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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脸上的表情很丰富，总是因为自己的好奇和不断涌出内心中的能量而兴奋。她有一双细长的灰色眼睛，眼睛下面用黑色的铅笔画着眼线。她的双手总是保养得很好，指甲上涂着红色的指甲油，嘴型也十分漂亮——尽管因为抽了太多的香烟，她的牙齿已经变坏。她也十分爱笑，声音十分深沉。由于香烟和敏感的体质，她的声音已经变得嘶哑，一生都是如此。她说道：“我在二十三岁的时候就告别了体育运动，当时我在阿贝托内滑雪，结果我摔断了一只脚。我差点儿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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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并不是西贡唯一的女记者。在越南战争期间，经过证实，总共有四百六十七名女记者，其中超过半数为美国人。对于美国新闻界来说，战地女记者并非一件新鲜事。最早的那一批人也经历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她们其中一位——玛格丽特·希金斯——得到了跟随报道韩国军队的许可。但是，在越南，她们的出现变得普遍。这个现象和在美国发生的民权运动联系在了一起，在一九六四年民权法案通过之后，一些女记者因为自己的报社没把自己派往越南，起诉报社歧视她们，并最终得到了令她们满意的结果。最初的那些女记者，在最后被战地所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些老兵们先抵达越南，然后是反共产战士。最后，从一九六六年开始，很多的自由记者也来到了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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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前线出现女性记者的身影，对于美国报界来说并不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但对于意大利来说，这毫无疑问是件非凡之事。奥莉娅娜是报道战争冲突的唯一一位意大利女记者，她也懂得利用她的唯一性，强调自己为《欧洲人》写的报道——有的时候——夸大在进行报道时她所遭遇到的困难。事实上并非总是如此。美国军队允许记者自由进出前线，那几年的越南，对于任何记者来说都是一个天堂。一位在那个时期去过前线的美国女记者记得：“所有的地方，只要你想去，你都可以去，所有你想要采访的人，都会接受你的采访。我向后看看，觉得这真是难以置信。我轻易地就能取出信用贷款，他们也让我登上轰炸机。她在F-6飞机上突破了音障，我也被卷入轰炸任务中。我到了越南所有的地方。我登上过航母。你们能想到的战地记者能做的事，我几乎都做过了。却没人问过：这是谁？她给谁写作？她是干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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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不能掩盖在越南作为一名战地记者十分危险的事实。在奥莉娅娜到达越南前，仅仅两年时间就已经死了十名国外记者，至少三十名记者负伤。“我认识了凯萨琳·利莱，几个月前，她被迫击炮的十八块碎片击中身体。她是一名二十三岁的金发女孩，有着孩子般的身体，面庞却已经衰老。她的右臂、右腿和左边的脸颊上布满伤痕。她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因为她脚上的伤口总是会不断裂开。我问她：‘为什么你不回家？’她耸了耸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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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奥莉娅娜在西贡的时候，她的一些同事在胡志明市堤岸地区被越共军队无情地杀害。她熟识他们其中的一个，也知道那人的妻子已经怀孕了。她看着照片中他的尸体，双手被捆在背后，由于被机枪扫射，现在已是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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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飞机上经历过一次航行后，她得了心脏病。医生在检查后，告诉她这是正常现象，因为她遭受了突然的压力变化。之后的一次，她因严重的支气管炎接受医生的诊治。医生给了她一些药丸，用疲惫的声音告诉她：“您是这六天以来第一位不是因为枪伤或者是自杀导致的昏迷而过来的病人。在西贡，人们除了自杀以外，不干别的事情。”奥莉娅娜的健康状况总是不太好。在写给父母的信中，她提到她可怕的头疼和让她筋疲力尽卧床的日子。她患上了疾病，患上了所有可能的热带感冒。在她身体虚弱的那段时期，她自己再也无法忍受战争了。“上帝啊，我已经忘了战争是怎么进行的。突然地我问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为什么我想来这里。因为气愤？或者是好奇、不满、不愉快、悲伤？幸福的人不会来这里，至少不会被强制派到这里。当然没有人强制我，事实恰恰相反，我是自愿来的。就这样，我感到惊愕和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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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马丁·路德·金被杀害，在美国的许多城市，黑人拥上街头。