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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利托进入最高法院的时间，距离罗伯茨上任正好四个月零一天，两人很快开始忙于应付大量的调卷令申请与言词辩论。他俩处理事务的方式，也反映出不同的个人风格。罗伯茨很快与最高法院的老员工们打成一片，他们中不少人曾是伦奎斯特的秘书与法官助理，对工作无限忠诚。此外，罗伯茨还从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带了几名法官助理过来。近些年，一些保守派大法官倾向于雇用一些年龄稍长的法官助理，这些人一般都担任过上诉法院的助理，而且在布什治下的司法部待过。阿利托干脆把这一做法用到极致，他雇用的第一名助理亚当·辛洛依已经37岁，之前是时代华纳公司的高级副总裁，还给前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做过两年贴身助理。尽管法官助理的重要性经常被夸大，但辛洛依10年前就在第三巡回上诉法院给阿利托当过助理，对他的任命显示出大法官与行政分支之间的联系正日益紧密。由于罗伯茨法院最初几个月没有遇到什么重要案件，新任大法官们正好利用这一时间熟悉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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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受两位新任大法官影响最大的人，居然是刚刚过了70岁生日的斯卡利亚。在公开场合，斯卡利亚曾拿自己差点儿当上首席大法官的事情开过玩笑，不过，他也承认，自己已达到职业生涯的巅峰，是消停一下的时候了。斯卡利亚擅长在言词辩论中制造戏剧效果，乐于撰写词藻华丽的异议意见书，由此可以看出，他并不情愿像其他同僚那样安于现状。1996年，他在写给哈里·布莱克门的信中说：“与过去的9个开庭期相比，本开庭期末是我颇为气馁的一段时期。我开始重复自己了，而且看不到行动的实际效果。”10年后，斯卡利亚仍然在重复自己，他心中已生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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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会儿本应是斯卡利亚春风得意的时期，毕竟又有两位立场相似的新任大法官加入了最高法院。不过，虽然斯卡利亚已在最高法院工作近20年，但他的影响力却实在有限。他那些著名的异议意见书经常能让读者们发出钦佩的笑声，但这些意见书却没有法律效力。尽管已经在一个总体趋向保守的最高法院待了20年，但他作为多数方一员撰写的重要判决书，数量实在少得惊人。在一次公开论坛上，他曾被问及自己最满意的一份判决书——许多大法官在类似场合下都会被问到这一问题——他想了想，列出了一个深奥晦涩的判例，在该案判决书中，他解释了宪法第六修正案中的“对质条款[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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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利亚在大法官中的号召力也不强。众所周知，斯卡利亚刚一出任大法官，就处处惹奥康纳生气，最终把她推向了中间、摇摆的立场。他对肯尼迪的影响也是如此。至于托马斯，很难说是斯卡利亚影响了他，还是他影响了斯卡利亚，此君秉持的简直是19世纪的保守主义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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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两位新任大法官投票时都和斯卡利亚站在同一阵营，但他俩并不是人云亦云、盲目跟风。在自己的确认听证会上，罗伯茨就曾对斯卡利亚的宪法原旨主义表示出与布雷耶一样的指责，他说：“我认为，制宪者之所以使用诸如‘自由’、‘正当程序’及‘不合理的’搜查与扣押等可作宽泛性理解的语言，是因为他们已考虑到自己起草的文件将流芳百世。”进而言之，罗伯茨对司法最低限度主义推崇备至，这恰好与斯卡利亚热衷于通过宽泛的判决解决所有问题的方式相抵触。部分受自己秉持的“文本主义”影响，斯卡利亚总是刻意回避提到立法记录，他更喜欢逐字逐句解读法律原文，很少关注记录国会在形成这些法律条文期间磋商、辩论过程的基础文献。但是，阿利托刚到最高法院，就在意见书中直接援引立法记录，而斯卡利亚则一如既往地远离这些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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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高法院之外，斯卡利亚也经常因为他的孩子气遇到一些麻烦。最高法院很少有人像他那样频繁出行，也没人像他那样动辄与批判他的听众争吵。这样的对质对大法官形象可没什么好处。可斯卡利亚不在乎这些，他把那些不赞同自己原旨主义解释方法的人称作“白痴”，他让那些对布什诉戈尔案的结果失望者“自求多福”，还把欧洲宪法法院称为“西方的毛拉[280]们”。2006年3月26日，在波士顿一座教堂内，一名记者大声询问斯卡利亚的宗教信仰问题。“你知道我对那些人的看法吗？”他答道，接着面向记者用四根手指贴了贴下巴。“西西里人会这么做。”他解释道。翌日，《波士顿先驱者报》（Boston Herald）发表报道，说斯卡利亚当众做了“下流”手势。两天后，斯卡利亚给那家报纸的编辑写了封信，信的部分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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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贵报星期一刊登了一篇报道，说我做了一个下流手势，而且还是在圣十字大教堂内。这篇报道与事实相悖，烦请全文刊登此信，以正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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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记者，那个名叫劳雷尔·J.斯威特的“热衷于套别人话的家伙”，（装作很恭敬地）问我想对那些反对我参加诸如红弥撒[281]之类公共宗教仪式的人说些什么，我用一个诙谐手势作为回应，展开右手手指，贴在下巴上。她完全没看明白我的意思，我说：“西西里人会这么做。”并把意思解释给她听——也就是说我完全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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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几年前的一本畅销书早已精确描述过这个手势的含义，而且举出了例证。路易吉·巴津在《意大利人》（The Italians）一书中写道：“摊开四根手指，缓缓摸摸下巴的含义是：‘我根本不在乎这些。与我无关。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你们的记者怎么就能得出那样的结论（而且正好与我解释的意思相反），说那是一个下流动作？唉，她居然在文中这么解读：“‘西西里人会这么做。’这位意大利裔法官说，并以‘《黑道家族》’中的挑战手势作为解释。”我也看过许多集《黑道家族》，你手下的记者看来已习惯了把任何西西里人的手势都当作下流的——尤其是一个“意大利法官”做的手势。