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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内所有人都在猜测奥康纳会倾向于为哪方说话。最后，她终于打破了沉默：“斯坦伯格先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发现，州法中并没有例外规定，即关于妇女健康问题的例外，是这样吗？”斯坦伯格答道：“是这样的，法官大人，因为没有规定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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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提问显示出奥康纳在堕胎案件中优先考虑的问题。她赞成限制并规制堕胎，但绝不能以牺牲女性的健康为代价。她并不介意立法告诫女性远离堕胎，但认为最终选择必须由女性自己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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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伯格案的争议点并不简单。即使兼顾到分阶段标准，这类堕胎方式一样被内布拉斯加州法律所禁止，而相关禁令对女性健康的影响，也成为言词辩论中的重点议题。4月28日，星期五，大法官会议讨论的结果仍然模棱两可。4位大法官——伦奎斯特、斯卡利亚、肯尼迪和托马斯——支持州法。另外4位——斯蒂文斯、苏特、金斯伯格和布雷耶——则打算以违反罗伊案与凯西案判决确立的原则为由推翻州法。奥康纳认为，如果州法事实上危害到女性健康，她将投票推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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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尚不稳定的多数意见方群体中，斯蒂文斯是资历最老的大法官。按照过去的传统，斯蒂文斯在这类情况下多半会把撰写意见书的工作指派给奥康纳，毕竟后者是多数一方立场最摇摆不定的成员。但是，这一次，斯蒂文斯却把此项工作分配给布雷耶。因为奥康纳对于站在多数意见方并非完全情愿，她有可能像许多大法官那样，在撰写意见书的同时，意识到自己“并不愿这么写”——换句话说，就是竭尽全力论证相关法律违宪，却把自己推向相反结论。此时，布雷耶与奥康纳已成为好友，他也具备说服资历较高的同僚与自己合作的政治能力。而且，布雷耶拥有专业的技术知识，足以运用复杂的医学证据推翻相关法案。本开庭期即将过去，布雷耶决定为自己在最高法院6年来最重要的一次判决倾尽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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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夫，”一位朋友曾告诉布雷耶，“你思考起问题来就像雄鹰，但写起东西来就跟火鸡一样。”勤勉、平实的风格，使布雷耶十分胜任斯坦伯格案判决书的撰写工作。事实上，他并不打算参考罗伊案与凯西案的判决，也不打算援引隐私权概念，布雷耶写道：“我不准备重申那些法律原则，当然，我会把它们适用于本案情形之内。”为此，他把重点放在奥康纳在言词辩论中的提问方面。他试图证明，内布拉斯加州法律剥夺了女性为本人健康选择最合适医疗机会的权利。布雷耶继续以他特有的拗口长句写道：“州未能证明在未规定健康例外的情况下禁止（这类堕胎）是否会危害到女性健康，相关证据已表明许多著名医疗权威赞同在某些情况下采用这类方法，因为（它）可能是最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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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里，布雷耶每天都会和法官助理们观察奥康纳的办公室，估算她是否会站在自己这边。布雷耶深知，奥康纳随时可能退出多数意见方，最多给出一个协同意见书，这也使她在本案中比自己更具操控能力。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布雷耶说服斯蒂文斯和金斯伯格在奥康纳正式加入多数意见方之前，不要传阅他们的协同意见书。他担心这两人的自由派观点太过激进，反而会令奥康纳倒戈相向。布雷耶和奥康纳都是务实之人，深信事实胜于雄辩，在这类复杂案件中，他们宁愿相信诸如全美医学联合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之类的权威机构，而该机构正好对内布拉斯加州法律也持反对立场。距离本开庭期结束还有几天时，奥康纳的助理致电他在布雷耶办公室中的搭档：“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不一会儿，一份来自奥康纳的备忘录被送到布雷耶手中，上面写着：“我加入你们的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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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多数方意见书一样，异议意见书的指派工作也未循常理。一般来说，少数方的异议意见书往往由资历较深的大法官亲自撰写。不过，在斯坦伯格案中，伦奎斯特非常欣赏托马斯的主要论点，所以他决定打破常例，委托托马斯撰写异议意见书。当然，这么重要的案件，若非因为是异议意见书，否则是轮不到托马斯来写的。为了督促图书馆检索支持己方立场的医学期刊，托马斯的助理几乎与布雷耶的助理打起来。托马斯即将完工之际，肯尼迪却在预先全未发出警告的情况下发布了一篇激情洋溢的个人异议意见书。肯尼迪觉得自己背叛了奥康纳和苏特，那可是他在凯西案中的“三驾马车”搭档。但是，他觉得这个案件与限制堕胎权无关，在他眼中，最高法院在堕胎议题上走得太远了。他写道，内布拉斯加州“禁止的是一个被正直、文明的人们深深厌恶的行为，它被等同于许多严重危害人们生命的犯罪，与此同时，州也必须保护妇女的自主生育选择权，这项权利已经被凯西案判决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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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的异议意见书也在最高法院惹出一场风波。