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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库洛的母亲与露丝·巴德·金斯伯格同期进入高中，但杰伊与这位新任大法官在各方面都截然不同。他于1956年6月10日出生在一个温和的犹太人家庭，犹如这个国家许多移民家庭的发展模式——从城市到市郊再到阳光地带（Sun Belt），他的发展轨迹，也是从布鲁克林、长岛到亚特兰大。在学校时，塞库洛表现平平，但主要原因是他天性慵懒，而非智力因素，他原计划读个两年制大专就去找工作。但在攻读大专期间，又重燃了继续深造的愿望。由于懒得另寻他处，塞库洛选了一个就近的学校，亚特兰大浸会学院。塞库洛很怕父母指责自己的选择，但他的父亲却鼓励他说：“大胆去吧。去接受好的教育。”[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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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库洛有位外号“耶稣奇想”的朋友，怂恿他去读《以赛亚书》，他便跑去参加了一个查经班。塞库洛知道，犹太人都相信弥赛亚终将到来——但从没有出现过。阅读关于弥赛亚的文章后，他更加确信弥赛亚就是耶稣救世主。塞库洛仍以犹太人自居，却相信耶稣是救世主。这时，塞库洛了解到有一个叫作犹太人归主协会（Jews for Jesus）的组织，他们与自己有共同的信仰。1976年2月，塞库洛在一家犹太人归主协会的教会宣布，他将终身为耶稣基督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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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除了信教，他也得讨生活。在佐治亚州默瑟大学法学院读完法律后，塞库洛先是在国内税务署工作，接着与朋友合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该所主要提供合法避税服务，在他俩精心打理下，生意日渐兴旺。正如塞库洛以后在演讲中所提到的，当客户第一次付给他2.5万美元或更多时，他才26岁。“我的家庭和事业都蒸蒸日上，”他说，“在开始法律执业后，第二年，我又开始经营一家资产总值为2 000万美元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塞库洛故意漏掉接下来发生的事。他的生意很快遇到挫折。律所不得不宣布破产。他人生的新篇章亟待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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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就在一年前，塞库洛刚刚当选为全国犹太人归主协会的首席法律顾问，该组织正好有一个案子被送入最高法院。塞库洛决定亲自上阵，抖擞精神，向美国宪法发起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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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归主协会坚信，它的成员应参与传福音事务，找到更多皈依者。他们采取的最著名（也是最臭名昭著）的形式，就是在机场之类的公共场所散发传单、传播教义、诱人改宗。许多旅客不堪其扰，纷纷投诉，为此，洛杉矶国际机场理事会出台规定，禁止任何“第一修正案激进分子”在机场活动。1984年7月6日，根据上述规定，机场警方驱逐了正在那里发表宗教演说的犹太人归主协会福音事务主管，艾伦·霍华德·斯奈德。在塞库洛介入这一事件之前，他在加州的同事正打算针对机场这项规定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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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案件涉及的原始理论问题非常简单。诱人改宗是犹太人归主协会信徒的一种宗教活动。用一条概括性规定禁止他们的活动，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信教自由”的规定。这也是这类诉讼被频频提起的原因。宗教表达向来是靠“信教自由条款”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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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塞库洛并不打算利用这一看似最佳的宪法武器。的确，涉及宗教自由的官司多数要靠宪法“信教自由条款”来打，但这一次，他却打算另辟蹊径。因为宪法第一修正案在“信教自由条款”之后，申明国会不得立法“剥夺言论自由”。（在“二战”后的一系列判决中，最高法院均宣称第一修正案的约束范围不仅包括国会，还涵盖了各州和地方。）塞库洛认为，驱逐犹太人归主协会信徒的行为是一个言论自由官司，与宗教无涉。机场的所作所为是对言论自由的干涉——无论演讲内容是宗教性的还是政治性的，都建立在言论自由基础之上。塞库洛之所以做此考虑，主要原因在于：最高法院更乐于对争议性言论提供广泛保护，而不是惹是生非的宗教活动。塞库洛搜集了大量案例，都是最高法院为各类令人不悦的表达提供保护的判决，如散布色情资料、挥动罢工标语等。在一起著名案件中，一名示威者居然穿着印有“我操征兵制度”（Fuck the Draft）的夹克站在洛杉矶市政厅门口。塞库洛很纳闷，连这样的行为都被允许，那凭什么不许我们文明地分发一些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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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们也是这么想的。关于1987年3月3日的那次言词辩论，塞库洛后来在演说中是这么回忆的：“我走进法庭，想着耶稣将如何在圣殿里掀翻兑钱商的桌子。耶稣本人也是位社会活动家，从来坚持那些他认为正确的事物。我从这个榜样身上汲取了无穷力量。”不过，在大法官们面前，塞库洛只字不提宗教问题。他说，这个案子仅关乎言论自由。塞库洛清楚地估计到，自己的对手必定会为禁止在机场分发宗教性小册子预备无数条理由，自己必须避其锋芒，直攻要点。他果然成功了。