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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管理之道，罗伯茨还充分展示了自己熟练高超的司法技艺。他起草的第一份重要判决书涉及同性恋权利、学术自由和军事权力等多个领域，并最终赢得了全体大法官的一致同意。从这起案件人们可以看出，即使在法律界，法学院自由派教员与国会保守派多数的裂痕也正急剧加深。经过克林顿时代围绕军中同性恋问题产生的一系列纷争，多数主要法学院已禁止军方招募人员进入校园，理由是军方拒绝招募公开的同性恋人士，这违反了校园歧视政策。学校怠慢军方的做法招致了部分保守派国会议员的不满，他们成功推出了《所罗门修正案》（Solomon Amendment）。这项修正案规定，接受联邦经费补助的高等院校，包括法学院，必须允许军方招募人员进入校园，否则，政府有权取消对他们的联邦经费补助。于是，一些法学院教员提起诉讼，称该法案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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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伯茨起草的判决书中，最高法院一致支持《所罗门修正案》，驳回了法学教授们的主张。罗伯茨的观点可以用一句谚语概括，那就是：“谁付吹笛钱，谁有点曲权。”他写道：“国会当然有权在提供联邦资金补助的同时，任意设定合理、明确的附加条件，教育机构也没有接受的义务。”他认为，这起案件根本与言论自由无关，“《所罗门修正案》既没有限制法学院可以说什么，也没有要求他们必须说什么。总而言之，《所罗门修正案》是对行为的规制，而非针对言论”。罗伯茨以这种方式化解了潜在的激烈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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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技巧也运用于他第一次遭遇堕胎案件时。2003年，新罕布什尔州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医生在为未成年少女做堕胎手术前，如果未经父母一方同意，必须事先经过至少48小时的提示期。但是，医生如果觉得堕胎手术“对挽救未成年人生命确有必要”，可以省略这一提示过程。本案的主要争议点在于，州是否应同时规定另一个例外情形，即未成年人健康受到威胁时，是否可以省略掉那48小时提示期。数十年来，最高法院一直支持堕胎法中的“健康”例外，但反对者们也为此争论不休，他们认为，上述例外的范围过于宽泛，相当于没有设立任何限制。该案虽然只涉及法律的一个狭窄角落，但在最高法院里面，从来是“堕胎无小事”，更何况它恰好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了解罗伯茨法院将如何处理堕胎这一最具争议性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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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罗伯茨再次回避了主要矛盾，并得到了全体大法官的支持。尽管新罕布什尔州出台的法律只是部分内容存在争议，但下级法院已宣布其整体无效。因此，大法官们决定从程序上处理该案，将它发回原审法院，作进一步审查。（或者，寻求某种折中的解决方式。）这种尽可能回避热点争议的意见，正是奥康纳的拿手好戏，罗伯茨自然也就顺水推舟，把意见书撰写任务分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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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约特诉北新英格兰计划生育中心案（Ayotte v. Planned Parenthood of Northern New England）的判决书，将成为桑德拉·奥康纳二十五年大法官生涯中撰写的最后一份多数方意见书。“今天，我们不讨论堕胎先例，”她在开头写道，接着概述了那部法案的内容。“我们长久以来一直支持州颁布关于父母亲介入堕胎过程的条例，就好像当前这部法案，直到今天，我们对这类条例存在的必要性也没有产生过怀疑。”她写道。至于对堕胎的法律规制，它们仍应受“不当负担标准”的检验。她接着写道：“新罕布什尔州并没有质疑本院先例支持的观点，即只要堕胎手术是‘基于合理、适当的医疗判断，为挽救母亲的生命或健康’而实施，州不得对其加以限制。”这段话的引文来自凯西案判决书，后者转引自罗伊案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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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燥的法律语言反而遮蔽了这份简短意见书的重大意义，事实上，它意味着奥康纳个人的辉煌胜利。与许多美国人一样，奥康纳认为未成年人堕胎必须通知父母。但是，她同样抱着与多数人相同的想法，那就是并非所有堕胎都应被禁止。在她看来，对堕胎的限制不得危及“母亲的生命或健康”。1981年，她进入最高法院时，其他大法官没有一个人认为关于堕胎的法律应接受“不当负担标准”的检验，但是，奥康纳不仅创设了这一标准，还说服绝大多数大法官接受了这一提法。她单枪匹马，在许多最富争议的领域重塑了最高法院的司法立场。她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反映和迎合了多数美国人的愿望。在美国历史上，没有其他女性，甚至只有寥寥数位男性，对他们的国家起到过如此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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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18日，奥康纳宣读了阿约特案判决书。此刻，她对最高法院的影响到底还能持续多久，已越来越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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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 第24章 “我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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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律师考察潜在大法官人选时，向来以严格审核、低调行事为原则。