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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在一九七九年出版，让她不得不离开卡索来到意大利境内外宣传推广这本书。在三年与世隔绝的生活后，她重返社会，开始旅行，读各大报纸，看电视节目。时不时地——当有事情以特殊的方式震撼到她时——她甚至会进行一次采访，然后将它发表在美国的几大报纸上，像是《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或者发表在意大利的主流报刊——《晚邮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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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获得了在伊朗会见霍梅尼的机会。对于一名西方记者来说，能够采访到推翻了巴列维统治的伊斯兰教革命领导人并非易事，何况是一名女记者。但一如往常，这一次的采访也提升了她的名望。奥莉娅娜在伊朗是一位真正的明星。“一九七三年我采访了巴列维，并在文章中说他是狗的儿子。霍梅尼给予了我这次采访的机会，可能是他觉得我会将他描述得好一些。事实上，我之前也一直以为，比起巴列维，我应该更喜欢霍梅尼，但一遇到他，我就知道我一点也不喜欢他。他和巴列维一样也是一名暴君，只不过他的暴行替代了巴列维的暴行。我就是这样描述他的，就像我曾经描述巴列维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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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这次采访，她按照要求，穿上了长袍。霍梅尼反感她所提出的关于伊朗女性社会地位的问题，他讽刺地说道：“如果您不喜欢伊斯兰教的服装，没有人强制您必须穿着它。长袍是为年轻的、老实的女性准备的。”奥莉娅娜也做出了正面的回应，她愤怒地脱下了长袍。这引发了一片混乱：霍梅尼无法接受自己看到了一个没有蒙面的女人，于是他离开了房间；奥莉娅娜则拒绝离开以示抗议，因为采访才进行到一半。她坐在房间里好几个小时，直到霍梅尼的儿子对着《古兰经》发誓，说第二天霍梅尼肯定会再次接见她。奥莉娅娜讲述道：“第二天，霍梅尼果然来了。我直勾勾地看着他，对他说：‘现在，伊玛目，我们重新从昨天中断的地方开始吧。我们当时正在讨论说我是一个不体面的女人……’霍梅尼做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他从来不看你的脸，总是看着地面。我看着他，带着一丝愉悦的微笑。那很滑稽，因为他不能笑出来。”奥莉娅娜的朋友们都还记得奥莉娅娜对这个老伊玛目惟妙惟肖的模仿，特别是他似笑非笑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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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采访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在全世界广为流传。这表明奥莉娅娜并没有失去她曾经的老辣和魄力。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寻找采访机会，提出争议性的问题——她问霍梅尼为什么要迫害其他和他一样赶走了巴列维的叛乱者们；为什么想把他的国家带回到中世纪。老伊玛目并不接受这些挑衅，他沉着冷静地回答她的问题，从不激动，以避免正面交锋。遇到特别让他觉得咄咄逼人的问题时，他会克制自己的情绪，做个深呼吸，低声抱怨这个外国记者让自己感到很疲惫。奥莉娅娜失望地结束了这次采访并离开，但是她毫不掩饰自己确实被这个人物的超凡魅力所震撼：“这可能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词了，但是用它来描述关于霍梅尼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再恰当不过了：他是一名狂热分子。我觉得一名狂热分子不会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但是我应该承认，他是一个例外。他狂热，却又充满智慧：他制定了一系列的准则，让伊斯兰教变得越来越有秩序。我之前觉得自己遇见了一个傻子，但事实上我遇到的是一个敏锐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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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的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四日，一群叛乱者袭击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挟持了里面所有的人当作人质。这引发了一次悲惨的外交危机，五十二名人质被监禁在狱中长达一年多。因为这件事关乎五十二个生命，温和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和强硬派之间发动了一场伊斯兰教革命内部的权力战争。