奥莉娅娜需要回到美国为《欧洲人》写一份报道。但是还不到一个月，她又要重新回到亚洲。她改变了航线，飞到了印度，因为主编要求她去采访披头士乐队成员的导师——马哈瑞诗·马哈希大师。她觉得他是在虚张声势，在她的文章中，从第一行一直到最后一行她始终都在批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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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后，一九六九年三月，她重新回到亚洲。这一次，她和一个共产主义妇女代表团一起去往北越。这次也是独家新闻，因为这个国家很少为那些不支持现有政权的记者打开大门。她在这里待了十二天。两位女翻译一直贴身陪伴着她，和奥莉娅娜形影不离。“我已经明白，在这里我不能像在西贡那样工作了，不会有在西贡的美国人那样给我们行动上的自由。在西贡，即使我们说他们的坏话，他们也会给予我们自由。”在河内，她住在一家法国殖民时代留下的古老宾馆，现在这里虽然已被命名为“重新统一”，但所有人还是继续称它为“大都会”。这里只有几个记者：几个俄罗斯人，几个古巴人，还有两个法国人。代表团需要遵循现政权给她们安排的紧密日程：和一名被美国人在南越关入监狱的战士见面，和同共产党政府合作的天主教本堂神甫见面，和河内五家报社中一家报社的主编会面，还有参观抵抗运动博物馆。在多次要求后，奥莉娅娜才得以在日程中加入对武元甲司令和两位美国飞行员战俘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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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元甲，人们称他为“盔甲”，在越南还和法国人战斗的时候，就已经成了一个活着的神话。奥莉娅娜受到了他的接见，进行了三刻钟的采访。就像之前那样，每当要采访一个人的时候，她总是会精心去做准备，读大量的文章和他的传记。武元甲总是在战斗，从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是如此：同日本人战斗，同法国人战斗，最后和美国人战斗。一个细节让她深为所动。武元甲的第一任妻子——波洛克，一九三九年，为了掩护他逃跑，在中国被逮捕。几年之后，她在一间经常被老鼠侵扰的牢房中死去。奥莉娅娜确信就是这件事，让他如此传奇且固执地去战斗——出于为她复仇的愿望。在采访过程中，武元甲拒绝使用录音机。她就像翻译一样做着笔记。在对比两份叙述之后，诞生了这篇文章。但是在准备好她的文章之后，官员们交给她三张精致的犊皮纸，上面是他们唯一批准她发表的一篇文章。她也照他们所说的那样做了，但是文章发表时，他们指定的那篇后紧接着就是她自己的那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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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武元甲的采访，在西方引起了轩然大波。《欧洲人》发表之后，这篇访谈被欧洲和美国的主流报刊转载，就像此时她其他的文章那样。奥莉娅娜得以同那个时代最神秘的男人之一见面，一个活着的从来不接受采访的传奇人物，并且让他说了一些他从来没有提过的事情。这是她第一篇伟大的独家政治报道。弗朗索瓦还记得：“她最成功的采访之一，就是对武元甲将军的采访。在这次采访中，他承认对美国人发动的春节攻势是越共的一次失败。让一些越共渗入南越是一个错误。而他，武元甲将军，没有任何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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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获准会见两位美国飞行员战俘。结束对他们两人的采访后她十分失望，她确信他们被强迫回答狱警已经提前给他们准备好的答案。第一位战俘，较为年长的罗杰·英格瓦尔森，不久之前才被投入监狱，看起来肌肉依然健壮，肤色金黄。他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回答她的问题，没有泄露自己的任何情感。第二位战俘，罗伯特·弗里斯曼中尉，深深地触动了她。他已经被关入监狱一年半，她觉得他已经十分消瘦和胆战心惊，现在他几乎听天由命了。在和他打招呼之前，奥莉娅娜从他那里获知了他妻子的地址，向他承诺会找到他的妻子，告诉她关于他的消息，特别是小心地告诉她在被捕的这段时间，弗里斯曼受了很严重的伤，一只胳膊已经畸形。关于他的这篇采访，也被美国的报刊转载，引发了广泛的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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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之后，当弗里斯曼被释放的时候，她在机场欢迎他的回归。她叫着他的名字，在记者群中给自己开路。他的妻子通知他奥莉娅娜的到来，但是他只是看着奥莉娅娜，低头打了一个招呼。他拒绝见她。在奥莉娅娜的坚持下，他两次派自己的妻子去见奥莉娅娜，但是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了。奥莉娅娜写了一封公开的言辞激烈的信件作为回应，信中她谴责了他不敢承认，特别是关于狱中条件的事实，他讲述的和当他在越南人的威胁之下所说的完全不同。她还指责了在她看来他最为严重的罪行：缺乏勇气。她在北越写的所有文章都是批评共产政权的，在意大利这也给她招致了很多攻击。左派媒体称她为亲美主义者，完全忽视了她在南越的报道文章中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对美国进行批评的。