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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固执，她想重新厘清自己祖先们度过的每一个阶段的每一个细节。她问自己为什么出生，为什么活着，谁或者是什么塑造了人，并在他们出生的那一天，帮他们建立了“自我”。她有很多大箱子，里面满是笔记和关于各种不同问题的材料：一八八○年雕刻工人的工资、皮埃蒙特大区的瓦勒度教派活动、利沃尔诺的历史、蒸汽船和电报机、十八世纪的邮票、高空气球、被放逐的波兰人及胜家缝纫机。她和都灵国家复兴运动博物馆、佛罗伦萨VIESSEUX工作室、伦敦劳埃德大厦、《国家地理》杂志、海军历史办公室、教堂的档案室和公共地籍管理处都保持着联系。她不会忽略任何细节。她的私人文件里保存着大量的资料、这些资料都是关于托斯卡纳农民的生活，关于吸引和驱赶雷电的植物，关于动物预警风暴的来临，关于人类信仰的研究等。其中有两整张列表，上面记录着当时农民们的谚语。这部小说的体系是开放的。奥莉娅娜总是随身携带着打字稿，并把它放在她随身携带的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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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四年，因写作需要，她和一位历史学家保持着联系。在给他的一封信中，她大篇幅地谈论着自己的计划：“这时候，我已完完全全投入到这本书第一部分的写作中。这本书从一七○○年年末的事件开始写起，一直写到一九四四年，中间有些年份我就直接跳过去了没有写。我已经写到这个时间点上了，你考虑一下：那个时候，法国正在爆发革命；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力求成为总统；玛丽·安托瓦内特（玛丽皇后）的头还和脖子连在一起，罗伯斯庇尔也是一样；拿破仑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他还处于那个有时候戴个假发、有时戴个三角帽出门的年纪。我还要写很久才能写到抵抗运动。在佛罗伦萨，我极其困难地寻找相关的消息和资料。其间，我把很多年代的资料混合在一起看：一七○○年，一八○○年，一九○○年。但是，我突然发现这是十分荒唐的，甚至是愚蠢的。于是，一九○○年起我中断了调查。这样一来，我便能够更好地厘清事件间的逻辑关系，更加集中于现阶段正在进行的工作。她向他提出关于抵抗运动的问题，她也希望能够在一年内完成这一部分。事实上，七年后，在二○○一年，她还是没能结束关于十八世纪第一部分的描述。“我是一个拖沓、啰唆且难以满足的作家。这是我写过的最难的书，因为这本书是关于历史事件的，需要我去精确研究，所以我不能轻率对待，更不能在内容上犯任何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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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父母都已去世，她也不再像之前那样频繁地回意大利了。从纽约到卡索来的旅程是漫长的。她需要乘坐飞机穿过一个大洋，然后再坐出租车从罗马机场或者是米兰机场到达佛罗伦萨的一个丘陵地区。她和妹妹保拉的关系也十分紧张，她们彼此间很少交流，甚至拒绝见面。家中收养的那个妹妹伊丽莎贝塔，现在已经成年，并和这个家庭切断了一切联系。“人要懂得听天由命。而我的命运就是在我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活在一种可怕的孤独之中。只有那些肤浅的人，或者听错了的人，才会觉得我是幸运的。”她对自己的外甥爱德华多写道。爱德华多是保拉的长子，她定期和自己的这个外甥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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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她在纽约工作时，她很欢迎爱德华多来找她。她也对他选择的妻子感到十分满意——他的妻子是一个美丽的普利亚女孩，她想要组建一个家庭并生一群小孩儿。为了他们两人的婚礼，她特地给他寄去了一盘《颂歌》的录音带。每次他们的小孩出生时，她都会寄去一些礼物聊表心意，这些礼物基本上都是她自己亲手做的：风格古老的怪异刺绣，或者面料古老的包。她总是对饰带、花边、细软皮革、稀有衣料充满热情。这是她怀旧的一面，这和她极具现代感并超现代感的那一面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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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妹妹保拉讨论的话题也无非是对卡索来的维护——这里的确需要大量的维护。父母去世之后，一直是保拉负责维护这处地产。