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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莉娅娜的写作风格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到了库尔乔·马拉帕尔泰的影响，她的作品也因此变得优秀。多亏了大伯布鲁诺，奥莉娅娜才得以在还是孩童的时候就读过他的作品。“这个托斯卡纳人就像是一个研究鸟类飞行的占卜者，他跟我说，我会有一个十分光明的未来。‘在你身上我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奥莉娅娜！总有一天，你会取得令人惊叹的成就。但不是在意大利，而是在国外。因为在意大利，他们会像憎恨我一样憎恨你。’‘为什么，马拉帕尔泰？’‘因为在意大利，出色的人若想要被这个社会接受，那他必须要等到自己进棺材，被埋在柏树下的那一天了。’”奥莉娅娜和他一样，极端的性格中都带有侵略性；她也像他一样，真实地描述着残忍的暴行和死亡。“和他一样，在写作时，我试着让阅读我作品的人感到我的残忍：我强迫他们读我的作品。我希望我的作品让他们惊讶，让他们气愤，让他们怒火冲天，然后又被深深吸引住。这是一个十分费力的游戏，但是在最后是如此地令人愉悦。”她最喜欢和欣赏的意大利作家是伊塔洛·卡尔维诺和娜塔丽亚·金兹伯格，即便这两人的写作风格和她的相差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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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写作风格总是极其自然，就像是在进行一次会话一样。“我写作的时候，就像是在给我的妈妈或者爱人写信一样。”她解释道。但是如果看一下她作品的筹备材料，人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奥莉娅娜的语言是如此流畅，为什么她的作品是如此伟大了。如果她对写出来的文章不满意，她就会扔掉已经写了上百页的文稿，甚至是扔掉整本小说，然后重新再写。“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一个对语言的精确有着苛刻要求的狂躁症患者。我总是害怕自己的文章出错，从来没有对我写出来的东西满意过。”她会仔细检查并斟酌文章中的每一个用词、每一行句子，她痴迷于文章的节奏之中。“写出一篇有如音乐般的散文是有可能的。和诗歌一样，这篇散文也具有音乐性和韵律美的特征。散文和诗歌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自由体诗完全可以和散文混为一谈。”她把每一种翻译都视为背叛，因为别的语种是表达不出她原作中只有用意大利语才能表现出的韵律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的海外出版商们都对她十分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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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的作品要被翻译成她懂得的语言，比如英语、法语或者是西班牙语时，修改稿件便成了让出版商们头疼的事。她亲自校审，并要求翻译的译稿要达到实际上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效果，也就是要精确地重现原文中的语言所传达的意思。她坚持在翻译中保留原作中的所有内容，包括标点符号、音节和段落的划分。即便这是在翻译中极其不适用的，她也根本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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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之后，美国出版商强纳森·伯恩罕还记得，他当初为了说服她同意翻译她的一部作品，而亲自到她家中拜访的情景：尽管当时那部作品的翻译工作已经完成了，但她还是反对我们出版。“奥莉娅娜坚持让我去意大利，让我和她一起一页一页地检查翻译的内容。就这样，我去了佛罗伦萨。九点我到了她的家，随即我们马上开始了审查工作，而在见面后她甚至连一句你好都没跟我说过。我们一直工作到晚上六点。中途没有吃过任何食物，喝过任何饮料——除了咖啡和水。我还记得第一天，光是在第一行上，我们就花费了约二十分钟的时间。我之前真是愚蠢极了，直到那时我才明白，她想要的是她的英语——法拉奇式的英语，任何人想要她改变这个想法都是十分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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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名气越大，和出版商之间的关系就变得越紧张，特别是和意大利的出版商——里佐利。当她在进行一部小说的写作时，她害怕这个消息被传出去。她经常在自己寄出的手稿上写假的昵称或姓名，这样一来，别人对这份手稿就不会有太强的好奇心。她对那份手稿的收件人——一位编辑要求道：“除了指定的工人和排字工外，谁也不能看到这文章。这里的‘谁’包括自己最亲密的家人。事实上，她不准家中任何不相关的人查看邮寄到家中的文章。无论是谁——包括自己的父亲——都一律禁止。”她会亲自监督每一本书的所有细节，从使用什么类型的字体到选择什么样的封面，她都亲自过问。她也不接受对文章的任何改动。她总是给同一个编辑写道：“不要改，绝对不要改段首。这是我的怪癖，即便对翻译作品我也还是会提出这样强烈的要求。