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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纪，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情：第一次爱上了一个人，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在之后的一次访谈中，当谈起那段往事时，奥莉娅娜如是说。对于小说中讲述的故事，有多少是确实发生过的，我们无从得知。但能确定的是，在那个年纪，有一些观点已经成形，并将伴随其一生。比如，关于勇气，在奥莉娅娜看来，这是一个男人的最高品德。成年之后，她觉得自己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能让自己爱上的男人。“对于我的所作所为和所见所闻，我都使用这把尺去衡量：甚至是爱情，我的上帝。我现在已经是女人了，但是我浪费了青春时期的前几年，整日将这些男人和我所知道的那些英雄作对比：他们完全不像我心中的英雄们，因此我将他们全部拒绝了。恐怕很少有人会因为一份记忆或者说是一次误会而如此纠结。但我就是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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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中，她还讲述了家中招待的另外一名士兵的故事。那是一名俄罗斯人，她详细地对他做了描写。他很胖，因为太胖以至于制服上衣的扣子经常绷开。他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当他看苏联地图的时候，脸上满是深深的苦怨之情。他低声道：“妈妈……”奥莉娅娜讨厌他，因为他取代了戈登的位置。戈登还活着，而这时候年轻的士兵毫无音信。这个人物也是真实存在的。在奥莉娅娜的私人文件中，还保存着一张他用语法不通的意大利语写的留言：“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就要胜利了！我们四个人从德国人那里逃出来了！在建设完我的国家后，我还是希望能够痛打德国人。致敬并致以我的问候。你们的朋友弗拉基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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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二月，爱德华多·法拉奇在一次因为告密而引发的围捕行动中被逮捕了。当他正准备去地下秘密储藏室取材料的时候，他们挡住了他的去路。晚上，看到自己的丈夫没有回来，托斯卡一边哭一边准备晚饭。为了安慰自己，她嘴里还一直重复着：“他应该是有事情要做。”第二天早晨，围捕的消息已经满城皆知。“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我看到了日报上的标题：恐怖主义头目已被逮捕。”奥莉娅娜之后谈道。托斯卡去法西斯军队审问犯人的地方打听消息。那里的头目马里奥·卡利塔接待了她，并告诉她回去准备好丧服，因为第二天黎明，他们就要枪毙她的丈夫。后来的日子里，奥莉娅娜也多次谈及托斯卡的反应。她把这作为母亲最富勇气的例子。“我经常问自己，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才会做出她那样的反应。答案总是一样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妈妈是一种怎样的反应。那一瞬间，她一动也不动，仿佛被雷击中一般。然后，她慢慢地抬起自己的右胳膊，用食指指着马里奥·卡利塔，她对他以‘你’相称，仿佛他只是自己的一个仆人。她声音很平静，吐字清晰：‘马里奥·卡利塔，明天早晨六点我将会按照你告诉我的去做。我会穿着黑色的衣服。但是，如果你也是从一个女人肚子中生出来的话，那么告诉你的母亲，要像我这样做。因为你的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托斯卡那时候已经怀孕了。她回到家中，突然感到不适，接着就失去了肚中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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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爱德华多·法拉奇并没有被枪毙。他们长期拷打审问他，期待能够让他说出同伙的名字，但他选择沉默。他之后也再没有提起过这段日子。相反地，监狱中的一些同伴，在之后审判马里奥·卡利塔的时候，详细地描述了他们的遭遇。“我半裸着身子，他们将我放在一条长凳上，仰卧躺着，然后把我的脚和前臂绑在栅栏上，并蒙住我的眼睛，”在一份证词中，奥莉娅娜读道，“然后他们就离开了，留下了被绑住的我。当他们回来的时候，我感到有东西在碰我的腹部。然后感觉越来越强烈，就像在燃烧，好像他们在我身上放了一把火一样。