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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几乎全部时间都将自己关在纽约的家中。她在纽约的家位于六十一大道，是一座美丽的、有些年头的三层小建筑。这座建筑是她用自己作品的著作权版税购得的，因此她对这座建筑感到十分骄傲。她说——用古老的托斯卡纳话来说——为了购买它，她几乎被剥去了一层皮。不论在家中的哪个地方，人们都能看到各种书籍的踪影。对于这些书，奥莉娅娜有一种绝对的热爱，这种热爱几乎是来自骨子里。一直以来，她始终痴迷于那些有些年头的书籍。她收集各种作品的原版书，如莎士比亚的作品，经典的希腊和拉丁书籍以及伏尔泰等伟大思想家的作品。在每个她定期去的城市里，都有一些古籍书商，他们为她提供古籍，也都与她熟识。她会在书架间度过好几个小时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每当有新发现时，她都激动不已。“我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适应待在一间没有书的房间里的日子。在一间没有书的房间里，我感觉就像待在了一座空荡荡的屋子里。在我的家里，没有一间房间里是没有书的：不管是在佛罗伦萨的家中还是在纽约的家中。我的书甚至还放在厨房里、走廊里，当然还有起居室里。在我的卧室里，书架占据了我床前的整面墙壁。这样，我在睡觉前和起床后就都能看到它们，就像我小时候那样。我爱书爱到骨子里，它们对我来说是弥足珍贵的东西。我喜欢看着它们，触摸它们，将手轻轻地从它们身上掠过。我永远不可能将它们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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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年里，她用自己从意大利运来的家具和旅行中收获的物件来装饰自己的家。旅行中收获的这些物件在各个房间堆积，尽管看上去乱糟糟的，但是令她十分愉悦，房间装得满满的，的确需要好好打扫一番了。在墙上，她挂着东方的印刷品和各种类型的画作。“我对画作毫无免疫力，这是我的一种病症。有的时候，我会为了一幅画作花很多的钱。从俄国的东正教圣像到海地的原始画作，这其中无一不是花高价买来的。”她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她喜欢有历史的家具、法贝热彩蛋、彩色的灯饰、军用地图。尽管只有很少的人才有她的直接联系方式，她还是在各个楼层都安装了电话。若有人打电话给她，首先接过电话的必然是她在纽约的里佐利办公室的女秘书，而这个女秘书的任务就是回答所有的人：“奥莉娅娜·法拉奇不在，她目前在中国。”在家中，她彩色的便利贴贴得到处都是——小说手稿上、小玩意儿上、墙上。在家中的门铃上，她也会经常贴着一张带有“你们走吧”字样的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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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脾气不但没有变好，反而越来越糟糕，久而久之，甚至变成了一种妄想症。她和所有的人争吵：她在常去的餐厅里，和坐在自己旁边桌子上大声说话的人争吵；和把垃圾放在走道上的邻居争吵；和把乘客送到附近后，坐在车上边听收音机边等客人的司机争吵。有的时候，她甚至会从家中怒吼着冲出来制止他们。她隔段时间便会和自己在意大利的出版商争吵，也经常同国外的出版商争吵。纽约里佐利办公室给她安排的女秘书都被她以疯狂的节奏更换掉，每一次她都用各种可怕的借口将其赶走。要出版她的图书的意大利出版商给她发的邮件每一次都被退回。有的出版商，如果想要继续同奥莉娅娜合作，在邮件上甚至要使用假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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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邮报》的经理催促她交稿时，她愤怒了：“你们所有的人都一样，你们最后就是想要这个，我看透你们了。”她再也不想为报社工作了。她认为自己是一名作家，这样就足够了。那本伟大的有关她家族的小说是她的最后一部作品。在她看来，为这部作品所倾注的所有精力和努力都是值得的，即便她牺牲了所有的休息时间，她也丝毫不会抱怨。有一天她说：“写作会偷走你一生的时间。要是我在写一本书的话，我睡觉的时候都会带着这本书。我们一块儿睡觉，我还会梦到它。我在梦中还会看到打字机的键盘，看到我正在写的章节，看到我之前没有组织好的情节。我既不是疯子也不是一个受虐狂，每写完一本书，我都会对自己发誓：‘这是最后一本了，我再也不写了。’然后我就会陷入类似强直性昏厥的状态中，这种状态会持续三四年，甚至五年。对于出版商们和读者们的抗议——‘什么时候出新书，什么时候’——我也是充耳不闻。我一动不动，就像是冬天在积雪下面冬眠的乌龟一样。我再也不会写作。但是，积雪总是会消融，冬天也总会结束，而那时我就会苏醒过来，忘记我当初的誓言，重新如痴如狂地投入另一本书的创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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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直用一台奥利维蒂打字机工作，即便是在出现了电脑之后。她狂热地工作时，因使用打印机而在身上留下不少痕迹。“脚夫们的手掌上都会生出老茧，我在指尖上也有。我喜欢它们。它们十分坚硬，十分美丽。即便用针去扎这些老茧，我也不会有什么感觉。”