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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gon e così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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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九月，她在摄影师詹弗兰科·莫洛尔多的陪同下启程。一抵达西贡，人们就告诉她，要想在这座城市更加顺利地工作，她需要认识弗朗索瓦·佩鲁——法新社当地分社的经理。她到他在巴斯德街的办公室找他，第一眼就被他深深震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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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相当帅气的青年，灰白色的头发，运动员般的身材，面容严峻而又坚毅。双眼不会放过任何事情，但同时也透露出痛苦和讽刺。从第一眼开始，他就给我留下了这个印象：你知道的，他是一种会让你转过身去，不止一次去打量的类型，因为他同其他人不一样。在那后面，还隐藏着别的东西。此外，他那生硬、粗鲁、暴躁的动作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会和你太亲密，也不会尝试去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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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之后，弗朗索瓦·佩鲁也谈起了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在一九六七年秋天的一个炎热的下午，她冲进了我们法新社位于西贡中心地带的办公室。她没有事先通知，就这样到达了办公室，就像是一阵风。她做了几个字的自我介绍——我们并不认识她——然后表明了她的立场，说出了她对这里的人们和越南的看法。一瞬间，她消失了。不一会儿，她又重新出现，穿着讲究，衬托出她迷人的外表。很明显，她已经决定要占有我的办公室，并组建她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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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四十二岁，比她大四岁，是国际记者界的一员老兵。在五十年代，他跟踪报道了朝鲜战争，并领导着法新社在香港的办事处。他在所有的亚洲国家旅行过，在法国殖民时期就了解越南。一九六三年，他近距离地见证了历史。他是刺杀约翰·肯尼迪的杀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被杀死的见证人——在从达拉斯警局到监狱的途中，他被杰克·鲁比近距离地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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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莉娅娜虽然不知道他，但是之前已经遇到过他了——在韩素音的小说《爱情是一件奇妙的东西》中。在这本书中，弗朗索瓦·佩鲁是主人公的法国同事，被描述成一个拥有大智慧的、举止优雅的男人，他极其诚实而又极其公正地看待战争。当主人公从朝鲜写信的时候，信中谈论的也是他：“士兵们并不满意。他们问道：‘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在战斗吗？我想找个人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进行这场该死的战争！’就像弗朗索瓦说的那样：‘需要告诉男人们，他们为什么要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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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贡，弗朗索瓦对任何人都没有敌意，他也会和所有的人合作——南越人、美国人、越共——特别是当需要拯救生命的时候。对于他来说，每一个生命都是弥足珍贵的。这也是他教会奥莉娅娜的第一件事情，在他们第一次相遇的那天。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紧急电话。奥莉娅娜看到他脸上的表情突然变了。一位搜集情报的记者告诉他，明天早晨，西贡当局将会枪决三名越共战俘。这意味着六个人将会死亡，不仅仅是三个人。放下电话之后，弗朗索瓦向奥莉娅娜解释道，如果越共死亡一人，他们也会枪决一个美国战俘。弗朗索瓦提醒了美国大使馆，他们干预了南越政府，试着让他们制止这次行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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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奥莉娅娜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想那已经过去的、遥远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人们谈论着另外一次行刑：在佛罗伦萨对她父亲的那次行刑。