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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时候开始，家中的一件家具就一直吸引着奥莉娅娜，这是一件从很久之前留传下来的神秘物品——一个古老的嫁妆箱，上面有精致的雕刻、狮爪支足和铁制手柄。在家中，所有的人都称它为伊德布兰达的嫁妆箱。这是一个祖先的名字，人们说因为她是异教徒，所以最后被烧死了。奥莉娅娜坐在那里，注视着它，一坐就是数小时，边看边幻想着。一个恰当的时机，她打开了这个箱子，满足了她多年来的好奇心。箱子里装着这个家族的各种老古董，既混乱又充满神秘感。一本识字课本和一个算盘，一张法国医生的配方，一架无尾的诗琴，一个陶土烟斗，一副夹鼻眼镜，一份加泰罗尼亚护照，一枚古钱币，一面缝制的三色旗，拿破仑时期一名因为寒冷而死在俄国的士兵写的最后一封信。每一件物品都能激起她无穷的问题。当祖父母谈起这些物品的时候，她终于能够从这些满载承诺但支离破碎的片段中抓住线索：即使在疯人院，蒙特塞拉特还是演奏着他的诗琴……卡特里娜使用巴比特医生的处方，拯救了所有的城郊居民……乔巴塔从战争中归来，脸庞已被炮弹毁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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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一九四四年某个夜晚的一次轰炸中，这个嫁妆箱和家中其他的一切都被炸毁。奥莉娅娜一生都为这个损失而惋惜流泪。当她成年后，她请求父亲重新给自己做一个一模一样的嫁妆箱，她将它带到了自己在美国的公寓。一些信件——由一名自愿参加第一次意大利独立战争的前辈在库尔塔托内和蒙塔纳拉写就——因为奥莉娅娜把它们抄在了自己的课本上，得以留存下来。从那时开始，奥莉娅娜明白了每件物品都能够讲述也都能够成为一个故事、一段历史——只要人们学会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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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当爱德华多·法拉奇因为胸膜炎而病重的时候，家中境况更加捉襟见肘，他们全家搬到了卡尔米内广场的一间地下室居住了一年。奥莉娅娜透过窗户和窗外的铁栅栏，注视着来往行人的脚步，以此为乐。父亲因为病重，变得十分虚弱，几乎整日待在床上。来探望他的朋友们试图说服他加入法西斯党，这样可以帮他谋得一些生计，但是他并不想这样做。“我看着在床上的爸爸，他已经烧得很严重了。他边咳嗽边说：‘不，永远都不可能。’”在家中，所有的人都是反法西斯主义者。有一天，甚至连老安东尼奥也被逮捕了。“那时候爷爷已经七十八岁了，他总是在街上和法西斯分子吵架。那天他喊道：‘墨索里尼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就这样，他们逮捕了他，把他带到了法西斯审判处，将他关进了贮藏室，准备审判他。奶奶去为爷爷辩护，但是没多久，他们也把她逮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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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家庭中，反抗强权一直是一种传统。奥莉娅娜总是用一种钦佩的语气谈论着自己的外祖父——奥古斯托·坎提尼，他死于穷人医院，死的时候身无分文。外祖父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为了不去参加战争，他很早就做了逃兵。在他眼中，帝国主义分子之间的争吵毫无意义。“其他的孩子们在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崇拜氛围中成长，所有的人都经历了‘一战’的神圣洗礼。但是相反地，我听到的却总是关于作为逃兵的外公的故事。妈妈曾经自豪地说：‘我的父亲是“一战”的逃兵。’就像另外一个人说‘我的父亲是“一战”的英雄’一模一样。从小，她就入神地听外公唱年轻时的革命国歌：‘当我们还在一块儿，那就应该，打倒贵族，颁布新法令！如果无政府主义的太阳不再闪耀，你们无论如何也将会被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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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德华多十七岁的时候，他就注册成为社会党的一员。一九二三年，在同法西斯行动队的一次相遇中，他还负了伤。一九二九年，他开始同正义与自由的地下秘密印刷组织合作，并和城市中的其他反法西斯志士取得联系。