由于受调查者太多，他们一般只审查公开记录，很少普遍撒网。对于在任法官，他们主要查阅他公开发布的判决书，或者在新闻全文数据库与谷歌上输入候选人姓名进行检索。由于人数太少，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在国家档案馆查阅浩如烟海的记录。结果，还是记者们在那里找到了萨缪尔·阿利托当年留下的书面材料，此时距离布什宣布提名阿利托已经只有两个星期了。[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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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利托于1981年加入首席政府律师的团队，并迅速成为里根行政分支的得力干将。很快，他有机会被提升为主管法律顾问办公室的副助理司法部长，在里根时代，法律顾问办公室表面是总统的宪法法律顾问，实际却是白宫意识形态的指挥中心。由于该职位是一项政治任命，阿利托必须接受白宫的审查。后来，人们在国家档案馆找到了阿利托当年为这一岗位所写的申请信，从这块“罗塞塔石碑”[276]上，不难破解他的政治立场与司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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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封写于1985年11月15日的信的开头，阿利托写道：“我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是一名保守派。”可见，他从不掩饰自己的立场。但是，在阿利托的确认听证会上，这封信的遭遇却显示出当前确认程序的另一面，我们还能从中解读出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差异，以及最高法院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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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茨在听证会上作证时，曾被问及他起草的一份呼吁推翻罗伊案判决的“法院之友”意见书。未来的首席大法官巧妙回避了这一质询，说自己当时不过是一名代理客户发表意见的律师，虽然客户是公然反对罗伊案的乔治·H. W.布什总统，但客户的意见并不代表律师本人的立场。罗伯茨宣称，他在意见书中的观点，并没有反映自己对罗伊案的个人看法，至于他的个人看法究竟是什么，罗伯茨拒绝透露。相反，阿利托在1985年那封申请信中就已表示：“能在里根总统手下的首席政府律师办公室工作，并协助推广本人坚决拥护的司法理念，将是本人的无上荣耀与满足。在最高法院最近几起案件中，政府要求废止对少数族裔的定额录取政策，否认宪法对堕胎权的保护，本人在其中亦尽到绵薄之力，并为此深感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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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阿利托的个人立场根本就无神秘性可言。通过这封信还可以看出，1985年时的阿利托比2005年时的伦奎斯特还要右倾。阿利托同时写道：“在大学期间，我就对宪法产生了浓厚兴趣，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反对沃伦法院的一系列判决，尤其是涉及刑事程序、禁立宗教条款以及重新分配议席（reapportionment）等领域的案件。”沃伦法院判决的主要成果，包括米兰达警告、禁止公立校园祈祷，以及选区划分中的“一人一票”原则。即使像伦奎斯特这样的保守派，也要敬其三分，不敢轻易说“推翻”二字，可阿利托倒好，早在里根时代，他就公开指责这些判决自由化倾向太过严重。在15年的下级法官生涯中，阿利托当然无权推翻这些先例，但种种迹象表明，一旦大权在握，他肯定会拿它们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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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阿利托立场极端，但通过确认程序却几乎已成定局。对他的提名刚一宣布，保守派力量基础立刻表示欢迎。一般来说，过了这最重要的一关，被提名者才算真正通过了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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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如果参议院是在满员情况下进行表决，形势将对阿利托更为有利。那样的话，参议院内就会有55名共和党人，其中，来自罗得岛的林肯·查菲，以及来自缅因州的苏珊·科林斯和奥林匹娅·斯诺肯定会把票投给像他这样的极端保守派。（阿伦·斯佩克特在别的情况下或许会走中间温和派路线，但为了保住自己挚爱的司法委员会主席位置，他肯定不会反对布什提名的人。）总之，从阿利托被提名那刻开始，民主党要想在确认程序中阻止他，除了动用阻挠议事法，就只能指望拥有更多的参议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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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从没有大法官被提名者在取得多数参议员支持的情况下，还被阻挠议事法拒之门外。（1968年，曾有人用阻挠议事法反对林登·约翰逊总统提名阿贝·福塔斯出任首席大法官，但福塔斯本来就很难获得足够票数。）因此，民主党不大可能用阻挠议事法来对付阿利托，况且，即使有个别人打算做此尝试，也未必能让阿利托出局。事实上，在之前的争议中，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比尔·弗里斯特已明确表示将伺机使用“核武器”，试图一劳永逸地废除阻挠议事法。弗里斯特显然想用这一招讨好保守派阵营，这位田纳西州参议员可是一心想在2008年大选中成为共和党提名人的。（后来他退出了角逐。）总之，民主党基本上已经不可能阻止对阿利托的确认了，因为对手不但人多势众，而且出手够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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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他获提名的反应显示出博克听证会后时势的变迁。