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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想了想，然后说：“嗯，我不得不承认，我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有幸与戴维·苏特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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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春季，正当大法官们纷纷猜测伦奎斯特的病情时，另一个重大事件不期而至，最高法院被卷入一起自己从未受理过的案件当中。尽管大法官们未就特丽·夏沃事件写下只言片语，但该案无疑是该年度对最高法院影响最大的一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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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初，夏沃的故事在佛罗里达州已是家喻户晓，在全国其他许多地方也广为人知。她在1990年2月25日突然病倒，一次突发的心脏短暂停跳损害了她的大脑，使她从此陷入深度昏迷状态。1998年，她的丈夫及监护人迈克尔·夏沃向佛州地方法院提出申请，鉴于妻子已处于植物人状态，而且没有苏醒的可能，请求拔掉她的饲管。迈克尔说，他这么做，完全是因为妻子病倒前和他谈过，说自己不愿在这样的状态下活着。一名法官批准了他的申请，下令拔去饲管，但特丽的父母罗伯特与玛丽·辛德勒夫妇却提出，女儿的情况没有那么糟糕，完全有可能在未来苏醒。旷日持久的诉讼大战随之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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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丽·夏沃的生死之争当然不只是家庭纠纷那么简单，它同时也是堕胎权与“生命权”之争的翻版，甚至是发生在佛州的另一种形式的布什诉戈尔案。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有民主党倾向的州法院力挺迈克尔·夏沃，共和党主导的州议会则与州长杰布·布什一道，坚定地站在特丽父母一方。2003年，州议会甚至通过法律，授权布什州长下令将拔掉的饲管重新插上，不过，佛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也就是之前两次判决都支持戈尔的那些人，毫不犹豫地宣布州法违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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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最终由一位名叫乔治·格里尔的佛州法官引发，他在2005年2月25日作出判决，要求饲管必须在3月18日那天拔掉，不得再有任何迟缓。判决作出后，夏沃所在的帕拉斯帕克市安养院前围满了彻夜不眠的抗议者与祈祷者，他们多由帕特里克·马奥尼牧师领导，后者属于一家名为捍卫基督教同盟（Christian Defense Coalition）的宗教团体。（马奥尼在反堕胎运动和诸多保守派事务中均经验丰富，1994年，正是他说服保拉·琼斯对比尔·克林顿提起性骚扰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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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下午，夏沃的饲管再次被拔去。夏沃的父母已在佛州州内穷尽了所有救济措施，眼看着女儿即将在数日内死去，他们只好把目光转向华盛顿，向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迪莱寻求帮助。迪莱是堕胎的坚定反对者，素来以强硬的派性观点著称，面对夏沃父母的请求，他决定以最快速度推动国会立法。此时国会已经进入休会期，但迪莱还是赶在3月20日那天凑足了218人的法定名额，迅速通过了一项禁止拔去夏沃饲管的法案。参议院也很快审议通过。布什总统迅速从得州度假地飞回，穿越大半个美国签署法案。这一切都于3月21日凌晨1
:08前完成。那天晚些时候，布什说道：“始终站在生命权一边是最稳妥、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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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特殊时刻，这部正式名称为《特里萨·玛丽·夏沃父母救济法》的法律指示佛州联邦地区法院必须受理“与拒绝或撤回维持她的生命所必需的食物、流体和医疗相关的案件”。该法还同时要求地区法院“尽快审理并判决此案，不得延误”。法案签署当天，詹姆斯·D.惠特莫尔法官在坦帕市（Tampa）开庭审理此案，并于次日驳回了辛德勒夫妇再次插入饲管的诉讼请求。辛德勒夫妇先后又上诉至联邦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与联邦最高法院，后者于3月24日宣布拒绝受理此案。此时，此案已辗转经联邦与州的6家法院共计19名法官审理，在2001-2005年间，联邦最高法院先后5次拒绝审理此案。3月31日，特丽·夏沃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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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死仅仅为某些人提供了发泄怒火的借口。在她去世那天，迪莱威胁要弹劾所有审理过此案的法官，包括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是时候清算应对此事负责任的人了，”迪莱说，“让我们来看看妄自尊大、失去控制的司法系统是怎样嘲弄总统和国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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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后，来自得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发布了更具煽动性的言论。就在几周前，国内刚刚发生了两起可怕的法官及其家人遭袭案。