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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把法官助理渲染成一个工于心计、能量强大群体的人，正是威廉·伦奎斯特本人。42年前，伦奎斯特刚刚成为罗伯特·H.杰克逊大法官的法官助理，就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 S. News ＆ World Report）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断言“自由派”法官助理正将最高法院的工作“推向”左翼。伦奎斯特声称，绝大多数法官助理显示出“对共产主义者及其他刑事被告人权利的过度关注，认为应当扩张联邦权力、缩减州的权力，并极其拥护政府对商业的任何规制”。许多年来，人们一提起最高法院，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就是伦奎斯特描绘的那个被自由派法官助理盘踞的堡垒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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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1998年，哈里·布莱克门大法官的前法官助理爱德华·拉扎勒斯颠覆了上述形象。他在最高法院工作期间，见识了许多法官助理为保守派议题摇旗呐喊的现象。在《内庭幕后》（Closed Chambers）一书里，拉扎勒斯称这些右翼助理“自发形成的小集团”，“为了党派目的”，行使“重要权力”。这些助理刚入法学院就成为联邦主义者协会成员，他们为了意识形态的目标联合起来，秘密策划，最高法院的自助餐厅、国会山便宜的中餐馆，都是他们密议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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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最高法院的法官助理都很平凡，没那么神通广大。这些法官助理大多不过20来岁，都是精英法学院最优秀的毕业生，在基层法院有过一年法官助理的经历。［那些经常把自己的法官助理送到上级法院的法官一般被叫作“输送者”（feeders）。］法官助理们负责审阅调卷令申请，帮助从大约8 000个案件中筛选出80件进行进一步审查。在准备言词辩论期间，他们会和大法官一起讨论案情，更重要的是，他们会起草法律意见书的初稿。至于具体操作细节，一般取决于大法官个人。托马斯会指派一个人担任主要助理。奥康纳要求法官助理们为她归纳每个案件的争议点，并形成一份“裁判备忘录”（bench memo）。肯尼迪在每次言词辩论开始前，都会与法官助理们模拟开庭演练。斯卡利亚向来都忽略法官助理的存在。斯蒂文斯干脆另起炉灶，完全按照另外一套机制运作，他是唯一不派人参加“调卷令申请集体审议机制”的大法官，后者是指另外8位大法官办公室各派出一名法官助理参与分拣案件，并将每份调卷令申请浓缩成一个详细的案情备忘录。斯蒂文斯的意见书初稿向来由他亲自起草。与伦奎斯特一样，斯蒂文斯每年只聘请3名法官助理，而其他大法官通常都会聘请4名。[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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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助理起草大部分意见书这一事实容易给人们造成错觉，尤其是法官助理群体本身。由于承担了上述职责，许多助理都认为自己的作用非常重要。其实，这一作用被明显夸大了。最高法院的意见书通常都是格式化文件：事实陈述外加法律分析，这一格式根深蒂固，从不会因案件不同而改变。总体来说，每份意见书中只有极小一部分关系甚大，并可能产生持续性影响，而对于这部分内容，大法官们自己向来是亲力亲为、慎之又慎的。伦奎斯特进入最高法院后，对法官助理的权限进行了重新调整。他曾坦承，经常觉得自己被束缚在一大堆脚注里，而不是前面的意见书正文中，因为法官助理们太喜欢使用脚注了。不过，有一点是最重要的，是大法官本人，而不是法官助理最终决定如何投票，投票权高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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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作用有限，但逐年轮换的法官助理还是给最高法院注入了许多新鲜活力，在这座大楼内营造出一种活跃气氛。奥康纳喜欢请亚利桑那人做助理，伦奎斯特偏爱网球爱好者，金斯伯格乐意找热爱音乐的，苏特更愿意要脑瓜灵活的。[203]年复一年，这种彼此交流当然会产生化学反应。在1999-2000年度，也就是大选前那个开庭期，所有法官助理都相处融洽，唯一冒出过的不和谐音符，是曾有一名法官助理把另一名助理推倒在最高法院喷泉池里。但是，在接下来的一年中，随着重新计票争议愈演愈烈，最高法院内的气氛也急转直下。多年来，左翼大法官，尤其是斯蒂文斯、金斯伯格与布雷耶的法官助理都很偏向自由主义，并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对其他法官助理分门别类。当最高法院就总统大选争议作出第一个裁决时，法院内部的气氛一度非常紧张。但是，当布什诉棕榈滩县调查委员会案的判决公布后，最高法院看上去仿佛已与2000年大选没什么关联，大法官们在该案中的意见，也貌似是他们最后一次就选举事务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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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佛州的选战仍在进行。戈尔质疑核票结果的案件已经摆在塔拉哈西地方法院法官N.桑德斯·索尔斯面前。索尔斯向来以该地区最差劲的法官而著称，此人心胸狭窄、睚眦必报、极端反动。1998年，因为他“不断破坏司法管理工作”，佛州最高法院甚至威胁要对他进行降职处分。遇上索尔斯这号人来做本案的主审法官，戈尔算是撞了霉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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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斯在小阿尔伯特·戈尔诉凯瑟琳·哈里斯案（Albert Gore, Jr. v. Katherine Harris）中的表现，果然“名副其实”。