（顺便说一句，我是一位美国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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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斯卡利亚的睿智与渊博很容易讨人欢心，他也的确是一位受欢迎的讲演者。但是，20年来，斯卡利亚始终未能用魅力征服他的听众与同事们，他的人格力量从未成功转化为影响力与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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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伯茨与阿利托进入最高法院的第一年，整个开庭期只有一起案件引起轰动——当年，罗伯茨正是因为在这起上诉案中的判决才取得迪克·切尼的信任。这又是一起涉及关塔那摩湾囚犯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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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有案件比哈姆丹诉拉姆斯菲尔德案到最高法院的过程更曲折。提起这一诉讼的主要是几名军事法律师，他们甘冒职业生涯中的最大风险，试图为关塔那摩那群被羁押者讨个公道。这些律师的牵头者是来自空军的威尔·冈恩与来自海军的查尔斯·斯威夫特，他们不屈不挠，尽管在一次次诉讼中输给了自己的顶头上司国防部，但仍然屡败屡战。为了寻求帮助，他们找到了乔治城大学33岁的法学教授尼尔·凯迪亚，凯迪亚曾是布雷耶的法官助理，之后在克林顿时代的司法部待过一段时间。尽管己方人单势孤，面对经验丰富、位高权重的对手，凯迪亚还是成功对布什行政分支所持的法律立场发起了攻击，在宪政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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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大法官们第一次面对关塔那摩囚犯提起的诉讼时，布什行政分支要求最高法院立即驳回他们的诉讼请求，因为这些人不属美国司法制度管辖，连打官司的权利都没有。大法官们通过这两起案件的判决书，严厉驳斥了行政分支的说法，奥康纳甚至犀利地宣称“战争状态并不是开给总统的空白支票”。行政分支没有办法，只好单方面成立了简易军事法庭，负责受理被羁押者们的抗辩。那些军方律师及后来加入的凯迪亚，挑战的就是这种军事法庭审理机制。为了更方便达到诉讼目的，凯迪亚与战友们挑选了一个威胁最小的囚犯，在阿富汗战场上被俘的塞勒姆·阿曼德·哈姆丹，他被指控为本·拉登的司机，但他根本不是一个恐怖分子，甚至称不上是战斗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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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28日，星期二上午，该案的言词辩论在最高法院进行。年轻的法学教授凯迪亚拥有一项重要优势——布什行政分支的极端主义主张，他知道多数大法官不吃这套，这类主张越偏激，越会给行政分支帮倒忙。这是凯迪亚第一次在大法官们面前进行言词辩论，对他的对手，首席政府律师保罗·克莱门特来说，这已经是第34次了。克莱门特一开始就说，国会早在批准对“9·11”事件作出回应时，就已默示认可了停发人身保护令的决定，在美国历史上，这样的做法只有过4次。这些话把苏特气得恨不得从审判席上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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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这场完美的辩论，是来争论美国国会是否有权采取停发人身保护令这么大的措施吗？”苏特问道，“要是那样的话，我们至少得慢一点儿接受您的观点，免得有丝毫怠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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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克莱门特回答说，“如果我们讨论的只是那些美国领土之外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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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下，”苏特紧追不舍，“保护令就是保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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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一个没有了奥康纳的最高法院，哈姆丹案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安东尼·肯尼迪那一票。斯卡利亚、托马斯和阿利托绝对是布什行政分支的盟友，斯蒂文斯、苏特、布雷耶与金斯伯格则站在针锋相对的立场上。（罗伯茨已从本案中回避，因为之前在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由他作出，并支持了布什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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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向来对国际法有着浓厚兴趣，这个案子正好迎合了他的喜好。事实上，几周之后，肯尼迪又将启程前往萨尔茨堡，接下来，他将在2006年进行一次环球之旅：从华盛顿到夏威夷，为美国律师协会作一次演讲；再到马来群岛，与一位苏丹见面，后者也兼任法官职务；接着去迪拜出席一个有400名法官参加的会议；然后到伦敦的老贝利[283]观摩一次谋杀案庭审；最后返回华盛顿。布什行政分支在哈姆丹案中的核心论点，就是《日内瓦公约》不适用于关塔那摩监狱的囚犯，尽管美国在很久之前就签署了这一重要国际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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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让我们这么办，”肯尼迪对凯迪亚说，“如果我们只是讨论《日内瓦公约》以及其他国际法上的基本原则是否适用于此，我们何不将本案发回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让他们弄清这个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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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或许有用。”凯迪亚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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