布雷耶认为，肯尼迪的分析要比托马斯的更为详细，也更加细致缜密，他宁愿肯尼迪的意见成为最后提出的“异议意见书”。不过，这样的话托马斯肯定不同意，伦奎斯特可是指定他来撰写“异议意见书”的。该选谁的文稿作为异议意见书？肯尼迪与托马斯谁都不愿让步。布雷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三位大法官——肯尼迪、托马斯和布雷耶——一起去找伦奎斯特，请他来打破僵局。他们都很尊重首席大法官，希望由他来确定哪个文稿更合适。问题在于，伦奎斯特也不可能想出一个“所罗门王式”的解决方法。[191]与此同时，斯卡利亚也撰写了自己的异议意见书，其内容之嬉笑怒骂与歇斯底里程度，简直是又创新高，意见书开头写道：“我很乐观地相信，有朝一日，斯坦伯格诉卡哈特案也会被写入咱们最高法院的司法历史，和是松案与德雷德·斯科特案摆在一个位置上。”（是松案判决授权军方在“二战”期间将日裔美国公民全部强制迁移至西岸，斯科特案判决干脆不承认黑人自由民是美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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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在1999-2000年度溃败的最大表现，是奥康纳在斯坦伯格案中背离了自己一直秉承的基本原则，不再一味迁就主流民意。事实上，对“局部生产”堕胎的支持并未获得公众广泛认同。已经有31个州禁止这种堕胎方式，内布拉斯加州不过是其中之一。在斯坦伯格案中，奥康纳选择了尊重专业知识，她对家长式作风的质疑，加上布雷耶灵活的游说技巧，使她成功迈出了自己司法生涯中前所未有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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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高法院也不可能摇身一变，成为自由派的沃伦法院转世。大法官们抵住了保守派的法律进攻——在政教关系、联邦主义和堕胎等一系列问题上——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转向自由派。他们更愿维持现状，认为这才是国家所需，但这也给了保守派继续闹腾的机会。即使最高法院大法官中有7名由共和党提名，而且过去13年里已经有11名大法官来自共和党总统的任命，但大法官们仍未呈现出急速右倾趋势，这使得共和党人不得不为更新换代再另谋人选。正如那一年的判决所显示的，最高法院已开始走中间温和派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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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联邦主义者协会内的法学院学生与法学教授，到诸如杰伊·塞库洛和詹姆斯·多布森这样的福音派斗士，普遍感到愤怒与沮丧。保守派或许偶尔可以打赢一两场官司，但他们无法在更多事务上操控最高法院。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改组最高法院——把自己人送进白宫。攫取总统大位，成为控制最高法院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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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最高法院来说，新的开庭期已从2000年10月开始，一切看似风平浪静。有争议的案件早已被司法系统层层消化。对大法官来说，空荡荡的待审案件目录与去年各类案件粉墨登场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秋天来临时，新一批法官助理陆续到任，苏特在欢迎会上笑着预言说：“这将是十分乏味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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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 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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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危机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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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概率——导致一个关键州[192]出现了出乎意料的接近票数，也把解决2000年总统大选争议的历史机遇送到最高法院面前。然而，值此非常时刻，大法官们的迥异个性却导致法院声誉跌入历史低谷。2000年大选之后，紧随而来的选票争议持续了36天，其中，最高法院直接介入的时间有21天。在此期间，大法官们展示出他们性格中最糟糕的一面——爱慕虚荣、过度自信、缺乏耐心、傲慢自负，还掺杂了单一的政治党派偏见。短短三周，过去备受尊崇的司法权威被大幅削弱。大法官们几乎走一步错一步，将他们与最高法院都带入困窘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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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从不愿意被视为政治人物，但是，除了斯蒂文斯和苏特，所有人都对政治舞台饶有兴味。其实这样也很正常。要想赢得大法官提名，少不了得对政治事务有深入洞察，毕竟，无论哪派总统上台，都与提名机会干系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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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桑德拉·奥康纳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她热爱政治，具体来说就是热爱共和党。