美国人拒绝交还在美国接受救治的巴列维——他也在一年之后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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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莉娅娜决定回到伊朗。她以《纽约时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去，于一九八○年三月获得签证。她要求进入大使馆，采访人质和叛乱者，但她的要求遭到了回绝。伊朗人民对于她对霍梅尼的挑衅行为依然记忆犹新。在大使馆前，对她怀有敌意的人群将她团团围住，推搡她。奥莉娅娜吓得匆忙返回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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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是在一九七九年，她采访了卡扎菲。十年之前，卡扎菲通过政变，控制了利比亚。这位独裁者打赌说，他将不同于霍梅尼。他强迫奥莉娅娜进行一次态度积极的采访。“他热爱挑战，”陪伴这位独裁者的政府官员向她解释道，“所有的人都喜欢他，无论男女。尤其是女人，很多女人在采访他的时候爱上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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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莉娅娜对他进行了两次采访，第一天在他的将军辖区，第二天在沙漠中的一个帐篷里。为了做好充分的准备，奥莉娅娜阅读了他的作品《绿皮书》，并很快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这本拙劣的书简单地证明了这位上校其实就是一个傻子，我明白他就是个傻子。”像往常一样，她带着一张列有各种争议性问题的清单前去采访——关于对红色旅的财政资助，与菲亚特的联盟，对乌干达独裁者伊迪·阿明的款待——但是卡扎菲回避了这些问题，他的回答掺杂了各式各样的内容：越南和意大利殖民主义，巴勒斯坦问题和中子弹。“我的上帝。他的回答让你感觉像是在寻找河流的源头，但是你不知道他究竟要带你去哪里。”奥莉娅娜在采访中写道。虽然她也参与了这次可笑的采访，但她拒绝跟随卡扎菲的思路，相反，她选择向读者证明这个暴君的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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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比起她向读者所讲述的，这次采访本身才让她更为震撼。多年之后她说道：“那次采访真的令人恐惧。卡扎菲就是一个心理有问题的病人，他是一个疯狂的傻子。如果我能够像阿莱克斯那样勇敢的话，在采访卡扎菲的时候，我就该杀死他了。我应该有视死如归的勇气——杀死卡扎菲，但是我没有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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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刚从与世隔绝的生活中重返社会时，她要去的另一个国家就是中国。一九八○年八月，在意大利总统桑迪罗·皮蒂尼的帮助下，她获得了前往中国的机会，成为官方访问的一分子。她对中国充满了好奇，她想看看中国所有的东西。她询问能不能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很明显，最后她也没能获得参观许可。但是她得以采访当时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由此诞生了另一次足以载入史册的采访。意大利著名记者和作家帝奇亚诺·坦尚尼，后来在中国时给她写信说：“在中国，每次吃午饭、晚饭或者喝酒时，大家讨论的只有你，而我就成了你的辩护律师。我向你保证，你会希望听到我的声音。那次采访美妙极了，那也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像一个普通人一样被世界所了解，在这篇采访中，邓小平不再像一只学舌鹦鹉一样重复着‘人民日报’这几个字眼。这篇报道让邓小平成了一位未被神化的中国共产党人，也让人明白了有关这个东方国度的领导人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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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往常一样，奥莉娅娜也知道自己应该向邓小平提出那些一般的中国民众可能会提出的问题。在开始采访的时候，她首先祝贺他生日快乐——因为次日就是他的生日。“我的生日？明天是我的生日吗？”“是的，我读过您的自传。”“哎！如果您都这么说……我从来都不知道我自己的生日是哪天，不管怎样，如果明天真是我的生日，那这并不是一个值得庆贺的事，因为这意味着我七十六岁了。七十六岁是一个走向衰落的年纪。”“这也是我父亲的年龄，邓先生。如果我告诉我的父亲，说他正处在一个走向衰落的年纪，他会给我一记耳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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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发现他十分热情，幽默诙谐，尽管有点耳背但还是十分可爱。