瑟古德·马歇尔大法官，那时正病着，性情古怪，通常在法庭上一言不发，此刻突然大声质问：“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这些人做错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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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什么也没做错。”对方律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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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们凭什么禁止人家做没错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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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问到了点子上。对机场方面来说，这个案子只是对那些不受欢迎团体的审查——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言论自由条款”也没说不能禁止它们。最高法院在这起名为洛杉矶机场理事会委员诉犹太人归主协会案（Board of Airport Commissioners of the City of Los Angeles v. Jews for Jesus, Inc.）的案件中达成了一致意见，奥康纳撰写的法院判决书宣布机场条例因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而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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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库洛迅速开始为福音派运动扩大战果。当时，奥哈马市西城高中的一群学生要求成立一个基督徒俱乐部，便于每天课后共读《圣经》，并一起祈祷。当地教育委员会拒绝了他们的申请，声称一旦允许在公立学校成立基督教学生社团，就有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禁止确立国教条款”之嫌。于是，塞库洛将此案诉至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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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次一样，塞库洛还是绝口不提宪法第一修正案项下的宗教争议。对他来说，这个案子仍属学生的言论自由范畴。如果是其他青年团体使用学校设施，而不是这些信仰基督的孩子们呢？这一次，塞库洛再次大获全胜，法院判决书仍由奥康纳撰写，只有斯蒂文斯一人提出异议。更重要的是，奥康纳为塞库洛他们进一步拓宽公立学校的宗教活动领域划出了更广阔的空间。在西城社区学校教育委员会诉默根案（Board of Education of Westside Community Schools v. Mergens）的法院判决书中，奥康纳写道：“必须澄清这个至关重要的区别，政府认可某一宗教的言论是‘禁止确立国教条款’所禁止的，而个人认同某一宗教的言论，是受‘言论自由与信教自由条款’保护的。我们认为，这群中学生已经足够成熟，他们会发现学校之所以不认同或支持他们的言论，恰恰是因为学校把前述区别混为一谈。”最高法院声称，公立学校的学生们乐于主动开展宗教活动，这并非源自教师或官员的鼓动，福音派学生及其家长也不愿接受这样的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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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库洛1990年在默根案中的胜利吸引了帕特·罗伯逊的注意。罗伯逊是一名参议员之子，曾在耶鲁法学院学习，他积极投身于政治、金融、宗教事业，精力旺盛。1960年，罗伯逊建立了基督教广播网，但很快发现每月至少需要7 000美元才能维持这一网络的运转，他通过电话联系了700多个人，结果每人答应每月捐助10美元。后来，他把自己主持的节目称作《700人俱乐部》。这一建立在弗吉尼亚州的广播网络，为罗伯逊构建起一个庞大帝国，到1980年代，他旗下的产业已经包括广播业、房地产业、电报业，甚至有一所拥有1 000多名学生的大学：摄政大学。（后来，他以19亿美元的价格将部分广播产业卖给了美国广播公司。）1988年，罗伯逊还曾参加过共和党党内那场著名的总统提名人竞选。不过，他一直缺一个能在司法系统内为他冲锋陷阵的可靠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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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罗伯逊邀请塞库洛加入他的团队，协助他组建一个专门对抗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保守派组织。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一样，该组织的活动范围并不局限于单一政治议题——如堕胎或者学校祈祷——而是涵盖整个政治领域。甚至连新组织的名字都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针锋相对，叫作美国法律与正义中心（American Center for Law and Justice，ACLJ）。现在，塞库洛背靠罗伯逊这棵有钱有势的大树，再不是过去那个靠热情和兴趣冲杀的游兵散勇了，他蠢蠢欲动，试图扭转最高法院在宗教事务上的议程。现在，他需要案子，以供最高法院作出对他有利的判决。[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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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库洛的任务可不容易，至少一开始是这样。首先，他看起来就不像干这个的。浓重的纽约口音，时髦的外套、华丽的领带、轧花的衬衣，让他看上去更像是第七大道上的服装商，而不是一个福音派活动家。