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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够多赚一千里拉，我周末从来都不休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的这份职业就像是医生，带着自己的医药箱，随时前往呼唤他的地方，从来不去考虑节假日或者是用餐休息时间。”她什么都写：风土人情、时尚报道、违法犯罪。她不分昼夜地工作，没有时间娱乐和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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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一年四月的一天，她得知了一件稀奇的事。在菲耶索莱，一名信奉天主教的共产党员去世了，神父拒绝为他主持宗教葬礼。他的党员同志们将他的祭服和教堂的大蜡烛偷走，按照党内的方式为他完成了葬礼。对于这一事件，奥莉娅娜写了一篇文章。她知道这篇文章永远不可能在《意大利中部晨报》上发表，因此，她将文章寄给了当时最负盛名的周刊《欧洲人》的主编阿里戈·贝内德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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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文章寄出后，我并没有幻想它能够得到发表。一周之后，在加富尔路拐角的大教堂广场上，从报亭中递出一份——《欧洲人》。周刊的第一页上，奥莉娅娜·法拉奇几个字硕大又耀眼，仿佛宣传语一样。这几个字下面是文章的标题：‘就算在菲耶索莱，上帝也需要人类。’”第一个找奥莉娅娜的人是她的大伯布鲁诺，他气愤至极。“他是著名记者，怕我毁了他的名望。他打电话跟我说：‘现在你以为自己是谁，海明威吗？你这个傻子。’然后就挂断了电话。在我所成长的那个年代，孩子们都活得很艰苦，不管是在家中，还是在学校，抑或是在社会工作中。但是这艰辛的生活让我受益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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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戈·贝内德蒂对这篇充满生气的文章很好奇，他找到了她说：“您很出色，请允许我对此好奇——您是布鲁诺的亲戚吗？”“是的……”“很好，那您现在给我写点别的东西吧。我想要一个关于柯齐教授的长篇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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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齐是佛罗伦萨一位著名的儿科医生，他接见了她，也让她完成了这篇访谈，然后奥莉娅娜将访谈寄给了贝内德蒂：“您知道的，先生，我的伯父上次责备了我，因为我的名字在报纸上用的字体太大了。”“也就是说，这一次，我们要用更大的字体来写您的名字。”贝内德蒂回答道。“从这次回答中，我明白了伯父布鲁诺对他并不怎么友好，相对地，他对伯父也不太友好。然后，我对柯齐教授的这篇访谈占据了报纸的第三版一整面，这鼓舞了我下定决心加入这家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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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之后，《意大利中部晨报》的新闻主编让她去参加一场陶里亚蒂的群众集会，并随便写点诋毁他们的东西来取乐。“做梦去吧！”奥莉娅娜抗议道，“我会去听一下他们说了什么，再将他们说的如实写出来。”不久之后，她被叫进了主编的办公室。主编是一个性格古板的男人，他要求属下绝对服从自己。奥莉娅娜已经惹了不小的麻烦，因此主编使用“你”而不是“您”来称呼她，她对他也直接使用了“你”。“人们不会在自己吃饭的盘子中吐痰的。”主编警告她。她针锋相对地驳回了主编的话，然后就被解雇了。“从那之后，我就开始了向爸爸和妈妈忏悔的悲惨生活：‘就算是考试不及格，也不会这么惨。’我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才想到了恰当的表达方式去告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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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诺·法拉奇帮了她一把，此时他已经成为《时代报》的主编，并把她带到了这里。“那时候，他已经很尊重我了。他告诉我，我是一个出色的女孩，因为我‘像个男人一样写作’。尽管我并不喜欢这个评价，但他的话还是抚平了我的伤口。但问题是，伯父不想让别人指责他任人唯亲，因此将我打入冷宫。我们来看一下，我给伯父写了什么：一篇关于拉文纳镶嵌工艺的文章，确切点说，是一篇关于加拉·普拉奇蒂亚墓失窃了一些镶嵌物的文章；一篇关于冰激凌历史的文章，这还是蒙达多利达拉莫塔付费的广告文章；一篇关于位于佛罗伦萨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塑的文章——一位天主教民主党政府官员无花果的叶子为大卫遮羞，反而引来一些学生为大卫穿上了有着花边的女士内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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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他交给她一篇政治文章时——一九五一年乔治·拉·皮拉参加佛罗伦萨市长选举——奥莉娅娜展示了她全部的才华。