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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她解释说，如果她能够去罗马，那里有更多的电影信息和上流社会的消息，她将会有更多的机会为《欧洲人》撰写报道。奥莉娅娜决定听从他的建议。一九五四年，她手里拎着装有她为数不多的财产的行李箱，衣兜里装着一位记者朋友——南塔斯·萨尔瓦拉吉奥——的地址，离开了佛罗伦萨。“南塔斯为我在皮里奥利租了一间房子，我在那里安顿下来，那也是一段我忍受饥饿的时期。上帝啊，我是多么的饿啊！我总是很饿，每天只靠小面包维持营养，最多能加几块饼干来改善伙食。当我有饼干的时候，女房东都会恰巧发现它们，但那只是为了能够责备我：‘饼干会招来蚂蚁！饼干会招来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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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妥协（法拉奇传） 05 奥莉娅娜的笔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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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lla penna dell’Or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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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到五十年代的最初几年。在罗马，意大利电影业的繁荣时期正蓄势待发。奥莉娅娜正为《欧洲人》撰写关于演出和上流社会的报道。事实上，她对这两个方面的事情根本就毫不关心。她那与生俱来的严谨和游击队的经历与罗马这个城市格格不入，因为罗马给人的感觉总是轻佻浮华的。她依旧梦想着能够写政治报道——这也是她唯一真正感兴趣的话题——但是在那个时代，人们都不能大声谈论自己的政治思想。她很年轻，也善于同人合作。她又是一位女性，因此别人让她去哪里，她就会跑向哪里。在《欧洲人》，只有一个人保护她——罗马办事处负责人——伦佐·特利昂菲拉。“他是一个令人愉悦的、慷慨的男人。他经常让我感到恐惧，但与此同时，他又鼓舞着我前行。他说‘啊，奥莉娅娜的那支笔杆’或者是‘用奥莉娅娜的笔杆写出来的’，在他眼中，我的笔仿佛就是马塞尔·普鲁斯特手下的那支。为了让报社能够长期雇用我，他四处奔波，但事实证明，他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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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从事记者工作的女性少之又少。“我感觉自己很孤单，就像是一条杂种狗一样。但就是如此，我也像一条杂种狗一样去保护自己，去进攻，最终变成了那个被白宫接见的黑人。我也在意大利引领了女性从事记者职业的潮流。”事实上，她梦想成为一名作家，但是在成为作家之前的等待时期，她需要让别人记住自己的名字，同时积累大量经验。她也明白，记者这份工作可以在这些方面帮助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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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记者这份工作，我倾尽所有。”多年之后，她这样说道，“那时候的我是一个贫穷的小女孩。在记者行业，我要证明自己并不是一个贫穷的女人。我充满好奇心，渴望能够见识到整个世界，感谢记者这份工作，让我能够完成这个愿望。我在一个妇女受到压迫和被不公正对待的年代中长大，通过记者这个行业，我证明了自己能够像男人那样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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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懂得如何举止优雅，落落大方，也明白很多时候，这样可以为自己带来更多的机遇。有些时候，为了避免危险，她又需要隐藏自己的智慧，推动着对话者毫无意识地卸下自己的防备。她无所畏惧，并且经常向众人展示自己的这种无畏。她和年长的同事大卫·拉约洛之间的交锋，很快就成为一段传奇。奥莉娅娜拿着一份报纸，找到拉约洛，问他为什么在报纸上批评她。