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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离婚问题，她越来越频繁地同弗朗索瓦发生争吵。每一次关系破裂之后，出于思念，奥莉娅娜还是会回到他的身边。在她的感情世界里，弗朗索瓦的存在是如此珍贵，他也一直带给她新鲜感。多年以来，她一直被各种故事包围。有一天晚上，她只是想点燃一根香烟，摆脱在自己的床上睡觉的这位先生。弗朗索瓦是一个和她相像的人，一个简单的男人。在越南战争中她学会了欣赏他，他在面对每一次暴行时都会愤慨，面对不正义的行为也会奋起斗争，他将记者这个行业视为一种使命，这和她一模一样。只要他相信，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做自己的事情。一九七○年，他被巴西政府逮捕，因为他不顾规定，公布了一些消息。他被看守一直押送到机场，最终被驱逐出这个国家。为了向他表示敬意，奥莉娅娜在巴黎的机场为他准备了一场欢迎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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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形势，让奥莉娅娜成了一个十分忙碌的记者。她支持女性的自由解放，反对任何形式的压迫，控诉美国人支持南美专制政权的行径，控诉苏联人对国内分歧的压迫。成长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时期的现实和战争年代的经历，令她出于本能地做出这些反应：“抵抗运动塑造了我并成就了我现在的状态，一直抱有疑问，我对所有的事情都会抱有疑问和否认的态度，因为我受到了抵抗运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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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出于自己在抵抗运动中同伴们的回忆，她都将支持票投给社会党——“‘走，我们去为死者投票。’我的妈妈这样说道。”——以社会公平之名，对她来说是最根本的。最后她还是停了下来。“从小我就以为，社会公平的目标可以通过社会主义达到。战争结束后，我加入了力图协调好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行动党。但是不久后，行动党就消失了，我变得孤身一人：一个人思考，一个人成长。在即将成熟的时候，我明白了，我将自己的青年时期荒废在对一种乌托邦的崇拜中。就算这不是乌托邦，也至少是一个误会。因为我确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兄弟，它是共产主义的另一面。总之，我的结论是，尽管社会主义很有魅力，但是它不可能协调好同自由主义的关系。因此我改变了主意。但是，在对社会公平的追求上，我没有改变。追求社会公平，它就像是一根刺，深深扎在我的心中。对于那些心中没有这种追求的人，我会本能地敌视他们，不只是一种出于本能的厌恶，更是一种敌视。我从来不会站在名字为‘右派’的足球队的行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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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强烈地反对政府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并且很早就同女权运动决裂，因此她——在她的生活方式上——有着许多立场。年轻的时候，她为了让自己闻名于世界，为让自己在行业中有一席之地而不断战斗。“作为女人这一事实，总是让我遭受了太多痛苦。这是让人愤怒的折磨，我不断地反抗，就是现在，我要让你们见识一下。在学校，我是最出色的学生，因为我想要证明，女人也可以像男人一样出色。在记者这份工作中，也是一样。”很多年前，她就说，她相信女权运动是她这个时代唯一的真正的革命。奥莉娅娜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着女权运动，但是她没有加入任何一场运动中去。她做到了自由，她置身于自己的职业中，接受了感情上的孤独，因为自己的选择，她也经常遭受折磨。但是这并不能停止她经常同那些愤慨而又固执己见的官方女权运动的代表们争吵，“其他的女性看到你不像她们那样憎恨男人都十分地生气。好吧，天哪！对于我来说，我十分喜欢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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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共产主义者，她也持批评的态度。她不喜欢他们党内的纪律，她批评他们就像是教会一样。“我不能成为一位共产主义者，因为我不是一名天主教徒。”她说道，“因为我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当他们试图理解并适应抵抗运动，将天主教游击队员、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勇气置于次要方面的时候，她经常陷入和他们的争论中。但是她也承认，他们为反法西斯斗争做出了很多贡献，当有人否认这一点的时候，她也会十分愤慨。一九七六年，她受邀在一个激进分子的集会上发表讲话，离开的时候，她才发现在这个政党用于休息的沙发上，画着镰刀和锤子，她对此表示轻视：“我愤怒了。为什么？！这里有人被枪杀，有人被审讯折磨，为什么还要相信这么一个标志！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之前从来都不是，以后也绝不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天哪！