托斯卡的想法和自己的丈夫一样，尽管她从来都不去参加公众集会。“对于妈妈来说，政治是男人的奢侈品。为了让我们能够活下来，让我们有吃的，让我们有地方抵御严寒，让我们能够学习，她是如此繁忙，以至于都没有时间来给我们解释为什么墨索里尼是坏人。但是对于她来说，他是坏人，这就足够了。”对于奥莉娅娜来说，爱德华多和托斯卡就是她心中最早的两位英雄，他们两个深深影响了她这一生和对勇敢这一概念的定义。“我非常幸运，能够由一对勇敢的父母抚养长大。他们无论是在实际行动中还是在精神品质上都十分地勇敢。爸爸是抵抗运动时期的英雄，而妈妈比起爸爸来也毫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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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奥莉娅娜就长期被寄养在自己的姑姑丽娜家中，她的这位姑姑没有儿子，嫁给了一个非常富有的男人。和她一块儿，奥莉娅娜认识了另外一个世界：在马尔米堡的度假生活，称呼她为小姐的女服务员，来自罗比吉利奥糕点店的糕点和茶饮。春天，姑姑让裁缝为她做了一套黑色天鹅绒长连衣裙，然后带着她去欣赏佛罗伦萨的五月演奏会。相反地，她并不喜欢自己的姑父，因为他喜欢动手打人。此外，她的姑父还是一名法西斯党徒。“在他的卧室里有一根木棍，我一直不明白是用来干什么的。直到有一天，我才明白它的用途。那天他带着这根棍子去了瓦尔达诺，回来的时候，棍子上已经沾满了血迹。‘知道这些血是谁的吗？’他跟我说，‘是药剂师的。我们给他好好上了一课。对这些玩意儿，我们会给他们好好地上一课。’我跑到卫生间大哭了一场：他也把我的爸爸叫做‘玩意儿’。他相信那些玩意儿存在于民主中，存在于法国和英格兰！爸爸永远也不知道：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觉得他是一个出色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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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佛罗伦萨的路上随车队游行，奥莉娅娜也和姑姑一块儿去看了这场游行。路上全都是红色的百合花旗帜及黑色的纳粹党徽标志。乌云在空中集聚，笼罩着整个欧洲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奥莉娅娜的童年也将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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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妥协（法拉奇传） 02 一个饥寒交迫饱受恐惧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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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a bambina esperta di freddo e di pa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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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年六月十日在她记忆中是难忘的一天。这一天，当奥莉娅娜和妹妹们正在阳台上玩耍时，她的父亲突然反常地提前回到了家中。爱德华多神色慌乱，他把夹克扔在地上，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大声喊着：“那个疯子宣战了！”托斯卡在厨房里，继续准备着午餐。只是，她更加用力地拍打着锅，因为气愤，她已经破音：“流氓！懦夫！杀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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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是奥莉娅娜一生中最大的事件：“我是在战争中成长的。从小我看到的就只有战争，我听到人们谈论的也全是战争。”在她的记忆中，最悲惨的事情就包括那一次次的轰炸，特别是对佛罗伦萨惨无人道的轰炸。飞机的轰鸣声充斥在空中，仿佛一头可怕的怪兽在吼叫，火焰照亮了夜空，避难所满是哭泣和祈祷的人们，而每到此时，母亲总是告诉奥莉娅娜不要害怕。“那些轰炸我一次也没有错过：可能是命运戏弄我吧，我总是会恰好遇上。不过，幸好我安然无恙。在那段时期，我总是有一种特别奇怪的，甚至是可以称为非凡的运气。”