拉约洛也参加过抵抗运动，并在尤利西斯战役中声名鹊起，他开着玩笑，将自己的手枪放在了面前的桌子上。奥莉娅娜没有慌张，她镇定自若地将自己的口红也放在了桌子上。很自然地，他们两人成了朋友。之后，拉约洛曾这样谈起她：“我和奥莉娅娜·法拉奇共进过晚餐。她个性十足，很有活力，有着与众不同的智慧，她的工作能力可以击败不少的男人。奥莉娅娜是一名记者，也是一名专栏作家，她不会放过任何细节，也确信自己能够以全面的视角去看待所有的事情。她带着自己那脆弱的面庞周游了全世界。如果你能停下来一会儿，看一下她的瞳孔，你会明白面前的这个人能够释放多么巨大的能量。和她之间的交流不能用‘说话’来形容，和她一块儿，需要的是讨论和争论。当你告诉她一件事，她总是会不断且不合理地向你证明这是她早已知道的事情，她想知道那些没人知晓的事情。她想知道的是那些被隐藏起来的秘密，是那些并没有被讲清楚的事情，还有能够揭露事实的证据，而不仅仅是那些早已为人所知的细枝末节。当她的问题引起你的反感时，她会对你微笑，重新获得你的信任，然后再次开始试探你，让你说出那些本来已经决定闭口不谈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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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于所有的事情都感到好奇，敢拼敢闯，甚至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一九五四年的十一月，她参加了庆祝罗马至德黑兰航线开通的首飞仪式。这是她第一次与世界接触。登机的时候，她十分激动，仿佛自己正在登上的是一艘将要驶往月球的火箭。飞机在凌晨一点从钱皮诺机场起飞。“罗马在我们的脚下闪烁，仿佛一束萤火虫一般跳动着，不一会儿，就变成了远处的一个亮点，就像一颗星星，跌落到无穷无尽的地球上。”整个航程中，她都没有闭上自己的眼睛，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当其他资格老的同事们都在打呼噜，或者喝着上等烈酒的时候，她将自己的鼻子贴在舷窗上，写着笔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黎明令她眼花：“我们头顶的天空依旧一片黑暗，但是在东方，在马尔马拉海的位置，地平线变成火红色，火焰般的绛红色，黄色和紫色撕破了天空，渐渐露出了蓝色，在天空的边缘，留下了玫瑰色的印记。”她从高处注视安纳托利亚，然后是亚美尼亚的山脉，最后是一望无垠的沙漠。“在那广袤的土地上没有草，也没有树木，更没有河流和湖泊。我们仿佛在月球上一片与世隔绝的土地上飞行。这里就是伊朗。在我们隐约能够看到的山丘起伏的棕褐色土地上飞行了三个小时之后，就像是给我们一份奖励一样，我们到达了德黑兰高原。”伊朗——古老的亚细亚，引发她儿时梦想的《一千零一夜》故事中的国度，就像一个曾经的承诺一样呈现在她面前——这是她的首次东方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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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旅行的安排具体到了每个细节，包括参观城市和博物馆。奥莉娅娜设法弄到了一件黑色的穆斯林长袍，乔装混入了一座清真寺内，并且获得了皇后的接见。苏拉娅是巴列维的第二任妻子，她因为迟迟没能怀上王位继承人，正处于风口浪尖。因为奥莉娅娜是意大利代表团中唯一的女性，苏拉娅接见了她。但是她也提出一些要求：奥莉娅娜不得提出不得体的问题，不得谈论政治。奥莉娅娜接受了要求，事实上她也没有提出任何有关政治的问题。但是当她撰写文章的时候，在开头先讲述了这个军事国家几个月前试图逼迫巴列维退位的事件。对于政治，她也能够通过一种细腻的方式，写到文章的最后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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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写出这篇故事，对于作为记者的法拉奇来说，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成果。她走进宫殿，按照要求身着黑衣（因为巴列维的弟弟刚刚去世，宫殿里所有的人都穿着丧服）。侍从犯了一个错误，将奥莉娅娜独自留在了皇后的贮衣室（这也令她有机会看到那些绸缎内衣和骑马靴，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陪同的贵妇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将她带到了正确的大厅（寥寥几笔，但让读者身临其中，仿佛也能看到那些水晶吊灯以及那些像沙子一样踩上去鞋跟就会陷入其中的地毯）。此时一个女人走进了大厅，她看起来和宫殿中其他的贵妇并没什么不同，但实际上，她正是皇后本人。