那实在是太痛苦了，我大喊起来，感觉要疯了，并晕了过去。我无法忍受这种折磨，然后就决定签上自己的名字。但是他们并不满意，还是继续让我经受这种折磨。终于，他们停止了对我的折磨，我看到他们之前在我的肚子上放置了一个小箱子，箱子里有一种动物，一种类似于蟑螂的动物。箱子紧紧地和皮肤连在一块，箱内的动物，为了找到出去的路，只能去咬眼前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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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审讯之后，爱德华多·法拉奇被转移到了木拉特监狱。五月份的时候，他被释放出来。在奥莉娅娜看来，这多亏了她母亲的努力。多日以来，托斯卡都在寻找证据，为自己的丈夫辩护。她并没有找到证据，但是她发现了更加有效的东西：一份以前的反法西斯起诉状，起诉对象正是其中的一位审判官。她利用这份起诉状，威胁了审判官，他也就不得不帮助一下狱中的这名犯人。托斯卡带着孩子们去监狱看望丈夫。“我们来到了监狱，带着装满食物的包裹。但是守卫马上就将我们的食物拿走，并将我们和其他人赶到了一个肮脏的房间中——接待室。接待室内，有一张长桌子，桌子后面站着大概十二个人。在他们中，有一个人的面部已经严重地肿胀，并且布满伤痕，嘴唇发紫，一只眼睛已经无法睁开。没有人在他前面坐着，因此我们就坐在了那里，在一片死寂中等待着父亲的到来。在我们等待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小小的声音传来：‘我的宝贝们，你们怎么都不跟我打声招呼？’那是我父亲的声音，这声音来自那个因为面部变形，没有被我们认出的男人。然后我的父亲说道：‘不要担心，看着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什么也没说，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最多也就是把我送到德国的集中营罢了。’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我问我的母亲：‘妈妈，为什么？’她骄傲地回答道：‘因为你们的父亲参与了政治，他之所以斗争，是为了让世界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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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夏天，战争的前线渐渐逼近城市。轰炸毁坏了整个社区。奥莉娅娜跟着全家躲到了郊区的一座修道院内，那里还躲着其他的游击队员。有一天，纳粹法西斯的卡车转到了这个地区。大门被人用脚踹开。当时奥莉娅娜刚好把行动党游击队员的名单给毁掉。那是一份绝密名单，上面有很多成员的名字和他们的住址。他们把这份名单交给她保管，她把它藏在一颗南瓜中。然后，很多事情在一瞬间发生。“只要我还活着，我就永远记得那种卡车的噪声，还有他们叫嚷的秽语：‘我们对女人也毫不客气，因为我们穿的是黑色的衣服。’还有他们的大皮鞋在走廊上发出的扑通扑通的声音。此时爸爸已经从花园逃走。他们拍打着我们的房门，门被打开，他们冲了进来，然后就是一阵机枪扫射带来的叫喊声和哭号声。”父亲从窗户逃走，把通知躲藏在建筑物另外一个大厅中两个犹太士兵的任务交给了她。但是已经太晚了，因此，两名士兵躲到了庭院中的一口枯井中，并请求奥莉娅娜帮他们两人盖上井盖。但是对她来说，井盖太沉了。“或许他们看到了我，这也暴露了两个人。通过德国人那夸张的笑容，我和妈妈明白了他们已经发现了那两个士兵。只要我还活着，我就永远不会忘记，当他们发现两个犹太人的时候，那夸张的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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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最后的战役在八月份打响。数日的时间里，人们以每间房子为堡垒参加战斗。整座城市都没有了电，也没有了水，每一片土地都被德国人的炮弹所炸毁。连阿尔诺河上的桥梁也没能幸免，被城市周围架设的德国人的迫击炮摧毁。八月十日和十一日夜晚，最后一批德国空降兵撤退。“他们身上全是泥浆，他们非常渴，在每一扇窗户下，都叫喊着‘水！水！水’，然而窗户还都是紧闭不开。他们就用冲锋枪枪托砸碎玻璃，再登上他们的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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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一日清晨，奥莉娅娜拿着带有“正义和自由”字样的红色手环分发给游行的游击队员们。但是由于匆忙，她被绊倒在地。手环也洒落了一地。兴高采烈的人们捡起手环，戴到了自己手腕上。“上帝啊，我当时是多么年轻啊！我就是一个孩子。在指挥站，有人给了我一耳光。那些珍贵的手环都被戴在了这些人的手上，所剩无几。