“即使反对在越南的美国人，但这也不能阻止我讲出我在河内发现的那些不好的事情。恐怖的斯大林主义，恐惧和压迫盛行。我很确定，在胜利之后，他们将这种主义带到了整个越南和柬埔寨。我是唯一的女性记者，唯一记录河内真相的记者。这是一九六九年，所有来到这里的记者都很清楚地看到了我在这里看到的东西。但是他们并没有记录下来。很明显地，我也因此受到了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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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名麻烦的记者，总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结果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得罪了所有的人：对于意大利左派来说，她是一名保守主义者，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她是一名带有破坏性、颠覆性的人物。美国军队的新闻官员巴里·佐西安也多次在西贡把她叫到办公室。“他想通知我，他收到了一份关于我在越南写的文章的报告，然后小心翼翼地向我宣布，这些文章他并不喜欢。‘亲爱的，你是共产党吗？’‘不是，巴里。’‘很多人都说他们不是共产党，但事实上他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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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报道越南战争直至战争结束。在给母亲写的信件中她也时不时地承认她已经筋疲力尽：“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有这么疲惫过，也从来没有感觉这么低沉过。可能是在前线的那几次停留，两次和南越人、一次和美国人长期相处，确实令人筋疲力尽：在军用卡车和吉普中的颠簸，在直升机和其他地方紧绷的神经……这些都无法避免，或许这仅仅是一个健康问题。事实上，我现在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家，在我自己的床上睡觉。”没有什么东西能迫使她回到前线。现在的她已经名声大振，而且也很富裕。她可以就此打住，靠利息生活。但她不是这样长大的，对她来说，生活要有使命和理想。“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足够出色。”多年之后，她这样说道，“我的工作十分艰难，但我依旧做得很好。我要活得出彩，以证明自己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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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回纽约，她都会在意大利做些停留，给家人带一些礼物：给父亲准备的一株植物，给妹妹们准备的丝料，还会特别给母亲准备一点东西。“作为纪念，我给你带了一块最漂亮的桌布，这应该是你这辈子见过的最漂亮的桌布。”有一次旅行的时候，她膝盖上放着一株越南甘蓝，她想要带给她的父亲，让他种在他们在格来维的收藏园中。“我把它从河内带到了柬埔寨，又带到了金边，从那里又把它带到曼谷，然后是新德里、卡拉奇等。每次中途着陆，甘蓝总会发出更臭的味道。因此我总是将它装在透明袋子中。当我抵达的时候，它几乎已经腐烂了，爸爸问我是不是疯了。另外，这就是一棵在托斯卡纳也到处都是的普通甘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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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线的时候，她用行动证明了她的勇气和性格。一位同事还记得，在被南越人和美国人占领的一座城市，战斗过后出现了罕见的宁静，此时南越人和美国人正在进行扫荡。她们坐在一起，脚靠在墙上。一位流动小贩在她们眼前停下，用法语和她们交流，并给她们提供了一些饮料。她们抽着烟，喝着饮料，在一片安静中听他讲述着。突然，几个美国士兵从一辆吉普上跳了下来，抓住了这个小贩。他们坚持认为这个小贩是越共，并且还给埋伏在废墟中的狙击手提供信息。奥莉娅娜试着阻止他们逮捕他，她和士兵们吵架，要求他们到指挥部那里。“指挥部官员在我们一冲进去的时候就愣住了，他知道这个女人是奥莉娅娜。他熟悉她的文章，也知道她同美国和南越指挥部的关系以及同法新社的关系。他尽量试着彬彬有礼。但是她就像在宗教法庭一样讲述事情。美国人对待战俘就像对待奴隶和受刑者一样。上尉试着平息她的怒火，向她保证，在监狱中并不会出现什么不好的情况。他们仅仅是要问他一些问题。她说道：“好的，问他问题是可以的，但不能碰他。明天我还会回到这里，后天会，大后天也会。如果他身上有一处伤痕，一处青肿，你们会后悔的。”奥莉娅娜就是这样做事的。她不能忍受不正义和渎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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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新社巴斯德街的办公室中，再也没有弗朗索瓦了。这里新的主编叫简·路易斯·阿诺，他十分缺乏耐心。“有一天我站在门口，敲办公室的门。她带着电传打字电报机来到这里，然后自然而然地，她需要比别人先发出新闻消息。突然地我也控制不住我的脾气，大声叫道：‘奥莉娅娜，你出去！’我可能是吓着她了，因为几天后，她对我说：‘你知道从来没有人将我撵出去过吗？’”在回忆这些事情的时候，阿诺总是带着微笑。