奥莉娅娜当时十分慌乱，都忘记了要按照仪式向皇后行鞠躬礼。这也逗乐了苏拉娅，打破了尴尬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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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繁荣昌盛时期，她撰写的政治访谈文章，向人们展示了她那卓越的能力。正是利用了自己的这种能力，虽然皇后事实上是在沉默的，但她通过描写皇后的沉默、目光以及头部动作，让这位沉默不语的皇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宫殿里令人作呕的矫揉造作的生活让人厌烦，苏拉娅也在这种烦躁中描述了她一天的时间安排。她想要一个儿子，当她听到女演员西尔瓦娜怀孕的消息后更加痛苦。“她怀孕了吗？”皇后支支吾吾，一言不发，脸突然暗了下来。奥莉娅娜已经决定要让她承认，她要去美国的旅程并不是像官方宣布的那样去游览好莱坞，而事实上是去拜访一位著名的妇科医生。即使自己对面的谈话者矢口否认，但奥莉娅娜还是通过她的身体语言，让她说出了事实。“她慢慢地放下手中的杯子，低下头，当她抬起头的时候，神情十分慌乱，就像一个孩子一样，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然后她用并不确定的语气，就像因说谎而羞愧一样，低声说：‘不是，只是去游玩。’然后她就迅速地转移了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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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莉娅娜那揭穿人物真实面目的能力，在自己的首篇国际报道中尽显无遗。如果二十年之后，那些在奥莉娅娜的政治访谈中被她逼得“一丝不挂”的政治家们能事先读到这篇文章，他们应该会得到一些警示。奥莉娅娜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先去考虑每篇访谈会带来的影响，她做的只是将每一个细节组合起来。从那时候开始，她的直觉和她的阐释就占据了她访谈的中心位置，将对话者带到她想要他们去的地方。要想从她这样的访谈方式中逃离是不太可能的。她另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她的叙述才能。奥莉娅娜不局限于罗列问题和回答，她会构思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有开头，有结尾，中间内容则张弛有度，吸引着读者一直读到文章的最后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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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意大利后，按照《欧洲人》新任主编的要求，她重新开始了对罗马电影业和上流社会生活的报道。为了创办《快报》，阿里戈·贝内德蒂离开了这家日报社，顶替他位置的是米凯莱·赛拉。一九五五年，奥莉娅娜受雇并搬到了《欧洲人》的主要办事处——米兰。带着小女孩般什么都不懂的神情，她来到了这份欧洲最负盛名的刊物的办公室。那年她二十六岁，在这里她谁都不认识，也不懂穿着打扮。她总是穿着长裤，在那个时代，这样的穿着对于女性来说并不常见，而且她还偏爱黑色。米凯莱·赛拉戏弄她，说她穿得就像是一个清洁工。在那个时期，掌管编辑事务的女人是卡米拉·切特尔纳，她优雅至极，尽管她后来离开了报社，加入了贝内德蒂创建的《快报》，但她仍然是米兰各种沙龙的常客。“我是无产阶级的女儿，我甚至都不明白‘沙龙’到底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这样，对于她来说，我实在是太年轻了。我都不敢奢求能够获得她的友谊，甚至不敢奢求让她对我亲切一点：我知道，她对我毫无兴趣。噢，我还记得那天，当我因为‘在一篇文章中模仿了卡米拉的写作风格’（事实上，我只是像她一样，在文章的开始使用了一个副词），自己被窘迫的埃米利奥·拉迪乌斯善意地批评时的苦涩，他是众多编辑的负责人，也是她的朋友。他对我说：‘切特尔纳感到自己受到了冒犯，你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写作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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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迅速确立了自己的写作风格。