这些人，往好的方面说，没有为反法西斯斗争事业做出什么贡献；往坏的方面说，他们本身就是法西斯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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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座城市的战斗已经结束了，她也可以和全家人团聚了。她的家已经被炮弹轰炸得残缺不全，在花园里还有一个巨大的弹坑，但是这些都不足以影响她那一刻的喜悦：“那是一个周日，我轻快地走在路上，十分高兴。我穿着妈妈刚刚缝好的白色连衣裙，穿着白色的鞋子，小心翼翼地走着，寻找着落脚的地方，好避免青草弄脏我白色的鞋子。我被喜悦冲昏了头，仿佛在过复活节一般。因为战争终于结束了。”佛罗伦萨已经成为一片废墟，尽管如此，街上还满是庆祝的人们。奥莉娅娜出去看在城市中列队的美国人。她感觉美国人好像都很高大，摄取营养的状况很好。他们当中有人拽她的辫子，也有人给她一些巧克力。虽然她知道母亲会因为这个而责备自己，却还是害羞地收下了巧克力。托斯卡性格比爱德华多要温柔，但是她也一直把奥莉娅娜当作成年人对待，告诉她生命就是一场无休止的战争，只有刚毅不屈才能获得胜利。“有一天，当我走在石子路上的时候，妈妈冲我喊道：‘勇敢点，往前走！’‘过来接我，这里都是石子。’我回答道。妈妈又说：‘世界充满了这种石子，你会很快发现这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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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美国士兵成了她父亲的朋友。由于他的名字发音太过拗口，因此在家中，他们就称呼他俄亥俄，这也是他出生的地方。他经常在晚上来到他们家，带着一大片白面包，然后留下来吃晚饭。对于战争，他能自言自语说上好久。对于法拉奇预备下一餐的仅有的那些面点，他也吃得所剩无几。当他走的时候，托斯卡摇着头，重新收拾厨房：“看，所有的美国人都给人们赠送食物，但是这个家伙，只带来一点面包屑，却来吞咽我们所有的食物。”当自己的丈夫将祖父的大怀表赠送给这个美国人的时候，托斯卡尤其生气。爱德华多十分钟爱这件家中珍品，但是当俄亥俄离开，将自己的手表送给他，郑重地说了一句“纪念俄亥俄”的时候，他也只能这样做，并对俄亥俄也说了一句“纪念佛罗伦萨”。多年之后，当奥莉娅娜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母亲对她说：“如果你能够找到那个令人讨厌的俄亥俄，如果你能够找到爸爸的那块大怀表，一定要把它买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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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被解放之后，爱德华多·法拉奇成了行动党执行委员会的一员，主要负责工会活动。他是佛罗伦萨市民组织的奠基人之一，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他还担任《劳动自由》日报的主编。家中所有的人都加入了行动党并投身到重建工作中：父亲、大伯布鲁诺、法拉奇家族和坎提尼家族的很多亲戚。他们的名字都被存在佛罗伦萨抵抗运动的档案中。在《高中生》中，还注册有奥莉娅娜的名字。她作为行动党的附属组织——意大利女子联合会的书记员在此工作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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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普通士兵，她在意大利军队退役。能够为自己祖国的自由而战斗，她感到十分自豪。当她得知，在退役的时候，她将会领到一万五千六百七十里拉的补贴，她并不知道要用这笔钱做什么。事实上，她说，她只是尽了她的义务。她接受了这笔补贴，给自己和妹妹们买了新鞋子（家中没人穿过体面的鞋子，而父母并不想要体面的鞋子）。随后，她注册进入了行动党青年联合会，这也是她唯一加入的政党。“那是一个规模很小的政党，完全是由普通人组成的，其中并没有士兵。我相信我大概是里面唯一的士兵了。”在一次政治集会中，作为抵抗运动最年轻的代表，她被要求登上舞台，对着人群演讲。她身着一件红白格的小连衣裙。“我还记得那个麦克风和开场白：‘佛罗伦萨的人们，正在跟你们讲话的是一个小女孩！请你们听听我们年轻人的心声！’