一年前，在斯佩克特眼中，任何反对罗伊案判决的人都不可能通过确认。如今，萨缪尔·阿利托与共和党把持的参议院将证明，风水轮流转，现在可是保守派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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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也有自己的力量基础，那就是堕胎权的支持者们，他们对民主党的重要性，与其对手对保守派的重要性差不多。在司法提名问题上，最为活跃的自由派力量是一家名叫美国模式捍卫者（People for the American Way）的政治游说组织，它受到良好资助，创办者系电视制片人诺曼·利尔，负责人为拉尔夫·G.尼斯，尼斯正是1987年在参议院确认阶段力挫博克的幕后推手。美国模式捍卫者拥有75万名登记在册的活跃分子，对阿利托的提名刚一宣布，尼斯马上着手动员，呼吁人们反对这个被他称为“极右法律人士”的家伙。尼斯相信，阿利托必将成为推翻罗伊案及其他一系列民权判决的领军人物，必须阻止他进入最高法院。[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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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的抗议最终只得到不冷不热的回应。与迈尔斯不同，阿利托拥有一个由亲信好友及前法官助理（有些甚至是民主党人）组成的圈子，这些人非常了解他，对外也为他说话。此外，阿利托本人的司法资历确实也无可挑剔，毕竟他已经在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的位置上干了15年。（美国律师协会的考评小组一致认为阿利托“完全胜任”。）唯一值得投票反对他的理由——也是美国模式捍卫者的施力重点——就是他过于保守，有可能投票推翻罗伊案判决。但是，在这一问题上，两党观点从来是泾渭分明，多说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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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力量基础对本党党员的控制力并不强，这一点与保守派势力对共和党的牢牢控制倒形成鲜明对比。中间温和派的民主党人多对阻挠议事法持抵触情绪，不愿轻易动用。白宫的法律幕僚们一早就把阿利托送入国会，安排他与14人团成员逐个会面，会见也貌似达到了预期效果。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中间派民主党人本·纳尔逊对阿利托表示，他将保持绝对中立。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人迈克·德万与南卡罗来纳州的林赛·格雷厄姆则表示，只要民主党人敢动用阻挠议事法，他们将动用“核武器”。德万说话倒是一针见血：“这个被提名人不值得任何人大惊小怪，毕竟是乔治·布什赢得了大选。”2006年1月9日，阿利托的听证会开始前，民主党动用阻挠议事法的计划终于彻底搁浅，对他的确认貌似已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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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周，我一直在琢磨一个老故事，关于一个出席最高法院庭审的律师的故事，今天下午，我想先和大家分享这个故事。”这也是阿利托第一次面对司法委员会的全体参议员发言，“故事是这样的：从前有一位律师，他从未到过最高法院，更没有在大法官们面前进行过言词辩论。辩论开始时，一位大法官问：‘你怎么到这儿来的？’这句话本意是问他如何在一级级法院打官司，最终把案子送到了最高法院。但这个律师实在太过紧张，完全按照字面含义理解了这个问题，他说：‘我是乘巴尔的摩到俄亥俄州的火车过来的。’之所以突然想到这个故事，是因为我最近经常问自己：‘我到底是怎么到这儿来的？’”这个令人不知所云的拙劣开场，实在不是什么好兆头，后面发生的事很快将阿利托拖入泥潭，身陷其中，他魅力全失，手足无措，不再雄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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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问及1985年那封工作申请信时，阿利托决定回避这一话题。他说：“当某人成为法官后，你就应该撇开他做律师时的那些作为，毕竟一个人在刚刚开始自己的法律生涯时，不可能像一名法官那样去思考法律问题。”至于现在对罗伊案的态度，他说：“我会像一名法官那样去思考，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方式，与我对其他法律问题的思考方式并无二致。对这类案件，我将抱着开放性的态度，认真审视整个司法程序，并最终形成一个完善的判决。”阿利托再三回避罗伊案判决是否应被推翻的问题，并拒绝就此问题表态。如此一来，当代政治生态中的一个奇怪现象出现了。临近换届，司法委员会18名成员都想在此期间表明他们对罗伊案的立场，质询过程中，这帮人竭力向各自所属的党派表示忠心；可是，最应该就罗伊案表态的未来大法官，却始终顾左右而言他，拒绝直接回答关于罗伊案的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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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证会举行前，《纽约时报》刚刚揭露了布什行政分支授权拓宽对美国境内外电话窃听范围的消息。早在里根时代，阿利托的记录就已表明，他赞成扩大行政分支的权力，尽管他个人不愿在听证会上涉及这一话题，甚至否认他在1985年那封申请信上写过“我坚信政府的民选分支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显然是“一种极为不当的言论”。但阿利托却在听证会上宣称，政府的三大分支是平等关系。他唯一一次正面回答问题，是说：“我不认为我们应该用外国法律来解释我们自己的宪法。”这句话显然是针对肯尼迪说的。（罗伯茨也在他的听证会上表达了同样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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