在芝加哥，一名精神错乱的当事人闯入审理该案的联邦法官琼·莱夫科家里，杀死了她的丈夫与母亲。在亚特兰大，一名强奸案被告人当庭杀死了主审法官，并在逃跑过程中杀死另外两人。在参议院的一次演讲中，科宁居然说，面对夏沃案这样的判决，袭击随时可能发生。“我不清楚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但我们的确注意到国内近期接连出现的针对法院的暴力事件，”科宁说，“我相信，冥冥之中，这些事情之间一定有联系，正是法官们最近作出的一系列对民众严重不负责任的政治判决，不断聚合累积，才最终导致暴力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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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关注着上述进程：先是提起诉讼，接着以近乎狂热的速度通过法案，随后是对法官群体发起恶毒攻击，他们为之惊愕不已。法官遇袭事件与科宁事后的丑恶言论，也给大法官们留下深刻印象。当然，还有一些事件是不为大众所知的，事实上，奥康纳与金斯伯格最近都受到了死亡威胁。一个帖子出现在某网络聊天室中，声称：“突击队员们，现在有一项爱国任务等待你们去完成……很容易。最高法院的金斯伯格和奥康纳公然援引外国法律和判决裁判美国案件。这是对我们共和体制与宪法自由的巨大威胁……如果你们认为自己不是那种只说不做的爱国者，这两名大法官就不应该活过下一周。”金斯伯格才不吃这一套，她对人性的丑恶有着深刻的洞察，耸耸肩就把这个威胁撂一边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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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康纳不这么认为。对她来说，夏沃案正是极端主义者的最新一起暴行，正是这帮人劫持了她一直深爱的共和党。对约翰·阿什克罗夫特这样的人委以重任，对种族平权案件的政治性回应，反恐战争中使用的一系列非法手段，伊拉克战争导致的灾难蔓延，所有这些都让奥康纳惊骇不已。（奥康纳喜欢用“一团糟”来形容伊拉克战争，当然，这个判断也让她很不舒服，因为她唯一在布什行政班子里服务的密友正是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这场战争的总设计师。）但是，在奥康纳内心深处蕴含的对共和党，尤其是布什的不满中，夏沃案是最恶劣的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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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再次证明，奥康纳在夏沃案中的政治嗅觉十分灵敏。尽管国会两党部分成员认为《特里萨·玛丽·夏沃父母救济法》的通过顺应民意，并为此自鸣得意，但民意调查的结果表明，民众普遍对华盛顿介入公民家庭悲剧的方式非常反感。大约70%的民众反对布什与国会处理夏沃事件的手法。根据调查，多数人之所以反对《特里萨·玛丽·夏沃父母救济法》，理由与支持妇女堕胎权的多数人是一样的：这是个人和家庭所做的决定，与政府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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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奥康纳之所以忧心忡忡，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对她来说，真正的危险在于，国会试图通过类似《特里萨·玛丽·夏沃父母救济法》那样的法律，对法院该怎么判决指手画脚。换句话说，比告诉一个家庭该怎么做更恶劣的是：指导法官们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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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她周游列国之后得出的结论。她看到在中欧与欧亚法律计划中接受培训的乌克兰法律人成为2004年“橙色革命”的主角，该国最高法院宣布国内一次腐败选举的结果无效。她为津巴布韦丧失司法独立感到悲哀，受本国政府指使的暴徒冲进该国最高法院，无视任何法庭规则，将大法官们从审判席上撵下来。2003年，奥康纳在巴林举行的一次司法论坛上，发表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演讲，她恳请正在形成的民主国家重视司法独立的重要性。“它是法治的核心，公民因为它才对法律的公正、平等适用有了信心，”她说，“司法独立允许法官作出与政府其他分支的利益相背离的判决。总统、部长乃至议员们有时急切希望找到能够方便、迅速解决问题的方法。独立的司法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它聚集和反映了所有寻求权利和自由的方法，而且可以保证这些价值永远不被破坏与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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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夏沃事件，奥康纳发现，对司法独立的最大威胁并不是来自国会大厦，而是来自与最高法院仅隔着第一大道的白宫。借助反恐战争，布什及其盟友正暗中侵蚀着三权分立原则，他们在关塔那摩完全忽视法治的存在，还削弱佛罗里达州的法官们的权力，奥康纳已不愿再坐视这一切的发生。2005年晚些时候，她终于通过一次以司法独立为主题的激烈演讲，狠狠发泄了内心的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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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康纳的敌人当然不会退缩。4月7日，汤姆·迪莱在华盛顿一次名为“直面关于信仰的司法战争”的保守派会议上发言说：“司法独立并不等于司法至上。”会议上的发言者呼吁发动一次“大规模弹劾”，剥夺法院对某些案件的审判权，并借助国会的预算权惩罚一些违法的法官。奥康纳迅速予以反击，她在上诉律师协会的一次演讲中说：“在特丽·夏沃的案件中，联邦法院还是第一次适用国会制定的一次性法律，不过，哎呀，没有按照国会议员们一厢情愿的那种方式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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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变得更糟了，”奥康纳继续说道，“因为在许多联邦法院，死亡威胁正变得越来越普遍。”