在抵抗运动时期，在行动党旁边，从来不是帕内拉，是共产主义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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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政治看作神圣的东西，这个词对她来说也是神圣的。缺了这样东西，她不知道该如何思索自己的人生。“我总是参与政治：我写作，我亲力亲为，我活在其中。我在一个政治家庭中长大，我接受政治教育，也总是觉得总有一天自己会正式参与到政治中去。我十分喜欢进入议会，因为我相信民主，虽然现在我们经历的是最糟糕的一种民主：我不知道如何构思另外一种方式来治理一个国家。民主这种方式显得很没有纪律性，很简单又会引发骚动，令人不舒服，但是也正是因为这几点，它卓有成效并且是坦诚的、公开的。我还要补充一点：如果在选举中，不需要依靠金钱和政党，就可以推荐自己参加选举，那么我会马上为自己提名。”在她人生的最后阶段，她在同伊斯兰教的争论中缴械投降，她变成了一个保守主义者和一个排外者。事实上，她政治思想中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她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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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的危险是我的心结。”她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她需要反对法西斯主义，任何类型的法西斯主义，无论是什么颜色的。对她来说，反法西斯——任何形式的、无论有着何种名头带有任何色彩的法西斯——的必要性是判断一个人或是一个政府的准绳。当西班牙在像佛朗哥这样的法西斯独裁者统治之下时，她极不情愿地前往这个国家。就算她去，也是为了谴责这个政权。一九七七年，她捧着鲜花来到被当政者枪杀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拉蒙·加西亚·桑斯的墓前。他的故事触动了她。“他就像一条狗一样死去，到最后一刻。在冲他开枪之前，他们问他：‘你想要写一封信吗？’他回问：‘给谁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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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涉及法西斯的时候，她会因此结束和别人的友谊。她强烈地抨击自己的朋友皮特·康莱德，因为他在欧洲旅行的时候，同西班牙的胡安·卡洛斯和索菲亚共进晚餐：“我认识的两个人，那两个傻瓜，在他们那愚蠢的婚礼之前，我在雅典采访过他们，他们和佛朗哥一样。”她和自己的同事因德罗·蒙塔内利决裂，尽管她孩提时就钦佩他，但是当他们两人互相写信的时候，他不断地批评抵抗运动。“不要玷污抵抗运动，这是我们最美好的时刻之一！我不允许你这样做，因德罗，如果你在你的书中如此描述我们意大利抵抗运动的话，我会把你撕成碎片——我发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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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十年代，她工作的所有精力，全部用于讲述世界上的非正义和冲突事件。只要看一下她的护照，就能够明白在那段时期她旅行到了多少地方。黎巴嫩、以色列、锡兰（斯里兰卡）、特立尼达、曼谷、新加坡、越南、孟加拉国、智利、秘鲁、以色列。每一次她都会回到纽约，尽管她同美国的关系已经从深处发生改变，但这里现在已经是她的城市。“美国令我失望。”在越南战争的一次采访中，她这样对海外的一位同事说到，“就像你完全爱上一个人，你嫁给了他，但是日复一日，你发现他并不是那么优秀、那么非凡、那么奇妙、那么美好、那么充满智慧。慢慢地，关系破裂了。在婚姻中，这种情况时有发生。美国，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位十分恶劣的丈夫。每天都在背叛我。”“但是你喜欢美国人。”这位同事坚持道。“当然，当然，我喜欢孩子们。”她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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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总是出现在她的生活中，但是时光流逝，奥莉娅娜已经厌倦了等待。她想嫁给他，她想和他生一个孩子。现在，听到弗朗索瓦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人们能够明白这份爱情。对于他来说，这份爱情当时也十分伟大：“奥莉娅娜有这样一种人格，你无法避免被她征服，并且最终爱上她。我还记得她很有活力，也很开朗。她对自己的目标十分明确，并且充满自豪感，当然她也总是彬彬有礼。”他并不愿意谈及他们最终的决裂。那发生在一九七三年的马德里。“有一天我看到她来到这里，面部表情比往常阴沉，露出了想要争斗的神色。她想让我最终说明白我和妻子现在的情况，但是我告诉她，现在我不想离婚。之后她便离开了。第二天我接到她的电话，她告诉我，她已经把我写给她的所有情书都寄给了我的妻子。”奥莉娅娜就是如此，因为愤怒，她会做出十分可怕的事情。多年之后，当和自己的一名男性朋友谈到这件事的时候，她还是很心烦：“弗朗索瓦决定不离婚。我将我们写的一大捆情书寄给了他的妻子。阿门，我们再也没有见面，再也没有。”她也不愿意谈起弗朗索瓦。另外一位朋友，当向她询问那段伟大的爱情时，她阴沉着脸：“不要提醒我这件事，我不愿去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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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之后，弗朗索瓦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也阴沉着脸：“那是一段悲伤的故事。随后，我想重新恢复我们的关系，但是没能做到。”