整个办公室都在寂静中等待。弗朗索瓦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他把脚搭在桌子上，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双唇紧闭。奥莉娅娜无法像他那样平静。她走出门，到情报部门JUSPAO（美国联合公共事务处）那里打探消息。她走进了宾馆，然后回到了办公室。在晚上十一点左右，电话终于响了起来，他们传来消息说行刑已经被取消了。奥莉娅娜宽慰地笑了起来。“谢谢你，弗朗索瓦，谢谢你！”她不断重复这句话，围着他蹦蹦跳跳，幸福得像个小女孩。法国的同事们也都高兴地看着她。他们确信，在这几周内，这个意大利女记者也会习惯肮脏的越南战争，也会变得和他们一样愤世嫉俗。他们不知道，奥莉娅娜无法接受和适应死亡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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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弗朗索瓦和她很像。他报道战争很多年了，但是面对荒唐的冲突，他还是会一如既往地愤慨，认为草菅人命的行为是如此肮脏无耻。他们两人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最后是一整天的时间都待在一起。奥莉娅娜提了很多问题。她神魂颠倒，完全信任他，向他寻求帮助以发现那场战争的边边角角。不久之后，她就对只是待在旅馆内，听那些西方记者的闲谈感到疲倦。她想要去前线。在他的帮助下，她向美国的指挥官提问。他建议她去达喀图营地。她购买了制服，在美国军队给她的一张纸上签了自己的名字，纸上写明了如果她在战争中被害，美国军队没有责任，并且需要将她的尸体运到她指定的地方。在开始自己的这项使命的前一夜，在宾馆，她发现了弗朗索瓦留给自己的卡片：“好好享受在达喀图的经历。不要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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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达喀图是一个军事基地，但实际上只是一条孤立的飞机降落跑道。它建在一个山丘上，周围全部是越共。树木都被烧得残缺不全，黑色的残枝指向天空，地面上布满了炸弹留下的大坑。奥莉娅娜从军用飞机上下来，身上背着重重的背包。她看着周围的景象，想象着在战争之前，这些山丘应该是多么美妙绝伦：绵延不绝，有着无穷无尽的玉石，蓝色的，祖母绿色的。白天的时候，她能找到事情忙活，向士兵们提问题，做笔记。但是晚上的时候，迫击炮声越来越密集。基地长时间处于敌方的炮火攻击下。在黑暗和混乱中，她很快又感到自己被隔离开。一名法国记者抓住她的胳膊，将她拽到了隐蔽处。弗朗索瓦之前跟他打过招呼，告诉他说将有一个意大利女记者过去那边，并请他保护好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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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达喀图仅仅待了三天的时间，却觉得像是一生那么久。白天这里很炎热，特别是在戴着头盔的情况下。但是弗朗索瓦告诉过她，绝对不能从头上摘下头盔。“好好保护好你的头部，把它当成你唯一需要担心的地方。”他这样向她嘱咐道。晚上的时候又会很冷，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盖住身体。还是弗朗索瓦的那位同事设法给她弄到了一个毛皮袋子。她需要用水杯洗澡，和衣而睡。当她需要大小便的时候，指挥官也同意和她分享他的卫生间，因为她是这里唯一的女性。有一天，她坐在卡车旁边，将目光随便投向了卡车的后视镜。一瞬间，她已经无法辨认镜子中那肮脏的、陌生的面孔了，镜子中的那双眼睛从另一侧注视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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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前线的工作，她十分高兴能够回到西贡。即使在晚上，也听得到远处传来的轰炸声，但是在首都，她还是能够试着过一种正常的生活。她去跑马场，去航海俱乐部的游泳池，或者去跳舞。弗朗索瓦也经常陪着她。奥莉娅娜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越来越欣赏这个暴脾气而又感性敏感的男人。虽然他少言寡语，但是他好像什么都知道。“我经常去位于巴斯德街的办公室找他：有时候是寻求他的一个建议或者是帮助，有的时候是为我自己的慌乱寻找一丝安慰。尽管在那段时间，他和我所做的报道工作并无关系。毫无疑问地，他在指引着她——慢慢地变成一种引导，一种良好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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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他们在他的办公室见面。天花板上的风扇叶片在炎热的空气中慢慢地转动着，同事们都一个接一个地离开，要么去休息，要么结伴出去。弗朗索瓦还守在电话前，等待着战地记者们的最新消息，以便能够把这些消息传到巴黎。她向他提问，并听他讲述自己先于她学到的东西，他在战地中的经历和经验。比如，对于他来说，战争就像是一场拳击赛，残忍却也富有吸引力，因为战争能够让人们完完全全地看清楚一个人：是勇敢还是恐惧。