那些文字就应该一个字不差地待在它们应该待的地方。她的文字对她来说，就如《圣经》一样神圣，任何人都不能随意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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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件意外的小事都会激怒她，引出她的怒火。她的坏脾气也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了。她的一些朋友虽被准许进入她的家中，但是他们要接受她粗鲁的处事方式。他们当中一个人还记得，有一次吃晚饭时，她给他切了片沙拉菜叶，但他觉得这片菜叶太大了。听到这话后，她就尖叫道：“你还是和以前一样，是个被宠坏了的浑蛋，你的妻子他妈的怎么能受得了你？”政治学家乔万尼·萨托利，在年轻的时候就认识她。在她最后的几年时光里，他们还曾在纽约相遇，而他对她的记忆停留在了美味的晚餐上：“她是一位十分出色的厨师，当她心态十分平和的时候，在家中和她之间的谈话是非凡的。”奥莉娅娜十分喜欢为朋友们做饭，她做的油炸食品，鲜美而不油腻，尤其受朋友们的好评。她说，即使油炸食品是垃圾食品，但是它们依然很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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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萨托利说服她去纽约的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接受检查的。一九九二年，一位肿瘤专家在意大利给她做了手术，这次手术结束后，她便拒绝任何的检查，因为仅仅从她的症状就已经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她体内的癌细胞正在扩散。莫妮卡·福尼耶，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意大利籍肿瘤女专家，还清楚地记得这位病人：“她仅做了一次放射治疗和一次化疗。事实上她很少来医院，因为她的身体原因，出门对她来说已经很困难了，何况她也不想出门。通常都是我们医生亲自到她家里去。她很少接受治疗或服用药物——很多东西她都不想使用，因为她害怕会产生其他的严重后果。”她还记得，奥莉娅娜当时最担心的是癌细胞会不会转移到眼睛上，因为这将会损害她的视力，阻止她继续写作。“她拒绝一直接受药物治疗或饮食治疗。奥莉娅娜当时说，一个人一旦接受了治疗，那么她就会永远受制于医院：她会被要求做各种事，做各式各样的抽血检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她就变成了‘某种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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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莉娅娜从来不会掩盖自己患了癌症的事实。一九九二年，在被诊断出癌症后，她随即就在《华盛顿邮报》的一次访谈中宣布了这个消息。一年之后，在面对意大利的电视镜头时，她又一次谈论起了这件事。在意大利，那些患有癌症的人总是对自己的病情难以启齿，这让她深感不满：“我没法理解他们的这种羞怯，他们对于‘癌症’这个词极度反感。这甚至都不是一种传染性疾病，它不会传染。意大利人应该像美国人那样，从容地、公开地、不加掩饰地说出：我——患了——癌症。说出来吧，就像人们说我有肝炎、肺炎，我的腿骨折了那样，大胆地说出来吧。我就是这么做的。我觉得这样做就是在驱逐它。”就像她生命中的所有事情一样，疾病也变成了一场战争。“我和癌症之间的关系就是战争中的敌对关系，我们是彼此的敌人，我们相互射击，相互厮杀，就像在战争中一样。他想要杀死我，我想要杀死他。我之所以使用‘他’来称呼，是因为我无法把他仅仅当作一件物品或者一种抽象的东西来和他对话。对我来说，他就是一种活着的生命，一种来自别的星球的生命，一个外星人，他入侵了我的身体，想要拖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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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面对摄像机镜头谈论肿瘤时，她一支接一支地点燃香烟。既然现在已被确诊得了肿瘤，那她更没有理由停止抽烟了。她这么说道。另外，她也确信，即便肿瘤转移到肺部，那也不可能是她抽烟的结果，只可能是她和美国军队一起在科威特时吸入了黑烟的后果：伊拉克军队在撤退的时候焚烧了大量的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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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当美国率领的国际联合军队占领波斯湾时，她最后一次回到了前线。她想要看看，此时在高科技通信工具协助下的战争到底是什么样子。那时，美国指挥部监控着每一位派驻记者的一举一动，她当时看到的和她过去所看到的完全不同。“对于一个像我这样做过战地记者，并将战地看作生命一部分的人来说，这是令人泄气的，是耻辱的，让人感到极度的不舒服。他们不想让人们看到死者。因为在越南的时候，我们报道了太多，也目睹了太多的死亡，我们也通过语言和图片让人们看到了太多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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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也是导致她最后几年一直处于孤独中的原因之一。