他的判决书于12月4日下午公布，篇幅不大，但明显牵强附会。他承认，种种记录表明，佛州的计票机器“确实存在算错票的情况，其计票结果不能说完全准确”，但是人工重新计票将改变佛州选举结果这一说法，“并不存在合理的可能性”。这天傍晚，戈尔的律师就此裁决向佛州最高法院提起上诉，那里再次成为戈尔的唯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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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法律这次看起来又站在了戈尔这边。如果佛州的机器计票确实存在重大失误，那么人工重新计票的结果显然更为准确。但索尔斯法官偏偏就认为重新计票的结果不会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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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星期四，双方律师再次云集于佛州最高法院。布什阵营仿佛已预料到这次庭审的必然结果。贝克与其他高级幕僚连庭审都没有参加，这些人的缺席释放出一个信号：佛州最高法院这道程序对他们已经无关紧要了，联邦最高法院才是重点。果然，几位佛州大法官很快得出结论，索尔斯的判决实在是大错特错——计票工作仍需进行。本案的争议点一开始就集中在漏选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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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布什阵营的主要立场是，如果只在4个县进行重新计票——而不包括其他63个县，就导致了实质上的不公平。而现在，由于核票结果已经证明布什领先，上述论点反而变得对戈尔有利，他本来只是向法院申请在棕榈滩和迈阿密-戴德两地重新计票，而现在大法官们提出的方案更加诱人——重新计算全州的所有漏选票。对佛州大法官们来说，最公平的办法莫过于清点所有选票，看看有多少合法选票被遗漏掉。既然其余各县也就6万张漏选票，为什么不逐张核查一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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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最高法院再次将戈尔从政治僵局中解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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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的法律团队在塔拉哈西的办公场所非常狭小，是个三人间办公室。（该团队实际上是劳德尔堡一家中型律师事务所的分支机构，佛州其他几家大所都不愿意接戈尔的案子，他们显然更害怕得罪佛州的共和党掌权者。）一开始，那里的办公条件也非常简陋，没有有线电视，没有高速网络接口，甚至连个供12名律师使用的大房间都没有，许多律师不得不回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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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一方则恰恰相反，他们在塔拉哈西市的办公室聘请了佛州第二大律师事务所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并租下了足够宽敞的办公场地。（为防止媒体泄密，他们还专门在一个电影外景拍摄场地租了一些房间，这样可以避免被人干扰。）这还仅是在佛州首府，布什在华盛顿的团队亦装备精良。佛州最高法院刚刚裁定扩大重新计票范围，布什阵营的活动中心就迅速从那里转移到了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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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律师团队在华盛顿的办公场所，是西奥多·奥尔森在吉布森、邓恩＆克拉彻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在贝克的指示下，该团队早就在为应付各种突发事件做准备了。12月8日下午，佛州最高法院关于重新计票的判决刚一宣布，布什律师团队就已完成了向最高法院申请立即阻止该判决的初步工作。法律意见书草稿由奥尔森的两名年轻合伙人，米格尔·埃斯特拉达与道格·考克斯共同完成，他们与华盛顿律师迈克尔·卡文（来自另一家律师事务所）一起，在佛州最高法院的首场官司中代表布什一方出庭。事情的发展印证了约翰·罗伯茨最初的观察结论：最高法院需要这个案子。与所有在伦奎斯特法院打官司的律师们一样，布什的律师们非常清楚谁的一票最关键，谁才是他们最重要的听众，那就是——桑德拉·奥康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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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康纳一向认为，判决产生的实际效果比任何法律理论都重要，这也正是奥尔森及其团队起草的法律意见书重点着力之处。“没有什么比眼前这个案子更重要了。对美国总统大选争议的法律解决途径已经到了危机边缘。”他们写道，最高法院必须出手干涉，大法官们不能只是发出调卷令，还应当尽快发出紧急禁制令，在整个事件失控之前，阻止佛州重新计票的继续进行。“在这起维护美国总统与副总统选举程序完整性的案件里，最高法院的介入才是关键，只有这样，才能纠正佛州最高法院犯下的严重宪法错误。”奥尔森团队写道，“必须尽快发出紧急禁制令，阻止错误判决的执行对布什本人，对整个选举程序，乃至对整个国家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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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一方这次的法律依据仍显得牵强附会，理由并不牢固。