尽管奥莉娅娜很少到这里来，但她还是十分留心地关注着这里的每一次变动和每一项工作。若事先没有征求她的同意，没人敢做任何一件事情；没有她的命令，没人敢擅自行动。打开她和保拉之间的信件就会发现里面都是长长的账单。这些账单涉及工作，涉及各种花费，比如已经修复完的院子里一口坏了的井、因为冰冻而损坏的管道、受潮的墙壁、破损的大门和栅栏、被白蚁咬噬的屋梁等。即便奥莉娅娜一开始就知道维护好卡索来是需要付出很多精力的，但她还是想要竭尽全力地去维护。她希望在没有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回到卡索来后，打开栅栏，依旧会听到犬吠声，依旧会看到吃饱的猫抬起头来，好奇地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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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几代都是穷人的家庭里，她从还是女孩的时候，就已经是家里赚得最多的那个人，但这也影响了她与家人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这甚至让她们之间的关系变形。五十年代起，家里所有的人就都开始向她要钱，包括那些从没结过婚的老姑姑们，而她出于慷慨的本性，也从来没有拒绝过。她将工资中固定的一部分存给自己的父母，她大方地赠送礼物给自己的妹妹们。有时，因一时兴起，她还会忽然地赠送给她们一座公寓、一件皮草、一辆汽车。她厌烦家人仅仅将自己和金钱联系在一起，而她也不懂得如何管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她甚至不知道如何掌握好自己图书的著作权。“我痛恨金钱。没有什么东西能比那些肮脏的纸片让我更恶心、反胃了。有钱的时候，我会将纸币焚烧，将它们随意花掉，花在那些最无用的东西上。但最后，我还是需要它们，所以我又得重新工作。”七十年代，一位美国记者问她的生活是怎样的，她十分不耐烦地回答道：“我过着亿万富翁般的生活，为什么不？什么钱不钱的，都见鬼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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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她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自己纽约的公寓中度过。在那里，她专心地创作着有关她家庭的小说。她十分重视这部小说，因为她知道，这将是她写的最后一本书了。她很害怕自己还没有写完这本书就离开人世——因为疾病的折磨，她已经筋疲力尽了。“我一直都很害怕。我害怕有一天别人撞门而入后，发现我的尸体早已枯干如木乃伊一般；我害怕自己像瓦雷泽的那个女人一样，在去世七年之后才被人发现。”在给外甥爱德华多的一封信中，她这样说道。相比而言，她把更多的时间都花在了收集并整理有关祖先的资料上了，他们也在她的小说中和他们的朋友们一起获得了永生。她佛罗伦萨的家里堆满了笔记和材料，她将那里所有的照片都带到了纽约。“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我是一个现代女性，这毫无疑问，我总是比其他女人在各方面都先知先觉，但是我却活在过去。”这本书是她对一生的一次重新梳理和创建，是对她祖辈过往事件的一次创作，是对她伟大职业和成功人生的一次回报。但与此同时，她的人生中也充满了诸多的个人不幸。去世前，在谈论自己的人生时，她在一封信中写道：“是，我不幸福。我缺少爱情，缺乏温柔，缺乏情感。实际上，我缺少一个完整的家庭。而我的这本小说正是对完整家庭一次绝望的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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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章节的手稿完成后，她会大声地给自己朗读它们。为了保证小说韵律的优美，她坚持通过朗读来完善自己的作品。她一直坚信：文章要有节奏感，她希望自己的语言也是流畅的。“海明威曾说过，一篇好的文章，就像是一片雪场，要没有坑洞，没有石头，没有障碍物，你可以在上面顺畅地滑行，无须折回，没有颠簸，也不会偏离方向。”她要求自己保证所有句子的前后一致，就像乐谱那样一个音符也不能有差错。“语言不是没有声音的！它们本身就是一种声音！写作时，我也不是沉默的——我会对自己低声地读出这些句子，我跟自己说话，自己背诵；我为自己做一段音频，音频里我的音调和小说或对话所需要的音调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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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为这个原因，一九九三年，当意大利开始生产第一批音频书时，她中断了家庭小说的写作，亲自录制了《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一封信》的音频。