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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大选日那天，阿伦·斯佩克特第五次当选为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此君是有名的直性子，聪明有余，魅力不足，属于国会中日渐消失的稀有物种：中间派共和党人。1980年他初次当选时，同类型的参议员还有许多，如罗伯特·帕克伍德、马克·霍利菲尔德、劳威尔·威克尔、查尔斯·马赛厄斯和约翰·海因斯，但是，到了2004年，共和党已经在右翼道路上高歌猛进，当年的中间派也多已销声匿迹。其实，斯佩克特早就与自己的党貌合神离了，共和党的一些保守派教义现在还没有民主党立场对他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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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星期三，斯佩克特循旧例在费城举行了一次选后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突然有人向他问起与最高法院提名人选相关的问题，由于斯佩克特即将担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这一问题此时相当敏感。[246]但斯佩克特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向记者重申了过去曾多次表达的观点，罗伊案判决确立的对堕胎权的宪法保护“不容侵犯”，他同时提出，那些不同意该观点的人“现在统统不会被确认（为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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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斯佩克特很快就尝到了苦头。他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言论刚一传出，就在保守派组织中激起轩然大波，不少保守派团体纷纷表示反对他担任司法委员会主席一职，爱家协会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办公室被示威者团团围住，参议院的总机也几乎被打爆。一位共和党参议员甚至在自己办公室的自动应答机上新增了一个选择项：“如果您找的是未来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请拨3。”11月17日，斯佩克特被迫向参议院的共和党同僚们求饶，恳请他们不要将自己梦寐以求的司法委员会主席职位拱手让人。在与参议院内共和党高层，以及司法委员会其他共和党人反复开会磋商后，斯佩克特被告知，他可以得到主席职位——但必须满足附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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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次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斯佩克特不得不再次面对公众。在因任期限制而未能连任司法委员会主席的奥林·哈奇介绍下，斯佩克特出面解释了之前的言论：“我过去、现在乃至将来，都不会采用某些标准去否决一位反对堕胎的大法官候选人，”说这些话时，斯佩克特像被霜打过的茄子，有气无力，疲惫不堪，“我在委员会和参议员位置上始终投票支持布什总统的法官提名。很难想象我会反对总统的提名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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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佩克特最终还是绝境逢生，如愿得到了司法委员会主席职位，但整起事件传递的信息，已再明白不过。为了让一位共和党总统有一次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机会，保守派已苦等了14年，这一次，他们需要的必须是一名虔诚的保守主义信徒。9位现任大法官中，有7人是由共和党总统任命的，但最高法院至今仍让保守派大失所望。共和党现在需要一位在各方面都衷心拥护本党保守派路线的候选人，尤其是在对罗伊案判决的立场上。尽管被提名人尚无眉目，那些在布什连任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保守派激进分子，如詹姆斯·多布森、杰伊·塞库洛之流，已开始为完成下一个任务摩拳擦掌，那就是：控制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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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月20日，自去年秋天宣布生病后，伦奎斯特首度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一天，他步履蹒跚地走上台阶，主持乔治·W.布什总统的就职宣誓仪式。伦奎斯特与他的行政助理萨莉·瑞德赶到国会山时，其他大法官与嘉宾们已依序就座。长期化疗使他的头发只剩下寥寥几绺，气管切开术使用的那根导管还在体内，导致他的声音异常含混，难以听清，但是，首席大法官仍打算凭着坚忍不拔的毅力完整履行职责。布什宣誓完毕后，伦奎斯特对总统说了句“祝贺”。与他1997年1月20日在比尔·克林顿的就职典礼上说的那句模棱两可的“好运”相比，这句话的含义自然大不相同。伦奎斯特在布什发表就职演说之前就离开了，露面时间仅13分钟。[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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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8位大法官都很关心首席大法官的身体状况，但只有斯蒂文斯和奥康纳被获准赴他家短暂探访。即使在家里，伦奎斯特仍会认真倾听庭审录音，并通过备忘录投票、分配意见书撰写任务。在他缺席期间，由斯蒂文斯负责主持所有的大法官会议与言词辩论。其实，就算在健康时期，除了贴身随从，伦奎斯特也一直习惯用备忘录与其他人联系。所以，即使他在家养病，整个最高法院仍运行如常，并没有受到他缺席的影响。