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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特诉博林杰案（Grutter v. Bollinger）与格拉茨诉博林杰案（Gratz v. Bollinger，李·C.博林杰是密歇根大学校长）两起案件从一开始就引发各方激烈争议。有人推测，最高法院如有意推翻所有种族优惠政策，那么对密歇根大学这两起案件的审理显然将是一个最佳的机会。此时，奥康纳的立场也流露出右倾迹象，这一点在她1995年撰写的阿达兰德建筑公司诉佩纳案（Adarand Constructors, Inc. v. Pena）法院判决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该案判决书中，她推翻了下级法院支持联邦政府对少数族裔建筑公司采取种族平权措施的判决，从个案来看，好像一切种族平权措施都面临类似命运。正像斯卡利亚在该案的协同意见书中所说：“在政府眼中，我们都属于一个种族。那就是美国人。”1996年，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推翻了得克萨斯大学入学措施中的种族优惠政策，随后，最高法院也驳回了该案败诉方的调卷令申请。看来，最高法院1995年的判决正在全国逐步发挥示范作用，否定种族平权措施的序幕已经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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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此时，密歇根大学的入学政策，乃至所有种族平权措施的救星不期而至。此人正是美国最著名的“貂熊”。[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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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拉德·鲁道夫·福特卸任后，比其他前总统更加远离政治纷争，但是，他一直非常关心自己母校的事务。1999年，这位86岁的前大学橄榄球明星决定公开支持密歇根大学的种族平权措施。他在《纽约时报》社论版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兼容并包的美国，正风雨飘摇”的文章，文中说：“两起案件……将禁止密歇根大学与其他大学考虑入学申请者的种族背景。”如此一来，“未来的大学生也将陷入文明与交流上的贫乏，这种贫乏也曾困扰过我们这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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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9月15日，这篇文章发表一个月后，福特与自己白宫时期的幕僚詹姆斯·M.坎农在大急流市吃饭。（两人刚刚听完约翰·保罗·斯蒂文斯在福特博物馆的演说，斯蒂文斯是福特总统生涯中任命的唯一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福特请坎农在最近两起诉讼中尽量帮帮自己的母校。第二天，坎农去安阿伯市（Ann Arbor）见了博林杰。坎农曾在美国海军学院的监察委员会工作过，他深知种族平权措施对军方，尤其是军官团体的重要性。军方人士曾多次对坎农说，海军不希望主要由少数族裔构成的水兵队伍都由清一色的白人军官指挥。由此可见，种族平权措施不仅是项社会工程，对军队来说也必不可少。这也正是博林杰想让大法官们接受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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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歇根大学的策略，是把纯粹的诉讼竞技转化为政治利益上的考量，这正好迎合了大法官们在争议性议题上格外重视公众舆论的作风。博林杰及其团队非常清楚，取胜的关键在于赢得奥康纳那一票，因此，必须在这个案子中发动社会对种族平权措施的广泛支持。民权组织，甚至其他大学，当然会支持密歇根大学的立场，此外，还必须让大法官们了解，支持种族平权措施的包括方方面面的社会力量，并非只有传统的民主党势力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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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尚在地区上诉法院审理期间，博林杰就在学校总法律顾问马文·克里斯洛的帮助下，说服通用汽车公司向法院呈递了“法院之友”意见书[234]。通用汽车公司的意见书阐述了多元种族的员工体系对密歇根这家最著名的企业的重要性，从侧面支持了校方入学政策的科学性。及至案件到达最高法院，密歇根大学校方甚至动员了《财富》（Fortune）500强中的65家企业递交“法院之友”意见书，为种族平权措施提供支持，而且赞成者的名单一直处于持续增加状态。不少大公司与受公众尊重的企业陆续加入，如波音、可口可乐、通用电力和微软。正如这些大公司在意见书中提到的：“今天的全球市场和日趋多元化的美国人口需要跨文化的体验和理解力，它来自这样一种教育，即学生们有机会接触多元的人物、思想和观点，并积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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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军方是密歇根大学潜在的更重要的同盟。对学校来说，要是找现役军官出来为这类争议表态，显然不太合适，于是，校方律师团队想到了一个次佳群体——退役军官。克里斯洛联系了华盛顿律师约瑟夫·里德，里德在克林顿时期曾任陆军部助理部长，在军界人脉甚广。在约瑟夫·里德的鼓动下，许多高级退役军官联名向最高法院递交了意见书，其中包括H.诺曼·施瓦茨科普夫、约翰·沙利卡什维利、休·谢尔顿、威廉·J.克劳，以及其他20多名前军方高层人士。为了写好这份军方意见书，密歇根大学团队专门请卡特·菲利普斯及其同事维吉尼娅·塞茨亲自操刀，这两人可谓最高法院出庭律师中的佼佼者，如此豪华的阵容在一起民权案件中是非常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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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几十年来的经验，本‘法院之友’意见书认为，由一支受过良好教育与训练的，高素质、多种族的军官队伍来指挥我们多种族的士兵，对于加强军队执行保护国家安全任务的能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菲利普斯在意见书开头写道。目前，美国的现役士兵中有21.7%系非洲裔美国人，而军官队伍中只有8.8%是黑人。“军官队伍必须继续保持种族多元化，并加强军队的凝聚力。”他继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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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见书的关键部分，菲利普斯说明了三所主要军事院校——西点陆军学院、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和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空军学院——都在录取中采取种族平权措施。（更宽泛的预备役军官训练营项目也是如此。）光说说军队应招收更多少数族裔是不够的。各兵种必须把特殊对待，即种族平权措施适用于少数族裔申请人。