当她敲击键盘的时候，她需要听到敲击时所发出的那种噪声。她的键盘由于使用时间太长，已经有了破损；她还经常将点燃的香烟靠在打字机的边上，导致打字机上布满了烧灼的痕迹。随着时间的推移，购买条带，进行机器维护等已变得越发困难，但她也从来没有更换打字机的型号。一位男性朋友还记得：“有一天夜里，她给我打电话，断断续续地说：‘我这里来了一个傻子，一个白痴……他无法给我修理打字机。现在我怎么做？都结束了，我不会使用任何别的打字机。’幸好我这里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打字机。她说：‘你真是一个天才。你帮我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上帝啊，你是多么善良……’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给她送去了打字机。回到家中刚半个小时，她又给我打来电话，带着一种灾难般的语调：‘你的打字机按键上没有凹槽。我几乎要哭了。你要明白，我不适应。我再也没法写作了……’而那一次我的态度十分强硬：‘你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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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时，她喜欢用笨重的深色眼镜和硕大的帽子来遮住自己的脸。她希望自己能安静地独处，也后悔以前过多地将自己暴露在公众面前。“一位作家应该永远不让他的读者看到自己的样子。他应该将自己藏起来，不让别人从近处看到自己。但问题是，我发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那时候路上的行人都已经认识我了，他们在路上将我拦住——这种行为也让我十分焦虑和苦闷。多年前，当我同意摄影师将我的照片放在我作品封面上的时候，我就应该想到这一点了。如果能回到过去，我绝对不会同意他那么做的。”她和成功之间有着一种矛盾关系。她喜欢成功，因为成功带给她机会，让她接触到无数的人；但同时她又感觉成功对于她来说像是囚笼：“我从来没有追求过成功。是成功一直尾随着我”。 多年之前，她就开始拒绝阅读任何给自己的来信，她收到过太多的来信。“我收到了成百上千的信件，您大概对这个数字没有什么概念。”一九七九年时，她这样对一位美国记者说道，“我甚至都无法将它们一一拆开，更无法阅读它们。我的一位女博士还是学生朋友对我说：‘好吧，我把这些信件读给你听。’但是她很快就投降了，她对我说：‘我做不到，它们实在是太多了。’”那些年里，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给她写信：喜欢她作品的读者们、为了自己的事业而寻求她支持的委员会、邀请她演讲的教育机构和想要让她去上课的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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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私人文件中，还有一封美国院校邀请她去讲课的信件。她在回复的时候表示了自己的歉意，因为当她回复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两年半的时间。还有霍华德·戈特利布，他建议在波士顿大学以她的名字命名一份奖学金，她也没有立刻回复他，但这次是由于另外一种原因。“我当时觉得这个男人是在逗我玩儿，所以我没有回复他的来信。但是他后来又给我写了一封信，问我收没收到第一封信。于是我就给他打电话，问他是不是真的想要设立一份‘奥莉娅娜·法拉奇收藏奖学金’。他回答说是。我当时感到十分尴尬。”一九七七年，芝加哥哥伦比亚大学联系她，想要授予她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但不幸的是，他们的来信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那些年里，她正在写《男人》这部作品，当她打开学院的来信时，已经过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当时我正在准备晚饭——我喜欢做饭，这让我感到放松。哥伦比亚大学的这封来信到达后，我几乎是心不在焉地打开了它。我望向窗外，把正在花园中修剪玫瑰的父亲喊到身边。我跟他说：‘看，爸爸，他们想要在美国给我一个毕业证书，让我穿上长袍，戴上博士帽。’我的父亲抬起头：‘他们做得很好。’然后他就回去修剪自己的玫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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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总是惊讶于读者对自己的热情。来自各个国家、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给她写信：还在上小学的孩子们、想要宇航员地址的青少年们、准备迎接美国军队的征召前往越南的年轻人们，有一个女人甚至还给她推荐了一处诊所，说是那里可以帮助她停止妊娠。“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尽管我的工作既不简单也不令人愉快，但我还是受到了全世界的欢迎。我的作品从来都不是通俗易懂的，也不是轻松活泼的，至少从来不会令人愉快。我的作品总是十分严肃的，我也总是讨论十分严肃的话题，而大部分都是关于这个时代的沉重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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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偶尔也会打开一封信件，如果信中有什么东西能够打动她，她甚至会不辞辛苦地抽空回复信件。