奥莉娅娜还记得一位老人，是她家的一位邻居，当人们都跑向避难所的时候，他跌倒在路上，但是没有人停下来扶上一把。她还记得那位被法西斯分子枪杀的修士，也还记得被送往梅尔卡塔里瓦尔迪佩萨乡下与祖父母生活的那几个月的日子。“那时的我，是一个已经习惯了寒冷、饥饿和恐惧的小女孩。”多年后的某一天，在德国的一次演讲中，她如此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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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四三年九月墨索里尼政权倒台，直到一九四四年八月,佛罗伦萨被盟军解放，由于和游击队员之间的联系，这一年的时间在奥莉娅娜的一生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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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抵抗运动让我明白了我是谁，也让我明白了什么是政治。就像圣灵降临在使徒们身上一样，这次抵抗运动也这样自然而然地与我联系在了一起。”她的父亲在伽利略手工作坊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那儿他还领导了一次反法西斯运动。然后他就加入了地下组织，成为抵抗运动中的一员，继续进行斗争。如往常一样，不论到哪儿他还是把奥莉娅娜带在身边，即便托斯卡在抗议。“虽然她极为痛恨法西斯主义，但这种仇恨还是无法与害怕我发生什么意外的那份恐惧相比。”托斯卡经常责备她的丈夫：“居然利用一个小孩子！”但是抗议毫无成效。“就算她只是个小孩子，那也需要这样做！”父亲总是用责备的语气说道。为了避免自己的妻子太过伤心，当他派自己的女儿去执行任务的时候，爱德华多并不会通知自己的妻子。在附属于行动党的正义与自由公民组织中，他们两人都是核心般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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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抵抗运动中，奥莉娅娜的化名是艾米利亚。她在学校的哲学课老师玛格丽特·法索罗，现在也和游击队员一同参加斗争，法索罗给她选了这个名字。奥莉娅娜非常机敏，富有想象力，经常被委派出去执行通讯员的任务，去寄送宣传画、日报、信件，有时还送武器。如果需要派送一枚手榴弹，她会先将生菜的菜心掏空，然后将手榴弹塞进去，接着把它放置在自行车筐中。如果需要送一些信件，她会先把信件折叠到最小，然后将它穿入自己的辫子中。有一天，当骑着自行车带着一捆地下日报时，她突然从车子上跌落，珍贵的日报散落一地。她迅速地将散落的报纸收起来，一边收一边观察周围，但是没人注意到她。一个像她这么小的孩子，看起来比她实际年龄十四岁还要小，并不会引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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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父亲一起参加抵抗运动的成员中，也有一些在以后被载入意大利历史的人物：恩佐·恩里克·阿尼奥莱蒂、特里斯塔诺·科迪尼奥拉、卡洛·福尔诺、玛利亚·鲁伊基亚瓜伊塔、内罗·特拉官第、保罗·巴瑞莱、莱奥·瓦利安尼、乌戈·拉玛尔法、埃米里奥·鲁苏。奥莉娅娜经常在特别紧张的局势下遇到他们，也会专心地观察他们。比如，她还记得，藏在皮蒂宫前面一所公寓的卡尔洛·莱维。有一天，父亲派她去给他送一把手枪和一些食物。卡尔洛·莱维小心翼翼地给她打开半扇门，并没有让她进去，她能看到房间里装满了书。他打开她从门缝递给他的包袱，然后拧了拧鼻子。“这把左轮手枪是给女士使用的，我不要。”他对她说道，“还有这些你给我拿的食物……没有其他的吗？”奥莉娅娜并不胆怯。她迎着他的目光望去，告诉他说，为了能给像他一样的地下成员提供补给，家里的人得从牙缝里省下这些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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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的一个夜晚，爱德华多·法拉奇带着两个伪装成铁路工的陌生人回到了家中。他们分别叫奈杰尔·伊特维尔和戈登·布坎南，两人都是英国士兵。他们来自阿雷佐附近的拉泰里纳防区。他们和其他的犯人一块儿上了一辆直通德国集中营的军用列车，在佛罗伦萨隧道入口处，两人跳下列车逃生。奈杰尔是一个成熟的男人，神色十分坚定。戈登则比较年轻，也显得比较慌张。他就像是一个小孩，但是长得太过匆忙。戈登的脸上透露出一种长时间没有吃饭的饥饿神态。