换句话说，“当前，军方还做不到既保持军官队伍的高素质，又维持其种族多元化状态，除非军事院校与预备役军官训练营运用有限的有种族意识的征募和入学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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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军官提供的意见书固然有说服力，但其中却隐含着一个关键性问题：既然种族平权措施对军事院校大有裨益，那它为什么不有益于密歇根大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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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桑德拉·奥康纳在内心深处，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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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 第17章 绿皮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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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初，为格鲁特案与格拉茨案的判决做准备的那段时间，奥康纳过得并不轻松。丈夫约翰的病情继续恶化。他现在每天陪她上班，在办公室的躺椅上看报纸，间或与她聊天。为方便照顾约翰，奥康纳又返聘了他的前任秘书，时时看护他，防止他走失或跌倒。在最高法院，人们都不会主动提及阿尔茨海默病一词，但是，约翰的病情却日渐众所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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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康纳每天上午都会与丈夫准时赶到法院，以免错过自己组织的训练班。中午，夫妻俩会共进午餐，下午两点再一起回家，之后，奥康纳才会抽出时间阅读法律意见书。尽管如此，夫妻俩并未中断晚间的外出安排，使馆酒会、美术馆开幕典礼等活动中，常能见到他俩的身影，一切都与奥康纳15年前就开始的生活模式差不多。那一年，她刚刚为治疗乳腺癌接受化疗，身体也极度虚弱，但是，她并未因此气馁或退缩。[235]奥康纳以直率、顽强的方式表明，她绝不会向疾病妥协，无论患病者是她自己，还是挚爱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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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奥康纳自己的健康状况倒是不错，她很讨厌人们对她工作了多少年之类的问题一惊一乍。在自己发起的晨间训练班里，她还在原来的有氧踏板与皮拉提斯的基础上增加了莎莎舞。奥康纳非常热爱最高法院的工作，从中不断收获欢乐与满足感。因此，奥康纳并不认同伦奎斯特减少最高法院受案量的做法，那样只会把她中意的案件拒之门外。“让我们找些好案子来！”她总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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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多老人家一样，奥康纳向来抵触日常生活中的改变，尤其是最高法院修缮这样大动干戈的工程。这座大楼自1935年建成后就再没翻新过，为此，伦奎斯特已经说服国会拨款，对法院建筑进行全面翻修。这样的话，每位大法官都得在2004年内的某一段时间把办公室暂时腾出，奥康纳被安排在第一个。在这方面，她就像只敝帚自珍的驼鼠，舍不得自己的办公室和窗外的风景，更何况约翰才刚刚开始每天和她待在一起，她才不想搬到法院二楼的办公室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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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奥康纳一般不怎么再为思考如何投票而烦恼。她专门指派了一名助理，让他围绕每起案件的争议点写出审理备忘录，再让持反对意见的其他助理写出反方意见备忘录。她调整了助理们的工作节奏，恢复了5天工作日的日程安排，大家也不用在星期六一起吃加班午餐了，不过，奥康纳仍然坚持在每次言词辩论前与助理们一起讨论案情。助理们听她阐明自己的观点后，会帮她拟出双方律师可能提出的问题。她已不愿再刻意唱反调，言词辩论阶段提出的问题，已基本能够显示出她的投票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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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格鲁特案与格拉茨案则是另外一回事。对奥康纳来说，两个案子都不简单。这一次，她必须经受煎熬。首先，此案关系甚大。与最高法院其他热点案件不同的是，密歇根大学这两起案子的意义不仅仅是象征性的。大学录取标准动辄涉及上千名学生的前途，当然至关重要，推而广之，种族平权措施也与无数申请政府与企业职位者的利益息息相关。（相反，像劳伦斯案这类案件，由于很少会有人因同性性行为被起诉，尽管在那一年也引起广泛关注，但对现实生活却几乎没什么影响。）另外，奥康纳的看家法宝——中间温和派路线——这次好像也难以奏效。各大学到底该不该在录取过程中考虑申请人的种族因素，几乎是个非此即彼的判断，奥康纳确实很难拿定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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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言词辩论做准备的那几周里，奥康纳经常一个人躲在办公室里，集中精力阅读双方当事人提交的法律意见书和各方呈递的“法院之友”意见书。在此期间，她明显有些焦躁不安，这可是极为少见的。此刻，她必须努力从错综复杂的案情和自相矛盾的观察中理出头绪。她自言自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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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与自己在克罗森案和阿达兰德案中的意见保持一致。”但是，倘若如此，就意味着她应当投票支持原告一方。（奥康纳向来认为，大法官如果前后言行不一，就是……乏味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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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意识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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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奥康纳也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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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一这些学校里面全是白人学生该怎么办？我们能够容忍这种情况出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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