一对丹麦的夫妇，用她的名字命名了他们刚刚出生的小女儿，在写信给奥莉娅娜后，竟收到了她的回信，信上的收件人是那个小女孩。“奥莉娅娜愿你有一个美好、充实的人生。你要做一个正直、勇敢、于人有益的人。如果可能的话，你也一定要幸福。你不要害怕，永远也不要害怕人生的波析和苦痛。”一个意大利大学生团队也收到了她长长的回信，在信中她向他们解释说，她几乎从来不回别人的信，而他们是个例外：“我偶然间打开了这封信，我花了足足四十五分钟写了回信，因为我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件有益的事情，一件可以让你们高兴的事情。你们在信中写到没有钱购买电话，因为你们的积蓄仅仅能勉强买一个披萨，而且还要四个人分享。要是你们希望能多筹得一些钱，那就从事写作吧。”对于年轻人，她毫无免疫力。当她的国外出版商坚持让她为书籍做巡回演讲时，她回答说要是期间可以同孩子们会面，她就会接受。“不管在哪里，我都喜欢到当地的大学里去，因为我喜欢和更年轻的人交谈。他们对国家来说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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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总是仔细地阅读着自己书籍的反馈，但是总的说来，她和评论家们的关系是十分紧张的。她觉得他们都极其懒惰，因为他们只会稍微扫一眼最开始的几页，很少能继续深入地读下去；他们的嫉妒心也极强，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想写作，但是都有心无力。对于她来说，真正的评论家就是她的读者，那些一直以来购买她的作品，并且对她极其赞赏和喜爱的人。“一个作家，如果没有读者，那他就像是对着空气说话，得到的只有沉默；他的作品也只是一汪不被人需要的泉水，而他会比大海里的最后一条鱼更加孤独。每当我看到有人手中拿着一本我的作品时，我总是有一种想去靠近他的冲动；我也会像我的大伯布鲁诺——在他还是当时最大周刊之一的经理时表现的那样：为了看看究竟有多少人会读他辛辛苦苦完成的作品，大伯布鲁诺每周都会在他家附近的报亭待一段时间。每当看到有人过来买登有他写的文章的报纸时，他就会摘下帽子，略微弯腰并礼貌地说道：‘谢谢您，先生；谢谢您，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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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莉娅娜是二十世纪意大利最伟大的女作家之一。她写出的文章有着大自然般神奇的力量，这种力量能让植物都开花、结果。她的一位仰慕者、著名的美国女作家简纳特·法兰尼对她的印象是：“你属于自然界中创造者的行列，如大树一般，硕果累累。”她生活中每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在经过她的想象和加工后，都可以被写成一篇文章或一部小说。“我只知道，在我的眼里，所有的事物都是文学，无论是在吃饭的时候还是在采访的时候。这听上去似乎有点万有神论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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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来不会给知识分子写信，只是会用带有鄙视意味的词语来抨击他们；她反而经常给那些没有什么文化的人写信。一九六九年，一位评论家问她，在她写完一篇文章或是一部书后，她会将它们寄给谁，她回答道：“给罗密欧，一个心思细腻、好奇心强但没有文化的农民。”她会把她的读者设想成一位女裁缝、一位女佣、一名工人或一名粉刷匠。“妈妈让我懂得，我必须拒绝使用晦涩难懂的词汇、复杂而又隐晦的对话。我的妈妈十分睿智，但是可惜没有什么文化，因为她从未上过学。妈妈之前总会对我说：‘请你写得简单一点！因为我也希望自己能看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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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莉娅娜的写作风格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到了库尔乔·马拉帕尔泰的影响，她的作品也因此变得优秀。多亏了大伯布鲁诺，奥莉娅娜才得以在还是孩童的时候就读过他的作品。“这个托斯卡纳人就像是一个研究鸟类飞行的占卜者，他跟我说，我会有一个十分光明的未来。‘在你身上我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奥莉娅娜！总有一天，你会取得令人惊叹的成就。但不是在意大利，而是在国外。因为在意大利，他们会像憎恨我一样憎恨你。’‘为什么，马拉帕尔泰？’‘因为在意大利，出色的人若想要被这个社会接受，那他必须要等到自己进棺材，被埋在柏树下的那一天了。’”奥莉娅娜和他一样，极端的性格中都带有侵略性；她也像他一样，真实地描述着残忍的暴行和死亡。“和他一样，在写作时，我试着让阅读我作品的人感到我的残忍：我强迫他们读我的作品。我希望我的作品让他们惊讶，让他们气愤，让他们怒火冲天，然后又被深深吸引住。这是一个十分费力的游戏，但是在最后是如此地令人愉悦。”