“她知道她让我变得无法忍受，但她同时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人，令你不会感到厌烦。她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对于这一点，人们只能羡慕她。我觉得在越南，她从来没有失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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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年，美国军队进入了柬埔寨，开辟了另一条战线，重新开始轰炸河内。尼克松未征求议会同意，自己做了两个决定。奥莉娅娜十分气愤，也在自己的文章中将这种气愤表达出来。她向报社要求去柬埔寨，去看一下这场似乎永远不会结束，反而像癌细胞一样蔓延的战争。她讲述了美国士兵令人作呕的行径，他们吸食大麻来抵抗恐惧感。作为一种真实的声音，她控诉美国人派遣再次入伍的人去战斗，而不是志愿者。她对一位美国中尉进行了长时间的采访，他允许她在文章中标明他的姓名，并且在录音机前说了很长的时间：“你看到了吗，如果我能从这里活着出去，我会阻挠我的政府。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后悔派我到这里来了。”她还采访了两名北越战俘，他们两人让她十分感动。她也十分同情他们，因为在柬埔寨没有北越的正规军，因此没有人介入进来营救他们。“他们才是越南战争中真正的殉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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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开始同北越进行和谈的时候，她卓有成效地对日报的读者们讲述事情的进展和谈判进程。基辛格在巴黎会见了北越人，和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美国军队将从越南撤退，双方停火，互相交还战俘，向和平选举过渡，开始允许北越人进入南部。奥莉娅娜向读者解释事态进展的每一个细节，特别是那些让人并不舒服的真相，也就是美国人的撤军其实就是一种败退的事实：“基辛格很清楚他这是在投降，因为除了投降之外，他们别无他法。基辛格接受了北越人提出的所有要求。他清楚，最多需要五年或六年，西贡就将在共产党的掌控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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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一九七五年四月，北越人确实进入了西贡。奥莉娅娜当时并不在场。因为母亲生病，她不得不在几日前回到意大利，她害怕晚了的话会被拦截在越南。但她还是能够照常给日报的读者讲述政权垮落那几天发生的事。她说整座城市都在等待它的结束。她讲述了她的一个女性朋友，恳求她给她随便找一个外国丈夫，以便能够获得出境签证。前总理和副主席阮高祺，想要为两百万人获得离国许可。旅行社被一群歇斯底里的人入侵，他们翻找签证或者相关证明。大部分的外国人都已经离开，大使馆空空如也。现在这里只有四家国外新闻机构和六十多位国外记者，但是他们没有任何的自由。最新的消息出自四月二十八日，他们通知抵达河内的军队已经进入了图多路、巴斯德街和从里路。对于这座城市的结果，奥莉娅娜毫不怀疑：“只要战争还继续，共产党人永远是光芒万丈的，但是他们一旦取得胜利，行为就将变得令人无法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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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妥协（法拉奇传） 14 一个少言寡语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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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unmo di poche pa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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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男人是在我成年之后遇到的最美好的男人。”关于弗朗索瓦，奥莉娅娜如是写道。越南战争赠送给她的最珍贵的东西不是名气——那时候她已经是国际知名记者，也不是战地记者的身份——这为她采访这个星球上的其他强权人物开辟了道路，而是这个少言寡语的男人。他脾气暴躁，但很理解她，尊重她，只要他想，他就可以成为她一生的伴侣。他们之前的关系持续了五年时间，一直到一九七三年。那伟大的爱情，却被一个深层的问题所困扰。弗朗索瓦已经结婚，并且是一个天主教徒。在他的家族中，没有人离过婚。这一点，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摧毁了奥莉娅娜。四十年后，当弗朗索瓦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承认那是一个令人备受折磨的选择。“我为自己没能离婚而惋惜。奥莉娅娜当时确确实实是想要一个家庭和几个孩子。她相信戒指所象征的意义。如果我当时离了婚并娶了她，她的人生应该会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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