能像那里那样让人感受到那么和睦、团结的气氛。布雷耶的父亲为旧金山的教育系统担任了40年法律顾问。母亲是位家庭主妇，但经常志愿为民主党和女性选民联盟（League of Women Voters）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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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布雷耶最重要的一段教育经历开始于1970年代中期，那一时期，他从哈佛大学来到华盛顿，担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法律顾问，当时的委员会主席就是爱德华·肯尼迪。在这里，布雷耶最终成为首席法律顾问，他成功说服肯尼迪转变形象，变得更趋温和，并解除对航空业、货车运输业以及天然气业的贸易管制。那也是该委员会少有的气氛融洽、富有成效的时期。这些都使布雷耶赢得了不同政治派别参议员们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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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当吉米·卡特总统提名布雷耶进入第一巡回上诉法院时，这一因素便变得尤为重要。此时，罗纳德·里根已经赢得大选，共和党主席斯特罗姆·瑟蒙德当然不愿“跛脚鸭”[133]总统找人填补上诉法院的席位。但肯尼迪还是说服了奥林·哈奇，请他放布雷耶一马。哈奇称布雷耶是“我们大家庭中的一员”，并以他在委员会的工作表现说服了那位可敬的主席。布雷耶是卡特去职前通过确认的最后一名法官。正是基于对布雷耶的好感，1994年6月29日，参议院以87
:9票批准了对他的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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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耶进入最高法院后，从不掩饰自己对政府的亲近态度。他深信政府的存在就是为了服务大众和解决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是那么做的。此外，布雷耶格外尊敬与信任国会，认为它们是人民的代表，也是为人民利益而工作。许多大法官听完一两次总统的国情咨文发布后，就懒得再去参加，但布雷耶却认为参加本身就意味着与政府其他分支团结一致，因此他从不缺席——即便现场只有他一位大法官。[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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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当斯蒂芬·布雷耶开始他的第一个完整开庭期时，他的步调其实与他的国家、他的国会，乃至他的新同僚们并不一致。事实上，国会此刻正酝酿着一场巨大的转变。1994年11月8日，民主党同时从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多数席位上落马。同一天，最高法院也正开庭审理一起威胁到布雷耶所有信仰的案件——美国诉洛佩兹案（United States v. Lop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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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主义者协会成员一直希望借助最高法院判决，从宪法基础上削弱联邦政府的权力。[135]就在这帮人望眼欲穿，期望找到一起合适案件的时候，小阿方索·洛佩兹的遭遇终于将一切推上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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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3月10日，一个名叫洛佩兹的12年级生携一支装有5颗子弹的0.38口径手枪来到位于圣安东尼奥的埃迪森高中。校方接获匿名举报后，迅速将洛佩兹拦下，武器被搜出后，他很快被逮捕，根据得克萨斯州法律，他将因在校园内持有武器而被起诉。但是，到了第二天，州内的起诉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联邦检察部门的起诉，指控他违反了1990年《校区禁枪法》，该法案禁止在校内或学校附近持枪。[136]如果洛佩兹被判缓刑，估计他就会随这个案子一起静悄悄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了。但不知出于什么缘故，法官偏偏判了他6个月监禁，这使洛佩兹加入海军陆战队的计划落空，他只好请公设辩护人代为上诉。案件事实虽然简单，但事实证明，法律可没那么简单。[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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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佩兹的案子进入法院时，联邦主义者协会倡导的理念正逐步发展成形。协会成员已发展至4万人，年度预算超过300万美元。他们的活动也因道格拉斯·H.金斯伯格法官的参与而名声大振。在向参议院提名罗伯特·博克失利后，里根提名了时任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的金斯伯格，那年他才41岁。但是，自从媒体揭露他在任法学教授期间吸食大麻后，提名迅速告吹，金斯伯格只好回到上诉法院，继续做一名铁杆保守派法官。后来，金斯伯格在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出版的《规制》（Regulation）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以敬仰的口吻提及1937年之前的宪法，那时最高法院推翻了任何试图对经济施加影响的规章，判决的主要依据即是宪法的“贸易条款”。[138]而现在呢，金斯伯格将这一条款比作“被流放的宪法条文”。“关于这些古老流放者的记忆，”他写道，“反对无限政府的立场皆被放逐，只有少数学者为恢复原状而不断努力，也许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也无法看到这一宪法条款的再次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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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所谓被流放的宪法条文运动意味着对现代福利国家的直接挑战，洛佩兹案将成为最高法院面临的第一次重要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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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既往，奥康纳第一个对首席政府律师德鲁·S.戴斯三世发问，后者负责为《校区禁枪法》的合宪性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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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拿着一些东西进入或靠近校园，跟‘贸易’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吗？”[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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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关系。”戴斯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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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没什么关系，”奥康纳直截了当地回复，“我倒觉得，这些算不上州际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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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这番对答，预示着行政分支一方凶多吉少，情势果然开始急转直下。奥康纳、肯尼迪、伦奎斯特和斯卡利亚都想弄清楚，国会凭什么立法限制公民在学校或其他场所附近持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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