她最喜欢和欣赏的意大利作家是伊塔洛·卡尔维诺和娜塔丽亚·金兹伯格，即便这两人的写作风格和她的相差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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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写作风格总是极其自然，就像是在进行一次会话一样。“我写作的时候，就像是在给我的妈妈或者爱人写信一样。”她解释道。但是如果看一下她作品的筹备材料，人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奥莉娅娜的语言是如此流畅，为什么她的作品是如此伟大了。如果她对写出来的文章不满意，她就会扔掉已经写了上百页的文稿，甚至是扔掉整本小说，然后重新再写。“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一个对语言的精确有着苛刻要求的狂躁症患者。我总是害怕自己的文章出错，从来没有对我写出来的东西满意过。”她会仔细检查并斟酌文章中的每一个用词、每一行句子，她痴迷于文章的节奏之中。“写出一篇有如音乐般的散文是有可能的。和诗歌一样，这篇散文也具有音乐性和韵律美的特征。散文和诗歌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自由体诗完全可以和散文混为一谈。”她把每一种翻译都视为背叛，因为别的语种是表达不出她原作中只有用意大利语才能表现出的韵律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的海外出版商们都对她十分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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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的作品要被翻译成她懂得的语言，比如英语、法语或者是西班牙语时，修改稿件便成了让出版商们头疼的事。她亲自校审，并要求翻译的译稿要达到实际上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效果，也就是要精确地重现原文中的语言所传达的意思。她坚持在翻译中保留原作中的所有内容，包括标点符号、音节和段落的划分。即便这是在翻译中极其不适用的，她也根本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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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之后，美国出版商强纳森·伯恩罕还记得，他当初为了说服她同意翻译她的一部作品，而亲自到她家中拜访的情景：尽管当时那部作品的翻译工作已经完成了，但她还是反对我们出版。“奥莉娅娜坚持让我去意大利，让我和她一起一页一页地检查翻译的内容。就这样，我去了佛罗伦萨。九点我到了她的家，随即我们马上开始了审查工作，而在见面后她甚至连一句你好都没跟我说过。我们一直工作到晚上六点。中途没有吃过任何食物，喝过任何饮料——除了咖啡和水。我还记得第一天，光是在第一行上，我们就花费了约二十分钟的时间。我之前真是愚蠢极了，直到那时我才明白，她想要的是她的英语——法拉奇式的英语，任何人想要她改变这个想法都是十分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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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名气越大，和出版商之间的关系就变得越紧张，特别是和意大利的出版商——里佐利。当她在进行一部小说的写作时，她害怕这个消息被传出去。她经常在自己寄出的手稿上写假的昵称或姓名，这样一来，别人对这份手稿就不会有太强的好奇心。她对那份手稿的收件人——一位编辑要求道：“除了指定的工人和排字工外，谁也不能看到这文章。这里的‘谁’包括自己最亲密的家人。事实上，她不准家中任何不相关的人查看邮寄到家中的文章。无论是谁——包括自己的父亲——都一律禁止。”她会亲自监督每一本书的所有细节，从使用什么类型的字体到选择什么样的封面，她都亲自过问。她也不接受对文章的任何改动。她总是给同一个编辑写道：“不要改，绝对不要改段首。这是我的怪癖，即便对翻译作品我也还是会提出这样强烈的要求。那些文字就应该一个字不差地待在它们应该待的地方。她的文字对她来说，就如《圣经》一样神圣，任何人都不能随意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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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件意外的小事都会激怒她，引出她的怒火。她的坏脾气也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了。她的一些朋友虽被准许进入她的家中，但是他们要接受她粗鲁的处事方式。他们当中一个人还记得，有一次吃晚饭时，她给他切了片沙拉菜叶，但他觉得这片菜叶太大了。听到这话后，她就尖叫道：“你还是和以前一样，是个被宠坏了的浑蛋，你的妻子他妈的怎么能受得了你？”政治学家乔万尼·萨托利，在年轻的时候就认识她。在她最后的几年时光里，他们还曾在纽约相遇，而他对她的记忆停留在了美味的晚餐上：“她是一位十分出色的厨师，当她心态十分平和的时候，在家中和她之间的谈话是非凡的。”奥莉娅娜十分喜欢为朋友们做饭，她做的油炸食品，鲜美而不油腻，尤其受朋友们的好评。