过去，很多著名的女演员都恳请她将这部小说搬到剧院的舞台上，但是她从未答应。同样的事情时有发生——好莱坞给她提出了很多建议，但是人们从来没能够征得她的同意，将她的小说改编成电影。奥莉娅娜总是拒绝采纳那些著名导演的建议，她的律师至少拦阻过三部关于她人生的电影的拍摄。“如果他们真的想拍摄，那就只有等我死了之后才行。”她这样说道。她十分确信，如果都不说谎话的话，那么肯定没有一个人敢说将她的文字和她的故事处理得很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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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音频书时，她从头到尾都亲力亲为——录制、选择音乐、剪辑——在漫长的夏季，她整日整夜地将自己和一位音频师关在工作室里。“我的声音总是闷在嗓子里出不来，尤为低沉。而且在早上的时候，我的声音总是沙哑的。我就这样带着自己沙哑的声音来到工作室，而音频师就会抗议：‘不能这样！这样不行！你应该让自己听上去兴奋点！’为了让声音听上去显得兴奋，我会暂不录制，先读一两个小时的书。而到了可以录制的时候，我已经十分劳累，这让我十分恼火……啊，我说了多少脏话啊！”尽管干这件事让她疲惫，但她却十分幸福。因为她十分喜欢这本书——这本围绕着她的内心独白而展开的书，现在多亏了她的声音，这本书成了对自己从身体到心灵的完美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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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频的开始和结束处，她插入了自己最喜欢的音乐片段——《绿袖子》。“每个人都有自己最钟爱的一段音乐，这种音乐是任何其他的音乐所无法比拟的。它直达我们的内心，深植于我们的大脑中。对于我来说，这种音乐就是‘绿袖子’。我们所有人对《绿袖子》这段音乐都一无所知：是谁写的，什么时候写的，在哪里写的。一些人认为，这首歌是一首古老的爱尔兰催眠曲，但我觉得它就像是一首抒情诗，一首中世纪的抒情诗，一首创作于阿尔图国王时期的爱情歌曲。就像人们说的那样，它的甜蜜和它的忧郁的确能够让我对它毫无免疫力：‘我死后，请不要将时间浪费在我的葬礼上。即便将我扔在一棵橄榄树下，我也会心满意足。若你们在将我扔下的时候能够唱着《绿袖子》，那我更会感激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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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老并不会让她感到烦恼，因为她并不过分在意外表。“皱纹是我的奖牌，是我赢得的奖章。”她这样说道，“衰老是极其美丽的。因为，就像人们说的那样，衰老能让我们获得年轻时从未有过的自由——绝对的自由。”但是她也知道，留给她完成这部家庭小说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结束音频书的录制后，她又重新回到纽约，再一次将自己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这部小说的创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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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之前一样，当她沉浸在写作中时，其他的任何事情仿佛都不存在了：“我一大早便开始工作，一直到晚上六点或者七点，其间从不间断，不吃饭也不休息。我比以前抽更多的烟，一天大概要抽五十支。我晚上的睡眠质量很差。创作期间，我谁也不见，什么电话都不接，哪儿都不去。我甚至忽略了周末，忽略了任何节日，包括圣诞节、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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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部小说时，她总是持续地追忆起有关她父母的点点滴滴，她的父母是她唯一感觉没有背叛她的人：“似乎所有的人都需要同某个人保持一种稳定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我也曾拥有过：我的爸爸和妈妈组建了一个家庭。在这个家庭里，我从未感受到压迫。他们不会以父母身份去逼迫我做些什么。这个家庭允许我自由地来来去去，允许我逃离。”她和父亲之间更多是冲突，因为他们两个人的脾气都十分暴躁；而和母亲之间更多的是坦诚相待，她们发自内心地善待对方。“我的爸爸在战争年代是一位英雄，但是在和平年代，他只是一个普通男人。