后面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因为我当时完全处于惊呆了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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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妥协（法拉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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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一个装满书籍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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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a casa piena di lib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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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小就痴迷于文字。每一页文字都仿佛在向她讲述着故事，字里行间都能引发她无穷的想象。“在我小时候，妈妈会买来一捆捆的毛线，通常我们用纸壳做团蕊，然后将毛线转成线团。这个纸壳可以是一张白纸，可以是一张报纸，也可以是某个店主的一张记账单。因此，每次我都会看着毛线团一点点地变小，当看到逐渐变成毛衣时，我无法抑制自己的好奇心：‘这次会用什么做团蕊呢？’线团用尽后，我会一把抓住纸壳，急匆匆地将它转过来。我想说的是，有的时候会是一张什么都没有的白纸。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我都会十分失望。但是，如果纸上有字的话，我会马上将它递给妈妈，让她给我读上面的内容，我会如痴如醉地听着她所讲述的故事。就算是店主的记账单，她也能给我讲出一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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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莉娅娜是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成长的：“家庭成员都很喜欢读书，为了能买得起书，我们分期承担买书的费用。对于像我们这种出身，这种社会阶层的人，我的双亲会对文学富有热情，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我们很穷，但是家里装满了书籍。因为就像其他人对他们俩的评价那样，爸爸和妈妈有‘阅读的恶习’。就这样，家中总是装满了书籍，这些书也是家中的神圣之物。因为它们很奢侈，是我们唯一的奢侈品——文化。”成年之后，她动情地谈道，在她看来，父亲死后留给她的两套带有古斯塔夫·多雷插图版《圣经》，是最有价值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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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重新命名为“书房”的小客厅成了家中的图书馆。在书房中，最神圣的地方就是那个书架，上面摆放着爱德华多喜欢的书籍。正是这个装满书籍的房间成了奥莉娅娜小时候的卧室。她的床是一张“微小”的沙发。在书架上，庄严地摆放着一本封面上印有蒙纱女人的书，这本书一直深深吸引着她，令她无法呼吸，它的名字是如此神秘——《一千零一夜》。书中的故事是她在童年时期所知道的所有童话故事了，这些故事陪伴了她一生。成年之后，她从未停止购买新版书籍，她所买的通常都是当时的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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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安装有玻璃门的书架是我的禁区，妈妈从来不让我打开它。”九岁的时候，她第一次获准去触碰它。那时候，她已经患病数日，因为发烧不得不躺在床上。她感到厌烦，因此想找一些新东西来读。最终，母亲打开了它，递给她一本书。那是杰克·伦敦的作品——《野性的呼唤》。从第一行文字开始，奥莉娅娜就爱上了大狗巴克，也深深地被它那为了自由而斗争的精神所吸引。她把整夜的时间都用来读这本书，母亲在床上向她抱怨：“关了灯！你能关了灯，然后去睡觉吗？”多年之后，她也谈及对那本读物的喜爱之情。“巴克为我上了一堂课，这一课是关于战争、游击和生命的。仿佛它在看着我的青春，那青涩的季节，带着我向希望或者是努力的方向前进：一个勇于反抗的女人，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命令。其他人心中的英雄，大概都是十分重要的人物。我的英雄则是一条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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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巴克是她的第一位英雄，那杰克·伦敦就是她的第一位偶像。