文章一开始，她就立刻让读者与历史联系在一起——“乔治·拉·皮拉完全不想引发灾祸”——她对这位反常的政治家进行了描述。他十分神秘，居住在修道院中，将其所有财产分发给穷人们，仿佛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公民集会在他的带领下不断发展，比如：“在用目光环视广场一周之后，他用手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将嘴巴贴到话筒上，说道：‘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这种祈求让在场的为数众多的共产党员哀悼不已。”或者他那温和的反法西斯政见：“在他表面的服从背后，隐藏着自己的能量。在法西斯肆虐的年代，多亏了这份温和，才使他能够牵着那些怒气冲冲的法西斯党徒的鼻子走。当他们勒令他去守卫位于圣十字的法西斯纪念碑的时候，他说道：‘是，是，我去，为了这些可怜的逝者。但是我去的时候不会带步枪，我会带一串念珠，然后去给他们诵读玫瑰经。’这个想法并不会讨法西斯主义者的喜爱，但至少他因此而守卫了纪念碑，他们也不再那样讨厌他。”奥莉娅娜只有二十二岁，但是已经将她作为一个讲述者的天赋充分展示给了大家，之前也从来没有人像她这样去写政治类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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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布鲁诺·法拉奇被撤职，他从主编的职位上退了下来。奥莉娅娜也和他一块儿被解雇。“我犯了一个无法饶恕的错误：我是我伯父的侄女。我和我的伯父从来都不是意大利记者界的宠儿。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我们两个对于任何问题都会直言不讳吧。”幸运的是，《欧洲人》的主编阿里戈·贝内德蒂依旧信任她，他欣赏她的文风和她的行事坚决。“有一次，他对我说：‘听着，你很出色，但是不要被周围的环境所同化。事实上，那些位于社会上层的女人不会给予其他女人太多的东西，确切点说，是什么东西都不会给予。你想得到想要的东西，就不要等着她们施舍，你要直接去争取。当然，这也会令你遭到他人的厌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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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她解释说，如果她能够去罗马，那里有更多的电影信息和上流社会的消息，她将会有更多的机会为《欧洲人》撰写报道。奥莉娅娜决定听从他的建议。一九五四年，她手里拎着装有她为数不多的财产的行李箱，衣兜里装着一位记者朋友——南塔斯·萨尔瓦拉吉奥——的地址，离开了佛罗伦萨。“南塔斯为我在皮里奥利租了一间房子，我在那里安顿下来，那也是一段我忍受饥饿的时期。上帝啊，我是多么的饿啊！我总是很饿，每天只靠小面包维持营养，最多能加几块饼干来改善伙食。当我有饼干的时候，女房东都会恰巧发现它们，但那只是为了能够责备我：‘饼干会招来蚂蚁！饼干会招来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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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妥协（法拉奇传） 05 奥莉娅娜的笔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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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lla penna dell’Or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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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到五十年代的最初几年。在罗马，意大利电影业的繁荣时期正蓄势待发。奥莉娅娜正为《欧洲人》撰写关于演出和上流社会的报道。事实上，她对这两个方面的事情根本就毫不关心。她那与生俱来的严谨和游击队的经历与罗马这个城市格格不入，因为罗马给人的感觉总是轻佻浮华的。她依旧梦想着能够写政治报道——这也是她唯一真正感兴趣的话题——但是在那个时代，人们都不能大声谈论自己的政治思想。她很年轻，也善于同人合作。她又是一位女性，因此别人让她去哪里，她就会跑向哪里。在《欧洲人》，只有一个人保护她——罗马办事处负责人——伦佐·特利昂菲拉。“他是一个令人愉悦的、慷慨的男人。他经常让我感到恐惧，但与此同时，他又鼓舞着我前行。他说‘啊，奥莉娅娜的那支笔杆’或者是‘用奥莉娅娜的笔杆写出来的’，在他眼中，我的笔仿佛就是马塞尔·普鲁斯特手下的那支。为了让报社能够长期雇用我，他四处奔波，但事实证明，他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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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从事记者工作的女性少之又少。“我感觉自己很孤单，就像是一条杂种狗一样。但就是如此，我也像一条杂种狗一样去保护自己，去进攻，最终变成了那个被白宫接见的黑人。我也在意大利引领了女性从事记者职业的潮流。”事实上，她梦想成为一名作家，但是在成为作家之前的等待时期，她需要让别人记住自己的名字，同时积累大量经验。她也明白，记者这份工作可以在这些方面帮助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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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记者这份工作，我倾尽所有。”