她用无礼的问题轰炸他——关于他在天安门广场上像斯大林一般的行为，她觉得他有必要解释清楚；“文化大革命”中的所有罪过似乎都是四人帮犯下的，而相反毛泽东什么过错也没有——她问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概死了多少人。但是她并不隐瞒，在她内心深处，她还是十分喜欢这个懂得自嘲的男人的。她知道他也喜欢自己。“老实说，我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娇小的女人，这对我的帮助更大。关键是，邓比我还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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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她在一九八一年二月前往波兰，因为她十分好奇地想要认识莱赫·瓦文萨。这位工人领导着团结工会，也正是他的领导让共产党政权和苏维埃联盟举步维艰。采访他并非易事：瓦文萨并不相信这位著名的女记者，因为她已经将很多比他还重要的男人撕成碎片。他重复地说自己是一个无知的男人，在自己的一生中也从来没有读过任何一本书。“为什么您这么看着我？”他抗议道，因为他十分厌恶奥莉娅娜审讯似的目光。“我这样看您，是因为您很像斯大林。”奥莉娅娜镇定自若地回答。“您会怎么写这次采访？”他继续问道，听上去十分紧张。“问题和答复，问题和答复，或者包括评论在内的所有内容？我并不喜欢在报道中加上评论，这不诚实。评论应该是读者给出的，只有他们才能决定我的回答是愚蠢的还是理智的。”当她逼问得太紧时，他就会抗议：“您独断独行，尤为横行霸道，但因为我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之间就会产生问题。我们需要定个规矩：从现在开始，我会对您彬彬有礼，您也要对我彬彬有礼。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就只能相互攻击了。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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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莉娅娜对他进行了两次长时间的采访，每一次都持续了三小时之久。最后，她对他进行了生动的刻画。整体而言，在她的笔下，他是一位积极、正面的工人领导人形象。多年之后，在同一家意大利报社谈论时，她说：“我那时候并不喜欢瓦文萨。我很快就明白了：他是一个既虚荣又自负的无知者，一个被天主教强制俘获的过于虔诚的信徒——就像电影出版商强制一个天才饰演一个并不适合他的角色一样；我甚至在他身上嗅到了法西斯的臭味，他有一次竟然任命自己的骑兵和司机为参议员。面对这两难的境地，我内心挣扎了很长一段时间：写还是不写，如果我决定写，那我就是帮了共产党，或者说帮了莫斯科的忙。不幸的是，在紧急关头，记者这个行业并不允许我有深思熟虑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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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季节——她从与世隔绝的状态回到现实生活，中东地区尤为吸引着她。一九八二年六月，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以逼迫巴勒斯坦武装力量从黎巴嫩撤退。奥莉娅娜决定去看个究竟。过了这么久，她终于又重新回到了报道前线。一位女同事还记得她坐在比萨军用机场的长凳上，等待着去贝鲁特的航班的情景。“你去黎巴嫩干什么，写通讯稿吗？”这位同事问她。她在大衣里缩了下身子，耸了一下肩膀。“去看看。”她回答道，接着就闭上了眼睛，假装入睡，避免继续回答问题。事实上，和之前一样，这一次也没有哪家报社派她去，是她自己决定要去的。另一位意大利记者还记得她到达贝鲁特亚历山大宾馆后的情景：“当时那里刚被炸毁，碎玻璃片到处都是。我的头发也被微微烧焦了，为了救人，我还受了些伤。人们都受了伤，很多人都上气不接下气，奥莉娅娜就在这样的一片混乱中闯了进来。她厉声问我：‘他妈的发生什么事儿了！’然后她开始抗议说，她的宾馆房间里已满是玻璃碎片。她也因此告诉我，她想采访黎巴嫩军队的首领巴希·贾梅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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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在巴勒斯坦游击队员基地，她完成了一些独家专访及对果尔达·梅厄的深度描写。这一次，她也想做一些能够载入史册的事情。当她意识到自己无法采访到贾梅耶将军的时候，她将目光转向了以色列军队的总指挥——阿里埃勒·沙龙将军。她的一位同事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沙龙将军的汽车抵达亚历山大宾馆时，突然一个女人出现在汽车前。我听到一名守卫喊道：‘疯狂的女人，就是一个疯子！”然后我就听到了那个我很熟悉的声音：‘我是奥莉娅娜·法拉奇，你必须让我采访你！’沙龙的几个陪同者中应该有人读过她的书，因为他们用眼神心照不宣地交流着。最后他摇下车窗，探出身子，对她说：‘没问题，法拉奇小姐，星期一早晨十点到我位于特拉维夫的办公室来。’其他的国际新闻记者都十分惊愕。