她的母亲用了数小时的时间为她讲述了他的冒险生活——在美国流浪，在阿拉斯加谋生，还有横穿海洋的壮举。相反，在他的大伯布鲁诺看来，杰克·伦敦是一位写了很多，但是没有好作品的作家。奥莉娅娜在这样一个作家身上浪费时间，这让他十分生气。奥莉娅娜奋起反抗：“我喜欢。就算他写的作品很差，我也喜欢。我崇拜他的创意，也崇拜他的智慧。他从一个主题遨游到另一个主题的能力让我痴迷。至于作品的无条理、支离破碎、思维混乱等问题，这令他能够涉猎的范围具体到各个方面：从狩猎到政治，从科幻作品到社会学作品。”在她看来，杰克·伦敦就是作家型记者的化身，能将好奇心和冒险融为一体。她的大伯经常向她谈及《晚邮报》的记者维吉尔·利立，他数次周游世界；或者是库尔齐奥·马拉巴特，他从来没有缺席他所处时代中的重大事件。奥莉娅娜安静地听着他讲述这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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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六七岁的时候，她开始考虑当一名“作家”（她总是直接说作家，而不是特别说明是女作家）。这是她内心里一直存在的想法，她十分确定。但是在家中，所有的人都对此摇头。“噢，作家，作家！你知道要成为一名作家，并以此为生，需要读多少书吗？”母亲一直重复着，并跟她说杰克·伦敦艰辛困苦的生活，他总是干着断断续续的工作，经常食不果腹。大伯布鲁诺高声斥责她：“首先需要维持生活，然后才能写作！你现在连生活是什么都不知道，你想要写些什么东西？”然后他告诉她说，托尔斯泰之所以能写出那么多作品，是因为他是一名贵族；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了维持生活，只有靠赌博去赚钱。“因此，他们一块儿努力，为了让我泄气和退缩，给我灌输着写作属于有钱人或是老者的这种思想。所以，我不能去从事这项工作，因为我不但贫穷，又太年轻。”于是她相信了，她应该等到合适的年龄，经济条件得以保障后，再考虑当一名记者。这一妥协看起来似乎对大家都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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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读遍了家中能找到的一切可读的书籍。起初是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作品，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开始读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作品。美国人的作品，她从赫尔曼·梅尔维尔开始读起。英国人的作品，她从莎士比亚开始阅读，这也是一位深深影响了她的作家。至于法国人，她只对普鲁斯特感兴趣。尽管奥莉娅娜只是一个自学者且学习起来毫无系统性，但她还是奇迹般地积累了一定的文学功底。她读了大量的书，也做了很多的写作练习。“我找到了很多书，上面全是荒诞的短篇小说和古怪的童话故事。这大概是妈妈给我放的吧？”多年之后，在一次采访中，她这样谈道，“我觉得妈妈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她那纯粹的对文学的渴望，她来自一个贫苦的艺术家家庭，这种渴望出现得十分自然。因为她存在一种强烈的雪耻欲望，她一直激励着我去读书。是的，我认为妈妈就是把读书、文化视为一种帮助她在这个社会雪耻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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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完家务之后，托斯卡坐在奥莉娅娜身旁的沙发上安静地缝着衣服。奥莉娅娜在一旁写作，纸张逐渐堆积起来，她也完全沉浸其中，仿佛用这些文字，能够创造一个独立的世界。在那段时间她的一个笔记本中还留有她那圆形的笔迹，她用铅笔写道：“这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情，节日总是让人感到忧郁。特别是在下午，远处的钟声慢慢响起，听起来是多么地悲伤。就像现在一样：一缕严冬的薄雾，寒冷的空气，一道银白色的亮光，没有太阳，公鸡沙哑地歌唱着；梨树叶都已经凋落，留下被严寒冻得僵硬的光秃秃的树干；泥泞的菜园里，被雨水打湿的卷心菜上遍布着毛虫咬出的虫眼；因为撞击，笨钟发出嘈杂但仍然引人入胜的声音。对于我来说，这所有的一切营造出初冬时一个周日下午的氛围。如果我是一名诗人，或者至少是一名有文化的学者，在这个时刻，我还能写出点东西，或者写出点艺术作品。但我不是。我只能去感受，去思考，去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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