多年之后，她这样说道，“那时候的我是一个贫穷的小女孩。在记者行业，我要证明自己并不是一个贫穷的女人。我充满好奇心，渴望能够见识到整个世界，感谢记者这份工作，让我能够完成这个愿望。我在一个妇女受到压迫和被不公正对待的年代中长大，通过记者这个行业，我证明了自己能够像男人那样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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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懂得如何举止优雅，落落大方，也明白很多时候，这样可以为自己带来更多的机遇。有些时候，为了避免危险，她又需要隐藏自己的智慧，推动着对话者毫无意识地卸下自己的防备。她无所畏惧，并且经常向众人展示自己的这种无畏。她和年长的同事大卫·拉约洛之间的交锋，很快就成为一段传奇。奥莉娅娜拿着一份报纸，找到拉约洛，问他为什么在报纸上批评她。拉约洛也参加过抵抗运动，并在尤利西斯战役中声名鹊起，他开着玩笑，将自己的手枪放在了面前的桌子上。奥莉娅娜没有慌张，她镇定自若地将自己的口红也放在了桌子上。很自然地，他们两人成了朋友。之后，拉约洛曾这样谈起她：“我和奥莉娅娜·法拉奇共进过晚餐。她个性十足，很有活力，有着与众不同的智慧，她的工作能力可以击败不少的男人。奥莉娅娜是一名记者，也是一名专栏作家，她不会放过任何细节，也确信自己能够以全面的视角去看待所有的事情。她带着自己那脆弱的面庞周游了全世界。如果你能停下来一会儿，看一下她的瞳孔，你会明白面前的这个人能够释放多么巨大的能量。和她之间的交流不能用‘说话’来形容，和她一块儿，需要的是讨论和争论。当你告诉她一件事，她总是会不断且不合理地向你证明这是她早已知道的事情，她想知道那些没人知晓的事情。她想知道的是那些被隐藏起来的秘密，是那些并没有被讲清楚的事情，还有能够揭露事实的证据，而不仅仅是那些早已为人所知的细枝末节。当她的问题引起你的反感时，她会对你微笑，重新获得你的信任，然后再次开始试探你，让你说出那些本来已经决定闭口不谈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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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于所有的事情都感到好奇，敢拼敢闯，甚至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一九五四年的十一月，她参加了庆祝罗马至德黑兰航线开通的首飞仪式。这是她第一次与世界接触。登机的时候，她十分激动，仿佛自己正在登上的是一艘将要驶往月球的火箭。飞机在凌晨一点从钱皮诺机场起飞。“罗马在我们的脚下闪烁，仿佛一束萤火虫一般跳动着，不一会儿，就变成了远处的一个亮点，就像一颗星星，跌落到无穷无尽的地球上。”整个航程中，她都没有闭上自己的眼睛，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当其他资格老的同事们都在打呼噜，或者喝着上等烈酒的时候，她将自己的鼻子贴在舷窗上，写着笔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黎明令她眼花：“我们头顶的天空依旧一片黑暗，但是在东方，在马尔马拉海的位置，地平线变成火红色，火焰般的绛红色，黄色和紫色撕破了天空，渐渐露出了蓝色，在天空的边缘，留下了玫瑰色的印记。”她从高处注视安纳托利亚，然后是亚美尼亚的山脉，最后是一望无垠的沙漠。“在那广袤的土地上没有草，也没有树木，更没有河流和湖泊。我们仿佛在月球上一片与世隔绝的土地上飞行。这里就是伊朗。在我们隐约能够看到的山丘起伏的棕褐色土地上飞行了三个小时之后，就像是给我们一份奖励一样，我们到达了德黑兰高原。”伊朗——古老的亚细亚，引发她儿时梦想的《一千零一夜》故事中的国度，就像一个曾经的承诺一样呈现在她面前——这是她的首次东方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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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旅行的安排具体到了每个细节，包括参观城市和博物馆。奥莉娅娜设法弄到了一件黑色的穆斯林长袍，乔装混入了一座清真寺内，并且获得了皇后的接见。苏拉娅是巴列维的第二任妻子，她因为迟迟没能怀上王位继承人，正处于风口浪尖。因为奥莉娅娜是意大利代表团中唯一的女性，苏拉娅接见了她。但是她也提出一些要求：奥莉娅娜不得提出不得体的问题，不得谈论政治。奥莉娅娜接受了要求，事实上她也没有提出任何有关政治的问题。但是当她撰写文章的时候，在开头先讲述了这个军事国家几个月前试图逼迫巴列维退位的事件。对于政治，她也能够通过一种细腻的方式，写到文章的最后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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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写出这篇故事，对于作为记者的法拉奇来说，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成果。她走进宫殿，按照要求身着黑衣（因为巴列维的弟弟刚刚去世，宫殿里所有的人都穿着丧服）。侍从犯了一个错误，将奥莉娅娜独自留在了皇后的贮衣室（这也令她有机会看到那些绸缎内衣和骑马靴，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陪同的贵妇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将她带到了正确的大厅（寥寥几笔，但让读者身临其中，仿佛也能看到那些水晶吊灯以及那些像沙子一样踩上去鞋跟就会陷入其中的地毯）。此时一个女人走进了大厅，她看起来和宫殿中其他的贵妇并没什么不同，但实际上，她正是皇后本人。奥莉娅娜当时十分慌乱，都忘记了要按照仪式向皇后行鞠躬礼。