奥莉娅娜轻蔑地看着他们，就像是一只刚吃完老鼠的猫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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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沙龙的采访持续了整整一天。在中途休息期间，将军的妻子带来了食物，这些食物都被受访者一扫而空。相比之下，奥莉娅娜更喜欢喝点儿咖啡，抽一会儿烟。她对自己的谈话对象并不温柔，她提醒他说，很多人都将他定义为“杀手、人面兽心、推土机、粗鲁、贪图权力”。她试着向他证明，从黎巴嫩中部成功将巴勒斯坦人驱逐的行动，仅仅是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他们的冲突却让整个世界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巴勒斯坦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人们也开始团结起来声讨以色列。她让他注意到，犹太人也曾一度安放炸弹。“您辱骂巴勒斯坦人为恐怖主义是有道理的，但事实上，当你们为了建立以色列，和阿拉伯人及英国人战斗的时候，你们又是什么？”采访结束时，沙龙握着她的手，对她说：“我很明白，您想要在您的荣誉光环上再增加一件战利品。您冷酷无情，十分地冷酷无情。但是我喜欢这次激烈会面的每时每刻，因为您是一名勇敢、真诚且有能力的女性。之前从来没有人像您这样，在采访我之前资料准备得如此充足，没有人像您这样，仅仅是为了一次采访，就要顶着重重炮火来到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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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妥协（法拉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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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印沙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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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cial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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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多国维和部队进驻黎巴嫩时，奥莉娅娜前往贝鲁特去探望意大利的分遣部队。她被那些士兵所震撼——尽管他们大部分都是新兵，但已表现得十分职业化。一九八三年十月，当她得知伊斯兰教的敢死队开着两辆装满炸药的卡车炸毁了美国分遣部队和法国分遣部队的兵营，并杀死了还在睡梦中的三百多名士兵的时候，她的内心已经完全无法平静下来。她立刻返回贝鲁特，从生活在战争威胁之下的意大利军人那里搜集证据——这些军人的生活总是充满着各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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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挥部的所有士兵中，她和一名叫做保罗·内斯波利的联系尤为密切。保罗的年龄大概是她年龄的一半。他出生于一九五七年，在派驻贝鲁特的意大利分遣部队中，除了其他的任务，他还要负责照顾报道这次冲突的意大利记者们。他被命令时刻跟随这位著名的女记者，确保她不会出现任何意外。保罗·内斯波利恰好是奥莉娅娜的仰慕者，《男人》这部小说也是他的母亲最喜爱的书籍之一。当他还只是孩子的时候，他的小女朋友就曾送过他《假如太阳陨落》这本书，因为她知道他对于太空十分痴迷。在贝鲁特的那段漫长的日子里，在一次次的采访和多次对巴勒斯坦阵营的现场考察中，奥莉娅娜和保罗对彼此的了解也越来越深。他们谈论战争，谈论历史、家庭、理想，也谈及未来。奥莉娅娜十分惊讶自己竟然能够和一个与自己儿子一般大的年轻人分享这么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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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之后又多次回到贝鲁特，即便是在一九八四年二月，当整个城市都处于危险之中时，她还是回来了。意大利分遣部队的首领——弗兰科·安吉奥尼将军还记得：“那个时候，黎巴嫩的局势已完全恶化，那里所有的人都冲着彼此开枪。常规的交通工具再也不可能抵达这里了。在意大利国防部的帮助下，她争取到了进入黎巴嫩的资格。”她被一架军用飞机带到了塞浦路斯，之后便登上了一艘护卫舰，在这艘舰艇访问黎巴嫩的时候，她登上了一架直升机。直升机在夜色中慢慢靠近了海岸，在火把的指引下飞往指定的地点。在飞行员把飞机转了个方向，重新将飞机升高之前，她从飞行中的直升机上跳到地面。“那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应付得来的。”安吉奥尼如此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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