“和别人约会让我很烦乱，因为我不知道，也无法预测那一天我的身体舒不舒服。”在一封信中，她袒露，她独自一人住在纽约的家中，甚至都不想要雇一位女佣。尽管如此，她的很多朋友还是试着给她找了一位女佣。但即便他们给她找的女佣十分值得信赖，既不懂英语也不懂意大利语，她也还是不想要。她之所以这么坚决，只是为了保守有关她工作的秘密。她也不想让别人看到在饱受疾病的折磨后，自己虚弱的一面。有一天，一位意大利记者说服了她，让她接待了自己。他带着一位年轻的同事前去拜访了她。他还记得在看到奥莉娅娜因疾病而变得瘦削的身体后，自己惊讶的神情。“门锁转动了两下后，这位身材瘦小的女士出现在了我们面前，她穿着没过膝盖的裙子、蓝色的毛衣和肉色的袜子。她的小脚和脚上穿的毛毡便鞋尤其令我印象深刻，因为它们让我想起了在托斯卡纳的乡下，那些年老妇女在中世纪的小镇相遇后，坐在家门外谈天说地时的情景。她用一根指头指着我，对我严肃地说道：‘出了这个屋子后，如果你跟别人说你来过这里，我会把你的头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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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妥协（法拉奇传） 23 愤怒与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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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rabbia e l’orgog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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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九月十一日，她当时正在自己纽约的家中。和往常一样，她在继续创作着自己的小说。突然，有种东西让她感到惊恐。时间就像静止了一般，空气也仿佛沉默了。她打开了电视，因为电视出了故障而没有声音，但是她可以看到屏幕上的人在独自讲述时的口形。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的其中一座在被飞机撞击后，此时正在燃烧着。当电视记者们正在向一名见证人提问时，第二架飞机撞击了另一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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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发生后，美国举国震惊。恐怖主义第一次把目标锁定在了美国，而且是以一种最为轰动的方式——两架被他们劫持的飞机撞击了纽约的标志性建筑物——摩天大楼，而第三架飞机落在了五角大楼的一侧，第四架被他们劫持的飞机正在飞向国会所在地的途中，由于机上乘客们的反抗，最后落入了一片树林中。基地组织以一种前所未有之势攻击了美国。奥莉娅娜当时就在世贸中心附近，距离不过几个街区。她给自己的一位警长朋友打电话，因为她想去看看现场的情况。“她请求我帮助她，她想进入已经被封锁了的世贸中心周围，到附近去看看。她试着获得一份官方许可证。她说自己是一位作家、一位战地记者，但她最后还是没能获准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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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能到事发现场，她就只能不停地留意着电视里播放的双塔燃烧的镜头，尤其是为了逃生的人们，从着火的摩天大厦上纵身跳下，从几百米的空中垂直落下的画面。“上帝啊，我以为我看到的是一场战争。我觉得战争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了，我已经有所免疫，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战争令我生气，让我感到愤怒，我一直觉得现实中再没有什么能够比战争更让我惊讶的事了。在战争中，我看到的总是人们被杀死。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人们自己去自杀——他们没有降落伞，却纵身从八十层、九十层、一百层的楼上往下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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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给她打电话以确认她是否安全。那些没有联系上她的，就会给她传一份电报。为了让他们放心，她给所有的人都回复了一遍，但是此刻她不想见任何人。因为她觉得对话着实是一件令人心烦的事。她给一位法国女性朋友写道：“尽管在战争中我已看到过太多恐怖的画面，但这件事还是让我十分震惊。我愤怒得就像是一头野兽那样。整座城市都变成了一座坟墓。纽约城里原来令人无法忍受的、如地狱般的嘈杂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冰冷的沉默。或者，还是说墓地里的那般沉默更好。这里的一切都不再正常运转了——桥梁、隧道、办公室。只有医院还开着，当然还有停尸房。”