换班的时候，弗朗索瓦就会陪着她回到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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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功地穿过了他那张用暴脾气织成的网，他那关于自由的思维是如此吸引我。我们达成了一种默契，这也是十分重要的。”弗朗索瓦变成她信任的人和她的引导者。在西贡，对于他来说，所有的大门都是打开的。他帮她获得了采访两位越共的许可。奥莉娅娜走进了首都的主监狱。当守卫给她带过来第一名战俘——一个女孩的时候，奥莉娅娜递给她几根烟，跟她解释道自己是一名西方的记者，将会把她的故事讲述给全世界。“没有必要让这个世界知道我”，这个女孩回击道，她说自己遭受了酷刑折磨，她不会原谅这些。在说完之后，她陷入了沉默之中，眼中带着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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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战俘是一个男人。他在西贡的一家餐馆放了一颗炸弹，杀死了很多人，其中包括四位弗朗索瓦的朋友，他也因为安置这颗炸弹而被逮捕。从一开始他就在笑，给了奥莉娅娜一次极佳的采访。在采访最后，他慢慢地俯身，手放在胸前，祝愿她“能够健康，幸福，长命”。然后他就等着看守重新给他的眼睛蒙上绷带，将他带回牢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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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莉娅娜还想采访阮玉鸾将军，他是南越警察系统的首领，是西贡最有权势的男人。通常来说，他拒绝同西方记者交流。这一次，她能够成功做到，还是要感谢弗朗索瓦。“在西贡，仅有一个外国人，只要自己想见就可以见到阮将军，并向他提出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个人就是佩鲁。他们是怎么诞生这份友谊的，是何种友谊，这我不知道。但是，当我刚跟他提到‘阮’的名字时，弗朗索瓦回应道：‘我们看一下吧。’”即使很多人都说他嗜血成性、冷酷无情，弗朗索瓦还是十分地尊重他，他觉得他在战争中十分勇敢，并且能够坚持自己的决定。他向她解释道，阮将军在越南扮演的角色比她想象得还要重要。奥莉娅娜困惑地听着他的说辞。“意识形态的独立，有的时候，将弗朗索瓦带到了天堂或者是我觉得是天堂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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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要求登上美国的战斗轰炸机的时候，也是弗朗索瓦陪着她登上了军用飞机。“六点的时候，弗朗索瓦到了，睡眼惺忪。他打着哈欠打开车门让我上了车。在路上，除了越共和飞机之外，他谈论了所有的事情，主要是为了让自己战胜睡意。在边和市他发现我没有军用鞋——我穿着莫卡辛鞋，他突然清醒起来，大声叫嚷着说如果我要跳伞的话，我的腿可能会被劈成上百片了。他说，对于战争来说，就不应该有女人和傻子，但是时间太晚没法回去再换掉那双莫卡辛鞋了等。他这样叫嚷着离开了，都没有跟我道别。”在这次任务结束的时候，奥莉娅娜让飞行员给她颁发了一份她到达的速度的官方声明，这让她能够在回到美国的时候，向自己的宇航员朋友们展示。所有的西方战地记者都为她的勇敢而庆贺。“只有弗朗索瓦一言不发。用他的方式来判定一种人生或一种人，从一方面来说是勇者，从另一方面来说是胆小鬼。我的勇敢对他来说是一件不冷不热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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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在多年之后也仍然记得这次鞋子事件。“奥莉娅娜就是一头母狮子，已经准备好去经历所有的事情。她有一种想要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想法，或者是不负责任的想法。那次鞋子的事我十分生气，因为穿着莫卡辛鞋登上军用飞机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奥莉娅娜总是和我谈起当她还是孩子的时候，在佛罗伦萨遭受轰炸的日子，她父亲的监狱生活，在抵抗运动中她的通讯员任务，但是事实上，她并不懂得什么是战争。在这里她学到了所有的东西，她的报道也因此变得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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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经常发生他们两人想法不一致的情况，因此就会出现激烈的争吵。比如，对于佛教僧侣的抗议性自焚，弗朗索瓦感到十分恶心。他认为这些僧侣在越南从来就不重要，因为他们一直是少数群体——在他们的首领释广德愤世嫉俗的理论推动下——他们想要通过这种自焚的行为，吸引西方记者的注意力。他很确信他们是在毒品的功效下死去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意愿能够让你在遭受烈火的同时保持一动不动。不去考虑另外一种毒品：我们称为洗脑。”奥莉娅娜想要去看一位自焚的僧侣。弗朗索瓦拒绝帮助她。