相反，我的妈妈则是一个神话般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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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斯卡的性格十分温和。在这个时有争吵的家庭里，她始终能平息一切的争论，缓和所有的紧张气氛。她十分美丽。她比自己的丈夫还要高，为了不让他感到难堪，她从不穿高跟鞋。回忆起这一特殊的情节时，奥莉娅娜总是带着一丝微笑。在她的一生中，她始终都对母亲怀有一种由衷的尊敬。一九七三年，她变得举世闻名。在一次采访中她对一位美国记者说道：“我觉得对我来说，像我妈妈这样的女人在我的心里是无可取代的——一个具有天分，却无法表现出来的女人——但她却不得不做了家庭主妇。而她曾经的梦想是研究天文学，并四处旅行。”在她一生中，她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提起自己的母亲——一个才华横溢但是却因自己女性的身份而无从施展的女人，通常这种女人都会因为人生失意而变得蛮横无理，但托斯卡恰恰就是一个相反的例子。奥莉娅娜也一直将自己同这个例子对照，从未停止过。“不要告诉我：‘奥莉娅娜你美妙极了。’”她向一位采访她的同事抗议道，“我只是在做我的工作，而且我有义务去做好它。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好一些事情，每天都该如此。我的妈妈是一位绝妙的厨师，但是‘时间’不会因为她做了一次上等美味的烤肉而给她永不衰老的脸庞和精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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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奥莉娅娜因工作奔走各处时，她会仅仅为了听一下托斯卡在听筒中的声音而想方设法地拨打越洋电话，即便在偏远的地区她也会这么做。听筒内，托斯卡的声音十分清楚：“你好！你在哪里？”她还会给托斯卡写包含大量奇闻逸事的信件，收到信后，母亲将会把这些信件大声念给别人听。托斯卡给奥莉娅娜写信的次数不多，她给在这个星球时刻找寻自己的女儿写道：“我这是第四次徒劳地给你写信，因为我往西贡写信，你却在印度，把信件寄往印度时，你却在西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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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所有的母亲一样，托斯卡也会特别嘱咐自己的女儿要注意身体健康：“我希望你一切都好，希望你不会有任何的危险。当然，我也知道，即便是遇到危险，你也从不逃避。”和母亲托斯卡之间的通信透露了奥莉娅娜内心脆弱的一面，而这一面是其他人从未见过的。只有对自己的母亲，奥莉娅娜才会说出自己的疲惫，露出自己已经被撕碎的神经。她同她讲述自己身体虚弱时期的情景——那时她甚至都无法从床上爬起来。她讲述自己的失眠、偏头痛、突如其来的感冒、恐怖的牙疼。但托斯卡对她的嘱咐是毫无用处的。即便她抽烟抽得少了，但是吃得却更多了。奥莉娅娜继续走着自己的路，诅咒着自己糟糕的命运，但不会改变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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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时，同母亲之间的关系也会加重她的负担，特别是在七十年代。当时她的记者活动非常频繁，她也逐渐成为一位全球明星。“请相信，不仅是你，我也总是会感到难过——你知道的，每当我离开时，看到你这么伤心，我总会感到难过。如果你能够明白，这就是我的人生，不可能改变，或者你试着站在我的位置上考虑一下，那对我来说可能会更加简单。我要疯了。”不管怎样，在她的地图上，卡索来总是她的一个固定的目的地：每一次奥莉娅娜乘坐飞机到达意大利后，她都会来到这里。她的飞行路线是错综复杂的。“如果需要去越南，那我就会从欧洲启程；如果需要去中国，我就会经过华沙，也就是说我还是要去欧洲。如果我既不能去这儿，又不能去那儿，那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必定又会重新回到意大利。所以你看……从另一方面来说，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将所有的东西都带到美国，因为那样的话，我辛辛苦苦所建立的一切都会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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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她的其他作品一样，这本家族小说也是以对话的形式展开的——同一个已经离世的人的对话。