他们的主要争议点来自对宪法第二条中一句模糊条款的理解，该款规定，各州选派选举人的方式是“依照该州议会所定方式”。共和党认为，现在是佛州法院而不是该州议会“定”下了佛州选举的胜选方式。支撑这一说法的唯一权威论调，来自最高法院1892年作出的一份不知所云的法院判决书。（事实上，佛州法院已经回应了围绕宪法第二条提出的质疑，他们指出，法院所做的不过是他们平时一直在做的事——解释佛州选举法，而不是重新制定一套选举规则。）布什团队的做法有点儿像在散发随看随丢的广告传单，他们很快又增加了一项主张：重新计票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不过，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忽视——42页的法律意见书内，相关内容仅占了3页——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早在最高法院审理棕榈滩案时，就已经觉得拿“平等保护条款”说事儿过于牵强，并拒绝审理这一争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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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本质上看，共和党向最高法院，尤其是向奥康纳提起的这次上诉，绝对是政治色彩大于法律根据。但究其主因，还是民主党人居多的法院作出的判决将大选拖入混乱之中。佛州最高法院的判决被称为戈尔诉哈里斯案。奥尔森团队的律师们却将该案换了标题，并使之青史留名，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布什诉戈尔案。法律意见书于佛州最高法院判决公布四小时后被送达法官助理办公室——此时已是12月8日晚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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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塔拉哈西一位默默无闻的法官用实际行动反驳了共和党关于重新计票将导致混乱与失序的预言。佛州最高法院作出判决几个小时后，特里·刘易斯法官就如何重新统计全州6 000张漏选票这一问题进行了庭审，并听取了戈尔与布什双方律师的意见。［由于事态变化太快，唯一剩下的一名法庭报道记者也来不及赶到刘易斯所在的法庭，他只好跑回家里，边听公共事务有线电视网（C-Span）[204]的直播边记录整个庭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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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那位无能的同僚索尔斯法官相比，刘易斯完全胜任地区法院法官这项工作。在刘易斯的法庭内，芝加哥著名律师菲力·柏克代表布什阵营出庭，他集中火力，攻击佛州最高法院判决的一处缺陷。该判决只要求重新计票，却没有列出各县计票时应秉持什么样的唯一标准，以判定哪些票有效、哪些票无效。“好吧，”刘易斯问道，“那你觉得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柏克说：“不可能有唯一标准，因为那无异于在游戏中途改变规则。”布什方的立场就是一个循环论证，必须有一个标准，但又不可能确立一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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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并没有被难住，他最终拿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此时已临近星期五午夜，刘易斯宣布计票工作将于星期六上午8点在立昂县公共图书馆开始。（许多选票已经被运到塔拉哈西。）其他各县必须在次日中午拿出方案。所有计票工作至多在一天半之内结束，即星期天（12月10日）下午2点之前。刘易斯本人整个周末也将待在自己办公室内，处理任何相关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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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布什阵营的核心观点，就是佛州最高法院的判决将导致无政府主义式的混乱状态，从而令民主党窃取选举果实。但在星期六上午，许多法官与各县的工作人员用实际行动驳倒了这一说法。整个计票过程安静、有序，当然，谈不上完美。截至当天中午，种种情况已经表明，特里·刘易斯将最后期限定在翌日下午是完全合理的，重新计票工作完全可以在此之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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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巧，星期五晚上，奥康纳的一名法官助理——他属于少数与保守派、自由派两边同事交情都还不错的那类人——召集大家在华盛顿附近一个酒吧聚会。许多法官助理都放下手头工作，过去喝了几杯。不过他们喝完之后还得返回来，抓紧时间阅读布什团队的法律意见书，许多人提前就知道这些文件当晚就会被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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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最高法院后，酒精让本来就很紧张的气氛变得更不安定。许多保守派大法官的法官助理早就对佛州最高法院存有一腔怨气。他们认为，塔拉哈西那帮大法官完全没理会华盛顿的大法官们12月在棕榈滩案判决中提出的问题。“他们太坏了，居然想让戈尔窃取大选结果，”一些右翼法官助理如此说道，“他们公然蔑视联邦最高法院，居然敢未经请示上级法院就想让选举结果翻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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