他们被安置在奥莉娅娜的房间中，然后她则搬到走廊里去睡。夜晚摆钟聒噪地报时，吵醒了奥莉娅娜。月光在墙上绘出了令人恐惧的图案。她想她的小房间了，想她那带着白色花边的被子和仔细摆放在书架上的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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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士兵待在他们家中整整一个月。他们从来不出门，为了不让邻居生疑，他们的百叶窗也整日关着。奥莉娅娜和他们一块儿度过了很长时间，用她那并不自然的英语问他们一些问题。她被这两个男人吸引住了。他们所来自的国家那里有自由，还有那些她父亲整日挂在嘴边的东西。成年后，在自己的小说《战争中的佩内洛普》中，她为读者讲述到，其中一位士兵成了女主人公青春时期的初恋，尽管这份初恋因为战争的悲剧而消失殆尽。小女孩开始频繁地到他的房间中去找他聊天，她靠着他坐在床上，整整一个下午都听他讲述。他抚摸着她的脸颊，对她说她美丽极了。可是有一天，悲剧发生了。当另一个士兵发现两个人在床上抱成一团的时候，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冲着自己的同伴发火。她从房间中逃了出去。在门外，还能听到身后屋内因为争吵而相互吼叫的声音。母亲用一只手堵住她的嘴巴：“你们这是造的什么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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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抵抗运动传来好消息，也到了两个士兵可以离开佛罗伦萨的时候了。奥莉娅娜和父亲陪同他们前往蓬塔谢韦地区的阿科内，以便在那里将他们两人托付给当地的游击队员，他们将帮助两人穿越前线。从佛罗伦萨到阿科内的四十公里的旅途漫长而又危险。骑着自行车，路上还有被德国人拦截的危险，那些德国人，对于帮助敌军的人会毫不犹豫地开枪射击。在一处路卡，一名士兵从自行车上跌落下来。“叔叔！快起来叔叔！”奥莉娅娜这样乞求道，以避免德国人注意到他们。在小说中，她还讲述了她和那位年轻士兵的永别。小女孩没有勇气去拥抱他。她只是说：“如果战争结束了，你要记得回来。”他回答道：“战争肯定会结束的，我也肯定会回来的。”一滴眼泪缓缓地从她的脸庞滑落：“你记得吗，爸爸？你也在这儿的，爸爸。当眼泪滑到他的领子中，他转过身，离开了那里。我望着他离开，金黄色的头发，干瘦的身体，毫无警惕感，他和我一样也是一个孩子。而我的童年，在那一刻，突然就结束了。我结束了我的十四岁，也学会了如何去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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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之后数月里，他们再也没有两人的消息。一天，父亲的同伴来到家中告诉他们，两个人中的一人在前线活了下来，而另一个人已经死亡。但到底是哪个人死了，他无法告诉他们。直到一九九三年，在一位英国的历史学家的帮助下，奥莉娅娜才得知有关两人遭遇的更加详细的信息。奈杰尔和戈登并没有马上穿过敌人的封锁线。他们留在了托斯卡纳，并组织了一支十五人的游击队伍。一九四四年五月四日，奈杰尔在诺尔恰附近被德国人逮捕并遭枪杀。六月十四日，当戈登正准备破坏德军撤退要经过的桥梁时，也被当场抓获。但是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三天之后，游击队员解放了这个地区。奥莉娅娜长期寻找关于他的消息，她寄信到英国，到澳大利亚，但是毫无收获。他们所在的部队——苏格兰德兰士瓦第二联队——档案中唯一的相关痕迹，就是由英国政府颁发给戈登和已经去世的奈杰尔的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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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莉娅娜的一生中，她都小心翼翼地收藏着那封在他们离开之后寄来的信件。那封信用英语写在一张皱皱巴巴的纸上，上面的落款日期是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四日。“亲爱的奥莉娅娜，相信你也知道，我们已经离开了。我知道你的父亲在圣诞节前会来阿科内，所以我现在给你写了这封信，因为在旅途中我们就没法给神父写信或者寄明信片告诉他事情的进展了。如果你父亲到达时还能遇到神父，那他应该就会有我们的消息。等英国人到了佛罗伦萨的时候，我会再给你们写信的。请你代我感谢你的父亲，感谢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份恩情。