这也逗乐了苏拉娅，打破了尴尬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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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繁荣昌盛时期，她撰写的政治访谈文章，向人们展示了她那卓越的能力。正是利用了自己的这种能力，虽然皇后事实上是在沉默的，但她通过描写皇后的沉默、目光以及头部动作，让这位沉默不语的皇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宫殿里令人作呕的矫揉造作的生活让人厌烦，苏拉娅也在这种烦躁中描述了她一天的时间安排。她想要一个儿子，当她听到女演员西尔瓦娜怀孕的消息后更加痛苦。“她怀孕了吗？”皇后支支吾吾，一言不发，脸突然暗了下来。奥莉娅娜已经决定要让她承认，她要去美国的旅程并不是像官方宣布的那样去游览好莱坞，而事实上是去拜访一位著名的妇科医生。即使自己对面的谈话者矢口否认，但奥莉娅娜还是通过她的身体语言，让她说出了事实。“她慢慢地放下手中的杯子，低下头，当她抬起头的时候，神情十分慌乱，就像一个孩子一样，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然后她用并不确定的语气，就像因说谎而羞愧一样，低声说：‘不是，只是去游玩。’然后她就迅速地转移了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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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莉娅娜那揭穿人物真实面目的能力，在自己的首篇国际报道中尽显无遗。如果二十年之后，那些在奥莉娅娜的政治访谈中被她逼得“一丝不挂”的政治家们能事先读到这篇文章，他们应该会得到一些警示。奥莉娅娜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先去考虑每篇访谈会带来的影响，她做的只是将每一个细节组合起来。从那时候开始，她的直觉和她的阐释就占据了她访谈的中心位置，将对话者带到她想要他们去的地方。要想从她这样的访谈方式中逃离是不太可能的。她另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她的叙述才能。奥莉娅娜不局限于罗列问题和回答，她会构思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有开头，有结尾，中间内容则张弛有度，吸引着读者一直读到文章的最后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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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意大利后，按照《欧洲人》新任主编的要求，她重新开始了对罗马电影业和上流社会生活的报道。为了创办《快报》，阿里戈·贝内德蒂离开了这家日报社，顶替他位置的是米凯莱·赛拉。一九五五年，奥莉娅娜受雇并搬到了《欧洲人》的主要办事处——米兰。带着小女孩般什么都不懂的神情，她来到了这份欧洲最负盛名的刊物的办公室。那年她二十六岁，在这里她谁都不认识，也不懂穿着打扮。她总是穿着长裤，在那个时代，这样的穿着对于女性来说并不常见，而且她还偏爱黑色。米凯莱·赛拉戏弄她，说她穿得就像是一个清洁工。在那个时期，掌管编辑事务的女人是卡米拉·切特尔纳，她优雅至极，尽管她后来离开了报社，加入了贝内德蒂创建的《快报》，但她仍然是米兰各种沙龙的常客。“我是无产阶级的女儿，我甚至都不明白‘沙龙’到底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这样，对于她来说，我实在是太年轻了。我都不敢奢求能够获得她的友谊，甚至不敢奢求让她对我亲切一点：我知道，她对我毫无兴趣。噢，我还记得那天，当我因为‘在一篇文章中模仿了卡米拉的写作风格’（事实上，我只是像她一样，在文章的开始使用了一个副词），自己被窘迫的埃米利奥·拉迪乌斯善意地批评时的苦涩，他是众多编辑的负责人，也是她的朋友。他对我说：‘切特尔纳感到自己受到了冒犯，你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写作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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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迅速确立了自己的写作风格。她什么事情都去做，因为她相信只有做更多的练习，自己才能够变得更加出色。她讲述了一位试图将儿子从外国军团带回家的父亲、一名不明原因自杀的青少年、一位利用别人托付给自己照顾的孤儿来赚钱的骗子、一位变性的英国绅士。她继续撰写罗马的大事小事，在很短的时间里，在撰写有关电影方面的文章中，她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因为她总是能够厚着脸皮，用数小时的时间去缠着那些名人。她讲述外国女演员同罗马王子们之间的爱情，讲述美丽的王后们的生活，讲述富人们在卡普里岛的假期，还有在罗马山丘度蜜月的奥黛丽·赫本。她讲述玛利亚·皮娅·萨沃伊的婚纱和意大利圣雷莫音乐节。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进行的访谈和写出的报道越来越多，她的那份固执也越来越突出。奥莉娅娜找到了自己的正确道路。她在叙述上富有才气，这令她经常在缺乏材料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构思并完成一篇文章。在威尼斯的节日里，新闻官员不让她进入，她并没有泄气，她为自己的文章创造了一个绝妙的开头。文章的开头，她描述了被周围的观众大声评论着的、站在舞台上的演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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