在《战争中的佩内洛普》中，她向阿尔弗雷德讲述了自己浪漫的梦想；在《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一封信》中，她倾诉的对象是自己失去的孩子们；在《男人》中，她诉说的对象是被强权杀死的阿莱克斯；在《印沙安拉》中，她讲述的对象是为了他自己而离开她的保罗。在这部小说中——虽然书中很少提及他们的姓名，但是他们正是小说的中心人物——倾诉对象则是爱德华多和托斯卡，而他们已永远地离开了人世。“我以与之前同样的方式挖掘出了录有我父母声音的音频和他们的相片，这些东西被埋在满是玫瑰香味的花坛中已经很多年了，而我曾经到处都能听到这样的声音，看到这样的身影。当我更多考虑的是孩子们而不是父母的时候，有一次我抱起爸爸，将他放在躺椅上，我感觉到他是如此的轻，如此的瘦小，如此的脆弱。当我看着他的头轻轻摇晃，放心地将双手缠在我的脖子上时，我感觉怀里抱着的是一个八十岁的孩子。时间让人衰老。年轻的时候，是他们抱着我，将我抱在怀里。那时候的他们强壮、美丽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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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会通过几乎两个世纪的逸事来讲述父母的祖先们，现在这已经成为她的一个特点。通过真实发生的事件，重新串起所有的一切。法拉奇家族的祖先是基安蒂地区的分益佃农、劳动者和忠诚的天主教徒，祖父安东尼奥是这个家族的后辈——她对卡尔洛·法拉奇和卡特里娜·扎尼记忆尤深，她十分喜欢他们两人：他们一头红色的头发，外表俊美。他们不屈不挠——他们骑在教堂之上，辱骂教会，蔑视教堂；他们的一位祖先还曾经被当作异端教徒而被教会烧死在火刑柱上。伊德布兰达的嫁妆箱还存放在佛罗伦萨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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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的母系家族——费列里家族中，她尤其欣赏安娜斯塔西亚。安娜斯塔西亚十分美丽，充满冒险精神。她也是都灵一位贵族青年的爱人，他们两人唯一的女儿就是奥莉娅娜的祖母贾科莫。在家中，每当家人们谈起自己祖先的时候，总是不提及这位来自贵族的祖先的姓名，他们低声嘟囔说这位祖先可能十分有名，甚至就是国王本人。贾科莫在临死前将这个祖先的名字告诉了奥莉娅娜，但是让她发誓不能告诉任何人。奥莉娅娜一直忠守自己的这个誓言。就算是在她的小说中，这个祖先也只是个无名氏。只有在谈起家中的一张画像时，她才会微笑——当她独自一人时，她会时不时地会将画像拿出来，并对着它自言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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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祖先们也有很多的冒险故事，母亲托斯卡·坎提尼源于坎提尼家族。在那里，坎提尼家族的后代——这些穷苦的人们总是同强权斗争并和拉乌那罗的后代——海员和冒险家们混在一起。特别能激发奥莉娅娜想象力的是弗朗西斯科·劳纳罗——一位爱好争吵的海员。他的妻子蒙特塞拉特·格里马尔迪是西班牙一位要人的私生女，因为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四个孩子死于海难的全过程，她精神崩溃，最后进了疯人院。“那对不幸的夫妇，不幸运也不幸福。他们的悲惨遭遇如重物一样压在我的心上，他们是我的内心不愿意接待的客人。每一次遇到不顺心的事时，我都会想：这是弗朗西斯科带来的厄运，这是蒙特塞拉特带来的厄运。他们两人的故事让我害怕。”她十分确信她的肿瘤就是从他们那里遗传来的，而这种肿瘤也伤害了家中众多的人。罪魁祸首应该是蒙特塞拉特，卡塔拉诺地区的祖先，他们随身携带着疾病，那里的方言称之为恶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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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计划从十七世纪开始写起，一直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以一九四四年（那时候奥莉娅娜还是个孩子），法拉奇家的房子被炸而收尾：“最后的一幕描述了一次巨大的灾难：房子燃着熊熊烈火，一切都淹没在火焰之中。”不幸的是，奥莉娅娜在完成这部小说之前就去世了。小说在写到一八八九年的情景时就中断了，而这一年，祖父安东尼奥·法拉奇和祖母贾科莫举行了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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