在某次听证会上，他代表的是“救援组织”反对堕胎的抗议者，医院工作人员还以为这个语速很快的律师是自己一方的。他说，“搞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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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福音派的发展确实非常迅速，它不断挑战政府规章，涌入美国法律与正义中心的案件也越来越多。其中，最为集中的问题是，如何把基督教福音派思想再次送入教育系统。有组织的祈祷虽被取消，但基督教学生组织已被允许成立。那么，学生以外的福音派组织能否在课余使用学校财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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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塞库洛接受罗伯逊资助后打的第一起重要官司。纽约州的法律允许各类社会团体基于“社会、民生、休闲聚会”等目的，使用那些“非专有所有且面向一般公众开放”的学校财产。拉姆斯礼拜堂（Lamb’s Chapel）是位于长岛的一家福音派教堂，他们要求借用莫里奇斯中心校区一处场地，播放6部记录福音派核心人物詹姆斯·多布森演讲的电影。多布森在科罗拉多州春天城建立了爱家协会，并使之成为传播（极端保守主义）政治、宗教议程的庞大组织。上述演讲倡导“回归传统，提早灌输基督教家庭价值，才能抵制媒体的破坏性影响”。根据爱家协会对其中一次名为“家庭受到攻击”的演讲的描述，“当代社会中的家庭已经陷入一场‘价值内战’。多布森博士要求家长们关注政府干预、堕胎、色情文学产生的影响，并积极投身相关事务”。（后附的免责声明还提到：“注意：本电影包含对色情文艺业的详尽描述，不建议年轻观众观看。”）校区拒绝了这一要求，因为这一行为“看起来与宗教事务有关”，违反了宪法“禁止确立国教条款”。塞库洛很快又把这个案子送进了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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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高法院，塞库洛一开始就兜售起他那套“言论自由”立场。“首席大法官和诸位大法官阁下，”他说道，“这个案件关系到对拉姆斯礼拜堂言论自由的侵犯，他们只是想借用学校场地播放一些电影，并讨论当前一些家庭议题。从内容到观点都与宗教没什么关系，也无须经过合宪审查。”在他看来，就像在洛杉矶机场分发传单的犹太人归主协会信徒和奥马哈市信基督教的学生，拉姆斯礼拜堂的福音派信徒也是政府压制政策的受害者，而不是宗教先遣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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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依据的是宪法哪个条款？”奥康纳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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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修正案，通过第十四修正案亦对各州适用，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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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修正案哪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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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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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宪法，宗教并无特权，塞库洛坚持这一点，但人们也不能因信仰宗教而受处罚。“被告的论点，照我理解他们可以接受各种意见，这其中有无神论，有不可知论，有共产主义，可就是没有宗教。”塞库洛对大法官们说，“最高法院不应当认同这种歧视性的观点。”最后，拉姆斯礼拜堂诉莫里奇斯中心校区案（Lamb’s Chapel v. Center Moriches Union Free School District）的判决再次以大法官们的一致意见宣告了塞库洛的胜利。1995年，根据同样的理论，最高法院裁定弗吉尼亚大学不得在向其他学生出版物提供资助的同时，拒绝资助一份名为《醒来：弗吉尼亚大学基督徒的视角》（Wide Awake:A Christian Perspective at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的刊物。肯尼迪撰写的法院判决书称：“对大学来说，借助规章制度，反对自己学生的某些观点，无疑是在压制大学与学院内的言论自由和有创造性的研究，它们可是我们国家智识生活的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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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中期，塞库洛的第一个目的达到了。根据衡量最高法院诉讼的标准，塞库洛已改变了一个法律规则。在他的努力下，学校、机场以及其他对个人或团体公开的场所，再也不会将进行宗教演说的演说者排除在外。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胜利，但离福音派的努力目标还远着呢。当时，共和党已经控制了参众两院（以及许多州议会），有人甚至呼吁政府对宗教事务提供资助。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就指出，教会在诸如就业培训、投资办学、监狱事务等各类政府服务上所起的作用，远比一些传统官僚机构大。他们希望联邦政府不仅允许它们开展活动，而且通过资助予以鼓励。问题在于，政教之间这种渐行渐近的趋势，最高法院会同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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