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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被解放之后,爱德华多·法拉奇成了行动党执行委员会的一员,主要负责工会活动。他是佛罗伦萨市民组织的奠基人之一,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他还担任《劳动自由》日报的主编。家中所有的人都加入了行动党并投身到重建工作中:父亲、大伯布鲁诺、法拉奇家族和坎提尼家族的很多亲戚。他们的名字都被存在佛罗伦萨抵抗运动的档案中。在《高中生》中,还注册有奥莉娅娜的名字。她作为行动党的附属组织——意大利女子联合会的书记员在此工作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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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普通士兵,她在意大利军队退役。能够为自己祖国的自由而战斗,她感到十分自豪。当她得知,在退役的时候,她将会领到一万五千六百七十里拉的补贴,她并不知道要用这笔钱做什么。事实上,她说,她只是尽了她的义务。她接受了这笔补贴,给自己和妹妹们买了新鞋子(家中没人穿过体面的鞋子,而父母并不想要体面的鞋子)。随后,她注册进入了行动党青年联合会,这也是她唯一加入的政党。“那是一个规模很小的政党,完全是由普通人组成的,其中并没有士兵。我相信我大概是里面唯一的士兵了。”在一次政治集会中,作为抵抗运动最年轻的代表,她被要求登上舞台,对着人群演讲。她身着一件红白格的小连衣裙。“我还记得那个麦克风和开场白:‘佛罗伦萨的人们,正在跟你们讲话的是一个小女孩!请你们听听我们年轻人的心声!’后面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因为我当时完全处于惊呆了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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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妥协(法拉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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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一个装满书籍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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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a casa piena di lib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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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小就痴迷于文字。每一页文字都仿佛在向她讲述着故事,字里行间都能引发她无穷的想象。“在我小时候,妈妈会买来一捆捆的毛线,通常我们用纸壳做团蕊,然后将毛线转成线团。这个纸壳可以是一张白纸,可以是一张报纸,也可以是某个店主的一张记账单。因此,每次我都会看着毛线团一点点地变小,当看到逐渐变成毛衣时,我无法抑制自己的好奇心:‘这次会用什么做团蕊呢?’线团用尽后,我会一把抓住纸壳,急匆匆地将它转过来。我想说的是,有的时候会是一张什么都没有的白纸。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我都会十分失望。但是,如果纸上有字的话,我会马上将它递给妈妈,让她给我读上面的内容,我会如痴如醉地听着她所讲述的故事。就算是店主的记账单,她也能给我讲出一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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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莉娅娜是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成长的:“家庭成员都很喜欢读书,为了能买得起书,我们分期承担买书的费用。对于像我们这种出身,这种社会阶层的人,我的双亲会对文学富有热情,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我们很穷,但是家里装满了书籍。因为就像其他人对他们俩的评价那样,爸爸和妈妈有‘阅读的恶习’。就这样,家中总是装满了书籍,这些书也是家中的神圣之物。因为它们很奢侈,是我们唯一的奢侈品——文化。”成年之后,她动情地谈道,在她看来,父亲死后留给她的两套带有古斯塔夫·多雷插图版《圣经》,是最有价值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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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重新命名为“书房”的小客厅成了家中的图书馆。在书房中,最神圣的地方就是那个书架,上面摆放着爱德华多喜欢的书籍。正是这个装满书籍的房间成了奥莉娅娜小时候的卧室。她的床是一张“微小”的沙发。在书架上,庄严地摆放着一本封面上印有蒙纱女人的书,这本书一直深深吸引着她,令她无法呼吸,它的名字是如此神秘——《一千零一夜》。书中的故事是她在童年时期所知道的所有童话故事了,这些故事陪伴了她一生。成年之后,她从未停止购买新版书籍,她所买的通常都是当时的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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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安装有玻璃门的书架是我的禁区,妈妈从来不让我打开它。”九岁的时候,她第一次获准去触碰它。那时候,她已经患病数日,因为发烧不得不躺在床上。她感到厌烦,因此想找一些新东西来读。最终,母亲打开了它,递给她一本书。那是杰克·伦敦的作品——《野性的呼唤》。从第一行文字开始,奥莉娅娜就爱上了大狗巴克,也深深地被它那为了自由而斗争的精神所吸引。她把整夜的时间都用来读这本书,母亲在床上向她抱怨:“关了灯!你能关了灯,然后去睡觉吗?”多年之后,她也谈及对那本读物的喜爱之情。