或许过些年，我们还会相见，我也十分期盼能重回意大利。明天早晨我们就出发了，希望到时不会下雨。我知道，这次的旅途将会十分艰苦，但也并不是一件无法完成的事情。我相信你们都会想我们的，也会为我们祝福和祷告。拥抱你，并向你的家人们致以我最真挚的问候。奈杰尔。”在这下面，还有另外一行，仅仅是一句话：“戈登将他的爱献给他的小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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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纪，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情：第一次爱上了一个人，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在之后的一次访谈中，当谈起那段往事时，奥莉娅娜如是说。对于小说中讲述的故事，有多少是确实发生过的，我们无从得知。但能确定的是，在那个年纪，有一些观点已经成形，并将伴随其一生。比如，关于勇气，在奥莉娅娜看来，这是一个男人的最高品德。成年之后，她觉得自己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能让自己爱上的男人。“对于我的所作所为和所见所闻，我都使用这把尺去衡量：甚至是爱情，我的上帝。我现在已经是女人了，但是我浪费了青春时期的前几年，整日将这些男人和我所知道的那些英雄作对比：他们完全不像我心中的英雄们，因此我将他们全部拒绝了。恐怕很少有人会因为一份记忆或者说是一次误会而如此纠结。但我就是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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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中，她还讲述了家中招待的另外一名士兵的故事。那是一名俄罗斯人，她详细地对他做了描写。他很胖，因为太胖以至于制服上衣的扣子经常绷开。他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当他看苏联地图的时候，脸上满是深深的苦怨之情。他低声道：“妈妈……”奥莉娅娜讨厌他，因为他取代了戈登的位置。戈登还活着，而这时候年轻的士兵毫无音信。这个人物也是真实存在的。在奥莉娅娜的私人文件中，还保存着一张他用语法不通的意大利语写的留言：“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就要胜利了！我们四个人从德国人那里逃出来了！在建设完我的国家后，我还是希望能够痛打德国人。致敬并致以我的问候。你们的朋友弗拉基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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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二月，爱德华多·法拉奇在一次因为告密而引发的围捕行动中被逮捕了。当他正准备去地下秘密储藏室取材料的时候，他们挡住了他的去路。晚上，看到自己的丈夫没有回来，托斯卡一边哭一边准备晚饭。为了安慰自己，她嘴里还一直重复着：“他应该是有事情要做。”第二天早晨，围捕的消息已经满城皆知。“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我看到了日报上的标题：恐怖主义头目已被逮捕。”奥莉娅娜之后谈道。托斯卡去法西斯军队审问犯人的地方打听消息。那里的头目马里奥·卡利塔接待了她，并告诉她回去准备好丧服，因为第二天黎明，他们就要枪毙她的丈夫。后来的日子里，奥莉娅娜也多次谈及托斯卡的反应。她把这作为母亲最富勇气的例子。“我经常问自己，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才会做出她那样的反应。答案总是一样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妈妈是一种怎样的反应。那一瞬间，她一动也不动，仿佛被雷击中一般。然后，她慢慢地抬起自己的右胳膊，用食指指着马里奥·卡利塔，她对他以‘你’相称，仿佛他只是自己的一个仆人。她声音很平静，吐字清晰：‘马里奥·卡利塔，明天早晨六点我将会按照你告诉我的去做。我会穿着黑色的衣服。但是，如果你也是从一个女人肚子中生出来的话，那么告诉你的母亲，要像我这样做。因为你的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托斯卡那时候已经怀孕了。她回到家中，突然感到不适，接着就失去了肚中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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