伦奎斯特也凭着强烈的责任感，尽量避免法院工作受自己生病拖累。他丝毫没流露出辞职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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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过去许多开庭期一样，大法官们把相对简单的案件放在头几个月处理。一年到头，大约有40%的法院判决书系大法官们的全体一致意见，多数案件也只有一到两份异议意见书。伦奎斯特缺席的前几个月里，最高法院运行良好，大法官之间也无明显分歧，唯一的例外要数肯尼迪在洛波案中的判决，他援引外国法律，推翻了对一名未成年罪犯的死刑判决。该案的言词辩论在10月13日上午进行，那也是伦奎斯特最后一次出现在审判席上，判决于3月1日作出。首席大法官再次在重要判决上保持沉默，只是加入了斯卡利亚的异议意见书，这起案件预示着最高法院的重心正继续向左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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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康纳与肯尼迪都是这一意识形态转变的最大受益者，他们控制了多数案件的结果，并从斯蒂文斯那里成功获取了撰写多数方意见书的机会，如劳伦斯案、格鲁特案和哈姆迪案。戴维·苏特也以他惯有的平静方式调整状态，逐步涤清布什诉戈尔案带来的焦虑与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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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特几乎不用养家，生活方式介于节制与清苦之间。他没有妻儿，在新罕布什尔州有一处祖屋，在华盛顿一个并不时尚的街区有一套小公寓。他一周工作70个小时，主要爱好是慢跑。在大法官们每年必须披露的财务信息中，斯卡利亚在2003年度21次出差（包括几次出国）的费用都是由大学和律师协会承担的；奥康纳共出差19次，排在第二位。与往常一样，苏特位列最末，他一次差都没有出过，也从未申报过演讲或出版之类的额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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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诉戈尔案之后，苏特曾考虑辞去大法官职位，新英格兰式的俭省或许是促使他留在最高法院的因素之一。早些年，他曾在家乡投资当地的金融证券，经过一系列收购与兼并，他持有的股份价值猛增。到2003年，苏特申报的现金总额已达到520万美元，证券市值高达2 550万美元，几乎与申报财产最多的金斯伯格旗鼓相当。但苏特也敏锐地注意到，根据相关规定，联邦法官必须工作期满15年，才可能获取全薪退休待遇，自己如果在2005年之前，也就是66岁之前退休的话，就领不到全额退休金，他后来告诉自己的朋友们，他思虑再三，最终认为放弃这笔退休金是不明智的。事实上，相对于他持有的巨额财产，那笔退休金根本无用武之地，他根本犯不着为这点钱犯愁，不过，大家对苏特这类的奇思妙想早就习以为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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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特的温和魅力，也使他成为同辈人中最受欢迎的大法官，他也喜欢他们，这是他继续留下来的原因之一。同时他也最受女性大法官青睐，她们对他简直有种母性般的关爱，尽管他只比金斯伯格小6岁，比奥康纳小9岁。金斯伯格经常请苏特品尝丈夫马丁烹制的美食，并与他分享对古典音乐的热爱。她同时引以为荣的是，在所有大法官中，只有她和苏特从不在异议意见书中使用挖苦之语与刻薄词句。[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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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康纳则把苏特的婚姻大事放在心上，将尽快促成这个老光棍的婚事作为第一要务。她的传记作者琼·比斯丘皮克曾透露，奥康纳经常夸耀自己做红娘的本事，并称自己在凤凰城向来有“天堂谷媒婆”的雅号。在苏特任职早期，她经常邀请苏特参加自己组织的聚会，希望能为他制造机会，有次派对的主题是：“法士达和轻松乐事……着装要求：西部乡村或东部女性。”多年来，苏特在华盛顿的所有朋友（包括前第一夫人芭芭拉·布什）都曾试图替他撮合，但从没有人成功过。一位大法官曾成功说服苏特带一名女伴出席宴会，据女伴事后所言，那晚与苏特相谈甚欢。苏特送她回家时，也称当晚十分开心，临别时却来上一句：“明年我们再一起出来玩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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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华盛顿的确留给苏特许多不好的记忆，尤其是2004年4月30日发生的那次意外。在此之前，苏特每天晚上都会独自从最高法院附近的住宅出发，慢跑至波托马克河畔的旧军事基地麦克奈尔堡（Fort McNair）再返回。当晚，苏特在返家路上遭到两名陌生男子的袭击。（袭击原因至今成谜。）他被人狠揍了一顿，不得不到当地医院治疗瘀伤，但在第二天上午又顽强地出现在工作岗位上——虽然那天是个星期六。如果真有什么事能让他选择离开此地，永久定居在新罕布什尔州，那肯定就是这件事了，不过，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留在华盛顿。联邦法官任期的第15个年头即将来临，但苏特并没有退休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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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苏特在精神上浴火重生的另一个事件发生在杰拉德·冈瑟去世之后，后者是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同时也是勒尼德·汉德法官的传记作者。冈瑟与苏特并非密友，但斯坦福大学法学院院长凯瑟琳·沙利文知道苏特大法官很喜欢冈瑟的著作，便决定邀请他在葬礼上演讲。