“巴克为我上了一堂课,这一课是关于战争、游击和生命的。仿佛它在看着我的青春,那青涩的季节,带着我向希望或者是努力的方向前进:一个勇于反抗的女人,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命令。其他人心中的英雄,大概都是十分重要的人物。我的英雄则是一条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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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巴克是她的第一位英雄,那杰克·伦敦就是她的第一位偶像。她的母亲用了数小时的时间为她讲述了他的冒险生活——在美国流浪,在阿拉斯加谋生,还有横穿海洋的壮举。相反,在他的大伯布鲁诺看来,杰克·伦敦是一位写了很多,但是没有好作品的作家。奥莉娅娜在这样一个作家身上浪费时间,这让他十分生气。奥莉娅娜奋起反抗:“我喜欢。就算他写的作品很差,我也喜欢。我崇拜他的创意,也崇拜他的智慧。他从一个主题遨游到另一个主题的能力让我痴迷。至于作品的无条理、支离破碎、思维混乱等问题,这令他能够涉猎的范围具体到各个方面:从狩猎到政治,从科幻作品到社会学作品。”在她看来,杰克·伦敦就是作家型记者的化身,能将好奇心和冒险融为一体。她的大伯经常向她谈及《晚邮报》的记者维吉尔·利立,他数次周游世界;或者是库尔齐奥·马拉巴特,他从来没有缺席他所处时代中的重大事件。奥莉娅娜安静地听着他讲述这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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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六七岁的时候,她开始考虑当一名“作家”(她总是直接说作家,而不是特别说明是女作家)。这是她内心里一直存在的想法,她十分确定。但是在家中,所有的人都对此摇头。“噢,作家,作家!你知道要成为一名作家,并以此为生,需要读多少书吗?”母亲一直重复着,并跟她说杰克·伦敦艰辛困苦的生活,他总是干着断断续续的工作,经常食不果腹。大伯布鲁诺高声斥责她:“首先需要维持生活,然后才能写作!你现在连生活是什么都不知道,你想要写些什么东西?”然后他告诉她说,托尔斯泰之所以能写出那么多作品,是因为他是一名贵族;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了维持生活,只有靠赌博去赚钱。“因此,他们一块儿努力,为了让我泄气和退缩,给我灌输着写作属于有钱人或是老者的这种思想。所以,我不能去从事这项工作,因为我不但贫穷,又太年轻。”于是她相信了,她应该等到合适的年龄,经济条件得以保障后,再考虑当一名记者。这一妥协看起来似乎对大家都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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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读遍了家中能找到的一切可读的书籍。起初是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作品,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开始读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作品。美国人的作品,她从赫尔曼·梅尔维尔开始读起。英国人的作品,她从莎士比亚开始阅读,这也是一位深深影响了她的作家。至于法国人,她只对普鲁斯特感兴趣。尽管奥莉娅娜只是一个自学者且学习起来毫无系统性,但她还是奇迹般地积累了一定的文学功底。她读了大量的书,也做了很多的写作练习。“我找到了很多书,上面全是荒诞的短篇小说和古怪的童话故事。这大概是妈妈给我放的吧?”多年之后,在一次采访中,她这样谈道,“我觉得妈妈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她那纯粹的对文学的渴望,她来自一个贫苦的艺术家家庭,这种渴望出现得十分自然。因为她存在一种强烈的雪耻欲望,她一直激励着我去读书。是的,我认为妈妈就是把读书、文化视为一种帮助她在这个社会雪耻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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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完家务之后,托斯卡坐在奥莉娅娜身旁的沙发上安静地缝着衣服。奥莉娅娜在一旁写作,纸张逐渐堆积起来,她也完全沉浸其中,仿佛用这些文字,能够创造一个独立的世界。在那段时间她的一个笔记本中还留有她那圆形的笔迹,她用铅笔写道:“这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情,节日总是让人感到忧郁。特别是在下午,远处的钟声慢慢响起,听起来是多么地悲伤。就像现在一样:一缕严冬的薄雾,寒冷的空气,一道银白色的亮光,没有太阳,公鸡沙哑地歌唱着;梨树叶都已经凋落,留下被严寒冻得僵硬的光秃秃的树干;泥泞的菜园里,被雨水打湿的卷心菜上遍布着毛虫咬出的虫眼;因为撞击,笨钟发出嘈杂但仍然引人入胜的声音。对于我来说,这所有的一切营造出初冬时一个周日下午的氛围。如果我是一名诗人,或者至少是一名有文化的学者,在这个时刻,我还能写出点东西,或者写出点艺术作品。但我不是。我只能去感受,去思考,去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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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能得到机会去读书的托斯卡,一直激励奥莉娅娜要去读书。“做一个一无所知的人,那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她警告道,“当你一无所知的时候,他们就会蛮横地对待你。”她总是要求奥莉娅娜拿到最高的分数。在小学和初中,奥莉娅娜是班上的优等生,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在家中,她大声朗读自己写的文章。她的这些文章也经常能获奖。对于她这个年纪来说,她严谨得让人恐怖。她自律、内向,一心想要做到最好。她的一个邻居还记得——当她骑着那比自己高许多的自行车去学校的时候,用力蹬自行车的模样。“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形成的——我的坏脾气。他们告诉我,在上学之前,我特别地温顺。在学校里,我变得固执而有侵略性,变成了一个执拗的人——我发现我是他们中最出色的。