她说，即使油炸食品是垃圾食品，但是它们依然很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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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萨托利说服她去纽约的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接受检查的。一九九二年，一位肿瘤专家在意大利给她做了手术，这次手术结束后，她便拒绝任何的检查，因为仅仅从她的症状就已经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她体内的癌细胞正在扩散。莫妮卡·福尼耶，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意大利籍肿瘤女专家，还清楚地记得这位病人：“她仅做了一次放射治疗和一次化疗。事实上她很少来医院，因为她的身体原因，出门对她来说已经很困难了，何况她也不想出门。通常都是我们医生亲自到她家里去。她很少接受治疗或服用药物——很多东西她都不想使用，因为她害怕会产生其他的严重后果。”她还记得，奥莉娅娜当时最担心的是癌细胞会不会转移到眼睛上，因为这将会损害她的视力，阻止她继续写作。“她拒绝一直接受药物治疗或饮食治疗。奥莉娅娜当时说，一个人一旦接受了治疗，那么她就会永远受制于医院：她会被要求做各种事，做各式各样的抽血检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她就变成了‘某种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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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莉娅娜从来不会掩盖自己患了癌症的事实。一九九二年，在被诊断出癌症后，她随即就在《华盛顿邮报》的一次访谈中宣布了这个消息。一年之后，在面对意大利的电视镜头时，她又一次谈论起了这件事。在意大利，那些患有癌症的人总是对自己的病情难以启齿，这让她深感不满：“我没法理解他们的这种羞怯，他们对于‘癌症’这个词极度反感。这甚至都不是一种传染性疾病，它不会传染。意大利人应该像美国人那样，从容地、公开地、不加掩饰地说出：我——患了——癌症。说出来吧，就像人们说我有肝炎、肺炎，我的腿骨折了那样，大胆地说出来吧。我就是这么做的。我觉得这样做就是在驱逐它。”就像她生命中的所有事情一样，疾病也变成了一场战争。“我和癌症之间的关系就是战争中的敌对关系，我们是彼此的敌人，我们相互射击，相互厮杀，就像在战争中一样。他想要杀死我，我想要杀死他。我之所以使用‘他’来称呼，是因为我无法把他仅仅当作一件物品或者一种抽象的东西来和他对话。对我来说，他就是一种活着的生命，一种来自别的星球的生命，一个外星人，他入侵了我的身体，想要拖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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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面对摄像机镜头谈论肿瘤时，她一支接一支地点燃香烟。既然现在已被确诊得了肿瘤，那她更没有理由停止抽烟了。她这么说道。另外，她也确信，即便肿瘤转移到肺部，那也不可能是她抽烟的结果，只可能是她和美国军队一起在科威特时吸入了黑烟的后果：伊拉克军队在撤退的时候焚烧了大量的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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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当美国率领的国际联合军队占领波斯湾时，她最后一次回到了前线。她想要看看，此时在高科技通信工具协助下的战争到底是什么样子。那时，美国指挥部监控着每一位派驻记者的一举一动，她当时看到的和她过去所看到的完全不同。“对于一个像我这样做过战地记者，并将战地看作生命一部分的人来说，这是令人泄气的，是耻辱的，让人感到极度的不舒服。他们不想让人们看到死者。因为在越南的时候，我们报道了太多，也目睹了太多的死亡，我们也通过语言和图片让人们看到了太多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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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也是导致她最后几年一直处于孤独中的原因之一。“和别人约会让我很烦乱，因为我不知道，也无法预测那一天我的身体舒不舒服。”在一封信中，她袒露，她独自一人住在纽约的家中，甚至都不想要雇一位女佣。尽管如此，她的很多朋友还是试着给她找了一位女佣。但即便他们给她找的女佣十分值得信赖，既不懂英语也不懂意大利语，她也还是不想要。她之所以这么坚决，只是为了保守有关她工作的秘密。她也不想让别人看到在饱受疾病的折磨后，自己虚弱的一面。有一天，一位意大利记者说服了她，让她接待了自己。他带着一位年轻的同事前去拜访了她。他还记得在看到奥莉娅娜因疾病而变得瘦削的身体后，自己惊讶的神情。“门锁转动了两下后，这位身材瘦小的女士出现在了我们面前，她穿着没过膝盖的裙子、蓝色的毛衣和肉色的袜子。她的小脚和脚上穿的毛毡便鞋尤其令我印象深刻，因为它们让我想起了在托斯卡纳的乡下，那些年老妇女在中世纪的小镇相遇后，坐在家门外谈天说地时的情景。她用一根指头指着我，对我严肃地说道：‘出了这个屋子后，如果你跟别人说你来过这里，我会把你的头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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