她什么事情都去做，因为她相信只有做更多的练习，自己才能够变得更加出色。她讲述了一位试图将儿子从外国军团带回家的父亲、一名不明原因自杀的青少年、一位利用别人托付给自己照顾的孤儿来赚钱的骗子、一位变性的英国绅士。她继续撰写罗马的大事小事，在很短的时间里，在撰写有关电影方面的文章中，她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因为她总是能够厚着脸皮，用数小时的时间去缠着那些名人。她讲述外国女演员同罗马王子们之间的爱情，讲述美丽的王后们的生活，讲述富人们在卡普里岛的假期，还有在罗马山丘度蜜月的奥黛丽·赫本。她讲述玛利亚·皮娅·萨沃伊的婚纱和意大利圣雷莫音乐节。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进行的访谈和写出的报道越来越多，她的那份固执也越来越突出。奥莉娅娜找到了自己的正确道路。她在叙述上富有才气，这令她经常在缺乏材料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构思并完成一篇文章。在威尼斯的节日里，新闻官员不让她进入，她并没有泄气，她为自己的文章创造了一个绝妙的开头。文章的开头，她描述了被周围的观众大声评论着的、站在舞台上的演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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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以一丝不苟的态度面对工作，但是偶尔也会因此感到厌烦。唯一能够让她感到愉快的事情就是旅行。因为这个原因，对于所有的出差任务，她全都接受。一九五五年四月，报社要求她去报道彼得·汤森和玛格丽特公主之间的爱情。彼时这段不可思议的爱情已经令英王室深陷丑闻之中。她乘坐飞机来到了比利时。数月以来，汤森都独自居住在布鲁塞尔，拒绝接受任何记者采访。奥莉娅娜要么到他每天都去骑马的驯马场找他，要么就在他的家门口守候。她还设法得到了他的电话号码。事实上，她一无所获。但就是在这一无所获之中，她还是写出了一篇完美的文章。她写了一个剧本，而不仅仅是小说。她巧妙地将自己在他家门口讲的几个笑话，用她的语言组织了起来。“汤森笑了一下：‘您还真是不轻易放弃。’‘您也是一样，上尉。’然后又是一个微笑。‘您知道的，女士，我不可能无缘无故到这边来。’‘我也是一样的，上尉。’他手中的小马鞭有节奏地敲打着自己的骑马靴。‘很遗憾，我不能告诉您您想知道的。如果最后证明您是一个值得让我说出真话的人，我会考虑把您想知道的都告诉您的。’接着又是一个微笑。然后我提出了心中的问题：‘您并不想否认您希望和玛格丽特结婚的意愿吧？’”很明显，汤森否认了。——但他这时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突然抬起头，颌骨变得僵硬，他的表情和动作出卖了他，其实他想回答“是”的——虽然表面上他并没有否认这件事，但其实他的神情已经出卖了他。奥莉娅娜的风格——让她闻名于全世界的语言风格——在这时就已完美成形了。她写文章时有三个特点：搜索消息的那份执着，像记叙一个故事一样构思一篇文章，将自己作为采访文章中的人物之一。她请摄影师陪她去采访，拍下自己同被采访人讨论的场面。她使用第一人称谈论自己的感想，在文章中直接质问读者——你明白吗？你看到了吗？现在我给你解释一下——她的文章，就像是一篇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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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革命，是她职业生涯中一个转折点。十月二十三日，布达佩斯爆发了反对共产主义制度的起义。奥莉娅娜整天缠着主编，直到他答应派她去事发地。但是他让她只是去写几篇在起义结束、首都最终解放后的庆祝性文章。十一月二日，飞机在维也纳一落地，她就发现，在短时间内一切都改变了。苏联人入侵了这个国家，前线已经封锁，首都变成了一座孤城。她没有听从意大利驻奥地利大使馆的劝告，决定偷偷前往匈牙利。她租了一辆出租车，但又不得不折返回来。然后，她搭上了红十字会的车队，但是车队在距离前线几公里的地方被入侵者的军队拦了下来。在寄给《欧洲人》的文章中，她描述了在苏联士兵宿营地度过的那个充满大雪和泥浆的夜晚。她突然感觉自己被带回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时候她听到大人们谈论希特勒在中亚将苏联监狱中的犯人组成了臭名昭彰的土耳其军团，并在九月八日之后，利用他们来对付游击队员 ，一切仿若隔世。只有语言变了，现在的士兵用说话时带着喉音，说服着她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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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到奥地利之前，红十字会的车队在一个由起义战士控制的前哨停了下来。