他们家里都有钱,因此他们的妈妈不需要哭着让他们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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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莉娅娜在佛罗伦萨的吉诺·卡博尼师范学院完成了她中学的学业,她总是能得到很高的分数。一九四四年秋天,为了弥补与游击队员参加战斗那一年的时间,她通过考试进入伽利略文科学校读书。她是一名出众却倔强的学生,也总是轻易地就卷入争论之中。“我在学校里令人恐惧。那些可怜的老师们,我让他们受累了。尽管我很聪明,成绩也总是第一名,但是我令他们恐惧。如果一位老师说错一件事情,我就无法闭上我的嘴巴。”她是一个带有过多政治色彩的学生。“每次当我举起手准备抗议或者讨论的时候,哲学老师就会挖苦道:‘好吧,我们来看看这个多事之人想做什么。不过常识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堵上她的嘴巴。’”她和两名同班同学一起组织了学生联盟,并且准备组织几次罢课,但是不久之后她就发现,没人对她的这些斗争感兴趣。就算有人感兴趣,出发点也总是错误的。她还让一个教授他们神学课程的、性格温和的神父感到绝望。“当本西·拉斐尔进来的时候,我则会走出教室。对于他令人痛心的抱怨(通常都是‘走吧,你走吧,不要让可怜的神父拯救你的灵魂’),我置若罔闻。我拿着小点心,去走廊吃完。然而,我没有被惩罚或报复,每一次他都会原谅我,然后冷笑着问道:‘面包好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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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放弃了宗教信仰。在将自己锁在屋内,确定上帝并不存在之后,她做出了这个决定。就像她人生中的其他事情一样,在一次不公正的遭遇之后,她愤慨地做出了这个决定。当她第一次准备圣餐的时候,她的母亲派她去修道院做一次静修。送她去修道院之前,母亲交给她几块巧克力和一个香蕉,对于像她这样贫穷的女孩来说,这是极其珍贵的东西。在修道院,修女们告诉她要把这些东西都放到祭台上,当作献给耶稣的祭品。“过了一会儿,我偷偷地溜进教堂,想看一下圣婴耶稣是否已将食物吃掉,但是那里什么也没有,甚至连香蕉皮和包巧克力的银色锡纸也没有留下。感到很疑惑的我走出教堂,穿过了走廊。一名修女坐在走廊的栏杆上,她正在吃我的香蕉。”在此后的生活中,她都宣称自己是一名无神论者,并成为无神论的一面旗帜。她会自豪地说,即使是在自己最困难、最沮丧的时期,她也从来没有向上帝祈求过任何恩惠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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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以十分优异的成绩从高中毕业:意大利语九分,拉丁语七分,希腊语八分,历史八分,哲学八分,数学七分,物理七分,自然科学七分,艺术史九分。她十分严肃地准备每一次考试,喝大量的咖啡来保证彻夜清醒。在意大利语写作考试那一天,她选择了“从古希腊城邦到现代国家的概念”这一论题。由此,她写出了一篇颇受争议的文章。在文章中,她质问考官们为什么给她分到一个关于祖国的题目——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而不是关于自由的题目——一个永恒不变的论题。考官委员会主席对她说:“你的这篇文章让我们彼此争吵。我们要么给你零分,要么给你十分。最终,我们给了你九分。”然后,他向她提出了那个预言般的问题:“长大后,你想做什么?”“成为一名作家。”奥莉娅娜抬起头,看着他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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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妥协(法拉奇传) 04 一个在新闻编辑部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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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a ragazzina in redazi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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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突然转过身,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情,大声喊道:‘医学?你想学医学?!’‘是的。’我回答道。‘我还以为你希望像杰克·伦敦那样去写作和旅行。杰克·伦敦跟医学有什么关系?’‘没有,但克朗宁倒是和医学有关系,他是一名医生。’我回答道。”在高中毕业之后,奥莉娅娜决定进大学继续深造。对于她来说,这就像是对母亲应尽的道德上的义务。在家中,大家进行了漫长的讨论研究——关于她应该选择哪个学科。奥莉娅娜很明确自己想要写作,但是大伯布鲁诺却坚持,想成为作家,不需要专门去念文学。“医学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他说道,“因为医学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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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莉娅娜开始进修大一的课程——物理、化学、生物、组织学、解剖学——她与班上其他同学都没有什么联系,是仅有的几个女生中的一个,年龄也比其他人小一岁。她长得很瘦小,穿着母亲给她缝的连衣裙和棉质鞋子,就像一个小妹妹穿插在大人之中。她讨厌被愚弄,也无法忍受高年级学生用自负的眼神去看她。如果他们对她开的玩笑确实过重,她就会气呼呼地回到家,这时候家里就要有人来帮她平静下来。“在一次解剖课上,那些讨厌鬼在我的包里放了一片脑组织。不久之后,当我在包中翻找香烟的时候,我发现了它。我十分愤怒,但是爸爸笑了。‘这只是一个玩笑,’他告诉我说,‘你拿着它,就当是被开了一个玩笑。把它拿回教室,对大家说,可能是谁的脑子没用了,忘在了你的包中。’”她从高中时代起就开始抽烟,用父亲抽过的烟头重新制作自己的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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