他告诉她，两年前，他看到过一次自焚事件，十分恶心，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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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确定一份爱情在什么时候诞生是十分困难的。你会发现爱情就像是你身上的一种疾病，只有在症状十分明显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自己已经病了：比如头晕。”当奥莉娅娜回意大利过圣诞节，再从意大利回到纽约的时候，她明白了，只有弗朗索瓦让她挂念。从西贡出发的那天，他送给她一个行军水壶，一床可用于伪装的被子和一件雨衣。为了庆祝，他甚至还开了一瓶香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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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开始给她写信，一封“简短，又像他一样清楚”的信件。当奥莉亚娜收到信的时候，她高兴地哭泣起来。在回复中她解释道，在她的人生中，这种情况只发生过两次：当她得知自己的父亲并不会被枪毙的时候，和当她被通知自己的母亲已经克服了血管梗塞，活了下来的时候。她重新陷入爱河，因此也变得十分脆弱。当我爱上一个男人的时候，我会变得像天使一样温柔——在一份笔记中她这样写道，几乎在和自己生气。一位十分熟悉她的同事也确认：“在爱情面前，奥莉娅娜会缴械投降，经常会变得毫无防备。我知道她的历史和她那罪孽的爱情，我一直没有明白一个在面对强权时如此强势的女人，怎么能够在爱情中变得如此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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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一封信中，弗朗索瓦告诉她说，现在西贡的一切都已经平静下来，十分平静。他有感觉，这里将要发生点什么。但是在这个时候，这座城市正在准备庆祝越南的新年。几周后，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奥莉娅娜在收音机中听到，在新年庆典的时候，越共进攻了美国大使馆和城市中的其他几处目标，但是一无所获。这是这场战争第一次蔓延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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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莉娅娜乘坐第一班去曼谷的飞机，经由香港。她随身带着提包、照相机、录音机和一瓶她在托斯卡纳家中收藏的基安蒂红酒，她跟弗朗索瓦承诺过给他带这瓶红酒。从曼谷到西贡，她乘坐了一架美国的军用飞机，这也是进入城市的唯一方式。当飞机在城市上空盘旋，等待降落许可的时候，她看到许多街区都冒着火焰并且升起了浓浓黑烟。战斗在街上展开，一些地方还飘扬着越共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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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一落地，她就急匆匆赶去法新社的分支所在地。办公室周围环绕着铁丝网，两位哨兵在外面警戒，他们朝天鸣枪让她停下了脚步。“停下！我是记者！”她大声叫着，给他们看自己的证件，只有这样她才能通过这道封锁。弗朗索瓦不在。他正在参加报道南越军人的一场新闻发布会，没人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她坐下了，决定只要他不会来，她就哪儿也不去。“突然，门开了，弗朗索瓦出现在门外。肮脏的衣着，长长的胡子，消瘦的身体。那双褐色的鞋子和那件天蓝色的短袖薄毛衣在他身上摇摇晃晃，仿佛它们属于另外一个人。他的双颊也变得十分消瘦，鼻子显得更长、更干瘪。他看到了基安蒂葡萄酒的酒瓶，撇了撇嘴，露出一种奇怪的笑容。然后他看到了我，我只记得他用一只手弄乱了我的头发，声音洪亮地大喊着：‘好！好！’我也已经忘记了我为什么开始哭泣，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在那个说着一口外国语言的疲倦同事的怀抱中，奥莉娅娜最终得到了家的感觉。在阿尔弗雷德之后，她曾经发誓再也不会掉入这个陷阱中。现在对于她而言，就像是一段漫长冰期的终结：“人们不能在没有爱情的生活中继续生存下去。我做过尝试，但是我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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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听弗朗索瓦讲述春节攻势。越共军队偷偷地潜入城市中，分成数组，每组三人，穿着就像是普通农民。他们人数众多，大概在六千到一万人。武器被提前拆卸，在几周前就已经运进城中，藏在了从乡下运花到城中市场销售的运花车上。时不时地，当谈到在春节攻势中他们犯下的暴行时，弗朗索瓦都深有感触。他转过身子，面向墙壁擦干自己的眼泪。在反春节攻势中，阮将军在射击一名双手被捆绑的越共战俘的场景被拍了下来。这张照片传遍了世界，引发了广泛的国际谴责。弗朗索瓦为此感到十分震惊，再也没有跟他见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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