战士们的首领是一位老者。这一队士兵有三十多人，他们占据着这个据点，毫无生存的希望。奥莉娅娜望着他筋疲力尽的神情，长长的胡子，疲惫的眼睛。她想起了当时被关在法西斯监狱的父亲那被打伤的面部和毫无生机的眼睛。可能的话，她想在这里待上几个小时，听他讲述他们的故事。然而，坦克的轰鸣声越来越近，红十字会车队准备离开。她也要离开了，留下这位老者为他自己的命运而战。最后，他准备了一杯咖啡，然后就像其他时代的那些绅士们那样，对着他们鞠躬道别：“亲爱的先生们，死亡也有所必要。”奥莉娅娜知道这位匈牙利老者不可能活得下来，她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用自己的笔，将他的事迹一字不差地记录下来，让他永远存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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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地利，为了能够和流亡中的匈牙利人交谈，她要求去看看难民营。她完全被眼前的场景所震撼。在翻译的帮助下，她将地下电台广播的文字誊写下来：“你们这些民主人士，怎么能够不去倾听我们被屠杀的女人和孩子们的呐喊？全世界的人们！你们听一下这个弱小国家的绝望呐喊吧！”她将避难者遇到的这些恐怖事件整理成一系列文章。她高明地用最后一个故事结束了整个系列，在故事中详细描述了一张戴着面具的脸：那是一个学生，因为他始终不肯说出自己同伴的名字，气急败坏的逼供者割掉了他的舌头。“他永远也没法说话了。”一个妇女将这个学生带给奥莉娅娜看，“但是您能够说话。您能够说话，对吗？当您回到意大利，请您将看到的一切告诉人们。”在匈牙利革命的后方，奥莉娅娜发现，作为一名记者，自己的声音是如此地有意义。多亏了她出众的叙述能力，她的报道不再仅仅为了令人愉悦。她变成了战争的目击者，变成了一名战士。她在最前线，为了自由和正义而战斗，这也是伴随她成长的另一个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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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之行彻底扰乱了她的思绪，面对自己的读者，她也毫无隐藏。“什么名人间的爱情、上流社会丑闻、那些让我们衣着华丽去参加的电影首映式，在我们这些理智的男人和女人心中，我感觉再也没有这些东西的位置了。”在寄给维也纳的一篇文章中，她这样写道。在报纸上，她毫无掩饰地直接抒发自己的感情和愤慨。她想直入读者的内心深处，尽管代价十分残忍，但也要从最深处摇醒他们。“谁还能够只痴迷于浮华却无视一个将死民族的悲哀？请你们来维也纳，看一看正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她无法想象自己如何去重新开始报道上流社会的那些流言飞语、桃色绯闻。但是，在她回来之后，她又不得不去撰写并报道这些事情。回去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为了报道白金汉宫的丑闻，她来到了伦敦。在报道中，从第一行文字开始，她就难以掩饰自己的失望之情：“让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玛格丽特最新的这段热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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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米凯莱·赛拉来说，允许奥利娅娜去匈牙利的想法只是因为一时冲动。但她也十分高兴，因为现在她已经弄懂了奥莉娅娜的性格。她知道，想要让奥莉娅娜停下，一切都是徒劳无用的。对于奥莉娅娜来说，这件事是一个重要的转折。“那是一段重要的经历。我仿佛回到了抵抗运动的英雄时代，重新嗅到了战斗的芬芳。”战地记者奥莉娅娜就是如此诞生的。越南已经在不远处等待她。但是在去之前，她要先说服主编允许她去旅行。她成了《欧洲人》最出色的外派采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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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妥协（法拉奇传） 06 美国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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