（苏特的秘书觉得苏特不会过去，还在电话里调侃了沙利文。）但是，苏特最终接受邀请，并如约前往，这也是他1970年以来第二次造访加利福尼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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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特在亲笔撰写的悼词中盛赞了冈瑟与汉德，某种程度上说，那篇悼词其实也是一篇关于“人们应如何作判断”的散文。汉德在位于纽约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从1924年一直工作至1961年，他与自己的好朋友，同时也是苏特的另一个司法偶像，约翰·马歇尔·哈伦二世一样，一生都秉持着中间派司法立场。苏特在悼词中提到：“每位法官的共同义务在于：对简单案件的审慎，对普遍公理的质疑，对既往先例的谦抑，以及不受现实环境约束，勇敢挑战权威原理的勇气。”事实上，这也正是苏特的自我写照，他本人就是宪法隐私权的审慎守护者、强有力的联邦政府的积极倡导者（当然也是伦奎斯特倡导的联邦主义理论的死敌），而且还是一位百折不挠的司法巧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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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特对冈瑟的颂词，也解释了他为什么会在2000年后加入奥康纳与肯尼迪一方，一起走上了中间偏左的司法路线。尽管苏特过去曾在一些极端言论或所谓“普遍公理”前畏缩不前，但在今时今日，他已对各类保守派观点嗤之以鼻。实践证明，中间温和派路线虽然是奥康纳的政治哲学，但同样也适用于苏特，两位大法官最终在司法理念上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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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证明苏特才华的案件，发生在伦奎斯特患病期间。这起名为米高梅诉格罗斯特案（MGM v. Grokster）的案件，涉及版权法上的一个重大争议——软件制造商是否应对该软件被用于侵犯版权的行为负责？由于大量视听作品通过格罗斯特公司研发的软件被非法复制并四处传播，该案涉及的赔偿金额已达到数十亿美金。[249]难道查处几个软件制造商就能防止电影被无耻地盗版？难道限制几项盗录技术就能阻止技术革新？在该案审理之前，人们普遍预测最高法院将在这个问题上再次陷入分裂，相关法律也将因此变得更加复杂。但是，这一次，苏特打算让最高法院统一在自己的意见之下，他在本案中判定，软件制造商只有在采取积极步骤鼓励用户从事侵权行为的情况下，才应对盗版行为负责。[250]这一判决显然与政治无关，甚至跨越政治界限，赢得了包括左派与右派、音像制品商与传播者、艺术家与企业家的一致支持，而这些，居然出自一位只会用钢笔写作的大法官之手。苏特撰写的法院判决书显示出他对技术与娱乐业市场的深刻洞察，要知道，他在2003年主持一次婚礼的时候，才首次听说别的大法官已耳熟能详的一支乐队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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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苏特在最高法院内人缘很好，但他在许多方面仍保留了一些神秘感，甚至对熟人也是如此。或许，这也正是他的魅力所在，苏特习惯于自得其乐，在自己的小天地内寻找乐趣。尽管苏特和布雷耶并不相像，但外人还是经常把他俩弄混，最高法院曾流行过一个段子。话说某日苏特独自驾车从华盛顿赶往新罕布什尔州，中途停在马萨诸塞州吃午饭。一对陌生夫妇走到他跟前，问道：“您是在最高法院工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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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特点头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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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布雷耶大法官，对吗？”陌生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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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让对方尴尬，苏特只好再次点头，并开始与对方闲谈，直到对方抛出一个出乎意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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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耶大法官，您在最高法院期间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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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想了想，然后说：“嗯，我不得不承认，我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有幸与戴维·苏特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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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春季，正当大法官们纷纷猜测伦奎斯特的病情时，另一个重大事件不期而至，最高法院被卷入一起自己从未受理过的案件当中。尽管大法官们未就特丽·夏沃事件写下只言片语，但该案无疑是该年度对最高法院影响最大的一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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