一九九二年，当他在报纸上看到奥莉娅娜患了癌症的时候，他给她写信。奥莉娅娜拆开信封，重新寄回了这封信，没有任何回复。“我当时很肯定奥莉娅娜不会给我回复。尽管如此，我还是给她写了这封信，因为我很肯定我对她的这份关心会触动她，对于我的行为，她应该还是会很敏感。”在他巴黎家中的墙上挂着一个相框，里面有奥莉娅娜让宇航员带上月球的一张照片，和当时为母亲带上月球的那张照片一样。弗朗索瓦美丽的嘴唇在解释的时候露出一种苦涩的笑容。“如果我当时答应了她的要求，我会做好任何准备去帮助她。因为我总是内疚，因为我们之间的憎恨而让她遭受了太多折磨。但是我尊重了她的选择。她最终还是那个一如既往的奥莉娅娜：脆弱，充满浪漫主义精神，专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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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妥协（法拉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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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风云人物采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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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ste con la st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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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南，诞生了政治通讯记者——奥莉娅娜，她也在与这个地球上的强权人物的采访中得以崭露头角。在同国际政治领导人物见面的时候，她娴熟地运用采访技巧，包括她从好莱坞时期开始积累的多年的经验。《风云人物采访记》就这样诞生了，这本书也成为美国新闻类学校学习研究的重要读物。为了完成这本书的写作，她奋斗了很多年。“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并不同意让我写政治，因为那时的我太年轻，而且还是个女人，但是我最终强迫他们接受了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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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闻名世界的专栏记者后，她终于能够发明一种新的方式来谈论政治。但这种方式同时也是无礼的、直接的，充满个人特点的。“我曾经徒劳地说：‘政治应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写作。人们从来都不读政治类文章，因为它们太无聊。但是其实政治并不无聊，反而十分有趣，甚至十分滑稽可笑。那么，为什么要用这种无聊的方式来写这些有趣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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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候开始，《欧洲人》就将她视为报社的首席记者。在亚洲，她报道了印巴战争和香港爆发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暴动；在中东，她报道了巴以冲突；在南美，她报道了那些反对专制独裁的游击战争。在短短的时间内，她以非凡的勇气和好战的性格成了一个传奇。一位同事还记得：“在印巴战争中，当我们报道锡克教徒军队和廓尔喀族雇佣兵的时候，她走了一条和我们不同的道路。她登上了一条双桅船，艰难地驶过布拉马普特拉河，最后到达了达卡。当她抵达那里的时候，独裁者的军人们正在杀害犯人，并将他们埋入公共沟渠中。有很多人还活着就被扔了进去。她的到来让这里更加混乱，士兵们差点儿开枪将她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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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东，她开始了对政治的深度描写。一九七○年三月，在越南冲突的间歇期，她计划了一系列关于巴勒斯坦人的文章。她总是尽量避免报道中东冲突，因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她就是偏向犹太人的。在一篇文章中，她是这样写自己的：“你了解犹太人。因为你为了他们同他们一起遭受了折磨。从孩童时期开始，你就看到他们被搜查，被逮捕，被成千上万地屠杀。你捍卫他们，你帮助过他们，你爱他们。你希望他们能够有容身之处，有个地方能让他们保护自己。当他们最终在一片应许之地上靠岸的时候，你十分高兴：这个国家叫做巴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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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去过约旦，沿着和以色列的边界，巴勒斯坦人有很多秘密基地。她坐在那里，和他们谈了很长时间。她讲述她经历过的战争：“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十分喜欢学校里的一位老师，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她叫劳拉·鲁比切克，她和她的母亲住在一起，她的母亲是一位小老太太，但是十分慈祥，皮肤也很白。一天晚上，德国人来了，把她们两人都带走了。