接下来，她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科宁参议员，“一个高调的参议员仅仅因为对某些他视为激进的判决‘非常失望’，就认为激进主义与‘国内近期接连出现的针对法院的暴力事件’存在‘因果关系’，这种言论于事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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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奥康纳的威胁可不是说说那么简单。2005年4月，网络聊天室中的恶意言论才刚刚出现几周，每位大法官都收到了含有致命剂量鼠药的自制饼干。包裹在到达大法官们的办公室前即被扣下，经过调查，所有包裹都由居住在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市的一名妇女芭芭拉·琼·玛奇寄出，她还将部分有毒制品寄给了几位行政官员。（2006年，玛奇被判入狱14年。）在科宁与迪莱四处大放厥词之际，这个插曲更让奥康纳感受到保守派势力对司法部门的围攻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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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高法院的最后一年，奥康纳一直在为维护司法独立而摇旗呐喊。只有一个独立的最高法院，才能将政府牢牢维系于宪法的核心价值之上。对奥康纳来说，为司法独立而斗争从未变得如此重要，因为她和她的事业正遭遇强有力的对手——一个她曾深爱的政党和一位被她送上台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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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康纳正面临着一生中前所未有的挑战。她75岁，身体健康，正干着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这份工作也使她有机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女性。她厌恶当前的行政分支，但可以利用世界上最好的平台制止它滥用权力的行为。她比过去更具影响力，许多争议性案件都由她投出决定性的一票，这种责任感也让她深深着迷。此外，自鲍威尔多年前离开最高法院后，她终于再次找到了自己的知己兼盟友——布雷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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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的头几个月已过去了，可奥康纳还是没尝到好运气的滋味。经过一段时间的稳定期后，约翰的健康情况再次急转直下。他已经无法再随她去二楼的办公室了。更不幸的是，约翰已经开始出现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令人心痛的症状，随时可能会走失。如果不时刻加以看护，可能连她的办公室都找不到。最高法院职员已经数次在他即将走出大门前将他拦下，如果他真的一个人出了门，可能会走失、受伤，甚至更糟。尽管奥康纳已动用了最高法院大法官所能启用的全部资源，但局面仍变得无法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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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康纳在2000年大选之夜流露辞职意图的消息泄露给媒体后，关于她辞职的猜测与传闻就一直没有中断过。奥康纳喜欢引起公众关注，也乐于宣传自己，但一切必须按照她的意图进行。她知道记者会向自己的朋友和同事打探消息，所以从不与这些人讨论辞职话题。奥康纳甚至没有把下一步的安排告诉三个儿子。但是，到了2005年6月，也就是当年开庭期末的时候，可供考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既然孩子们都是自己一手拉扯大的，她说，自己也不会把约翰交给别人去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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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期结束几天前，奥康纳向伦奎斯特提出，希望能去他办公室谈谈。与其他话题相比，大法官们向来彼此尊重对方在退休问题上的隐私，很少主动提及此事，但时不我待，奥康纳必须和首席大法官讨论这个话题。在伦奎斯特的办公室，两位老朋友终于面对面坐下，认真讨论起他们的未来，此时，距离他俩在斯坦福大学初相识已50余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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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我想约翰需要我。我该离开了，但是我不希望最高法院留下两个空缺。”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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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大法官说，他并不清楚自己的病情会怎么发展，但至少目前还算稳定，医生也觉得颇有希望。他在离开最高法院5个月后，于2005年3月21日重返审判席，尽管气管切开手术用的那根细管仍未取出，但他还是主持了开庭期最后几周的会议与辩论。“我想我会等到明年再做决定，”伦奎斯特说，“我现在没有辞职的打算。”奥康纳本想在最高法院多待一年，但既然首席大法官要坚持到下一个开庭期再做决定，这就意味着她可能还得等上两年才能退休，她觉得约翰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伦奎斯特强迫奥康纳提前把自己的席位——也是最高法院最关键的席位——交给乔治·W.布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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