她觉得这座立体的、疯狂的城市遭受的痛苦，就像自己遭受了创伤一样——这里是她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家啊。一九六二年在《战争中的佩内洛普》中，她还赞颂过这里。在那部小说中——带着作家某些时候特有的先见之明——她几乎预测了这次谋杀。主人公和自己深爱的男人在晚上登上帝国大厦，他给她指着一个最低的点：“你能看到我们下面的那个平台吗？有一次从上面掠过一架飞机。”“噢，上帝啊！那这座大厦没被撞毁吗？”“没有，飞机被撞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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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天的时间，她都在家里转来转去，无法做任何事情。她知道自己应该继续工作，继续小说的创作。她病了，她所剩的时间不多了，如果她被当前的这次恐怖袭击分散了注意力，她将无法继续写作。最后，她无法平息自己，做了一件她之前从来不会做的事情：她拨通了意大利《晚邮报》的经理费鲁乔·博尔托利的电话。在电话中听完她的宣泄之后，他给她提了一个建议：“我们可以进行一次采访，你觉得这个提议怎么样？”奥莉娅娜接受了这个提议，但条件是必须由她亲自进行这次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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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重新开放了领空后，费鲁乔·博尔托利乘坐了一班最早飞往纽约的飞机。九月十五日，他到达了她的家中。他甚至都不需要对她做采访，因为奥莉娅娜在等待他的时候已经写好了采访内容、问题和答案。当他建议在社论下方加上她的名字时，奥莉娅娜同意了，但是提出了很多问题：她想知道这个采访会占据多大的版面，是不是在第一页，他们会为这篇文章配上哪张图片。她选择了一张背景为世贸中心的照片。她也自己定好了题目：《愤怒与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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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于九月二十九日发表在《晚邮报》的四张插页上。文中，她阐述了自己对意大利公众的观点，这产生了新的爆炸性效果。和她以前的文章一样，她在这次报道中所使用的语调还是那样热情。但不同的是，这一次更加庄重，几乎是一次训话。报道的主题就是这次纽约的恐怖袭击事件，她特别谴责了欧洲在面对宗教激进主义分子时所表现出来的怯懦。奥莉娅娜特别赞扬美国人在逆境中所表现出的团结一致和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是她在意大利人中所感受不到的。文章最后以这句话结束：“我那时候想要说的我都已经说了。我的愤怒与骄傲支配着我，我未受外界污染的思想和年龄也同意我这么做。现在我需要重新开始我的工作，我再也不希望被别人打扰。一切都到此为止，就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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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继续投入到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去，但事实上这次采访只是一个开始。她的文章所引发的冲击已足以启动一架机器了，她也将自己人生中最后几年的时间投入其中。报纸在几小时内售罄。采访一经发表，便引发了社会激烈争论。许多评论家在随后的几天内，陆陆续续地在《晚邮报》和其他的意大利报纸上回击她。不久之后，这场争论的战场也转移到了海外的主流报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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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之后的十二月，奥莉娅娜在自己的一本书中插入了这篇文章，其题目也成了这本书的书名。她还在书中收录了之前她发表在日报上的关于太空问题的剪报。这本书一经出版便遭到哄抢，两周之内，仅在意大利销量就达七十万本，不久之后，这个数字就到了一百万。这本书还被翻译成十六种语言在全球发行。奥莉娅娜会亲自翻看每一个译本，有的时候她还会将翻译的句子扩展开来。总之，她密切关注着翻译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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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控诉她“煽动种族和宗教仇恨”，为了反击这个控诉，她只能重新开始她的采访。多年之前，她曾经给一位国外同事写道：“做一名记者，对我来说，意味着做一个不听话的人；而做一个不听话的人，对我来说，又意味着站在了主流观点的对立面。要想站在其对立面，我就必须要讲述真相，因为真相往往站在主流观点的对立面。”宗教激进主义分子对她的威胁让她确信，她更应该毫无畏惧地，坚持说出自己所想的东西。多年前有人问她，从事记者职业时，她随身会带些什么。她是这样回答的：“我希望首先是勇气，因为勇气是我为数不多的美德之一，这一点没人能够否认。我为勇气所痴迷，不管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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