因为她们是犹太人。之后她们再也没有回来。”她采访了巴解组织的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她并不喜欢他，因为他看起来不太真诚。就像她之前做的那样，当她遇到一位政治领导人的时候，她总是会试着用最不舒服的问题将他逼得走投无路——巴勒斯坦的地理边界是哪里？当巴勒斯坦人内部都在分裂的时候，怎么能够谈论阿拉伯的统一？但是阿拉法特回避了这些问题。奥莉娅娜苦涩地总结道：“一个毫无保留地信奉战争的阿拉伯人和一个毫不相信战争的欧洲人之间的会面，是一次极其困难的会面。当然，因为这个欧洲人受到基督教的熏陶，厌恶仇恨，而这对于另外的一位信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教条的阿拉伯人来说，显得格格不入。”她从中东启程离开，充满了疑问和困惑，她也将这些疑惑和读者分享：“就像所有的战争一样，对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所产生的钦佩阶段、愤慨阶段、同情阶段和拒绝阶段是互相交替的，这取决于你遇到的事和你遇到的人。如果你和fedayn组织一起到前线，看着他们穿越战线并且死去，你就会不得不爱上他们。如果你审问一个炸超市的女孩你也不得不鄙弃她。当然也需要承认，不熟知他们也会帮助你更好地理解他们。就这样，深深的仇恨产生了。他们因为这种仇恨，因为任何借口、任何无礼的暴行而抨击你，甚至否定你说话的权利。我不相信暴力，我不相信枪炮，我不相信杀害其他男人的男人。不论在人性层面上，还是在历史层面上，巴勒斯坦人都有自己存在的道理：他们确实成了地球上新的以色列人。但是，同样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不会再一次变回巴勒斯坦人。如果你宣布他们是巴勒斯坦人的话，你就闯大祸了：你的头部可能会被子弹打出一个窟窿，或者床上会被放一颗炸弹，或者你喝的汤里会被投毒。尽管如此，我还是照样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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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她在整个星球都享有盛誉的政治采访文章是她对美国国务卿——尼克松对外政策的缔造者——亨利·基辛格的采访。一九七二年，奥莉娅娜向他请求一次采访的机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她便得到了他的积极答复，这让她惊讶不已。基辛格看过她对武元甲司令的采访片段，对她这个人也十分好奇，所以想要同她见面。十一月四日，在白宫的办公室中，他接见了她。在不到一个小时的采访时间内，他们不断地被电话和需要签署的紧急文件所打断，在最后，因为尼克松召集基辛格召开会议，他们不得不提前结束了采访。在等了很久之后，奥莉娅娜被通知说因陪总统出行，基辛格已经离开，如果她想继续提问，需要等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奥莉娅娜放弃了：“这不值得我这么做。既然手中已经有一个详尽的描述了，还有什么必要去寻求一次确认？对他的描述诞生于一种混乱之中，其中掺杂了各种感情色彩：各种含糊其辞的回答，有所保留的句子和令人愤怒的沉默相互混杂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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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她并不喜欢基辛格：“上帝啊，他是一个多么冰冷的男人。整个采访过程中，他都没有改变他那毫无表情的面孔，那种讽刺或者是严峻的目光，他也从来没有改变自己的语调，单调、悲伤、始终如一。当有一个音调升高或者降低的时候，录音机的指针就会移动一下。不止一次地，他停下来咳嗽几声，这也是为了向我证实，到现在为止是否一切都没问题。”很自然地，他们谈了很多关于越南的问题。奥莉娅娜想让他承认美国的撤退就是一场失败，这场战争是无益、毫无所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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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他总会绕过关于他个人的问题，比如他风流浪子的名声。但这是最善良的问题之一，对这个问题的答复也让这次采访闻名于世。奥莉娅娜问他为什么这么受欢迎。他先是否认了这一点，然后他也让步了：“是的，我也会解释一下。可能是因为我比较重要？最主要的一点是因为，我总是一个人行动。这让美国人十分喜欢。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喜欢骑着自己的马，独自带着旅行队前行的牧童。而这个牧童带领着旅行队走进一个狂野的西部神话。只是带着他的马，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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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引发了真正的丑闻。因为这篇文章在《欧洲人》报刊登之后，被美国的各大报纸转载。在美国，所有的人都读到了这篇文章。尼克松——基辛格是他的首席顾问——对于骑马牧童的隐喻并不满意。被采访者试图否认，但是他马上就遭到了奥莉娅娜的反驳，她威胁他要把采访的录音文件公之于众。多年之后，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基辛格袒露，同意进行那次采访是他人生中最愚蠢的决定之一。奥莉娅娜也对那次丑闻感到厌烦。“不要让我谈论基辛格。”一九八一年，她这样对一位美国同事说道，“我是一九七二年做的这次采访，但是到现在我们两人还因为这次采访而遭受迫害。我想说，就算是我们两个当时结婚了，到现在也不至于被迫害到这个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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