伦奎斯特偶尔会根据选情打赌，奥康纳在写给他的便函中，从来把共和党一方称作“我方”。但是，2000年大选来临之际，现实中的共和党早已与奥康纳记忆中的那个党有着天壤之别。奥康纳初涉政坛是在亚利桑那州时期，其启蒙导师是巴里·戈德华特。1958年，奥康纳帮助他在参议院竞选中取得连任。戈德华特一度成为共和党中极右立场的化身，甚至被人称为“保守派先生”，但在随后几年里，他又开始倾向自由派思想，并与基督教保守派势力发生观点冲突。戈德华特赞同“小政府，大州权”的理念，但从不倡导公共场所内的宗教祈祷及对公民堕胎权的限制。有其师必有其徒，奥康纳自然也与他持相似立场。（奥康纳至今还记得，道德多数派组织的杰里·福尔威尔曾要求“虔诚的基督徒们”警惕对奥康纳的大法官提名，对此，戈德华特参议员幽默地回应道：“我认为每个虔诚的基督徒都该去踢福尔威尔的屁股。”）[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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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的政治家中，奥康纳最欣赏时任得克萨斯州州长的乔治·W.布什。她与他的父母是老朋友，还是前第一夫人的网球搭档。奥康纳当然了解老布什作为政治家的种种局限，但她认为他的儿子，这位2000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候选人具有平易近人的个性，提出的竞选口号也深合她意——“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者”。通过观察小布什在1990年代末期迅速崛起的成功轨迹，奥康纳认为，他的中间派政见足以使他赢得竞选，并且避免共和党被极右势力操控。生活中，奥康纳并不认识乔治·W.布什，但她认为这个人很有魅力，语言也颇具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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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身份所限，桑德拉和丈夫约翰·奥康纳不能出席任何政治性聚会，但他们仍会花许多时间在华盛顿活动。最广为人知的一个故事是，1985年，奥康纳参加了一个正装派对，活动由华盛顿传媒俱乐部（Washington Press Club）举办。那天她正好与约翰·瑞金斯同桌，后者是华盛顿红人队的明星跑卫[194]。估计是因为喝多了，瑞金斯对奥康纳说：“努力啊，桑迪宝贝儿，放轻松。你绷得太紧了。”说完瑞金斯就醉倒在地板上。许多人都不知道奥康纳当时作何反应。几周后，她穿着一件T恤衫出现在健身训练班内，上面写着：“在最高法院放轻松。”几年后，当瑞金斯开始他短暂的演艺生涯时，奥康纳还派人送去一打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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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总统大选结果揭晓之夜，奥康纳夫妇正出席一个派对。他俩和李与茱丽叶·福尔杰夫妇关系非常密切，后两位一个是当地著名慈善家，一个是德高望重的华盛顿上流社会成员。派对主人是著名外交官沃特·斯托塞尔的遗孀玛丽·安·斯托塞尔。斯托塞尔精心策划了这次派对，现场名流荟萃，在这个大选之夜显得格外特别。[19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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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知道，这次大选的票数将十分接近。投票情况显示，副总统阿尔·戈尔与布什州长最终将在少数州决定胜负，尤其是佛罗里达州。11月7日将是大选的决胜之夜，斯托塞尔在每个房间都放了台电视，70多位客人无论在哪儿都能追踪到选举进程。奥康纳大法官当时在一个放着电视的地下室书房内等待选举结果。很快，主持人丹·拉瑟宣布，副总统（戈尔）赢得了密歇根州和伊利诺伊州。晚上7
:49，全国广播公司（NBC）宣布戈尔赢得了佛罗里达州，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一分钟后也宣布了该消息，美国广播公司于7
:52再次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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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听到戈尔在佛州取胜的消息时，奥康纳大法官看起来很受打击。“这太可怕了，”她说，“这下全完了。”接着便黯然离去。后来，当那些话被公之于众后，她曾就相关言论做过一个很难令人信服的解释。她说，自己之所以生气，不是因为戈尔明显胜出，而是电视台在西海岸的投票结束之前就仓促公开了大选结果。面对公众的质疑，丈夫约翰·奥康纳不得不出面解释，他试图向大家说明，你们误会奥康纳大法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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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时，约翰和桑德拉·奥康纳都已70岁，他们的婚姻已持续48年，是令人艳羡的幸福组合。多年来，约翰率真的幽默总能逗乐略显古板的奥康纳。奥康纳大法官的传记作者琼·比斯丘皮克曾听说，约翰在竞选凤凰城扶轮社[197]分会主席时，在竞选资格一栏居然是这么填写的：“老婆漂亮，岳父有钱，深藏不露。”奥康纳进入最高法院后，约翰曾递给哈里·布莱克门大法官一张名片，上面列明了自己的个人强项：“驯养老虎、清除障碍、组织狂欢。”在凤凰城，约翰曾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律师，但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自己的事业，随妻子一同迁至华盛顿。在那里，约翰曾先后效力于两家律师事务所，但他从未打算像在亚利桑那州时那样，组建一个自己的事务所，他宁愿牺牲事业，也不愿与妻子的工作发生利益冲突。就算约翰觉得自己生活在奥康纳的阴影下，也绝不愿流露出任何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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